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马车之喻”与“萨默斯事件”

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前347）被公认为西方历史上第一位大家，他的理论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宏大体系，甚至留传后世的很多成对概念，如真理与意见、本质与现象、共相与殊相、一与多、动与静，都始于此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后世任何一个哲学分支，都能从他这里找到起源。正如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所说，“关于全部西方哲学传统的普遍特征，可以最稳妥地概括为：全部西方哲学传统都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柏拉图有一个形象的“马车之喻”，说人的灵魂是由欲望、理性和**三个部分组成的。[1]其中，灵魂好比是一驾马车，理性是驭马者，**是温顺的马，“知廉耻，能自制”，欲望是顽劣的马，“寡廉鲜耻”。灵魂的善恶，取决于是由那位驭马者（理性）控制了这驾马车，还是任由那匹顽劣的马（欲望）拉着马车狂奔。因此，要驾驭好这驾马车，灵魂的三个部分就需要分别对应三种德性：节制、智慧和勇敢。其中，欲望对应节制，理性对应智慧，而**对应勇敢。如果三种德性都达到了，那么就能驾驭好马车，因而也就能够达到第四种德性即正义。在柏拉图的视界里，灵魂具有两个世界的特征，其本质既有理念世界的东西，又有知觉世界的东西。作为“理性”的理念世界，是知识和与之相对应的德行所在地，是人们用以思考推理的；作为“非理性”的知觉世界，则可区分**与欲望，是人们用以感觉爱、饿、渴等物欲之**的。前者倾向于理性的高尚因素，后者倾向于抗拒理性的低贱因素。[2]音乐和体育协同作用可以使理智和**得到协调，即用优雅的言词和良好的教育培养和加强理智，又用和谐与韵律使**变得温和、平稳与文明；然后，两者共同领导欲望，一个出谋划策（理性），一个奋勇作战（**），监视贪恋，恪守本分（使欲望得到节制），成为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的人。柏拉图在雅典城外创建的阿卡德米学园[3]所倡导的“理性—智慧”的思想，成为西方大学精神的发展源头，引领这种高等教育机构经历了2500年的历史沧桑，在孜孜追求“至高无上的智性和美德”（纽曼语）的道路上，成为人类“才智之都”（City of Intellect，克尔语）。

2001年，美国第71任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1954—）高调出任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上任伊始，董事会用19世纪早期昆西（J. Quincy，1829—1845年在任）校长的话，向萨默斯交代哈佛大学校长的职责：确保“理性这一精神财富真正发扬光大”。[4]五年之后，2006年6月，哈佛大学第355届毕业典礼在大雨中如期举行，而这也成为萨默斯最后一次以校长的身份公开露面的机会。据在场者回忆当天的情景：“萨默斯校长带着感伤的语调为毕业生送行，其实也是为自己送行。”而萨默斯本人在辞职信中，如此写道：“我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我与艺术和科学学院同仁们的隔阂，已经令我无法推进对哈佛将来而言至关重要的革新日程。因此我认为，学校最好选择一名新的领导者。”[5]萨默斯成为哈佛370年校史上第一个因“不信任案”而黯然离职的校长。从根本上讲，大学的理性和真理之风必须压倒对权力的滥用。但据说，在萨默斯管理下的哈佛，学生和教师就像政府眼里的选民，只是一个个利益群体，而不是生动个体的组合，他甚至在校园规划设计时认为“有时恐惧可以代替理性成为我们工作的指南”。批评者指出，他就是用这种思想为其在哈佛“革新”中的傲慢、专制、粗鲁行为正名。而一些同事则感叹，萨默斯是天生的“经济动物”，处事方法“更适合华盛顿而不是校园”。从传统上看，“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作为哈佛校训与第一准则，强调的是两点：第一，哈佛重视传统，相信在伟大的传统中有深远的智慧；第二，哈佛强调追求真理是最高的原则，无论是世俗的权贵还是神圣的权威，都不能代替真理，都不能阻止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基于此，哈佛大学在2000年的校长遴选中，很快排除了新卸任的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因为克林顿和戈尔可以领导一个大国，但不一定能领导好一所大学，而后者需要丰富的学术背景。原美国财政部长、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萨默斯则由于在经济学研究方面的一流水准与巨大知名度，被选为新校长。[6]华盛顿政坛无限风光，哈佛校园则黯然神伤，“萨默斯事件”生动地诠释了哈佛作为传统大学组织的理性精神，即反对特权、崇尚平等，而不管个人身上曾经拥有多少光环。正是经过一代又一代哈佛人对优良传统的秉承和努力进取，“张扬理性、追求真理”这种最初的思想最终成为大学的传统精神和重要的学术标准与道德标准。还可以说，“萨默斯事件”是当前大学困境的一个产物，而非其根源。在当今社会普遍追求“一流”[7]（excellent，或称为卓越），强推经济主义（economism）逻辑与跨国公司式（TNCs，即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管理方式时，是否仍然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大学？在这种生存环境里，大学校长应如何行使自己的领导力？或用“雷丁斯式话语”追问“大学除了争创一流话语之外是否还有别的选择，即在现代性的黄昏时代，还能找到另一种方式来思考大学吗？这也是在追问，当大学失去了文化使命后，除了成为单向度的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官僚分支以外，它是否还能成为别的什么[8]？”这样的发问对今天试图向“一流”发起冲击的中国大学来说，同样具有深远意义。

