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历史流变

如果把理性看成是人脑所特有的一种逻辑思维与逻辑实践的理智力的话，那么“非理性”作为人的一种精神能力和力量，主要是指人脑所具有的一种非逻辑、非条理化的推动人们认识和行动的精神力量和精神能力。作为精神力量的非理性主要包括本能、欲望、需要、意向、动机、潜意识、情绪、情感、意志、信念、信仰等；作为精神能力的非理性则主要是指形成目的和动机能力、灵感和直觉能力、意志能力、感觉能力、表象能力、猜测能力、想象能力等。非理性作为人的精神力量和精神能力，是非理性的主要内涵。苏联《简明哲学辞典》把非理性定义为“理性思维所不能理解的、逻辑概念所不能表达的”，主要包括“意志、本能、直觉、无意识的盲目力量”。[1]在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者往往是在非逻辑思维的力量和能力的意义上来使用某一非理性因素的概念。比如，叔本华的意志是一种盲目的、不可遏止的冲动，尼采的权力意志是一种巨大无比的、常住不变的、奔腾翻滚的力量海洋，弗洛伊德非理性的本我是人们的原始本能和冲动力量。

作为“理性主义”的反动，“非理性主义”就是在西方哲学在近现代转型时期形成的一种以批判和超越传统理性主义并强调人的情感意志、本能冲动等非理性活动在人的整个精神和物质存在中的决定作用为最一般特征的哲学思潮。[2]而且，作为“某些世界观的名称，非理性主义断言：科学思维是无法揭示客观现实中的确定关系及规律性的，因而应当放弃，代之以其他的（在非理性主义看来是更高的）认知功能，如直觉、体验、对本质的洞察。”[3]尽管非理性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家那里，但非理性思想并不等于非理性主义，非理性思想只是一种非理性观，而非理性主义则是一种系统的、极致的非理性观。另外，非理性主义并非独立的哲学流派，而是各种各样的哲学体系和流派中的某种环节和要素，它强调人的情感、意志等作用，重新发现人的本真的存在，充分发挥人的生命力等，因而也被列入“人文主义”哲学思潮。

由于“非理性主义”往往与“理性主义”相对使用，因而探讨非理性发生与发展的过程肯定会涉及与理性主义相关的范畴。理性主义传统在西方哲学史上源远流长，到黑格尔时共经历了三种形式，即古希腊时期的理性主义、近代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和德国绝对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事实上，《荷马史诗》的出现就标志着古希腊精神发展的一个重要飞跃，它既体现了理性的智慧，同时迸发出生命的**。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涉及了理性和非理性的关系问题，造就了古希腊哲学理性的辉煌，初步论述了意志、欲望、**等对人的行为的支配与影响。本书开篇提到的柏拉图“马车之喻”，就是把人的灵魂（精神）分为理智、情感与欲望三个部分，并较为具体地描绘了它们的含义与相互关系。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强调了理智必须伴以**才具有生命力。晚期希腊和罗马哲学中的一些流派，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则把非理性置于理性之上。即使是在称为“理性时代”的文艺复兴后，仍有不少哲学探索、肯定甚至不同程度上强调了意志和非理性因素在精神生活中的作用。比如，在英国，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97）郑重强调人的行为与意志和欲望的关系，休谟分析过理智怎样服从**、欲望和意志。在法国，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1623—1662）和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都对人的本能、情感、意志问题提出了超越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界限的论点。所有这些非理性主义思想无疑成为作为哲学思潮的非理性主义不可或缺的思想来源。在德国，康德发现了西方理性主义作为哲学思想存在的局限，他认为，既然理性解决不了有关灵魂、道德、信仰等相关的问题，那么人们就必须为知识与信仰划出各自的地盘，这为非理性主义的崛起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支点。黑格尔则企图通过思辨的辩证法克服康德指出的矛盾，指出“辩证的思维就是理性—非理性的思维”，将**、意志、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置于其大全理性观中，视为绝对理性发展的一个必然环节，但他事实上并未真正地克服理性主义的这种局限，反而成为非理性主义哲学家批判的靶子。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就以其悲观主义的生存意志论成为非理性主义的先锋。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则使得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成为转折点。

