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本书的基础概念与篇章结构

一、本书可能涉及的基础概念

鉴于本书研究主题的跨专业特征，尤其是“理性”“理性主义”及其衍生的相关概念在历史与现实中歧义纷呈，人们在运用同一概念时，所指并非完全一致，而这种现象在西方哲学史与教育学研究中早已司空见惯。因此，为了限定本书主题研究的范围，尽可能保证概念的前后一致性，有必要对文章主题可能涉及重要概念的内涵与出处作如下简要限定。

“感性”（sense）。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首先区分为作为低级认识能力的感性和作为高级认识能力的理性。感性通过先天的直观形式（空间和时间）去接受由于物体对感官的刺激而产生的感觉，从而为高级的认识能力提供对象和质料。感性直观是认识的开始，同时也是人类认识的不可超越的范围。[1]

“知性”（intellectuality）。康德把人的高级认识能力区分为知性、判断力和理性三种。他确定知性的先天思维形式是所谓纯粹知性概念即范畴（如质、量、因果性、必然性等），知性运用范畴综合统一感性材料才产生了经验或知识、经验对象或认识对象。而范畴之用于感性材料是以从范畴规定时间图形而引申出知性的先天原理（主要是因果性原理）这种形式进行的。康德认为，知性的这些先天原理是构成性的，是使经验与经验对象或科学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对象成为可能的原理，因而也是知性向人类认识能力或认识活动所颁定的先天法则或规律。[2]

“理性”（reason）。判断力作为知性和理性的中介，其作用在于运用知性的先天原理去统摄或规定特殊的感性现象，以形成关于对象的经验知识（后来康德称这种判断力为规定的判断力，以区别于《判断力批判》中的反思性判断力）。最终，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在于，通过它主观产生的关于无条件者的纯粹理性概念，即理念（灵魂、世界和上帝），以及寻求无条件的条件的理性原理去指导知性的活动，使经验或认识达到最大可能的继续、扩大和系统化。康德把理性的理念和原理的这种作用称为调节性的作用。[3]

“合理性”（rationality）。韦伯提出的“合理性”来源于他的法学思想，它是一个社会学范畴，与哲学的“理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法律社会学中，合理性含义包括由法规支配、体系化、基于逻辑分析意义、由理智控制。尽管韦伯的合理性思想直接来源于他对法律的分析，但他把这个概念推广应用于经济、伦理、宗教、文化诸领域。在所有这些领域里，合理性被看作与传统主义相对立的、现代欧洲独特文明的总和。[4]傅永军指出，“合理性”概念是韦伯通过改造黑格尔的“理性”概念而得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他赋予合理性概念以社会建构之意义”，将“现代性”等同于“合理性”“现代化进程”等同于“理性化过程”，“从而把狭义上被看作人的思考能力的理性拓展到人的行动或历史、社会等现实领域，成为人的行动及社会所具有的特性，以说明西方现代性的演进及其本质”[5]。韦伯力图从哲学的“理性”范式转换到社会科学的“合理性”范式，从而把作为人的思考能力的理性拓展到人的行动或历史、社会的具体现实领域，成为人的行动或社会所具有的特性。

“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16—2001）最早提出了投资者的“有限理性”的观点。西蒙于1947年在《管理行为：组织机构决策过程研究》提出有限理性概念，并在1958年与马奇合著的《组织》中进一步阐发其概念。通过对组织行为的实际考察，他认为人的信息加工和计算能力是有限的，任何组织都无法完全按照理性模式行动，故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只有有限理性才能对现实生活中的非理性行为给予合理的解释。

“理念”（idea）。来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论”，据说它的“起源和发展是在整个欧洲思想史上最困难、最复杂，也是影响最大、成果最丰富的过程之一；由于表达这一过程采用的是文学形式，因而使得确切理解它的这个任务就更加困难”[6]。在柏拉图哲学中，理念是万事万物如此这般存在的根据或原因，是隐藏在万事万物背后的、值得万事万物追求的存在；他将人的认识对象分为感觉所把握的变化不定的可感世界和理智、理性所把握的真实可靠的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而且，理念具有实在性和观念性二重性特征即作为实在性的存在，理念指共相、一般、形式；作为观念性的存在，理念又指人的概念或思想。而在康德看来，理念是纯粹的理性概念，指超越经验可能性之概念。因而，简要地说，哲学意义上的理念应是一种真理性的认识，是思想与事实的符合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理念”就是对大学的真理性认识。

