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本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所谓研究视角，就是“观察、分析、解释一个事物或一种现象的特定角度，任何一个视角都意味着一套特定的话语系统，即一套从基本的范畴、命题到方法原则所构成的理论话语”。[1]对于同一个研究主题，分析视角的差异会成为决定研究结果不同的重要原因。这也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中“解释”的功能与意义。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实质上就是一个如何看待高等教育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视角。因此，如果我们选择高等教育研究的不同研究视角，则对研究成果的创新意义重大。

对本书而言，笔者显然更倾向于采用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的方法论视角。一方面，高等教育学的研究需要保持对其他学科的开放，需要高等教育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奠基与关照；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完善更离不开高等教育研究的适切与自我立场。因此，在研究视角与方法论上，本书既要力图提供一套从“理性”“合理性”到“大学理性”的“话语系统”，又要尊重大学历史文献和大学实践，从高等教育哲学层面汲取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互交互融的理论洞见，考察大学变迁过程中的各种普遍与特殊质素，诠释历史与当下大学“之所以如此发展”的内在行动逻辑与自我洞见。

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学就是以解释的方式理解社会行动，并据此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对这种活动做出因果解释。他对犹太教、基督教、儒教、道教、印度教和佛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未完成）进行了比较研究，就运用了“理想类型”方法，即研究者对复杂的现象进行提纯的一种主观思维构造，是为了对现象进行分类和比较分析时的一种主观建构。“理想类型”（ideal type）又可称为“纯粹类型”（pure type），它既是韦伯社会认识的方法，也是他“理解的社会学”概念工具的统称。“理想类型”中的“理想”，意味着从可能中认识事物。所谓可能性，按照康德的见解，是指在思维中凡不引起矛盾，亦即概念中不包含矛盾的东西，都具有逻辑上的可能性。使用“理想类型”认识和解释现象，也就是以“可能性”为中介探讨事物的“现实性”。因此，理想类型作为一种认识方法的特点，就在于它是通过“可能性”认识“现实性”。根据韦伯的看法，目标合理的行动是一种“理想类型”，因而从形式上看，理想类型是一种抽象理论的概念结构。

综合起来，韦伯“理解的社会学”中的“理解”，从思维的抽象上可以认为包含两方面的因素：（1）说明“原因”，这主要与对社会现象作因果性考察有关；（2）解释“意义”，亦即探寻动机、意图对诱发社会行动的重要性。在实际操作中，说明和解释是相互包容的，或是解释性的说明，或是说明性的解释，整个过程就是“理解”，其主要方法论手段就是理想类型。[2]

韦伯的研究方法论对本书“大学理性”主题的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大学理性”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种历史现象，它随着大学的兴起、发展和演进，可以借助“理想类型”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说明与解释。正如韦伯所说：“那些支配一个时代的人物，亦即散布在他们之中而起作用的‘观念’本身，只要其中涉及任何较为复杂的观念结构，就只能以理想类型的形态被我们用精确的概念所把握，因为它们实际上就存在于无数不定的和变动着的个人头脑之中，而它们的形式和内容、清晰性和意思在这些个体中也有着极其繁复的层次差异。”[3]因此，本书对大学理性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就是“理想类型”。

当然，具体的研究方法则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和概念分析法。一方面，根据大学历史文献来说话是进行“大学理性”研究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堆砌史料却无严密推理论证，则会难以发现历史逻辑，得不出有说服力的历史结论。因此，本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历史文献资料与高等教育哲学史的紧密结合。

一是文献分析（documentary analysis）：包括历史研究、文献综述以及对实践活动和政策的分析。[4]这是一种以历史研究为基础，在弄清历史事实与占有文献的基础上，对历史和文献进行解释的方法。历史研究应用的范围很广泛，它不仅应用于社会学科领域，也应用于自然学科领域，如生物学研究等。只要是追根求源，追溯事物发展的轨迹，探究发展轨迹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就属于历史研究的范围。简而言之，历史研究就是以过去为中心的研究，它通过对已存在的政策文献、资料、实践活动的深入研究，寻找事实，然后利用这些信息去描述、分析和解释过去的过程，同时揭示当前关注的一些问题，或对未来进行预测。

