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学理性失范与大学问题论争的再诠释

一、大学理性失范：概念、表现及其根源

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生了剧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英国、日本、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都相继达到了15%左右，美国更是高达40%。中国高等教育总规模持续增加，从1998年的786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2979万人，毛入学率也从不到10%增长到24.2%，每年高校输送的毕业生从1999年不到100万人到2009年突破600万人，完全迈入大众化阶段。[1]

然而，当下大学“五光十色”之怪状的确让人瞠目结舌：各类传统媒介与门户网站到处充斥着教育培训类广告，尤其顶尖学府绝不缺席，甚至往往是这类广告宣传最多的机构；而在大学校园内则是穿梭不断的车流，到处停放的各式豪车，让人疑惑这里是大学、车展中心还是菜市场……面对此情此景，有人感叹于“没有真正的大学”，有人悲哀于“公司、商场、超市乃至歌厅、舞厅和酒楼，大学一概不缺，唯独缺乏自己的理念”。这反映出曾经让人骄傲的大学系统消极的一面，即“没有真正的大学”或“大学缺乏理念”。至少部分表明，当今大学行为与大学身份受到质疑，大学走出了“象牙塔”，拥抱官场与市场，差异日渐模糊，边界渐趋消退，传统身份受到挑战，正在形成一种与以往既同质又异质的身份认同。大学成为“服务站”的隐喻表明，“随着新的服务和活动的不断增加，大学已滋生了像许多庞大机构一样的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作风”，“大学的表现就像‘枪手’，愿意按吩咐办事，去帮助任何拥有足够权力和金钱的群体实现其抱负或野心”。[2]正因为如此，大学系统开始面临来自利益相关者的质疑、批判与问责，甚至被直接冠以“非理性发展”或“理性失范”的称谓。

“失范”（anomie或anomy）作为社会学术语，是指在现代化过程中，因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遭到削弱、破坏乃至瓦解，导致社会成员心理上的无序状态。所谓社会失范，“一方面是指社会的价值与规范体系产生紊乱而导致功能丧失，无法指导与约束社会成员的思想与行为，使整个社会秩序呈现无序化状态；另一方面也是指社会成员违背主导的社会规范的行为”。[3]因而，失范不仅指个人行为，也涉及群体行为。失范一词来自希腊文，在16世纪的神学中指不守法，尤其是亵渎神。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居约（Jean Marie Guyau，1854—1888）最早在学术意义上定义并使用失范概念。在居约看来，失范是伦理进步的标志和道德价值的体现，是个人自治的必然后果，也是个人获得解放后个体自由伸张的标志。和居约同时期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从居约早期作品中汲取了营养，发展了自己的“失范”概念，并引入社会学中，使该概念广为人知。在出版于1893年的《社会分工论》序言中，涂尔干明确提到自己对居约的失范概念及其道德观念的不同理解。[4]在《社会分工论》（第三卷）第一章“失范的分工”中，涂尔干指出，“失范是所有道德的对立面”，这如同公理一样不必要证明，“我们所要揭示的失范状态，它造成了经济世界中极端悲惨的景象，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混乱频繁产生出来”。[5]由此，涂尔干所界定的失范概念是指与正常社会现象相对立的一种反常社会状态，是“社会在个体身上不充分在场”的结果，它的本质是社会整合的病态征兆。[6]可以说，“失范”概念在居约那里以“正面形象”出现，到涂尔干时主要体现为“负面形象”，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是基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传统。作为孔德（Comte，1798—1857）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继承人，涂尔干强调社会事实与分析的社会性质，把社会道德置于个人道德之上，居约则断定个人道德至上，从而两人提出了截然对立的失范概念。涂尔干强调，道德符号的外在性和压力并不会因为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具有恒定性，因而从本质上讲，失范作为一种反社会形态呈现为社会整合时的病态征兆。居约则认为，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社会中，个人才是积极的行动者。显而易见，他们的失范概念是以不同的方法论和本质论为基础的。与居约相比，涂尔干并非失范理论的创立人，亦没有创建完整的失范理论体系，但他首次认定失范是与正常相对应的反常社会状态，因而他的失范概念及其社会理论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社会学。总而言之，失范是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不可规避的紧张状态。“首先，就强调整合的传统理论来说，失范既代表了社会秩序紊乱和道德规范失衡的反动倾向，又是这一理论无法逃避的社会基本事实；其次，对正常的社会秩序而言，失范现象实际上是一种可以治愈的反常现象或病态现象，它对整合理论的基础并不会构成多大的威胁。”[7]

