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理性哲学”“情感哲学”与人文主义传统

按照情感哲学的标准，如果我们暂时把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简化成理智与情感的关系，那么英国学者沃尔波尔（Robert Walpole，1676—1745）的名言“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就非常形象地描绘了理智与情感乃至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微妙关系，说明只有把握了两者的中庸之道，才能够领会这个世界的悲喜剧。正如第一章所述，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就在《斐德诺篇》中把灵魂比作车手，驾驭着两匹飞奔的马匹，把车手比喻成理智，两匹马则分别比作意志与情欲，极其形象地揭示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冲突和制约。而以处女作《理智与情感》成名的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用掺杂着理智与情感的微妙情怀来关照这个世界，在她笔下展现出了“两寸象牙微雕”般英国社会的一部严肃正剧，正是在她那满是讽刺、尖锐、犀利的文笔背后，包含着一种宽容的审视。可以说，奥斯丁是一位游离于理性与情感（**）之间的道德评判大师。她对人物性格转变的描写，深刻之处在于探讨人物在理性与感性这种先天两歧中的转化和背反。代表理智的埃莉诺与代表情感的玛丽安两姐妹，以玛丽安与威洛比的爱情终止为分界线，两姐妹的性格不再那么判若分明了，她们都开始向着对立的另一方的方向转化。玛丽安学会了以理智来控制自己的情感，而埃莉诺则出现了难以抑制的**喷发。尽管对于理性与情感的复杂关系，历史上众多大家以文学艺术表现的形式给出了浪漫的解释，然而要真正从学理上严肃地对西方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这样广泛且至今还在发挥着重要影响的哲学思潮进行完整而详细的评论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

从研究的方法与方法论角度来说，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对人的思考总是基于“永恒性”，不管是作为逻辑起点的存在，还是作为视界的思维方式，或是作为工具的思维方法，都不随时间流逝而发生变化，具有绝对主义的特点。这反映出了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优点和弱点。显然，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的实证主义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高举“拒斥形而上学”的大旗，对绝对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发起批判。而“浪漫主义”运动和“生命哲学”则强调人文学科研究的特殊性，从其他角度攻击唯理主义，要求建构适应于人文学科研究的新方法。正是基于此，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导研究方法的关键特征就是要关注生存态与暂时性事物的价值与意义，以“时间性”作为问题研究的基石。20世纪中期以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更从文学、艺术、诗歌、哲学、政治、伦理等几乎所有人文学科领域呼吁批判传统哲学的独断性，要求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之间展开平等的交流与沟通，从而给非主流的文化平等地位；并且还认为，现代性的主要危机来源于对理性的理解和阐释，现在需要全面否定理性主义的观点，从而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理性观。比如，20世纪40—60年代，短短30年间就发生了两次惨绝人寰的战争，野蛮与暴力空前猖獗，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不仅从军事上而且从意识形态上全面参与了战争。面对1940年夏季希特勒的攻势，丘吉尔认为赢得战争的唯一途径是“用重磅炸弹对纳粹国家进行毁灭性和根除性的打击”。而到20世纪60年代印度支那战争时，美国领导人仍然想“要把越南炸回石器时代”。自诩为时代精神的西方哲学理应要对这种现象进行深刻反思，对人类这种“堕落的理性”进行诘难。实质上，非理性主义谴责的正是那些“只靠风俗、习惯、规章制度生活，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束缚于片面的理性教条，他们以理性和秩序为借口，对人民的苦难漠不关心”的所谓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者。[1]在这个意义上，非理性主义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显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然而，非理性主义在批判理性主义的同时，也遭到了其他各方的批判。其中，最严厉的莫过于20世纪最具理性主义特色的逻辑实证主义和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猛烈抨击。20世纪50年代，匈牙利著名理论家卢卡奇（Georg Lukacs，1885—1971）在重要著作《理性的毁灭》（1954）中指出：非理性主义是“19世纪和20世纪反动哲学的决定性主流”，德国资产阶级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背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传统，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产生。[2]他认为，1848年之后，非理性主义已经纳入资产阶级的哲学范畴，不再有任何进步性，成为“德国在哲学王国里通向希特勒之路”，非理性主义在希特勒身上达到了顶点。当然，卢卡奇这种观点显然有失偏颇，因为他只是简单化地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仅仅将非理性主义放置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特别是阶级斗争的氛围下进行考察。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和美国学者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等人认为，要解决现代性的问题，其关键并非要彻底地摧毁现代理性观，而是要通过批判、反思和重新阐释理性，从而适应当代西方现代社会的需要。[3]哈贝马斯对理性分析的方法论基础就是他的交往行动理论。他认为，人们需要从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转变为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这样才能突破认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的范畴，在更宽广的基础上阐释理性。因为过去对主体性和理性概念的理解仅仅关注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主体与主体之间以及主体与社会之间的非认识论上的关系，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和“工具—目的理性”，必须以交互主体性和交往理性取而代之，从而重建现代性。