根据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非理性主义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1）从1848年到19世纪70年代初，以1848—1849年德法资产阶级革命到巴黎公社起义为主要起始阶段，此时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被广泛接受；（2）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此时资本主义在西欧各国得到普遍确立并迅速发展，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以尼采的非理性主义解决方案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为标志；（3）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50年代，此时以对具体的个人的关怀为主要特征的存在主义哲学为标志；（4）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这是非理性主义彻底化阶段，亦称为“后现代主义”哲学，主要流派是以法国哲学家德里达（Derrida，1930—2004）、福柯为代表的解构主义，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为代表的新解释学，以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1979年，法国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出版《后现代状况》，标志着后现代主义正式进入哲学论坛的前台，“体验的时代”“感性的时代”等“反理性主义”思想成为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在当代新的表现形态。在前三个阶段，即由传统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的演变过程中，在认识论方面由知识的绝对化走向知识的相对化，在价值观方面由普遍个人主义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在历史观方面由对历史的乐观主义走向悲观主义。简而言之，从总体上看，非理性主义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从认识论意义上取消了理性的统治地位，认为逻辑规范的理性认识形式不能把握那些独特的内在生命体验；第二，把诸如本能、欲望、情感、意志、信念等非理性因素设定为人类与世界的本质；第三，反对对理性的滥用，认为理性并不能把握生命的全部意义。但到了第四阶段后，非理性主义走向极致，完全抛弃了理性主义的传统，甚至采取根本弃置理性的方式以及否定性继承的态度和解构的方法。在《后现代转折》中，哈桑（Ihab Hassan，1925— ）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零乱性或片断性，他们“只是割断联系，自称要持存的全部就是断片”[4]。福柯则断定，“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5]

总之，一方面，由于非理性主义在方法论上非常强调直觉、灵感、顿悟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而其思维方式亦与现代逻辑学、数学与物理中的非决定性、不稳定性、不完全性及其反思与批判、多元化与多视角等高度相关，从而导致了现代科学的发展范式产生了剧变。现代科学研究的进展与人类思维范式的转变，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这些都会对现代大学的功能、目标、思维方式、学习模式、课程计划、授课方式等方面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20世纪初“罗素悖论”[6]的提出给数学与逻辑学以致命一击，使人们认识到逻辑的前提是非逻辑；到了30年代，哥德尔（Kurt Godel，1906—1978）的“不完全性定理”[7]的提出警示世人逻辑和经验也是不完全的，必须依靠逻辑和经验以外的东西——非逻辑来证明；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的“相对论”、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的“测不准原理”[8]、普里高津[9]（Llya Prigogine，1917—2003）的“不稳定性与非平衡态理论”等，都促使人类开始对传统理性的限度进行反思与批判。20世纪50年代，西蒙（Herbert. A. Simon，1916—2001）认为，人们把握事物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类的理性不能完全地把握客观世界；要依靠一些非理性的因素诸如情感联络、信念引导等因素，社会的整合才能得以保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使得用理性和经验来研究生命和社会的方法遭到否定，各种对个体、生命和社会进行“非理性主义”阐释的哲学开始泛滥，各种在真理问题和价值问题上的“相对主义”开始盛行。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被非理性主义理解为宣告了因果论和绝对论的破产，从而夸大了真理的相对性。波尔（David Bohr，1885—1962）的“并协原理”[10]进一步阐释了这种“测不准”关系，使非理性主义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潭。歌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证明了我们永远不能把数学形式作为任何完整的系统，这无情地冲击了传统理性主义的绝对真理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助长了人们用主体内在的非理性因素如本能、动机、冲动、意志等来说明人的行为和解释整个世界。上述种种自然科学发展本身表现出来的新特征是传统哲学框架难以解释或不能给予解释的，它们使得任何宣称发现绝对的、终极的知识观念成为不可能的事实，这显然标志着西方思想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的到来。

