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学生当天才教
生命总在变化，总是充满着不可预见性。但让我们惊讶的是，不管生命如何变化，美好的、真正的教育都能包容它、提升它。
2010年，我国著名力学专家钱伟长离世。他的受教育经历很有些“传奇色彩”：18岁那年，他以中文、历史两个100分，物理5分，数学和化学共20分，英语0分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
然而，就在他进入历史系后的第二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当钱伟长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拍案而起：“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随后，他转入物理系学习。
从此，中国少了一个历史学家，多了一代力学大师。
在这个故事当中，接受钱伟长转入物理系的教师的做法让人惊讶：他们既没有把钱伟长当成是天才苗子，充满期待地去接受（我相信，他们当时也没看出这个青年的未来），也没有因为他的理科成绩如此之差，而心怀冷漠地去拒绝，他们只是以一颗平常心，去悦纳一个有着无穷可能性的生命。
这是多么智慧的老师啊！他们的智慧，在于他们深知：教育是一种有机的过程，不是机械地从a推到b，再从b推到c，而是a可以生成无数种可能：b、c、d…更重要的是，这无数种可能之间，并没有价值的高低之分。
只可惜，现在聪明的老师太多，智慧的老师太少了。
智慧者选择栽下银杏树。百年方成，哪怕他们看不到那一天；聪明者却选择种牵牛花，经年即开，只是希望看见那一瞬间的耀眼。
一所农村学校校长，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要让学生成才，考上重点大学。”
记者追问他：“有没有另外的可能呢？当你的学生走上社会后，即使是一个打工者，如果内心仍然有美好的愿望，仍然能在打工之余过一种丰富的精神生活，也是你们教育的成功。”
校长沉默了，脸上闪过一丝不以为然的神情。过了一会儿，他说：“对学校育人来说，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成才。”
采访无法继续下去。
什么时候，我们的教育连鼓励学生去做个平民的勇气都没有了？
诚然，漠视个性、流水线般地对待学生是不对的。但是，对学生抱着过高的期待，恨不得人人成才，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表明改革的彻底和成功，这种做法就符合教育的规律吗？
“杀君马者道旁儿”，是蔡元培在要求辞去北大校长时写下的话。他的意思是，杀你马的人，就是给你马鼓掌的人：正是旁人过分的期待与厚爱，才让骏马奔到超出极限而死亡。其实，教育者天天把成才、成功放在嘴边，甚至提出“把每一个孩子当成天才来教”的口号时，不也成了催促学生使劲前奔的“道旁儿”吗？
教育难得的是平常心。平常心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教育的规律；二是学生成长的规律。
教育是一种浸润，它真正引发的变化很多时候是内隐的，不会立即外显出来，甚至可能潜伏多年。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读大学时，放弃自己的必修课，专挑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旁听。多年后，他说：“你现在所经历的将在你未来的生命中串联起来。”但什么时候会串联起来？谁都不知道，谁也无法预测。就像我们唱歌，心里的旋律一直在流动，可是哼唱不出来，某一天，或许突然大声歌唱了出来。
那种带有高度功利色彩的期待，往往违背规律，脱离常识的轨道。钟启泉教授曾经批评，某些名牌中小学罔顾基础教育的性质与定位，纷纷提出口号，要把中小学建设成培养拔尖型、创新性人才的基地；还有一些学校，短短几年时间就开设出上百门校本课程。钟启泉称之为“严重的狂躁”。
教育是一种信仰，但信仰在当下成了一种奢侈品。人人似乎都信奉着张爱玲的名言：“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可是，大自然不需要早熟的果子，因为那是生涩的，不甜美的。人类需要渐渐长大的儿童，揣着童心，长着儿童的样子；我们也需要有定力的教育，俯下身，向着生命朝圣，那才是长久、健康、醇美无比的事业。
抛弃信仰，取悦社会，取悦大众，把教育的专业主义束之高阁，无视教育的基本价值，是一种媚俗的表现。这样的教育，让儿童的成长失去优雅，失去从容。教育的精神面貌，也变得过分的世俗化。
教育的精神面貌应该是什么样的？
据新闻报道，一个小男孩在4岁半时就完成42.195公里的马拉松跑，此举震惊了他的国家，人们称他为“马拉松神童”。
2007年，5岁的小男孩计划用10天时间跑完500公里行程。然而，就在他准备开始自己的漫漫征程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大量警察封锁了小男孩的长跑路线。原来，警方接到政府的指令，严禁他参加这项马拉松活动。当地政府的理由是：小男孩只是一个5岁的孩子，而500公里的路程，对他的体力和情绪都是一个负担。让一个孩子去尝试不属于他年龄的生活，是一种极大的残忍。国家可以不要神童，但有责任保护一个孩子的生命健康。
“要孩子，不要神童”，这是多么振聋发聩的呼唤！
很多人感动于这件事，是因为这句话切中了教育的肯綮：把孩子当成孩子。而不是看那些附加在他们身上的东西，甚至把附加的东西等于了孩子本身。
只是，我们太习惯于在平凡中去搜索孩子的天分，却忘了把孩子当孩子。
也许，家长和老师会说，现实的评价体系在那儿摆着呢，不及时挖掘天分，不成才，教育怎么向社会交代？
这话有道理。但是，尽管教育要受社会的影响，但绝不等于教育没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教育不仅要为人才奠基，更要为“人”奠基。唯有如此，教育才能以自身的价值为他人所承认，才能真正地回归“教育”。
这是一件难办的事情，但绝非办不到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初，吕型伟任上海市教育局负责人。他碰到一所中学，高考连续三年剃了“光头”，大家都讽刺校长是“光头校长”。
怎么回事呢？吕型伟悄悄到学校去考察。他发现学校环境十分整洁，师生举止也很文明，这不是很好嘛！后来，校长告诉他，学校周边环境很差，家长素质也低，学生从小耳濡目染，沾染了很多坏习惯。所以，他就把办学目标定位在培养正派的、有一技之长的人上。他把那些有希望进大学的苗子转到附近的重点中学，同时把重点学校认为考不上大学的学生，换到自己学校来。因此，他这所学校的升学率一直是“零”。
吕型伟感慨万分，他对校长说：“你真了不起，教育界能出你这样的人，是教育界的骄傲。我要召开全市校长会议，请你来讲这三年剃‘光头’是光荣的！”
为什么光荣？就是因为教育在此处回到了教育本身：当它面对生命时，不是急于得到肤浅的、一时的成绩，而是着眼于人复杂而又长久的生长。
这位校长明白，教育对生命所产生的那种遥远、阔大和不可比拟的影响，常常会超出一般人的设想。
所以，他愿意以淡定的心态去对待成功、对待成长。只因他坚信：教育是伟大的，它所思考和关心的问题，以及它对人性发掘的方式和着力点，都是其他行业所不能轻易抵达的。不管社会的人才观和价值取向如何扭曲，真正优秀的教育工作者仍然能坚信这份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