从认识论角度来说，非理性主义在方法上夸大了认识中的非理性因素，在理论上解决不了理性与非理性、思维与存在的矛盾。现实生活表明，世界本身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失去了确定的、自明的性质，对世界的怀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非理性主义正是响应这一时代精神而崛起的；但另一方面，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要求对今日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解答，非理性主义对此无能为力，不得不陷入沉默。海德格尔为此感叹“非理性主义是一种偏离正道的理性主义，是一种逃避，并不能使我们走向光明，只是使我们纠缠在理性主义中”，因为“非理性主义只是理性主义之明显的弱点与完全的失败，因而本身就是这样的理性主义”[4]。于是，就如同海德格尔一样的学者，也无法摆脱非理性主义的困境，面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问题，只能选择“逃避策略”，求助于“神秘的宣示”。他声称：“在本真的思想领域，所有的辩论都是愚蠢的。”他让人们随他到山巅用冥想的形式聆听“在”的声音。[5]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在否定传统理性的同时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有缺陷的理性与理性本身混为一谈。正像美国当代哲学家詹姆斯·马什指出的那样：“海德格尔只要不放弃他把西方理性视作破产、枯竭的和衰败的东西的批判，就不可能避免操作矛盾。”[6]因为他的这种批判必然要向“理性工具”伸出求助之手。法国学者V.狄康姆指出：“反对理性是无意义的。理性作为思想的一种形式服从于同一性原则。这就是为什么理性只能被理性反对，真理只能被真理所反对，意义只能被意义所反对，一个苏格拉底只能被另一个苏格拉底所反对。”[7]这实际上表明，非理性主义者对理性主义的清算，渗透着浓厚的理性精神，他们早就在不知不觉间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对此，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指出：“理性是哲学思维的基本范畴，只有借助理性，哲学思维才能同人类的命运联系起来。”[8]韩震则诙谐地一语道破了非理性主义、后现代哲学与理性主义三者之间的暧昧关系：“如果说后现代派是一种理性的非理性，那么老非理性主义则是非理性的理性。理性的非理性是利用理性自身的解构消解一切暂时的在场性理性设计，包括理性设计的非理性存在，使理性处于永恒的操作状态，永远不能获得肯定的结论。非理性的理性是设立了某种在场的非理性，而这种非理性无非是理性的设计。一旦设计出在场的非理性，非理性主义者就可宣布发现了终级真理，并大致结束研究活动。研究的理智就可蛰伏在非理性的在场形式中休息，并因宣布了非理性存在的不可理解性而对放弃研究活动感到心安理得。”[9]

