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特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危机

各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形成不仅直接取决于社会制度，而且也受具体历史条件、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特点以及固有传统的影响，它们既反映在学校结构上，也反映在学校的名称上。但是在这一切形形色色之中也有共同的特点，不仅在国家学校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方向上有共同的特点，而且在学校的内部结构上也有共同的特点。

一些国家在历史上形成了管理学校制度的地方分权和州（美国、加拿大）、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省（瑞士）的自治，它们有权选择学校结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计划各种类型学校的发展和经费，这就大大方便了统治阶级保持和加强对教育的垄断。法国在教育制度的管理上确立了严格的中央集权制，但在教育制度范围内也实行社会分化，表现在为劳动人民子女设立的死胡同式学校和为社会上层设的完全中学。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学前教育机构一般容纳很少一部分适龄儿童。它们不被包括在教育制度中，其中大多数是私人机构。它们由教会、宗教团体或私人开办和支持。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结构包括普通学校、职业和技术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

普通学校的结构具有各种类型、阶段和名称，但是在建立学校的基本原则、教学任务和性质上，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许多共同点。

小学（初等学校）作为劳动人民子女受教育的最普遍的形式，主要是以实质教育的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小学的学习年限在各国不同：在美国是6～8年，挪威7年，英国6年（5～7岁为幼儿学校，7～11岁为小学），日本、比利时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个别地区为6年，法国、意大利为5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瑞典为4年等。在许多国家（美国、英国等），小学生按能力分组（分成A组、B组、C组，有时还有D组、E组）。

资产阶级教育学制造了各种类型的“天才儿童”的理论，似乎遗传决定了智力的或理论的天赋，社会的或实践的天赋，表演的或艺术的天赋（美国、英国等），以及理论的、实践的或理论—实践的天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确定天赋的类型，即按各种方向挑选学生，是在学习的早期进行的。进行的方式有：小学毕业后就用课文、单独的作业、各种题目以测验其灵敏性和知识面的程度（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采用观察、定向制度（法国等）；采用竞争性考试、教师的鉴定，在所谓的入学和升级阶段（五至六年级）通过教学过程进行观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等），以及其他测验方式。

这种选择的结果使70%～80%的学生（主要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继续在死胡同式的义务学校学习。这种学校在美国、日本是三至四年制的初级中学，在英国是四至五年制的“现代”学校，在法国是小学的高年级和普通市立中学，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主要学校的高年级（五至十年级），等等。义务学校的毕业生可以继续到职业教育系统受教育。

具有理论—实践能力的学生被送到不完全中学：英国的中等技术学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瑞典的实科中学，等等。顺利完成这类普通学校的教育就有权进入中等专业学校或作为职员参加工作。

完全中学的毕业生取得进入大学的权利。完全中学包括英国的文法学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瑞典的完全中学，法国的国立中学，美国、日本的高级中学的学术组，等等。完全中学的学习年限为12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13年。

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政策和学校制度的组织原则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国家的国民教育具有深刻的矛盾。近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关于教育的危机说的和写的有很多。[8]

1967年10月，国际教育专家会议（美国威廉堡）分析了以联合国教科文国际教育规划学院院长菲利普·库姆斯为首的来自18个国家的专家组所准备的关于世界各国教育状况的材料，向广大社会人士提出了即将来临的“在很多国家已能看到的世界性教育危机”能造成严重后果的警告。资产阶级思想家在谈到世界性教育危机的时候，不从社会的观点，不顾某一具体国家或一类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来分析各国的教育状况。

谈教育危机的有各社会集团和政党的代表、政府成员和学者。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专家在分析教育危机的性质时，甚至写到有必要进行“教育革命”“机会均等的革命”以及提高教学质量的“革命”。

教育当局和政府的代表在确认教育的危机时，主要从表面现象分析其原因：用于国民教育的经费不足，学校、教师不足，教学内容与当代科学和生产的要求不适应，等等。因此，他们从对国民教育进行局部改革、改变个别类型的学校、建立新型学校等方面寻找解决危机的出路。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教育危机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表现形式之一。这种危机表现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不能保证实现写在宪法上的一切居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不能满足当代经济、科学、技术的需要；资本主义不能全面利用科技进步的成就；统治阶级对教育的垄断与经济所提出的要求—现代工业企业工人的更高技术水平—之间矛盾的尖锐化；普通学校和高等学校的科研及教学和教育内容的军事化加强；国家垄断资本对青年的世界观、观点和信念的形成所施加的政治影响加强；教育理论的深刻危机（企图用教育和教学理论中的所谓多元论解脱危机）出现；进步力量争取教育制度和学校民主化的斗争高涨。

马列主义教育学影响的加强和进步力量争取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民主化斗争的高涨，迫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国民教育领域进行改革，以便尽可能使群众处于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控制之下。

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口头上承认国民教育的不完善和危机状态，佯装要使学校教学制度“民主化”，同时广泛宣传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理论：“统一工业社会”“趋同”“技术结构”“混合经济”等。

在各国都可以看到政府对国民教育的管理和计划加强集中领导，以加强垄断集团对青年教育和教学的影响；对普通学校和高等学校进行局部改革，以保持统治阶级对教育的特权；企图使资产阶级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现代化，给它们以“科学的”“客观的”外衣；力图对发展中国家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施加影响；加强了反对马列主义教育学和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和教学实践的破坏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