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大学理性的哲学基础

上述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思潮相互碰撞与交融的演变史表明，正如“信仰时代要接受理性的审判”，“理性时代同样要接受情感的审判”，比如，马克思同情无产阶级创造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却无权收获而受尽苦难、克尔凯郭尔提醒人们注意个人的痛苦与孤独、弗洛伊德指出人们被迫放弃满足本能的痛苦等，这些都包含了理性时代杰出思想先驱们对人类社会及其传统大学完全追求纯理性、为知识而知识的批判与指控，甚至一度促使人们企图用“存在主义大学”[1]或“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倡导者所宣称的“自由矛盾的非大学”（nonuniversity）来取代传统的理性主义大学，因为在这种类型的大学里，“学生不受传统的刻板的学术要求的束缚，可以自由地去绘画、录音、写作、即席表演，可以学习非西方的、非理性主义的文化，学生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离开这种院校，离开的时候发一个听课证书，然后可以继续学习比较系统的课程，或者参加工作”[2]。与此相反，传统的大学则被假定为，不管其合法存在的根据是基于政治论的还是基于认识论的，都由于其探寻高深学问的目标而完全信奉理性主义，把自身局限于理性观念的范围之内，并反对通过感觉、心灵或精神去探讨真理的非理性方法，更“可悲的是，高等教育不仅不能阻止它的学生被套上理性主义的枷锁，而且还在尽力使这些枷锁更舒适”[3]。然而，正是上述那些来自“反主流文化”者的评论与争议，让大学内外的人们关注到了那些被理性时代所完全压制的类似于人类情感呼喊的声音，尽管目前仍然不能对这种高等教育哲学的历史走向做出最终的裁决与定论。

按照高等教育发展史的研究，大学在原初的意义上乃是人文精神的制度化和人文主义的机构，是人文主义的一种体现，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其人文主义渊源体现为高等教育是一种自由的甚至是自然的状态中进行的，教学方式以问答和讨论为主，而教学组织则是一种自由加入的团体，对学生来说尤其如此；游学这种当时艰辛、今天看起来浪漫的方式就是那种自由学习的最生动的写照，因材施教的原则只有在师生之间可以直接讨论的教学相长的环境中才会产生。然而，“早期的高等教育和大学毫无疑问还有理性主义的根源，学术、知识和道德规范在人类早期的理解当中，都包含着形而上学的东西、某种普遍而必然的法则。因而，在这里，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就是共生共存的东西，即人类自由发展的精神和求知欲导致某种普遍的东西和形而上学的东西的发展”[4]。随后，这种普遍的、形而上学的东西由于迎合了人们的需要或经得起理智的批判，被采用以规范社会和个人，这就对大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要求事实上已经对大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产生了反作用，并且当大学发展越来越正规和制度化之后，这种反作用就越来越大。形而上学的追求如果限制在一个封闭的思路内就会成为独断的教条，某种知识或道德戒条就会被指定为最终的真理，从而反过来限制人的自由发展，包括自由的学术研究、自由的思想，以及对道德规范的反思和批评。大学在逐渐演变为制度性的机构之后，就会由求知的自由乐园而固化成为培养与训练千篇一律的人员的“模具”，甚至发展成为现代官僚体制下新型的“铁笼”。这说明，绝对的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可能会严重束缚大学的人文精神与浪漫情感，即如果指定以任何具体的僵化的教条作为大学的最高原则和最终目标，且由于“现实机会主义者”价值判断的不一致，就显然会以自己内心中“应然的大学”取代现实生活中“实然的大学”，大学就会因此失去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土壤与动力机制；如果真能做到“像哲人一样思考，像诗人一样栖居”，显然是大学及其学者理想的生命状况和最佳的选择。

