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性概念及其功能
一、理性的中西分歧与多重内涵
“理性”一词最早见于何处，现在已难以确证。至少在西方人的视野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可能缺少西方意义上的理性概念。一般来说，理性概念来自于西方。例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考察并比较东西方宗教后就断言：“所以亚洲的政治思想都无不缺少一种可以与亚里士多德的系统方法相匹敌的思想方法，并且也确实缺少理性概念。”[1]然而，有学者断定，中西方都有自己的理性观来源，只是伴随着各自精神与信仰的差异，其理性观念呈现出实用理性与科学理性的差异。西方人崇拜上帝，中国人则更关心人类自身的生存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2]。子不语怪、力、乱、神。与西方相比，中国人的理性一开始就趋向实用理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且认为，人可以统率生命和感知，能够协调人际关系，能够判断善恶。正如荀况所说的“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3]。中国人思考的更多的是人怎样生存以及如何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其理性与生俱来就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孔子的“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言论表明，这种极其注重人际关系和人的生存需要的中国哲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实用主义”精神。后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科学理性观念传入中国，但科学仅仅被视为一种工具，而非理性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在中国的观念里确实没有完全形成西方科学理性的概念。对此，李泽厚曾经总结认为：“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构成了一种性格—思想模式，使中国民族获得和承续着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贵领悟，轻逻辑，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保持现有的有机系统的和谐稳定为目标，珍视人际，讲求关系，反对冒险，轻视创新……它在适应迅速变动的近现代生活和科学前进道路上显得蹒跚而艰难……”[4]
据考证，单就“理性”一词来说，在中国汉末就已存在，徐干《中论·治学》中说：“学也者，所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圣人之上务也。”意思就是人通过学习可以“疏神达思，怡情理性”，学习可以调理人的精神、思维、情感和本性等，因此是“圣人之上务”。学习之于人，如同太阳照到黑暗的屋子里，所存器物立刻昭然可观一样。学习就像照亮内心的太阳，可以启蒙开智。人对待学习要像日月之行一样，终身不辍，死而后已。这里所谓理性，涵养情性之谓也，属动宾结构，与今天的所谓理性大异。《后汉书·党锢列传》有云：“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用……”但其“理”字当作动词讲，“理性”指“修养德性”，并非西方思想中“reason”的意思。据张东荪[5]说，古代中国没有“理性”的概念。至于中国传统“理”的概念与西方“理性”概念的不同，张东荪曾有细致的区分，认为西方的“理性”概念偏于心理或主观的方面，属于知识论的范畴；而中国人的“理”并不自心理方面出发，而是从宇宙论出发，与“礼”相通。《礼记》曾有“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而清朝学者阮元（1764—1849）则认为“理必出于礼也”。所以，中国人的“理”始终是伦常之理，与西方人讲的“物理”（physical law）完全不同。西方的“理性”概念恰恰与该“物理”观念相关，即体现为理性的科学方法，就是要设法拨开纷繁现象中表面上所呈现出来的前后关系（因果关系）而直窥其根底上所存的真正关系。[6]
西方哲学意义上的“理性”起源于逻各斯（logos）和努斯（nous）。[7]逻各斯是指理性的逻辑规范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努斯是指理性的自由超越性，是人寻求以自身为目的的有意义的生活。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30—前470）和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公元前488—前428）分别提出了逻各斯与努斯的概念；苏格拉底、柏拉图进一步发展了其实质内容；最终，亚里士多德将两者统一于“目的性”之中。这就是理性形成的基本脉络。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哲学理性概念的两个来源，即理性是逻辑规范性和自由超越性双重意义的统一。两者的对立统一赋予了世界秩序以人的意义，人类以理性统治并推动世界，以此为出发点建构人的“自由的理性王国”。根据伽达默尔的说法，理性在西方词源学中通常称为“逻各斯”，最初意义接近“词”的含义，逻各斯最原始的意义就是“说话”，人类正是在词的意义中促成了理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五卷）将理性定义为“哲学中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和过程，严格地说，理性是与感性、知觉、情感和欲望相对的能力”[8]。从这个角度看，理性是一种最高层次的理智、推理、思维能力。[9]然而，理性概念自产生至今，其意义实际在不断变化，从而在不同的时代语境和文化背景中逐渐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内涵范式。