毋庸讳言，如果把“马车之喻”作为大学的“隐喻”，不仅生动，更见深刻。作为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种历史悠久而结构独特的组织机构，作为人类的灵魂与各种精神的发酵地，在中世纪，大学作为“最黑暗时代”萌生的“智慧之花”，开始“闪烁一些非常耀眼的光芒”。在15—17世纪，大学尽管身处经院哲学的堡垒中，依然为人文主义抱负而向社会输送有高度德性和理性的绅士。19—20世纪，大学开始把“沉思”与“理性”高度统一，成为高度自治的“学者社团”和“理性共同体”，从指引人类前行的“启明星”与“灯塔”演变成灯火通明、光耀千古的“智力城”。这一路走来，就是上千年的历程。但如今，从来没有一种组织机构承载了如此众多的期望与重负。柏拉图“马车之喻”的精妙之处在于点明灵魂的马车必然要求用理性与智慧来统帅**与欲望；哈佛“萨默斯事件”让人痛心之处则在于大学强势领导者试图用恐惧与欲望取代大学的理性精神是何等的失策。[9]两相映照，如同勾勒出一幅高等教育史上古今学术对话的场景，让我们看到，如何对待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所有重要问题的论争永远不会终结。正如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在1852年5月10日上任都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Dublin）新校长伊始的第一场演讲中所讲的那样：“先生们，在探索现在已经引起很大兴趣并引发出许多讨论的一个问题，亦即大学教育问题的这一场合，我觉得我应该做出某种解释，换言之，在对于这个问题耗费了大量精力和积累了广泛的经验之后，我依然认为，每一个领域依然期待着争论者或者探询者再接再厉的努力。”[10]这句话是在一个半世纪以前说的，从那个时期以来，引发了更多的对大学的讨论，更不用说是今天探讨有关大学理想、理念及其属性的汗牛充栋般的文献资料。在这些或保守或激进、或封闭或开放、或悲观或乐观的众说纷纭的大学论说中，人们终于意识到，正是这种纷争不已的解释和再解释，才构成了大学后外在形态与内在精神博弈的最基本形式；正因为这种博弈和论争，才有悲观者的“大学废墟论”、保守者的“大学回归论”、乐观者的“再度崛起论”……笔者以为，正是在如此绵延不绝的历史冲刷与时代变迁中，这些不同类型的学者及其声音的存在，大学才真正呈现出理性共同体的精神活力：“反抗本身就是一种参与”（福柯语）；是“众语喧哗”（巴赫金语）；是融理性与情感、保守与开放于一炉的精神之所，是对博大精深、歧异纷呈的文化源流的殷殷执著；“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语）；并最终确定“大学是一个以理智为基石的国家的神殿，是奉献给纯粹理性的”。[11]若果真如此，在人类漫漫“文化苦旅”中，正是大学理性以其内在的执著与坚韧构成了大学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今天大学受到“丛林原则”更加无情的制约，其功能愈加多元化，且更具开放性，但只要大学理性及其精神犹存，大学就不会退化成人类社会可有可无的“盲肠”，并仍将在残酷的“丛林”中艰难挣扎并维护着自身的尊严。

[1]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65-170.

[2]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70.

[3] 如果按照泰勒（A.E. Taylor）在其苏格拉底传记中的说法，柏拉图的学园就是欧洲的第一所大学。

[4] ［美］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M］.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23.

[5] “萨默斯事件”主要反映了美国大学董事会、校长与教授间的力量博弈。当时，哈佛大学老典礼官执意在毕业典礼上安排一位阿拉伯裔学生演讲，这让萨默斯很不高兴，认为这会得罪公众，尤其是“911”之后公众对所有阿拉伯伊斯兰裔的人怀有敌意。萨默斯不但给这位毕业生施加压力，还劝老典礼官提前退休，这让董事会极其不满。再加上萨默斯先前在哈佛大学的种种非正常改革引发很多院系的不满，它们联合起来对董事会施加压力，迫使萨默斯辞职。萨默斯被罢免体现了哈佛大学董事会的力量，罢免他的依据就是校长行政权力过分扩张，既用行政力量干预院系管理，还过分干涉学术委员会的学术权力。这表明，尽管哈佛大学校长行政权力很大，但前提条件是不能触碰哈佛“真理至上”的理性传统。

[6] 具体参见布瑞德利的《哈佛规则：捍卫大学之魂》。

[7] 根据比尔·雷丁斯（Bill Readings）在《废墟中的大学》中总结的观点，大学会计文化下英国提倡的“绩效评估”与美国倡导的“一流”内涵一致，号称“五分制能评估所有大学”，即“一流成为通用等级标准”，使得“一流”在一个封闭环境里成为通用货币单位。其基本思想就是：大学可以接受评价，唯一标准则是一种一流的衡量标准。因此，追求“一流”标志着这样一个事实，不再有大学的概念，或说这个概念已经失去了它所有的内容。现代大学理念成为一种失去文化内涵的技术官僚体系观念。

[8] ［加］比尔·雷丁斯.废墟中的大学［M］.郭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2-44.

[9] 此处对萨默斯在哈佛事件上的评论并非否定他在经济、政治、学术等其他方面的杰出能力与巨大成就。在华尔街或华盛顿文化中，“恐惧”与“欲望”具有特定内涵，形象地刻画了在金钱与权力面前人的冒险精神与贪婪本性。就本书的研究主题而言，萨默斯的思维方式在华尔街与华盛顿可能会游刃有余，但在古老、保守、理性的哈佛校园显然遭遇了巨大的挫折。

[10] ［美］雅罗斯拉夫·帕利坎.大学理念重审［M］.杨德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7.

[11] ［美］布卢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M］.缪青，宋丽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