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性主义思潮的历史流变

在西方哲学史上，一般把将理性作为思想核心的学说统称为“理性主义”（rationalism）。正如理性概念辨析时所表明的，本书所指的理性主义并非与经验主义或经验论相对的狭义理性主义，而是包括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立场和观点的广义理性主义。可以说，它构成了西方文化发展的底座。学者研究表明，理性主义大致包括如下三方面的内涵：一是一种世界观，把世界看成一个合乎理性的世界，人只要运用自己的理性，便可以认识它的规律；二是一种人生哲学和人生理想，把理性看成人的本质，认为遵循理性指导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三是一种文化传统，它尊重理性、崇尚科学、重视逻辑思维，相信知识的力量。[1]这种理性主义体现的是一种西方文化的世界观，认定世界万物中存在恒定不变的自然规律“逻各斯”；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并认为人可以通过其特有的“理性”能力确证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当然，这种作为世界观、人生哲学、文化传统的理性主义确实推动了对科技发展的追求，但由于过分相信并追寻世界的直线式进步，并将人的理性进步与世界的进步等同起来，因而在认识与征服世界的过程中造成了人类自我中心主义。依照理性主义的逻辑思路，可以说西方哲学史是一部探寻理性的历史，而所谓探寻理性的过程就是“认识”，而探寻理性的结果就是“知识”。

当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人泰勒士（约公元前624—前547，古希腊米利都学派创始人）宣布“水是万物的始基”时，他就是运用自己的理性做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理性判断。这一判断集中表现了人类思维的统一性与超越性，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与齐一性。“水是万物的始基”举起了希腊理性的第一面旗帜，从此，人们相信理性就可以洞见和把握世界的本源，哲学开始抛弃了远古关于天地生成的非理性信仰和传说，沿着追寻世界本源的理性之路向前发展。毕达哥达拉斯学派“数是万物的始基”则开创了一种不是从感觉经验上升到普遍的理性概括，而是从抽象概念下降到感性事物的路径，并研究了“有限”与“无限”的对立，成为西方哲学史“理性”和“非理性”对立的最初表述。数学在古希腊直至近代欧洲都被认为是表现人类理性的最典型科学。“理性”一词在它的原初意义上就是一种科学精神，理性主义就是主张用科学来理解和解释自然的哲学道路。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前399）力求从思维的角度把握人，主张到“心灵世界”中去探求真理。在讨论“什么是美德”时，苏格拉底引导人们坚持理性的指引，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他认为“对于美德”，“不论它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柏拉图不仅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本体论，而且阐述了理性主义认识论。他使真、善、美与理性天然结合，成为光照西方哲学的“理性之源”。亚里士多德则处处关心确定的概念，把理性主义对事物确定性的追寻提高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把精神和自然的个别方面的本质，以一种简单的方式，高度地概括成一系列理性原理。古希腊理性主义在亚里士多德的“主动理性”中臻于极致。[2]至此，古希腊的学术体系及其学者的学问取向已经蕴涵了后来西方大学与学术文化传统中引以为重大特征的种种萌芽，即对绝对知识的执著信念，通过知识而达至善与自由的境界。古希腊作为认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为后世奠定了理性主义的传统。

像泰勒士、毕达哥拉斯（Pythagorean，约公元前580—前500）、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学者都从事纯理论与纯思辨性学术研究，对他们来说，“研究自然本身就是一种回报”，而“那种主导我们自己所处的社会的思想，即认为科学是物质进步的关键，这对古代社会来说是非常陌生的”[3]。古希腊这种自由知识观鲜明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爱智传统与理性精神，成为自由教育、学术自由的思想基础，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倡导自由教育的思想家与教育家。到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理性思维的重大特征首先就是把矛头指向盲目信仰和崇拜权威的蒙昧主义，提倡科学，大胆思索，鼓励人们对宗教经典和神学教条大胆怀疑；他们还论证了理性的基础、功能和作用，认为科学是发挥理性作用的工具和方法，科学对自然本质的认识和规律的发现会使人们在理性上获得真理、行动上获得自由。[4]法兰克福学派领军人物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和阿多诺（Theodor Wistuqrund，1903—1969）认为，启蒙理性作为一种观念系统，主要包含以下五个中心教条：（1）启蒙理性为人类确立了自主性、个体性、不被宰制和人类的幸福等理想；（2）启蒙理性所认可的知识被称做真正的知识，具有下述特征：①客观性，它奠基在人类的“主观性”与客观的自然（作为知识对象）之严格而清晰的区分上；②同一性，作为知识系统必须把个体体验（已被认知的东西）纳入统一的一般概念之下，展示它们的“一致”方面；③从本体性上说，知识应该是使用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结果；（3）启蒙理性相信，随着社会中真正知识的增长，启蒙的理想一定能在各个领域得以实现；（4）启蒙理性坚持一种普遍批判原则，认为信仰和权威不算什么，甚至传统也不算什么，每个信念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表明自己的合法性；（5）启蒙理性坚信，自身（启蒙）与野蛮主义和神话绝不相同且互相对立。[5]因此，在启蒙时代，西方理性主义在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启蒙思想家通过对人所固有的理性和人权的强调，使哲学由以神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由各种盲从和迷信转向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因而他们所倡导的这种理性主义精神既是一种强调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人文精神，又是一种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相适应的科学精神，这一时代因此被公认为理性的时代”[6]。可以说，如果从知识论角度来衡量，英国的自由运动和法国的启蒙运动都延续了古希腊以来西方怀疑与求真的血脉，相信通过理性的力量改善人们的生存状况，并且认定自由、平等、人权是天赋价值观念。德国的新人文主义运动既推崇古典文化为完美的范型，又反对平面、单调的理性主义，其直接后果就是建立起了一种新知识观和历史观，促进了现代学科体系的产生。