概而言之，一方面，非理性主义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理性的失败，甚至可以说是理性的胜利，因为就连非理性主义者所极力推崇的直觉与情感也是人类理性努力耕耘的结果，恰恰需要改变的只是传统、褊狭、封闭、一元的理性概念及其思维方式，而非开放的理性本身；另一方面，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例子在大学史或科学史上比比皆是，非理性的直觉、想象等因素使得理性的逻辑思维变得更加灵活、敏捷和深刻，再加上科学的训练，大学学者在自己特定专业领域获得了更加敏锐的直觉和想象能力。因而，非理性主义的重要功能就是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考虑建立一个新的多元的理性概念及其世界观。自C.P.斯诺1959年在剑桥大学发表“两种文化”的演讲以来，引发了人们对现代大学中自然文化与人文科学两种文化的分裂与交融现象的激烈争论，其中所蕴含的科学与人文、理智与情感、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极其耐人寻味的，它在一定意义上预示了人类未来的思维走向。正如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所言：“非理性主义只是理性主义之明显的弱点完全的失败，因而自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是理性主义逃出的一条出路，这条路却不引向自由，而只更多地缠结到理性主义中去了，因为此时唤醒了一种意见，认为理性主义只通过说不就被克服了，其实它现在只是更危险了，因为它被掩盖而更不受干扰地唱它的戏了。”[10]罗素认为：“自从希腊文明开始以来，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一直共存在一起，每当一方看来很可能完全取得优势的时候，常常来了一个反应，它导致它对立面的一次新的爆发”。[11]所谓“共存在一起”，正说明理性主义同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而非相互取代的关系；也就是说，理性主义传统不仅从未中断，且一直占主导地位；还可以说，无论理性和理性主义本身存在多少问题，都不能使我们得出“反理性主义”的结论，两者其实就是同一个硬币的正反面。

著名中国哲学史家蒙培元先生认为，西方哲学发展的重要传统就是理性与情感的二分（或知、情、意三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一般而言，情感被视为非理性的。[12]正如我们熟知的隐喻“生命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波光粼粼的海水如同理性精神折射着理智的光辉，熊熊燃烧的火焰如同心底汹涌澎湃的炽热情感；抽干海水的生命将是肤浅平庸的，熄灭火焰的生命将是索然无味的，因而情感与理智缺一不可。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理性的重要性毋庸多言；而情感其实同样重要，是生命的基本要素。一个人如果没有了情感，也就没有理由活着，更没有了自杀的理由。“从主观的角度而言，情感很重要，因为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它，因为它可能令人非常愉快，或者令人非常不愉快。由于这性质，情感可能有一种人类生活的大多数其他方面所缺乏的强烈的推动力。……情感是把我们与他者连接在一起的重要的纽带和黏合剂，即便仇恨也是一种纽带，因为从最小的意义上说，它可以使另一个人成为自己生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客观的角度而言，情感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透过情感的棱镜窥透人类行为的种种形式，其中很多就无法得到理解。在南斯拉夫或非洲发生的内战一定程度上可以根据理性的争夺加以解释，但这是非常不完善的解释，而且毫无创造性。要对大规模屠杀做出圆满的解释，我们必须把恐惧、愤怒、蔑视、仇恨以及厌恶等诸如此类的情感考虑进去。”[13]可见，不管是对个人生活，还是世界问题的理解，作为非理性因素的情感都是一把不可缺少的钥匙。正是由于人性之美包含情感之美和理性之美，情感浇灌理性，理性审视情感，因而在有关“情感哲学”问题的思考中，“最大的问题仍然是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这是中西哲学所遇到的共同问题，但是解决的方式有很大不同，简单地说，西方是情理二分的，中国是情理合一的；西方是重理的，中国是重情的，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则是理性主义传统，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问题在西方哲学中是不入流的”[14]。