何谓理性？一般词典上的解释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属于判断、推理等活动的（跟感性相对）；二是指从理智上控制行为的能力。哲学界普遍认为，理性概念至今仍未必可称为广为知悉并达成共识，而是歧义纷呈，故一般以理性主义概括之。在西方哲学史上，一般把将理性作为思想核心的学说统称为“理性主义”，它大致包括三方面的内涵：一是一种世界观，二是一种人生哲学和人生理想，三是一种文化传统。这种理性主义体现的是一种西方文化的世界观，认定世界万物中存在恒定不变的自然规律“逻各斯”；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并认为人可以通过其特有的“理性”能力确证人的主体性和自由。依照理性主义的逻辑思路，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探寻理性的历史，而所谓探寻理性的过程就是“认识”，而探寻理性的结果就是“知识”。从历史发生学角度看，理性作为人的一种特有能力，自人类诞生起就内在于人自身，而理性主义体现了西方文化对人的理性能力的特有观念和态度，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把握整个宇宙的客观规律，可以凭借理性所提供的手段和工具使整个世界获得改观或进步，其实质是一种理性信仰。理性主义的生成与发展过程就是人们对理性逐步推崇和信仰的过程，而该过程正好与大学“价值中立”“学术自由”“理性共同体”等观念生成相关。[8]在西方文明史上，尽管理性作为人类智慧之果曾经创造了极大的辉煌，但它由于一方面过分相信逻辑规范性与自身确定性，过分追寻世界的直线式进步，在认识与征服世界过程中形成了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另一方面，过分重视理智力的作用，而几乎完全忽视人的情感、意志、本能、冲动等非理性的内在生命体验在人的整个精神和物质存在中的作用，忽视人的本质、存在、价值、尊严与意义，在如何对待和处理与人类自身相关的问题时又流露出了强烈的去人本主义倾向，因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遭受了各方的非议与拷问，甚至被一步步拖进迷惘与失范的境地，造成理论与实践的混乱（有时直接表现为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研究表明，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主要在于人们只看到理性所创造的物质成果，而忘记了它的内在要求和合理行使。[9]一般而言，这种“理性失范”通常最先体现在经济与政治方面，随后侵入文化领域，最终肆虐于大学系统。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更盛。在经济方面，理性失范主要表现为受市场经济的盲目驱动，经济行为出现失控，使得灵魂的马车受欲望盲目驱动而冲出了理性的轨道，误入歧途。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肇始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亚洲金融危机，21世纪初由发达国家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暴露了人类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非理性”病症。在政治方面，理性失范主要表现为社会转型时期制度与权力的失范。新的制度规范与权力规范没有建立，各种制度与权力均难以发挥正常的作用，各领域双重规则并用、正式规则式微、“潜规则”横行。