对高等教育来说，“历史的研究也就是提供种种比较，帮助理解当前：用过去大学的概念来阐明今天大学的概念；早先几个世纪大学的衰弱和复兴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今天大学的衰弱和明天大学复兴的可能性”。[5]有关大学发展史的资料文献浩如烟海，它们是研究者解读大学发展历史的具体文本，其中记载着大学这一组织形态的发生、发展、机构设置、管理、运作等各方面的思想印迹，在分析这些历史事件时，需要用解释学的方法来展示其原貌，从而解读大学理性。具体来说，大学理性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伴随着大学这一特殊历史组织形态的进程，首先需要从历史的视角进行解读，包括中世纪大学史、近现代欧洲大学史、美国大学史。

二是比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在两个或更多国家间开展的国际比较研究。[6]比较分析是对事物同异关系进行对照、比较，从而揭示其本质的思维过程和方法。梅（May）提出了稍显复杂的比较社会研究的视角：（1）以洋为鉴的视角，即将本国的实践置于别国背景下进行研究；（2）差异性的视角，即分析各国社会以不同方式发展的原因；（3）理论发展的视角，即关注比较研究对理论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4）预测的视角，即相信别国的经验有助于预测本国即将出现的情况。[7]这种研究方法与其他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比较的角度把握对象特有的规定性；研究对象必须具有可比较性，从而限定了研究的内容和范围；研究方法上以比较分析方法为主。由于研究结论是从比较分析的推论中得出，其客观性程度还有待实践证明并加以检验修正。

作为广泛应用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比较研究方法，主要作用有：（1）比较分析和历史研究相结合，有助于我们从现实问题入手，追溯大学发展的历史渊源并研究其发展的过程和规律；（2）运用比较方法对“大学理性”进行历史研究，分析大学不同发展阶段的本质联系，有利于深化对高等教育哲学史的研究；（3）通过对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问题的比较研究，为制定正确的高等教育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由于大学本身的形态和内容伴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变迁，其组织结构成为一个多元变化的连续体，且大学的具体情况在各国演化过程中也表现各异，甚至连大学理念也在变化，因此，研究“大学理性”需要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各个典型国家的各个发展阶段的大学进行横向和纵向、同类与异类等比较研究，从而在历史变迁中把握贯穿其中的大学理性的本质特征和总体趋势。

三是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包括大量的理论和哲学研究。[8]“文献分析和概念分析非常相似。由于概念分析的理论性比较强，更具哲学意味，因此，被认为是文献分析的变异体。”并且，“概念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以文献资料为研究基础，但倾向于更理想化的系统层次的研究，而非国家层次的研究”[9]。正如泰特指出的，概念分析本身必须关注概念及其富有争议的内涵，同时关注概念如何影响人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所有的高等教育研究实际上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使用和分析概念。

“大学理性”尽管无时无刻不体现在大学上，有时又会让人捉摸不透，难以准确理解和把握，但却极具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因此，概念分析将会有助于对大学理性的整体理解和真实把握。本书将会在大学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代表大学不同发展阶段的中世纪巴黎大学、近代德国大学、现代美国大学等国家高等教育及其相关历史人物进行系统层次的历史研究，并结合西方哲学发展史的理性演变历程，通过对“大学理性”的概念分析，清晰显示尽管大学理念在变化，但“大学理性”却始终是贯穿其中的内在逻辑。

[1] 冯向东.高等教育研究中“范式”与“视角”辨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3）.

[2]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82-288.

[3] ［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45.

[4] ［英］马尔科姆·泰特.高等教育研究进展与方法［M］.侯定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

[5] ［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新论［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8.

[6] ［英］马尔科姆·泰特.高等教育研究进展与方法［M］.侯定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7.11.

[7] 同上书，第209页.

[8] ［英］马尔科姆·泰特.高等教育研究进展与方法［M］.侯定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7.11.

[9] 同上书，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