然而，尽管小说和戏剧曾经是表达与理解人类情感的源泉，但这并非将艺术与情感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唯一方式。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理性与情感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在西方思想史上，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传统，即人文主义传统，其中大多数的学者都把自己作为非理性主义者，极其关心人的情感问题，并把情感与人的道德联系起来，在情感与理性相分离的二元对立中思考问题。[15]尽管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背道而驰的，但两者实际上一表一里、一冷一热、水乳交融、相辅相成。现代人文主义从人的非理性意识出发去说明世界，由此而形成了意志主义对于人生苦难的提示和消解，存在主义对于个体存在的自由境界和人格状态的追求和描绘，生命哲学对生命主体的强调和对世界的生命化，精神分析学派的潜意识论，马斯洛的人的需要理论以及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等。现代人文主义哲学以本体论的形式，对人生的意义、生死、道德、幸福、痛苦和焦虑等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从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研究宽泛的现代人文主义学说。它们认为哲学应当突破传统模式，应由以往所强调的对外部世界的研究转向对人本身的内在结构的研究，由倡导感觉经验或理性思维的可靠性转向肯定人的内在心理体验和非理性的直觉，由对普遍人性，即人类共同本性以及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颂扬转向对个人的独特个性、生命、本能的强调。这就要求冲破以往哲学家用普遍的、绝对的理性概念编织的束缚人的独特的生存和个性的罗网，恢复和维护人的本真存在，发现和发挥人的内在生命力和创造力。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所谓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对立与交融，从本质上讲，就是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与交融。

对于情感对理性的影响，被誉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的埃尔斯特（Jon Elster，1940— ）在《心灵的炼金术》一书中认为，“首先，我们可以尝试确定情感对理性的影响，后者对于决定的做出和信念的形成具有重要性；其次，我们或许可以追问，情感本身是否可以或多或少地被评价为是理性的，以及独立于其对选择和信念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再次，我们或许可以追问，情感是否可能成为理性选择的目标，也就是说，形成自身或者他人某种情感的过程，是否能够而且确定涉及人们理性的考虑”[16]。尽管畅销书作家、美国思想家安·兰德（Ayn Rand，1905—1982）用“四个唯一”阐述自己的客观主义哲学与立场：“……理性（对人的感官所提供的材料辨明及整合的功能）是人感受现实的唯一方式，是知识的唯一来源，是唯一的行动指南，也是唯一的生存方式……”[17]然而，在“评兰德尔的《亚里士多德》”一文中，她借兰德尔的笔暗示了理性与**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头脑可能是历史上最富于**的了；这种**透过每一页、每一行。他的晦涩的文稿展示的不是‘冰冷冷的思想’，而是对冰冷的真理充满**的追求。对他而言，卓越的智慧不存在‘平庸’或适度。在他看来‘理论家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不动感情、不动声色的‘冥思苦想’，而是充满**的、尖锐的、没有任何束缚或限制的努斯（即希腊哲学中的心灵或理性）、思辨（theoria）、理智的生活”[18]。显然，这正是自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所有的真正学者们所追求的恰当的生存方式。

[1] 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8.

[2] ［匈］卢卡奇.理性的毁灭［M］.王玖兴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10.

[3] 张敏.当代西方反理性主义思潮评析［J］.理论探索，2007，（4）.

[4] ［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78.

[5] 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8.

[6] J.马什.逃避策略：后现代理性批判的自我参照性悖论［J］.美国国际哲学季刊，1989，（3）.

[7] 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9.

[8] ［法］洛威.法兰克福学派—理性的马克思主义［J］.哲学译丛，1984，（4）.

[9] 韩震.论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新特征［J］.社会科学辑刊，1995，（2）.

[10] ［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78-179.

[11] 法西斯主义的家世［A］.罗素文集（第3卷）［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341.

[12] 蒙培元.情感与理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0.

[13] ［美］乔恩·埃尔斯特.心灵的炼金术：理性与情感［M］.郭忠华、潘华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56-457.

[14] 蒙培元.漫谈情感哲学（下）.新视野［J］.2001：（2）.蒙培元.情感与理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3.

[15] 同上书，第14页.

[16] ［美］乔恩·埃尔斯特.心灵的炼金术：理性与情感［M］.郭忠华、潘华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316.

[17] ［美］安·兰德.理性的声音：客观主义思想文集［M］.万里新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4.

[18] 同上书，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