理性失范在大学这一特定系统的特殊表现可称为“大学理性失范”，它根源于大学片面追求学术知识的外在功用（主要是经济功用与政治功用），而渐渐遗忘了大学理性的本质功能与内在要求。大学理性失范既不完全是由于大学理性自身的迷失造成的，但确实又表现出了普遍的理性失范特征（有时表现为非理性，甚至反理性），其结果就是大学发展可能受到严重挫折，陷入困境，或是大学的破坏性发展蔓延，导致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付出惨重的代价。就世界范围来看，大学理性失范首先表现为大学系统（包括大学领导、教师、学生在内）价值观判断尺度偏移，大量滋生实用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思想；其次，造成学生人生观定位错误，悲观主义、轻生厌世、玩世不恭等情绪在校园流行；最后是由于“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兴起并流行，导致大学校园文化庸俗化、颓废化，甚至严重扭曲。尽管“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与过去的“市井文化”或“市民文化”存在某些渊源关系，但更是直接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主义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仅把文化理解为当下、娱乐、游戏和消遣，轻视甚至否定大学教育与文化的前瞻性、思考性、启迪性和教育性功能。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大学理性失范除上述病态表征外，更突出地表现为大学行政化与企业化倾向，甚至可称为权力崇拜与市场崇拜。抽象一点说，当代大学正面临“官僚主义”（bureaucratism）与“经济主义”（economism）由表及里、由内而外的胁迫。而且，这两种“主义”得到了“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思潮的强大理论支持，并深深地影响了大学的外在体征与内在特质，导致大学理性失范。

尽管官僚主义在日常生活与学术语境中都不陌生，但官僚主义一词在汉语语境中却出现较晚，是从西方转译过来的。它随着国家出现而产生，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官僚主义，除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和我国长期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现代汉语词典》把官僚主义解释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只知发号施令而不进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10]作为官僚理论发展的鼻祖，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同样关心官僚体制对德国大学体制的影响，尤其关注并忧心大学体制中的官僚制度。通过德美两国大学官僚制度的比较研究，他认为，在美国大学教师职称管理中，带有雇佣性质的“助教”制度很早就纳入了官僚科层的制度框架，而德国“同僚制”支配下的“编外讲师制度”基础面临逐步瓦解，研究所设立“助教”的新制度开始诞生，最终结果表现为“大学在两种体系对抗中逐步朝着官僚化的方向变化”[11]。对于大学体制中的官僚制（bureaucracy，或称科层制）与官僚主义，韦伯曾经指称为“类似军队内部的晋升模式或者平等的权利……这里所指的官僚主义的思想方法，就是要保住由平等权利和随时可以实现的根据工龄论资排辈的权利，希望完全得到这样一种安定的身份保障。这正是要抹杀自由竞争和斗争的原理，使得日常生活一成不变，开始制造出‘隶属于未来的容器’”[12]。韦伯正是从制度根源上描述了普遍表现在现代大学身上的学理意义上的“官僚化”现象，只不过随着现代社会的理智化进程，大学体制中的这种官僚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当代中国大学，官僚主义最明显的特征显然包括当前正受到普遍诟病的大学“行政化倾向”，即在组织架构与日常运作方面，大学与行政机关的体制构成和运作模式基本相同，并存在严格的行政等级差别。这种大学“官僚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大学构架的行政化，即在国家等级序列中，大学地位被“行政格式化”。与国家各级官僚行政机关一样，大学具有了相应的行政级别，如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在地方甚至还有处级大学。不仅在国家等级序列中大学被“行政格式化”，在大学内部，院系所也被“行政格式化”，完全按照行政机关的行政等级要求，都套上了相应的行政级别。由此带来的恶果具体表现为：（1）行政和学术边界模糊，行政权力随意干预学术事务。行政权力几乎掌握大学所有资源的分配，不仅决定大学后勤、基建等，而且决定大学学术事务，包括学术位置安置、大学教师聘任、学术成果评价等，甚至连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学术机构都由于处于行政权力控制下而名存实亡；（2）学术权力行政化，即大学内部学术权力讲究级别，甚至以学术兑换权力，奉行下级服从上级的运行规则，形成权力崇拜；（3）行政权力官僚化，背离了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宗旨，行政机构监管教学科研，从服务机构异化为统治机构、行政权力异化为官僚权力。大学系统的“官僚化”倾向造成了权力倒错、主体倒错、价值倒错、伪劣现象、资源浪费等种种弊端，已经成为我国大学培养杰出人才的瓶颈与障碍。