由于本书主要考察大学理性概念及其相关内容，而公认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主要指来源于西方的中世纪大学模型，因此对理性概念及其相关内容也就限于指称西方哲学视界中的理性意义。关于理性内涵的分歧及归纳，袁方文的目的意志论、信念能力论、天赋遵循论、多维认识论、难以具体归类的观点理性五论说[10]，仪平策等人的本体理性、认知理性、工具理性、生命理性、实践理性五大基本范式划分[11]，夏俊对理性概念发展的历史考察，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与启示。作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与手段，理性及其理性主义开始诞生于希腊文明，完成于黑格尔古典哲学，对深化哲学的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非理性主义的兴起，如何阐释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话题。因此，理性概念的理解需要历史地考察理性的发展历程，因为“源于在不同时期，不同哲学思想中，人们对它理解的内容、重点的不同”[12]。
一般来说，西方哲学史对理性的理解与解读基本具备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个不同层面的意蕴：第一，从认识论上讲，理性是人类所特有的认识能力与手段，它追求未知领域的知识真理，并探索客观世界的内在规律。这种理性的典型代表包括近代英国经验论的经验理性和欧洲大陆唯理论的天赋理性。它们弘扬人的理性能力，推崇科学和技术，相信知识的力量，把科学技术看成是改造自然的手段，因而近代理性主义精神与近代科学主义精神是一致的。第二，从本体论上讲，理性是存在于人脑外的客观精神，是万物的本质和共性，是世界的本体和主宰。其典型代表为柏拉图的理念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它们把理性实体化、本体化，把理性局限于纯粹思辨中，是一种理性化的上帝。第三，从价值论上讲，理性是人的本质与道德的基础，是评判一切事物的准绳。它们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并把人性与自由、平等以及其他的社会政治理想融入理性之中，作为理性的基本内容[13]。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首先，理性是认识和探索世界的一般与本质的能力。人们对“一般与本质”的认识促成了理性范畴的起源，因为感觉器官认识的只是具体的、个别的，唯有依赖人的理智力量才能概括与总结。赫拉克利特认为唯有依赖理性才能认识支配一切的普遍规律的“逻各斯”；同样，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约公元前515—前5世纪中叶以后）认为只有依赖理性才能认识到世界唯一不动的“存在”。其次，理性还是人们的一种推理能力。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世界的根本是理念，事物只是对理念的分有，“从杂多感觉—知觉出发，凭借推理把它们统摄成一种理性的概念”[14]。在亚里士多德创立演绎法之后，作为推理能力的理性获得了更为全面的研究，包括中世纪邓斯、司各脱的命题形成、托马斯与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的推理运用、洛克的推理成立考察与康德的推理悖论提出等。最后，理性还被认为是意识的确定性。尽管理性被普遍认为是人类所独有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到底来自哪里却缺乏考察，仅仅机械地认定理性存在于灵魂中。到了近代，笛卡尔以怀疑为手段，确定“我思故我在”作为哲学无可怀疑的根基。黑格尔则确切地判定“理性就是意识确知它自己即是一切实在这个确定性”。这样，从最简括的意义上讲，西方哲学史对理性的理解主要有两个维度：一是把理性看成是与感性相对应的理性，是认识一般与本质以及推理的能力，探究的是理性的能力；二是把理性看成是意识自身的确定性，企图在意识中寻求理性自身的依据。[15]后来，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实质上就是为了打破理性追求的绝对性与确定性，探究人类意识中的不确定性，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逻辑角度讲，一方面，概念也好，语词也罢，它们都不是可以任意使用的纯粹符号和工具，它们都具有其沿用的历史性，其意义并不能由我们外在强加上去，而是历史地形成和演变的，一般的概念和观念都积淀着人们的历史理解，这种历史理解就构成了它们的真实内容。另一方面，概念的产生、使用及至明确又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因此，鉴于理性含义的诸多历史沿用缺乏较为全面的代表意义，可以根据其既有含义简要概括如下：
理性就是“人类对宇宙、自然及人类自身相关的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的认同、创设、遵从以及批判性改进、优化选择的思维与行为表现。简而言之，理性即人类理智对待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简称秩范）的品性。”[16]理智是理性最基本的含义，是批判性、创造性和沉思性的统一，是用来认识、理解、比较、选择、推想和决断的能力，当今甚至有时称之为“智能”。
其中，对于理智与大学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理解，社会学家科塞（Lewis Coser，1913—2003）曾经指出：“理智［intellect，是the intellectual（知识分子）的词根］有别于艺术和科学所需要的智力（intelligence），其前提是一种摆脱眼前经验的能力，一种走出当前实际事务的欲望，一种献身于超越专业或本职工作的整个价值的精神。”[17]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1916—1970）认为，“理智是心灵的批判性、创造性和沉思性的一面。智力寻求掌握、运用、排序和调整；理智则从事检验、思考、怀疑、理论化、批判和想象”[18]。反过来，这种对理性概念更具针对性的理解将能够加深我们对下一章对大学理性的历史传统与现实追求的认识与理解。
二、理性的道德功能与知识功能
从认识论角度来说，理性具有道德和知识方面的两大功能。[19]针对理性的道德功能，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曾经指出：“人的特殊功能是根据理性原则而具有理性的生活。”[20]事实上，基于法律约束或道德意识支配下而实现的生活方式才可以称为一种“理性的生活”。其中，道德的判断、行为、培养就是理性的功能。在康德理性主义伦理学中就充分体现了道德的判断功能，“不论做什么，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则”[21]。这样，他的绝对命令就以理性为依据，成为适合于一切时间、地方的普遍有效的原则。在道德行为中，理性的功能是指如何在道德活动中控制自己的情感和欲望。柏拉图指出，一个由理性控制感情与欲望的人才能称之为道德的人。斯多葛学派则宣称理性能够绝对地驾驭好感情。笛卡尔断定，人们可以通过“豁达”（即明智权衡或计算行为的利弊）和“经常回想神圣的天意”（以便一切都顺从天意与命运安排）这两种方法来控制情感。亚当·斯密指出，放纵感情会损害德性，克制感情则会增强美德，并由此形成比道德感更高水平的自我控制的感情。这些都说明道德行为过程中理性对情感和欲望的控制不可或缺。对于道德行为的培养问题，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人们要养成美好的德性必须要有正当的理性作指导，求得天赋、习惯、理性的和谐统一，并且“三者之间要是不相和谐，宁可违背天赋和习惯，而依从理性，把理性作为行为的准则”[22]。