另一方面，由于非理性思想与非理性主义所涉及的内容乃是人性的基本问题，把本能、欲望、情感、意志、信念等非理性因素设定为人与世界的本质，希望在认识论意义上把人生作为一种体验哲学，甚至以功能性的非理性来代替实体性的非理性。因此对大学而言，非理性及非理性主义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其所蕴含的强烈人文主义倾向与主张，即西方大学思想史上的人文主义（humanism）传统。因为在起源意义上，大学就是一个人文主义的机构，最初的高等教育机构通过道德伦理学、医学、法律、逻辑学和音乐、数学、天文等来促进学生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和美德修养、伦理观念的形成。欧洲中世纪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虽然并非早期高等教育形式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新的文化与社会制度共同作用下的新创造，最初的教学和研究的内容也是直接贴近当时精神文化与现世生活的需要。概括地说，大学从正式诞生到现在可根据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立简略地分为两个时期，即古典大学时期和近现代大学时期，前期包括中世纪的萨拉诺大学（约11世纪）、博洛尼亚大学（1088）和巴黎大学（1180）时期以及后来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时期。大学初创时期和古典前期所建立的主要制度就奠定了人文主义传统和理性主义传统在大学的合理地位，大学从教会与国王那里所获得的政治和法律方面的特权则保证大学的独立与自治，而后者正是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在大学合法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11]大学的这种人文主义传统极其关心人的问题，关心人的情感与道德问题，并把人的情感与人的道德密切联系起来，在情感与理性相分离的二元对立中思考问题。让人感兴趣的是，大多数人文主义学者都自称是非理性主义者。后来，这种人文主义在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近现代时期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了不同的含义；尽管从表面看起来，大学里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似乎是背道而驰的，但在大学实际的生活中两者是相辅而行、互为补充的。

鉴于此，有研究者已经把以对传统理性的超越与解构为特征的“非理性”或“反理性”直接称为“生命理性”或“人文理性”[12]，因为从本质上看，它们关注人的本质、人的生命、人的存在，把人的问题看成是哲学的核心问题，以人为中心对世界事物做出解释，以个体感性存在为基点而探寻人的价值、尊严和命运，流露出了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因此，所谓“非理性主义”只不过是现代社会一种新的理性类型，因为在终极指向上，生命理性与传统理性共同致力于自然法则的必然和人类意志的自由的统一，致力于人的自由解放、人性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生命理性只是试图通过反思和批判理性的绝对主义和因果决定论，从而纠正理性的片面与偏执，回归真实的人性。事实上它在“非理性”外表下，潜藏着深层的理性目标。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的理性活动是一种生命活动，它不是要排除非理性，而是要理性地说明和运用非理性因素；它不是要消灭非理性，而是指导非理性；它在与非理性因素的联系中获得力量，它在与非理性因素的有机互补中构成生命理性的完整性”。[13]

[1] 崔秋锁.理性与非理性概念研究［J］.哲学动态，1989，（11）.

[2] 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30.

[3] 转引自甘绍平译《哲学词典：非理性主义》。

[4] 王潮.后现代主义的突破［C］.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37.

[5] ［法］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9.

[6] 著名数学家罗素（Bertrand A.W. Russell，1872—1970）提出的悖论是：在某个城市中有一位理发师，他的广告词是这样写的：“本人的理发技艺十分高超，誉满全城。我将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我也只给这些人刮脸。我对各位表示热诚欢迎！”来找他刮脸的人络绎不绝，自然都是那些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可是，有一天，这位理发师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胡子长了，他本能地抓起了剃刀。那么，他能否给自己刮脸呢？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脸，他就属于“不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要给自己刮脸。如果他给自己刮脸，他又属于“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不该给自己刮脸。理发师悖论与罗素悖论是等价的：因为如果把每个人看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的元素被定义成这个人刮脸的对象。那么，理发师宣称，他的元素，都是城里不属于自身的那些集合，并且城里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都属于他。那么他是否属于他自己？这样就由理发师悖论得到了罗素悖论。反过来的变换也是成立的。

[7] 1931年由哥德尔提出。这一理论使数学基础研究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更是现代逻辑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该定理与塔斯基的形式语言的真理论、图灵机和判定问题，一起被赞誉为现代逻辑科学在哲学方面的三大成果。哥德尔证明了任何一个形式体系，只要包括了简单的初等数论描述，而且是一致的，它必定包含某些体系内所允许的方法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命题。

[8] 又名“不确定性原理”“不确定关系”（uncertainty principle），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基本原理，由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于1927年提出。

[9] 比利时物理化学家，布鲁塞尔学派的首领，研究非平衡态的不可逆过程热力学，提出“耗散结构”理论，荣获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是非平衡态统计物理与耗散结构理论的奠基人。

[10] 又称“互补原理”，是关于量子力学基本原理的一种阐释，认为在量子力学框架内用经典物理学概念描述原子现象，不可能具有像经典物理学所要求的那种完全性，因而必须使用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的经典物理学概念，才能对现象的各个方面提供一个完全的描述。

[11] 韩水法.大学与学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

[12] 仪平策，王卓斐.论“理性”概念的五大范式［J］.理论学刊，2003，（4）.

[13] 韩震.重建理性主义信念［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