“经济主义”是“以经济为目标同时以经济为手段的倾向”[13]，作为一种“经济理性主义”（economic rationalism），其形成“不仅有赖于理性的技术与理性的法律，亦且（一般而言）取决于人们采取某种实用—理性的生活样式的能力与性向”[14]，它迫使大学从“以学术为志业”转变为“以经济追求为鹄的”，并呈现出学术知识的市场化与产业化的典型特征。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潮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对教育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描述，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开始真正确立其基本理论框架。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的教育经济学思想最具代表性。1960—1963年，他先后完成了《用教育来形成资本》《教育和经济增长》《回顾人力投资的概念》和《教育的经济价值》四部著作，构成了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理论的基本体系框架。舒尔茨认为，教育和知识的进展（即大学的研究活动）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这一观点不仅构成了舒尔茨教育经济理论的基础，而且成为教育经济主义思想的基本主张。随后，围绕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和效率最优上的经济学视角和政治立场，既构成了政府干预、新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等流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导向，也影响了教育资源的配置。在多种思潮中，对教育经济主义思想描述最生动的就是“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针对大学学术人员的新型劳动特征和大学市场化的处境，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和莱斯利（Larry Leslie）提出了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认为学术资本主义就是学院及教师为确保外部资金的市场活动或具有市场特点的活动，[15]是学院及教师们为了获得外部资助而表现出的市场行为或准市场努力。这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由知识公共化时期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系统处于一个充满矛盾的新生环境里。国家出于全球竞争的需要，竞相投资技术科学以及与市场接近的学科，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大学开始以企业方式运作，利用它特有的学术资本去争取更多的收入来源，表现出一种学术资本主义趋向，大学因此日益转变成创业型大学；大学教师被迫越来越多地在竞争形势下消耗他们的人力资本，从而使大学学术劳动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大学教师既在公立院校充当资本家，又是政府资助的创业家。也就是说，当学术知识成为大学机构或教师私人获取利益的知识产权时，学术资本主义开始形成，作为一种市场导向的知识生产与转化方式，它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组织与管理模式以及大学及其成员身份的定位。据学者研究，大学系统的经济主义倾向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1）在知识经济或所谓新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被强化，由经济价值界定高等教育的目标；（2）由经济关系界定高等教育机构的外部关系；（3）由经济投入界定高等教育的内部质量；（4）由经济利益诉求界定学术人员的行为驱动力。[16]

综合来说，大学系统的“官僚主义”与“经济主义”倾向导致的后果就是：一方面，当喧嚣成为大学校园生活的常态时，面临的严肃问题就是机体自身的严重失范或失调，大学在不经意间把本应设法尽量满足社会的需要蜕变成社会对自己的无休止欲求；另一方面，官僚组织的绩效观与知识工厂的市场化全方位地渗透到大学环境中，导致校园政治化、企业化倾向越来越突出，于是大学的性质、定位、功能、使命都与社会其他组织趋同化（边界模糊化），大学的至高学术理性和纯粹人文精神弱化，甚至被抛弃，大学再次面临身份认同的问题。

尽管大学理性失范直接表现为大学严重的行政化与企业化倾向，根源于官僚主义与经济主义，但不可否认，至今仍广泛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为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并客观上强化了这种失范。近20年来学术界“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激烈论争，其本质就是当代理性的定位与命运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作为“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的彻底化阶段，“后现代主义”思潮主要流派包括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Derrida，1930—2004）和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为代表的解构主义，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为代表的新解释学，以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1979年，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出版《后现代状况》，标志着后现代主义正式进入哲学论坛的前台，“体验的时代”“感性的时代”等“非理性主义”思想成为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在当代新的表现形态。“不谈进步，不谈目的，不管意义与价值”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典型思想特征，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时代，“现代进步”“合理性”“意义和价值”“规律与目的”等基本理念都已过时，难以描述和解释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状况，因而必须给予解构和淘汰。现代主义则主张，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并未过时，其生命力犹存。正如德国学者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和美国学者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1939— ）等人指出的，解决现代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彻底摧毁现代理性观，而在于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反思，重新阐释理性，以适应当代西方现代社会的需要。[17]因此，就此断定现代性的结束显然过于武断。事实上，人类到现在为止，并未完全实现启蒙运动的思想目标，“进步”“合理性”“意义”“价值”等社会理念仍然尚未完全展开或尚未充分实现。因此，当前应该努力探究构建一种新的社会合理性基础，而不是急于宣告其死亡。哈贝马斯认为，必须以交互主体性和交往理性取代传统的理性，重建现代性。因而，他的批判理性主义实质是重建其交往理性，使之成为适合现代信息社会的新理性观。[18]显而易见，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理性的历史定位或历史命运问题上。