对大学系统来说，其产生源于社会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推动着大学的变革与发展。从中世纪大学的科学研究来看，它们在发展科学知识中所做的贡献，直接的或主要的是在“纯学术”方面，充满着浓郁的理性主义色彩，正是这种理性精神使大学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以维护其学术研究和教学自由的历史传统，被冠名为“象牙塔”，“因为大学乃是一切知识与科学、事实与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5]。人们所有关于大学的想象无不源于对高深知识和智性本身的顶礼膜拜。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一方面，大学与政治的关联日益密切，“存在主义大学”实际已经顽强生长于传统大学的内部，大规模学生骚乱显示了非理性主义思潮对传统理性大学的深刻影响，这种混乱的状况是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社会上非理性因素中玩世不恭的信条向大学的蔓延与扩展，它要求大学理性的生活摆脱原有的传统与规范，放弃对理性与客观性的信念；另一方面，大学与社会的联系也愈加紧密，“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和“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的成型[6]，促使大学开始走出封闭的象牙塔，日渐成为知识工厂。在这一运动过程中，传统理性大学显然要接受情感的审判，部分丧失了自身传统的理性，部分放弃了曾经的自治与独立。长期以来，严格遵守传递知识和生产知识的职责曾经是大学存在的唯一理由，然而现在它们不再是大学充分存在的理由。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衡量大学学术知识的重要程度的标准越来越依赖于它在市场上应用的程度，进而演变成为制约大学科学研究方向的生存法则，促使大学加速形成了企业与公司性格。今天的大学要回避“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法则已经不现实，因为整个大学内在运作机制本身就成了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现代大学更是需要也理应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功能。但越是如此，我们就更需要明确：大学究竟何以成为大学？大学是否还需要理性精神，并且需要什么样的理性精神？正如学者所言：“大学不能遗世独立，但却应该有它们的独立与自主；大学不能自外于人群，但却不能随世界政治风向或社会风尚而盲转、乱转。大学应该是‘时代之表征’，它应该反映一个时代之精神，但大学也应该是风向的定针，有所守，有所执著，以烛照社会之方向。”[7]

然而，如果我们在大学及其相关机构仅仅宣布理智的统治地位并不能创造个人充分行使理性的环境，而且在清除障碍的同时，理性的一些支柱也倒塌了。理性只是灵魂的经济运作的部分，为了正常发挥功能，它还需要与其他部分相互平衡。问题在于，是**为理智的仆从，还是理智为**的侍女。后种解释，即霍布斯的解释，在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既是对理智的褒誉，也是对它的贬抑。更古老、更传统的秩序虽然不鼓励自由运用理智，但却留下某些因素使人想起对理性高贵本质的哲学解释，使理智免于降格。唯有在此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大学以理性精神为最上，以情感的喷发为辅助，两者张弛有度则自成“自由的气象”与“沉思的职业人”。当然，仅是如此还不够，还不足以使理性驾驭好**与欲望的烈马。作为柏拉图所指称的满载人类“理性—智慧”的马车，大学还必须继续向前走，把高深的学问与创造的**转化为人类的智慧，这就关涉了对价值与事实的把握，即只有当大学真正把反映事物现象的本质以知识的形式按照人类的需要组合起来，并满足人类的需求时，智慧才会从知识的背后呈现出来；当这一过程完成时，大学学者的理性发现就会转化成为人文科学。这样，大学不仅是知识的生产者和贮存库，而且是智慧炼丹师的实验室，直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完美融合为一个完整的领域与圣地。在这里，大学借助理性的手段，运用理性的思维进行有**的学术独创性活动，在完成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使命的过程中，理性表现出各种必备的素质就构成了大学理性精神，其中就有宽容性，即对客观异议的包容，它的本质必然是自由、求实、沉思、批判和创造。简而言之，在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史上，大学理性是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理智与情感交融的产物与统一体，其哲学基础既根源于大学是人类追求理性秩序下学术知识与道德规范的普遍必然法则，又渊源于大学是人类自身精神制度化的产物与人文主义机构。因此，从这个意义说，指定任何具体的僵化的教条作为大学的最高原则和最终目标的绝对理性主义的非理性做法，都可能会压制甚至严重伤害作为大学理性另一面的人文主义精神与浪漫情感的传统。

当然，要更深刻理解并界定“大学理性”的内涵，除了上述基本的哲学概念辨析与相关流派的梳理，还必须了解大学理性的历史传统与现实追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回到诞生、哺育了现代大学并赋予其理性精神的母体—中世纪盛期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探讨自中世纪诞生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到处于理性化“铁笼”中大学理性的表现及其行动方式。显然，通过这种历史的研究，可以清晰地描述并理解大学作为社会系统中的机构，哪些人参与其中，其具体的生活环境、兴趣、价值趋向等，描述大学的传统精神与现实的生活环境到底是如何孕育了大学理性及其精神。

最后，引用钱学森先生曾对温家宝总理的建言加深我们对“理性与情感”关系的理解：“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具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8]

[1] Gallagher，B.G.The Challenge to Institutional Integrity. North Central Association Quarterly，1968，42，279-292.

[2] ［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29.

[3] 同上书，第28页.

[4] 韩水法.大学与学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11.

[5] 杨东平.大学精神［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封底.

[6] 具体参见本书“西方大学史上的理性与变革”。

[7] 金耀基.大学的理念［M］.上海：三联书店，2001.22-23.

[8] 李斌.亲切的交谈——温家宝看望季羡林、钱学森侧记［N］.人民日报，2005-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