伴随着启蒙理性的形成，在哲学世界观方面，理性开始萌生了一种有关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的内部分裂。由于英国既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祥地，又具有唯名论的历史传统，因而源于经验论哲学的经验理性主要诞生于英国。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经验理性，试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与内涵。正如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所言，“凡是在理智中的，无一不是在经验中”。经验主义理性观由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发展到顶峰。英国经验论从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经洛克、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到休谟，他们深入论证了在人类认识中感觉经验的作用，从而大大拓展了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内涵。大陆唯理论则由笛卡尔揭开序幕，经马勒伯郞士（Malebranche，1638—1715）、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莱布尼茨（Leibniz，1646—1716）等人，形成一种相对完整的系统。由于唯理论断定理性只能是天赋的能力，不可能来自感觉经验，因而，把唯理论所揭示的与经验理性相对立的“理性”称为天赋理性。

至此，西方思想的进程实际表现为一个神性—人性—理性的复杂演变过程，中世纪的政教合一，使得神性扩展为一种全能性的支配力量，在教父哲学那里，“正因为其荒谬，所以我才相信”[7]成为基本的信条。到人文主义那里，主张“从经验开始并且依据经验去寻找原因”，从而发现被逻辑必然性制约着的自然界的规律。这种以观察和实验为基调的科学思维，历经二三百年科学发展的积累，终于形成一种全新的理性主义哲学观念。如上所述，它事实上包括两大哲学流派：以英国哲学为主的“经验论”和以欧陆哲学家为主的“唯理论”。前者主张认识源自经验，感觉经验比理性知识更可靠；后者主张认识源自天赋观念，理性知识比感觉经验更可靠。然而，其区分也是相对的，洛克对感性经验可靠性持保留性态度，笛卡尔则认为观念“有一些是从外面来的”，这意味着差别背后隐藏着某种共同性。[8]

到18世纪末，在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内部，经验理性论与天赋理性论由于各自固有的缺陷而渐渐走上了绝路。康德哲学应运而生。康德高举批判理性的旗帜，把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融合到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对于西方古典理性主义面临的绝境，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人类认识的先天形式从“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先验辩证论”三个方面给予了全面考察，呼吁“人为自然立法”，断定如果“以理智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灭”必将导致自我矛盾。[9]因此，他鼓励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智，通过知识来获取真正的自我解放，从而弘扬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功能。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把对自由本质的理解建立于对知识本质的认识上，并由此规定了学者的道德使命。黑格尔随后将康德认识论发挥到极致，建立了一种包罗万象的思辨理性论，完成了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大综合，认为只有通过理性思辨才能洞悉世界的本质，断定只有纯粹理性才能解决和探索一切真理问题。

从历史发生学角度看，理性作为人的一种特有能力，自人类诞生起就内在于人自身，而理性主义体现了西方文化对人的理性能力的特有观念和态度，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把握整个宇宙的客观规律，可以凭借理性所提供的手段和工具使整个世界获得改观或进步，其实质是一种理性信仰。事实上，理性主义的生成与发展过程就是人们对理性逐步推崇和信仰的过程。[10]而这一过程则正与大学“价值中立”“学术自由”“理性共同体”等观念的生成相关。从学术发展史来看，康德最早复兴古希腊自由知识观，尝试论证学术自主性，提出“非功利性是一切终极价值（真理、正义、美等）的条件”，即不能以功利性标准评价真理、正义与美。随后，他以哲学非源于外在功用而源于理性和真理本身率先将德国大学的哲学院提升为“大学的灵魂”[11]。因此，可以说，自由知识观经过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以及德国新人文主义运动的吸收与融合，学术界这种源自古希腊的对知识的探究已经不仅限于闲暇的好奇了，因为只有越来越精确的知识验证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高深学问忠实于真理，不仅要求忠实于客观事实，而且要尽力做到理论简洁、解释有力、概念文雅、逻辑严密。此外，学者们对真理的标准会有分歧。由于这些标准将不断受到审查，因此，最重要的是这些标准的自我矫正”[12]。由于客观性是真理能否站稳脚跟的标准，于是学术的客观性就从德国大学所称的“价值自由”（wertfreiheit，也称价值中立、价值无涉）中脱颖而出，即学术结论不受价值影响的原则。和古希腊自由知识观一样，价值自由同样强调知识的内在价值，只是它与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的要求紧密相连，强调学术领域由“学者共和国”支配，理性知识是自主的，学术是自律的，具有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内在逻辑。正如维布伦（Theodore Veblen，1857—1929）所说：“客观性的目的是对已知事物进行理论上的组织和逻辑上的连接，在考虑权宜之计或方便的时候，一定不能使它们的本来面目受到歪曲，而必须忠实于当时公认的现实。”[13]因此，高深学问与学术研究在排除了价值影响之后，就可以公之于众，接受社会与公众的鉴别与批判。

[1] 李步楼.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J］.江汉论坛，1995，（6）.

[2] 姚定一.论西方哲学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1，（4）.

[3] ［美］G.E.R.劳埃德.早期希腊科学［M］.孙小淳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38.

[4] 姚定一.论西方哲学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1，（4）.

[5] 傅永军.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28.

[6] 刘放桐.超越近代哲学的视野［J］.江苏社会科学，2000，（6）.

[7] 李志逵.欧洲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89.

[8] 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理性主义及其限制［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06.

[9] 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

[10] 彭荣础.理性主义与西方大学发展变迁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09.5.

[11] 沈文钦.何谓“为学术而学术”［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1）.

[12] ［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14.

[13] ［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