关于如何看待“理性与社会选择”的关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33— ）曾经举过一个“钝刀砍脚指头”的例子：“设想有一个人正在用一把钝刀砍他的脚指头。问他何以如此鲁莽，他回答说，去掉脚趾确实是他的目标，因为这样他‘感觉不错’。于是我们追问：‘你是否考虑过，如果没有了脚趾，后果会怎么样？’他回答：‘我还没有考虑过，而且我也不打算考虑这一问题，因为去掉脚趾正是我所希望的；它是我的主要目标，我认识到，我是完全理性的，因为我明智而系统地追求我的目标。’”[19]显而易见，这个人把最大化当作了理性的全部内容，因而声称自己是理性的。但是，这里仍然存在两种不同的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接受最大化行为是理性的充分条件，不再要求更多的内容，至多加上“我们的英雄应当使用一把更锐利的刀子”，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砍掉脚趾这一目标。当然这一选择也确实完全符合“实现目标的最佳手段”的理性内涵。另一种选择则是拒绝最大化，并坚持按照理性要求，这位砍脚趾者应当将其偏好置于批判的估价和审查之下，因为仅仅明智而系统地追求某些既定目标显然不够。

简而言之，森认为，在处理有关“理性与社会选择”问题时，最大化方法存在局限性，有必要进行修正，最大化充其量是理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理性不仅用于追求一个既定的目标和价值的集合，而且也用于省察这些目标和价值本身，否则最大化行为会愚蠢无比，并缺乏理性的估价。理性绝不可以仅仅只是一种追求某些既定的却未经审查的目标和价值集合的工具性条件。通过这个生动的例子可以看出，在理性与自由的关系中，森拓展了理性的条件，强调了获得自由必须依靠理性；同时也指出，只有基本能力获得保障下的自由选择，才能真正促成人们去更深刻地理解自由。由此，我们不得不感叹，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森等经济学大师到晚年后，都开始关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其学术思想与相关论题或多或少都涉及了公平、正义等伦理学核心命题，即斯密从道德情操论入手，哈耶克从认识论角度切入，森则是从理性与自由的关系进入到正义的层面。

二、大学问题论争的再诠释

崔健曾经有一首歌这样唱道：“过去的所作所为我分不清好坏，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我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我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歌词表白如同近半个世纪以来大学系统的变化一样，高等教育大众化浪潮20世纪50年代以来始于美国，然后迅速席卷全球，大学“公共职能”凸显，而“自主职能”与“价值自由”日渐消隐，“大学责任”日益与高等教育紧密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社会及其公众已经不再满足于那些关于大学产品质量的宽慰人心的保证，而想要更深入地了解大学所有的运转情况。从更深邃、更广阔的视野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知识与资本的全球流动导致的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蔚为壮观，直至“支持全球化就是尊重市场规律”成为一种强势逻辑，直接撞击大学的理性精神，进而极大地影响了大学的转型。世界各地的大学，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学从教育内容到教育品质都被迫深陷其中，母语非英语的国家还必须应对以英语为基本渗透工具的欧美霸权文化的侵蚀。这种由资本之“主义”主导的市场化运作逻辑逐渐遮蔽甚至取代了由理性之“主义”主导的大学学术化运作逻辑，“经济主义”的逻辑开始泛滥到校园学术生态的每一个角落，象牙塔内部的学术研究与象牙塔外部的市场价值主动勾联，进而衍生出“学术资本主义”，并无孔不入，深入大学骨髓，直接表现为大学理性的沦丧、校园文化生活自主性的丧失以及学术创造力的萎缩。这种由外及内与内外勾联而产生的压抑大学理性导致大学性质的重大变化，是否已导致“大学的自我异化”？所有这一切是否会导致现代大学的理念、精神和价值传统面临“解构”或“消解”？尤其是那些曾经处于“自在自为”状态的大学，其固有本性是否会随风而逝？若果真如此，那么今天的它们是否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如果悲观一点说，经济主义对大学组织的最后胜利，是否会意味着‘大学’的终结？”[20]

