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最大的挑战，是“发现新的思维方法”

2010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安德烈·盖姆，因为得到了单层的石墨，也就是石墨烯，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那是一种科学家曾经认为不会存在的二维物体，它不但是人们获得的最薄的物质，也是最坚固的物质。人们预计，石墨烯将来有可能应用在各种新鲜的电子设备上。

也许你们会想，盖姆教授得付出多大的努力、得使用多特别的仪器，才能让自己获得这一殊荣啊？

答案恰恰相反。

他用的是最便宜的工具——透明胶带。他用透明胶带粘在石墨的顶层，再撕下来。这样就会有碎片脱落，粘在胶带上。这时碎片仍然相对很厚，盖姆就对折胶带，再粘一次，得到更薄一些的碎片。重复这个过程10～20次，就得到了10层薄的石墨薄片。最后，在此基础上，他得到了石墨烯。

盖姆用透明胶带剥离石墨薄片的做法，被学术界命名为“透明胶带技术”。这样一个听上去不够“高科技”的技术，却帮助他获得了科学界曾经认为不可能得到的材料。

此前，一位中国人曾有机会分享盖姆的荣誉。他是盖姆新招的博士生，盖姆让他把一块石墨打磨出小薄片来，越薄越好。

这位中国博士生，用一台精密的打磨仪器工作了整整三个星期。然后，他拿着打磨出来的石墨薄片见盖姆。盖姆用显微镜观察了一下，这个薄片大约有10微米，也就意味着大约有1000层碳原子。

盖姆问他：“你还能弄得更薄一点吗？”

中国博士生回答说：“那样的话，我需要一块新的石墨。”

盖姆提供的石墨叫做“高定向热解石墨”，大约300美元一块。听他这么一说，盖姆的话就不那么中听了，他对中国博士生说，你不需要为了一个薄片而把整块石墨都用光啊。中国博士生则回敬道：“你这么聪明，那你自己干啊！”

博士生的话说到这个份上，盖姆作为导师别无选择，只好亲自上阵。

他没有在中国博士生面前丢脸。小小的透明胶带，就解决了中国博士生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盖姆与中国博士生的差别在哪里？是知识的多寡吗？

恐怕不是。

他们的差别，正在于各自思维方法的高下。

这位中国博士生，成长在处处有标准答案的教育系统之中。在这个教育系统中，学生学习的过程就像是一个“建超市”的过程。他们没有选择地把大大小小需要考试的东西搬进自己的“超市”。然后考试的时候，对着一个“提货单”进行提取。学习好的学生，就是对存货进行细致存储，并在存储之前进行清晰分类的学生，这样，在提取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也容易取得很好的考试成绩。

然而，当遇到没有标准答案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拥有“超市型”知识的学生便一筹莫展了。

真正的智慧，掌握在那些拥有自己“工具箱”的人手里，就如盖姆教授那样。他们有自己的方法体系，遇到问题，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它，也能够创造性地解决它。

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很强调学生的兴趣，以为只要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他们便可主动吸取知识，很多问题也能迎刃而解。但我更赞同爱因斯坦的观点。他认为，只有掌握了方法，才能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而不是相反。

思维方法，并不能直接传授，它只能让学生去感悟、去顿悟。这是因为，思维具有自我完成的品性。涵养它，要舍得“耗费”宝贵的课堂时间，下得“水磨”的功夫。尤其是对核心知识的学习，要拒绝直线式教学，提倡抛物线式教学。

什么是直线式教学？就是把知识从老师那里，一条直线式地传输给学生。知识学得快，效率高，但学生的思维无法向深层次发展，智慧悟得少。

什么是抛物线式教学？就是老师先去“探测”出学生脑海中已有的知识，对其发出挑战，然后让学生自己去意识到问题所在，自己去探索，进而建构起自己新的知识体系……它强调质量重于数量、意义重于记忆、理解重于知觉。

看起来，老师放慢了教学节奏，但学生思维实现了深度卷入，思维品质也更加经得起考验。

可我们的教育，恰恰少有这种抛物线式教学，少有通过感悟、顿悟让学生去形成自己思维方法的过程。

我们的教育能不能在保持原有优势（如对“双基”的重视）的基础上，围绕核心知识、核心能力、核心素养的学习与养成，适时改变教育的节奏？

比如，在知识的授予过程中，不要把知识当成免费的黄金珠宝，把它们直接塞给孩子。而是学会选择，在一定时间里严格限制孩子得到知识的数量。像一个月允许孩子得到一个核心知识，在这一个月里，孩子们必须付出很多的汗水和辛苦，动手、思考、感悟，学习核心知识的过程，也就是培养核心能力和核心素养的过程。

我们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不要一味做知识的“贪婪鬼”。

算一算，一个核心知识，如果是直接讲授的话，也许只要一天。用一个月的时间学习，相差29天，这29天就是感悟、领悟的时间。“慢”的抛物线式教学，会让孩子获得一个高附加值的东西：智慧；会养成一种令人渴望的品质：创新。

“智慧”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人发现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是锤炼出来的能够以不变应万变的“工具箱”——思维方法或方法体系。拥有了它，我们就拥有了征服未知的工具。

方法的知识，对于个体来说，具有终极的和终身的意义。所以，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才说：“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而美国教育学家克罗韦尔则指出：“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技术，不是资源，不是责任感，而是……去发现新的思维方法。”

面对这个挑战，我们准备好了吗？

一些先知先觉者开始行动起来。有的学校开设了思维方法课，如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还有的学校开设了儿童哲学课，如上海市杨浦区六一小学。

也许有人奇怪：哲学与思维何关？

在很多人看来，哲学是“无用之学”，因为它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但它思考问题的路子，却可启迪智慧，帮助人们养成独到的思维方法。因此，哲学才会又被视为“大用之学”。

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坦率地把自己的物理学成就归功于中国道家哲学。他在幼时背诵《庄子》，书中的“攸”“忽”“混沌”等概念激发出了他的“介子”理论构想。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晚年提出了大成教育构想。在这个构想中，所有知识分成了11个门类，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等，而与这11大科学技术部门相对应的，是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等哲学门类。

他说：“连思维都不科学，哪还有什么科学？”

如今，我们不重视哲学教育已是大错特错，而把许多哲学范围的知识，当做思想政治课的内容更是错上加错。

钱学森的话，实在是一声响亮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