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假设与解释路径

总体而言，上述针对大学在当代及未来存在意义与价值的种种思考与诘问，由于脱离了大学赖以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环境，掺杂了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容易导致自说自话，很难突破原有的思维框架。通过“大学理性”的主题研究，本书将尝试性地提出一种新的解读维度。这对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大学而言，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

因此，“大学理性”研究可以成为一项既具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不仅可以拓宽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领域，还可以给高等教育发展是“如此而非彼”提供一种理论方面的诠释，为今后大学发展路径的可能性选择提供理论上的解读依据，即通过“大学理性”的研究既可以为“学术圈外对大学的质疑、批判与问责”提供解释，也可以为“学术圈内对大学重大问题的论争”提供新的理解维度。当然，这需要首先立足今天“实然”语境的当今大学的发展与问题，避免高等教育理论脱离社会实践的茫然与责难，并从“实然”表象出发，抽取出大学“应然”发展的内在逻辑，回应“实然”大学的现实生存与发展困境。

举一例来说，针对近年来对于韦伯及其学说的研究与诠释热潮，顾忠华在《韦伯学说》序言中说：“韦伯和我们今天现实处境的相关性，与其说是直接承继《儒教与道教》中的论证分析，倒不如说是间接地、迂回地透过他对生活在（由资本主义型塑出来的）‘现代条件’下之‘人类命运’的诊断，才得以突显其密切程度。亦因此，韦伯研究的社会学意涵，或许不在于强调韦伯的‘中国观’是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偏差，更重要的任务应该在于汲取他的理论洞见，借以考察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的各种普遍与特殊质素，进而对现状‘之所以如此’有多一分的自我认识。”[1]如此推论，对理性视野下大学理性主题的研究与解读，亦可通过考察理性主义变迁的轨迹及其表现出的特质，对历史与当下的大学“之所以如此”提供了更多的认识与视角。

简要地说，本书的研究假设可以表述如下：不管是中世纪大学兴起之时，或18世纪德国大学教学与研究并重的鼎盛时期，或现代美国大学研究与服务的风靡全球之时，抑或当代世界大学争相向“一流（或卓越）”转型之际，大学从来都是把对理性知识与客观真理的探寻作为自身合法存在的坚实根基，“大学理性”从未真正脱离大学传统。或者说，尽管问题丛生、质疑重重，但现代大学并没有丧失其探究世界的可靠资源。

在上述研究假设的基本框架下，本书的研究路径大致可分解到如下四个方面：（1）根据西方哲学史和高等教育哲学史，回顾探讨理性、理性主义的发展与演变历史，力图探寻人类思想史上理性与情感的交互性与有限性，从而探讨“大学理性”的哲学基础，即“理性”哲学思想的变迁及其对大学发展的影响；（2）通过大学概念变迁、西方大学史上的理性与变革的回顾，结合“理性”与“非理性”关系之研究，界定“大学理性”的基本概念（内涵与外延）；（3）通过引入韦伯“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及其社会行动学说，构建“大学理性”视野下的大学行动类型，力求真正做到“说与做、知与行”的统一，即由研究者的理论思想转化到实质性的社会行动；（4）利用“大学理性”的概念以及大学行动的理论框架分析当前中国大学改革与发展遇到的重大问题，并对当前从“学术自由”到“学术责任”、从“知识分子”到“学者”的变迁给出符合本书“大学理性”思想的学理解释。

当然，本书可能会存在如下方面的研究难点：（1）本书的研究对象涉及哲学史上最复杂的“理性”难题，包括理性概念、理性与非理性的相互关系，并以此作为哲学基础来认识高等教育问题，由于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背景，极容易在某些方面使研究流于表面，难以进入更深层次的解读，从而影响本研究过程与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适用性；（2）本书的研究维度包括思想与行动两个层面，因而引入了韦伯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他的“理想类型”“价值中立”等方法论思想深深渗入其大学观中，因而如何把韦伯思想及其社会行动类型水乳交融地渗透进大学行动类型的研究，对本书是一项不小的挑战；（3）此项研究定位于系统层面的纯理论研究，主要针对大学整体和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与趋势，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对中国具体问题的研究，只能针对典型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导致无法深入到由点到面的细致研究。当然，即便如此，作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探险者，畏首畏尾、裹足不前都不是笔者的个性，因而也就没有了选择或逃避的借口，因为“理性有它所及的范围——既不会因为本能心理学的重要性而止步，也不会由于世界上文化差异性的出现而妥协。它在培育道德想象的过程中有一种特殊的重要作用。为了面对蝙蝠、猫头鹰和想象中的月亮，我们特别需要理性”[2]。“大学理性”的探讨与研究便是如此。

通过界定并论述“大学理性”，本书力图在如下方面做出一定的创新：通过对大学发展史与认识论教育哲学的变迁分析，试图发现“大学理性作为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和内在特征”这一若隐若现的线索；通过“大学理性”的界定和解读，力图提炼出大学自身在涉及发展方向与社会行动方面的选择方式与类型。正如笔者前期的研究成果所表明的，“所谓大学理性就是大学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中对外部世界达到最完全认识的能力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特征。换句话说，首先，‘大学理性’是一种历史与文化传统，它既是稳定的也是进步的，表现为张扬理性精神，追求知识与真理，把理性看成是大学发展过程中的本质特征；其次，‘大学理性’还是一种大学哲学观和方法论，关系到大学如何认识自身以及如何对待外部世界的问题”[3]。西方大学史研究表明，从古希腊学园到中世纪大学，从近代偏重教学的英国大学到偏重研究的德国大学，再到融教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于一炉的美国大学，“大学理性”无时不贯穿于其中，并间接成为高等教育哲学思想演变的大熔炉。

[1] 顾忠华.韦伯学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序言.

[2] 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理性主义及其限制［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3.

[3] 张学文.大学理性：历史传统与现实追求［J］.教育研究，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