高等教育哲学认为，大学教育具有促进学生内在精神生命成长的价值，本质在于促进学生的个体发展与人格形成，其基本目标是“培养有修养的人”，亦即促使人的心灵转向，具有理念，可能求真，拥有理性，达到至善。但事实上，一方面，很多人质疑并批评，今天的大学教育面临由“官僚主义”与“经济主义”衍生出来的诸如国家主义（nationalism）教育观、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教育观、生存主义（existentialism）教育观、经济主义（economism）教育观的内外胁迫，即政府投资高等教育，是为了提升国家竞争力，看中的是才，而非人；高校扩招与服务社会，是为了收敛学费与获取项目；学生与家长选择大学是为了改善生存状况，视教育为一种最佳投资，选择专业则不再根据兴趣与能力倾向，更关注就业与回报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及其教育是否正在蜕化成“失去灵魂的卓越”？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1911—2003）眼中的“才智之都”是否已被柏拉图所恐惧的“欲望”控制，成为失控和迷向的马车？另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尽管大众化、产业化、国际化、个性化、通识教育（文化素质教育）是大学面临的重大选题，然而诸如“大学是什么”“大学为何及为谁而立”“何谓大学学者”“大学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再次成为“大学人”诘问的专业话题。如此这般，对于大学的理想与发展方向，大学的目的与性质、功能与职能、分层与定位，大学组织结构与管理模式，学界仍然争论不休，“科学范式”“人文范式”或“公司范式”解读方式的争鸣甚至相互指责成为当下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甚至混淆了大学文本的阅读方式，而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普遍思路则从“理性大学”与“文化大学”悄然过渡到了“一流大学”的话语垄断。因此，有研究者认为，这些讨论实际涉及了大学研究图景中的“应然”与“实然”两种状态的争论。[21]一般来说，“应然”的大学研究想探讨的是：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的自在自为状态？这实际上是把大学理解为一个有自身逻辑和相对独立性格的实体，并试图把握大学所特有的相对稳定的本质属性；“实然”的大学研究试图探讨的是：处于如此复杂多变社会环境中的大学，是一种受宏观和微观环境影响并赖以生存的有机体，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征和社会职能？

当然，循此思路切入大学问题研究显然是一种较好的选择，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发，但这种研究范式依然没有跳出传统的研究思维范式，因为对现代大学本质、功能与理念的反思，需要尝试摆脱传统认识论的单一功能结构论模式。正如韦尔热所指出的，“研究大学现象的社会方面问题的特别必要之点，是不要孤立地看大学现象，而需要普遍认识那个时代的社会和历史。因为大学作为自治行会，与周边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2]。即要着重观察当时大学与周围环境中的教会、政府、社会等相互关系，由此发现大学行为与发展的历史规律。

笔者以为，上述现象至少表明目前大学系统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而面临的如下两方面的严峻考验：一是由于“理性失范”导致大学表现出来的种种怪现状，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大学广泛的质疑、批判与问责，因为“在许多局外人看来，大学所采取的立场不是基于理性原则，而是依据维护自身利益的坚决态度，依据政府官僚和校园激进分子向焦头烂额的校长和董事会成员施压时的手段”[23]；二是大学机体自身随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引致的性质、目标、功能等方面的调整，以及由此引发了几乎涉及大学方面所有重大问题的论争。