“纯粹理性”（pure reason）。这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实际上就是“理性”“思辨理性”或“理论理性”。所谓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规定为一门以批判考察人类先天认识能力，即基于先天原理的认识能力为目的的科学，其主要任务就是要确定人类认识能力有哪些先天要素及这些先天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这里“先天的”不是指心理学上的特征，而是指认识论上的特征，不是指时间上在先，而是指逻辑上在先，即我们知识中独立于经验、不能为经验所证明的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素，这些要素就其不会有丝毫经验的因素而言是纯粹的，因而，它们只能是来自认识能力本身的知识形式，而不能是来自后天的知识内容方面的东西。[7]

“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这是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1788）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指理性的实践使用。它与“思辨理性”是平行关系的概念。[8]康德指出，“实践理性批判”的主要任务就是完整地确定实践理性的先天原理的可能性、范围和界限。该任务相对于确定理性的理论使用的先天原理及其范围、界限等要容易得多，因为纯粹理性自身就是实践的，因而也就具有自己的先天的实践原理，即应该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主观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客观原理。这个实践原理就是道德律或绝对命令，即纯粹理性向人心的高级欲望能力（意志）颁定的先天法则、规律或无条件的命令，意志所应做的就是以道德律为根据自立规律（即自律），敬重和遵从自立的规律，从而实现由道德律所体现或提交的最后目的——成为一个自由的，因而道德的意志。[9]

“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就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它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实现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工具理性”也称为“功效理性”“效率理性”“方法理性”或“技术理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渊源是韦伯所提出的“合理性”概念[10]。在韦伯的概念系统中，工具理性被称为“工具合理性”，其行动也称为目的—工具合理性行动。

“价值理性”（value reason）。也称实质理性，是行为人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即是否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忠诚、荣誉等，而不计较手段和后果，不看重所选择行为的结果。它所关注的是从某些具有实质的、特定的价值理念的角度来看行为的合理性。在韦伯看来，“价值理性”被称为“价值合理性”。如果工具合理性行动是排除价值判断或价值中立的行动，那么价值合理性行动则是引入价值判断的行动。[11]

“科学理性”（scientific reason）。科学理性和合理性问题是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它关涉科学的本质、科学的文化精神、科学在社会和人的价值实现中的地位等颇具争议的重要论题。有人认为，科学技术是以认识、改造世界，探究自然为中心的理性，称为科学理性；而思想道德是以认识、改造社会和人类自身，探讨精神追求、伦理道德为中心的理性，称为价值理性。[12]当然，也有人认为，由于“认知理性确立了理性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权威，主张追求知识真理，强调知识就是力量，激发了人们对认识对象的科学求知、探索精神和创造热情，也称为科学理性。”[13]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都属于人类理性，但从认识论层面看，二者又分属不同的理性范畴，科学理性属于人类的理论理性，技术理性则属于人类的实践理性。

“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韦伯把“合理性”的相对概念应用于社会结构分析时，做出了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区分。形式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主要被归结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

“实质合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实质合理性具有价值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判断；基本属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是一种主观的合理性。韦伯认为，从纯粹形式的、客观的行动最大可计算的角度看，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现代法律体系和行政管理是高度合理性的，但这种合理性是纯粹形式的，它与实质合理性即从特殊的实质目的上看的意义合理性、信仰或价值承诺之间处于一种永远无法消解的紧张对立关系之中。[14]有时，韦伯把目的—工具合理性称为形式合理性，把价值合理性称为实质合理性。[15]

“认知理性”（cognitive reason）“范式理性”“怀疑理性”。这三个概念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在功能上的区分。[16]“认知理性”表现为人们相信通过运用自己的理智就可以获得关于外部事物和社会生活的可靠知识；“范式理性”表现为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认识事物的理论原则，并在这些理论原则支配下去看待事物；“怀疑理性”则是旧范式局部或整体出现矛盾，人们试图找到新的视点或理论原理时的产物。“怀疑理性”充当革命或破坏者的角色，“范式理性”充当维持现状的保守性角色，“认知理性”处于二者之间。

