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名校没有“艺术特长生”

新一轮课程改革推开以后，人们似乎陷入了一种迷茫之中：理论上儿童是美好的，现实中儿童却是顽劣的；理论上儿童是天真、真实的，现实却是“如今少年已成精”；理论上儿童是教育教学当之无愧的主体，传统的教化仿佛弃如敝屣，现实中教化却无处不在，如影随形。

理论与现实的对抗，源于我们对童年的不同理解。理论赞美的是童年的自然之质，现实面对的却是童年的消逝和儿童的社会化。

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学者刘铁芳强**育的作用，他说：“人性自然之质并不都是善好的，而且，自然善好的人性也并不总是可靠的。一个成熟的个人走进社会，是不能单纯靠自然人性的美好的，这意味着教化的必要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教化必须以童年的价值为基，才能带领孩子由自然善好之本走向社会善好之质。童年最大的价值是什么？是一种无拘无束、自由生长的状态。可当下的教育却往往以“呵护儿童”“保护儿童”之名，抹杀了童年的这一价值。

在广州市华阳小学，学校的滑梯很受孩子们欢迎。玩耍中，磕着、碰伤、摔跤的事情时有发生，偶尔还要面临家长的投诉。于是有老师建议：“把滑梯拆了吧，免得学生受伤，发生安全事故。”

校长不同意。她说：“滑滑梯可以培养孩子敢于冒险的精神，让他们学会保护自己。滑滑梯的过程中，孩子们常常摔倒，但摔倒、爬起、再摔倒、再爬起不正是孩子们成长的常态吗？”

“我们不让孩子现在冒险，将来就会有更大的风险！”

儿童生长需要空间。空间越大，成长的可能性才会越多。菲奇诺说：“人是真正天生的雕塑家。”因为人的生命和生活，都是由人自身去塑造的。在这个过程中，外界过度的计划性与强制性的钳制，可能会导致结果的事与愿违，也可能会引发教育最大的问题，即把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分开来。原因很简单：世界的发现是可以控制、计划的，人的发现却常常因为人性的深邃幽微和复杂而无法掌控。

这导致在教育的实践中，常常出现两个被人诟病的弊端：一是儿童的成长脱离了真实的生活情境，导致他们的情感发育、道德发育滞后。二是教育者习惯于“探照灯式”的教育设计，让儿童在锁闭的状态中，无法伸展开向上的生命姿态。

教育需要敞开，才能完成超越。

因为教育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在看似“无所作为”（如做着与成绩无关的事情）之处，完成着世间最伟大的事业——成人。

一位12岁的女孩曾参加过一次别开生面的“夏令营”。那里没有严明的规矩、紧凑的安排，而是由孩子们自由选择，甚至可以不参加任何活动，待在宿舍里看书，甚至睡大觉！

这个孩子参加了夏令营的漂流兴趣小组，和同学划着皮艇漂流到了白海。14天后，她晒得黑黑地回来了，特别兴奋，说自己看见了棕熊……孩子的监护人很感慨：这样的经历将使孩子“终身受益”。

开阔的教育空间，让儿童体会到“脚踏大地，仰望星空”的生存状态，也让他们感受到一种生命的自由感，这是学科知识代替不了的促进儿童成长的“营养素”。

与“过度保护”相伴的，是功利主义对学校童年的入侵。如今，教育的弊病是重视什么，就计划着给什么打分、计分。像2011年要求在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实施体育、艺术“2+1”项目，即让每个学生掌握两项运动技能和一项艺术特长，还要组织对抗赛、会演。对此，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石定果发出疑问：为什么要给孩子的综合素质能力打分？

功利主义使素质教育简化成了“证书”和“特长”，它们是学生进入高一级学校的“敲门砖”。于是，学生不管学习什么，不再是发于喜爱的初心，而是因为外在的“有用”。与中国教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外名校没有“艺术特长生”等说法。美国哈佛大学鳄鱼合唱团的一位成员说，再好的歌喉，也唱不开哈佛的大门。学生们参加合唱团，完全是出于纯粹的喜爱。

有一项调查表明，部分中国学生的学习多源于社会动机，功利性、目的性都比较强，而不是出于认识动机，强调对事物本身感兴趣。这种社会动机强、认识动机弱的心理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个体的长远发展。

很多事实证明，认识动机一旦调动，产生的效果将是极其巨大的。知名科学家屠呦呦，在筛选了30万种化合物之后，发现了青蒿素。直到40年后，她才得到认可，先后获得美国2011年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和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支撑她走过来的，不过是“挽救许多生命”这一心中的梦想。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赚取亿万财富又毫不犹豫捐出去的动力是：每天早晨一醒来，一想到要做的事情将会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的影响和变化，就会无比兴奋和激动。

对于当下教育来说，如何培养、保护学生的“认识动机”，而不要人为地放大“社会动机”将是教育者必须关注的问题。

社会动机加重了功利主义的力量，扭曲了童年的价值，绑架教育走上了轰轰作响的战车，以至于许多人把渡河的舟楫当作了彼岸，也让师生背负了沉重的负担。

大约20多年前，有一个活动面向小学生征集最聪明的一句话。其中有一个小学生的话是这样的：“我的手很小，请不要往上放太多东西。”

这句话，值得我们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