理性的知识功能就是指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理性具有扩充知识、推理、证明知识和认识真理等方面的功能。[23]具体表现包括：第一，理性取得了对宗教蒙昧主义的胜利，促进了近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迅速发展；第二，理智的主要作用在于判断，而综合判断综合了主项和谓项之间的联系，显著地扩充了知识；第三，理性新工具的创立与更新，理性的推理与证明知识的功能，极大扩充了人类知识，促进了认识论的发展。比如，作为理性新工具的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培根的归纳法、黑格尔的辩证法、莱布尼茨两种真理知识观（推理与事实）都表明了理性的这一功能。
简而言之，一方面，理性作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之一，对于其内含的认识、理解、比较、选择、推想和决断等理智能力，研究者之间并无太大的分歧；在理性的确定性与绝对性方面，人们却非议颇多。但理性在人类对宇宙、自然及自身相关的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的认同、创设、遵从以及批判性改进等方面的作用，显然并没有受到人们特别深层的关注。事实上，涉及人类社会化行为的一切活动，从交通规则、体育运动与各类游戏规则，到国家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交往，甚至国家之间的战争，无不渗透着对秩序、法则、公理、规范的认同、创设、遵从以及批判性改进、优化选择。甚至可以说，正是那些由素朴到精致成型的秩范，维护并促进了人类社会整体进化的顺畅发展。[24]另一方面，理性所具有的道德功能和知识功能，既决定了人类德性的形成与进步，也引导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它表征了人类思维与行为表现的主流，但仍然难免时常受到非议，如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争，尽管这种争论主要归结于对理性概念的含混与分歧。
[1] ［德］韦伯.文明的历史脚步——韦伯文集［M］.黄宪起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6.306.
[2] 王守谦，金秀珍，王凤春.左传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76.
[3] 荀况.荀子［M］.谢丹，书田译注.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77.
[4]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06.
[5] 张东荪（1886—1973），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曾任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民盟常务委员等职。后因在解放战争后期充当美国特务机关情报人员，于1951年6月被破获后撤销其民盟内外一切职务，1953年5月被开除出民盟，1973年6月2日在北京逝世。
[6] 张汝伦.现代中国的理性主义［J］.读书，2005，（7）.
[7] 王永强.理性文明的追问［D］.长春：吉林大学，2006.13.
[8]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五卷）［S］.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239.
[9] 转引自仪平策，王卓斐.论理性概念的五大基本范式［J］.理论月刊，2003，（4）.
[10] 袁方文.论理性及其社会功能.http：//www.studa.net/sixiang/060528/14440175.html.
[11] 仪平策，王卓斐.论理性概念的五大基本范式［J］.理论月刊，2003，（4）.
[12] 夏俊.理性的历史考察［J］.阜阳师范学报，1994，（2）.
[13] 卢风.启蒙之后：近代以来西方人价值追求的得与失［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244.
[14] 张传开.古希腊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斐德罗篇［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249.
[15] 夏俊.理性的历史考察［J］.阜阳师范学报，1994，（2）.
[16] 袁方文.论理性及其社会功能［EB/OL］.http：//www.studa.net/sixiang/060528/14440175.html.
[17] ［美］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M］.郭方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
[18] 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Alfred A，Knopf Inc. 1963. 25.
[19] 夏俊.理性的历史考察［J］.阜阳师范学报，1994，（2）.
[20] 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280.
[21]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30.
[22] 夏俊.理性的历史考察［J］.阜阳师范学报，1994，（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275.
[23] 夏俊.理性的历史考察［J］.阜阳师范学报，1994，（2）.
[24] 袁方文.论理性及其社会功能［EB/OL］.http：//www.studa.net/sixiang/060528/144401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