显然，接下来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既然公众批评的种种怪现状是由于大学“理性失范”引起的，那么理性状态下或正常状态下的大学是什么？或者说理性的大学是什么？如果说理性的大学本质特征就是大学理性，那么什么是“大学理性”？理性的大学或大学理性反过来如何看待当前种种怪现状？既然对大学重大问题的论争是针对大学为适应环境自我调整的争议，那么我们能否据此判定“大学理性”的消隐或丧失？也就是说，我们该如何或怎样才能判定：现代大学依然是由“理性”驾驭的马车，还是已经演变为由“欲望”驱赶的失控的马车？

斯坦福前校长肯尼迪（Donald Kennedy）指出，尽管美国高等教育非常强大和成功，因为与以前相比，它为更多的人服务，而且比任何时候服务得更好，但公众对其批评却变得越来越尖锐和刺耳……学术界也已觉察到这些抨击，其士气降低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有证据表明，社会对大学的期许和大学看待自身的方式之间存在着不和谐。[24]确实，导致出现这种悖论局面的原因十分复杂。克尔曾间接指出，现在更大的威胁也许来自大学内部，但大学本身并未因此引发“内部的反省”[25]。在《大学的功用》一书中，克尔指出，1520年西方世界建立的机构至今以其公认的形式维持到20世纪中叶的约有85个，其中有70个是大学，而那些与经济利益、政治权力联系紧密的机构几乎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26]因此，正如哲学史上的理性与理性主义思想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巨大影响一样，这无疑间接例证了“大学理性”在大学发展史上确实存在，只是由于历史上缺乏对它的阐述与诠释，使得我们现在对大学理性的观念淡漠，在面对用一大堆找不到“大学理性”字眼的史料来研究“大学理性”的概念、历史与功用时，只能采用理解社会学的方法，尽可能复原“大学理性”的历史原貌。

[1] 袁贵仁.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N］.学习时报，2010-05-31.

[2] ［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M］.徐小洲，陈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74-75.

[3] 朱力.失范范畴的理论演化［J］.南京大学学报，2007，（4）.

[4] M.Orrù.Anomie.History and Meanings.Boston：Allen & Unwin Inc.，1987.95.

[5] ［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敬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4.

[6] 渠敬东.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3.

[7] 朱力.失范范畴的理论演化［J］.南京大学学报，2007，（4）.渠敬东.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3.

[8] 张学文.大学理性失范：概念、表现及其根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6）.

[9] 丰子义.试论现代化进程中的理性与非理性［J］.北京大学学报，1998，（5）.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S］.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64.

[11] ［德］马克斯·韦伯.韦伯论大学［M］.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25.

[12] ［德］马克斯·韦伯.韦伯论大学［M］.孙传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36.

[13] 周作宇.论高等教育的经济主义倾向［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2）.

[14] ［德］马克斯·韦伯.韦伯作品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C］.康乐、简惠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

[15] ［美］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学术资本主义［M］.梁骁，黎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8.

[16] 周作宇.论高等教育的经济主义倾向［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2）.

[17] 张敏.当代西方反理性主义思潮评析［J］.理论探索.2007，（4）.

[18] 同上.

[19] ［印］阿马蒂亚·森.理性与自由［M］.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7.

[20] 周作宇.论大学的经济主义倾向［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2）.

[21] 阎光才.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2-3.

[22] ［法］雅克·韦尔热.中世纪大学［M］.王晓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3-54.

[23] ［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小洲，陈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1.

[24] ［美］唐纳德·肯尼迪. 学术责任［M］.阎凤桥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4.

[25] ［美］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M］.王承绪译.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5.

[26] ［美］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M］.陈学飞等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107-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