“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eason）。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一个丰富的理论体系，其交往行为理论是典型的批判理论，批判的落脚点是劳动的过分合理化导致了交往的不合理化。简要地说，就是劳动偏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征服与顺从的关系，交往偏重的是人与人的理解和取信的关系。“交往理性”针对的核心是“工具理性”，但哈贝马斯认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不能沿袭传统哲学那样的批判角度。从韦伯的合理化范畴出发，他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卢卡奇的物化意识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贯穿起来进行分析，认为它们共同的贡献在于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的两大根本问题，即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但是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也表示出了不同意见，因而是一种“批判的批判”。马克思、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都具有这样的思想倾向，秉承西方传统理性，将工具理性作为现代性的对立面，认为人类社会和现代文明必须要扬弃工具理性才能够得以实现，尤其是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更是具有了后现代的倾向。而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的批判”还是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并将交往理性引入批判中，深刻阐释两种理性的关系，认为只有重建交往理性，才能真正克服工具理性带来的对人的统治，恢复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

“生命理性”（vital reason）。或称“人文理性”，有时候直接表现为“非理性”“反理性”形式，它以对传统理性的超越和解构为其鲜明的特征。19世纪中叶以后，对理性自身的批判成为一种思潮，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是其先驱，随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叶的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和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的生命哲学及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主义是该思潮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上半叶以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将其推向高峰。[17]它在传统上被称为“非理性主义”思潮，实际上是现代社会一种新的理性类型，因为在终极指向上都致力于自由法则的必然和人类意志的自由统一，致力于人的自由解放、人性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

二、本书的篇章结构

由于本书研究的是有关“大学理性”的问题，试图从理性哲学的历史视角结合大学的本质特征进行梳理和总结，因此，本书写作的基本思路和篇章框架如下：

第一章是“引论”。主要包括引言，大学理性失范表现、特征及其根源，大学理性失范与大学论争的再诠释，论题的研究意义、假设、思路与研究难点，最后是论题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选择、基本概念的界定等。

第二章是“大学理性的哲学基础”。本章设想探讨理性、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发展和演变史，探寻人类思想史上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互交互融，呈现“大学理性”研究的基本背景与哲学基础。

第三章是“西方大学史上的理性与变革”。通过结合包括知识、文化、政策、经济等在内的大学基本关系与特征的动态变化，描述各个历史阶段大学基本功能与使命的演变与冲突，论证中世纪大学、近现代大学与当代大学的理性与变革过程，呈现大学理性哲学的碰撞、对立与紧张关系，最终界定“大学理性”的基本概念。

第四章是“韦伯的‘理想类型’与大学行动”。作为一种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大学理性最终要落实到如何处理大学系统内部以及如何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生活实践中。因此，本章引入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逻辑与社会行动类型，尝试以大学理性为基石，以价值中立、学术自由、责任伦理为经纬，构建现代官僚体制背景下大学理性行动类型。

第五章是“大学理性与中国大学行动”。自从20世纪中叶一直到21世纪初，大学面对着来自政府、社会、家庭、企业、纳税人等多方面的指责，而全球化话语也在成为主流趋势。对此，本书在大学理性及其行动的分析框架下，对当前中国大学发展中的诸多重大热点问题给予重新解读与审视，分析现代大学最基本的使命，探讨从“学术自由”到“学术责任”的变迁过程，评析“知识分子”与“大学学者”之间的异同及其发展趋势。

[1] 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

[2] 同上书，第20页.

[3] 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0.

[4]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22-224.

[5] 傅永军.韦伯合理性理论评议［J］.文史哲，2002，（5）.

[6]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60.

[7] 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

[8]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

[9] 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1.

[10]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89.

[11] 同上.

[12] 郑永廷.研究和解决思想理论教育的新课题［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0，（2）.

[13] 黄南珊.西方理性概念内涵分析［J］.晋阳学刊，1995，（1）.

[14] 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27.

[15] 同上书，第93页.

[16] 韩震.重建理性主义信念［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15-16.

[17] 仪平策，王卓斐.论“理性”概念的五大基本范式［J］.理论月刊，2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