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各种考试命题
不知不觉间，考试在中国的基础教育领域已经成了一个微妙的话题。各种各样有关学校教育和教学的文章和专著，都可以巧妙地回避考试、闭口不谈分数，或者轻飘飘一带而过。然而，在讨论教研室功能时，回避或者轻飘飘都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功是过，教研室与考试的关系长久而结实，服务于考试更是教研室的任务。一篇专门讨论教研室的硕士论文有这样的概括：“目前，各级教研室拥有除高考命题权之外的几乎所有大规模考试的命题权，这对教研室来说，既是权力，更是责任。”[1]其实这句话应该加个时间限制：在一定时期内曾经如此，如今，一些考试已经取消，各地陆续成立的考试中心也将若干考试的权力从教研室分离出去，尽管如此，承担与考试相关的工作仍然是教研室的职能之一。
一、世纪伟人的“另一个”贡献
时下，考试压力和升学竞争所带来的折磨，几乎是所有中国人没齿难忘的记忆。人人能够历数其斑斑罪恶，家家皆可痛陈其种种危害。实际上，考试及其压力由来已久，不必提什么科举制度，就是新式学校成了气候不久，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中国就已露端倪，其激烈程度一点不比今天逊色。前辈学人何兆武先生在回忆他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师大附中就读时，十分传神地描述了昔日光景：
“当时北大、清华是最大的学校，每年收新生两百人左右，在校的学生最多不过八百，但考学的时候也有激烈竞争。记得初中三年级毕业那年（1936年）的暑假，和关崇焜在学校里碰见我们的英文老师，他跟我们谈天，说：‘你们知道今年北大有多少人报考？’我们不知道，他说：‘今年考北大的，不算外地，光是北京就有四千人。……你知道北大才取多少人？才录取两百！’他说这话的时候，神情非常紧张，好像脸色都变了，甚至给我们一种恐怖的感觉，所以印象特别深。他那意思是说：你们得努力。考试制度所加给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负担，大概也称得上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悠久传统了。”[2]
新中国成立伊始的20世纪50年代，“政务院于1951年10月1日发出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其中指出，为使不同程度的学校互相衔接，升学需经过考试。”[3]随着社会生活逐渐焕发生机，考试及其压力也开始抬头。1955年7月1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减轻中小学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该指示指出：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是几年来存在着的一个问题。1954年秋季以后，发生了新的严重情况。学生的课外作业繁重、考试多。学生每天忙于应付作业和考试，早起晚睡，中午不休息，星期日也赶功课，经常处在神经紧张的状态中。”[4]可见，新中国建立之初，考试与学生负担这一对矛盾业已出现。此后，这样的文件基本上每隔几年都会下发，从未中断。
学生真正从考试中“解放”，只有“**”的十年。耐人寻味的是，这一解放恰恰是以整个教育事业的瘫痪为代价的。按照时间的维度，几乎可以说“**”在教育领域自废除高考而始，自恢复高考而终。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6月13日发出的《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称：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通知》说：为了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革命，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做好一切准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 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并刊登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学生写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强烈要求废除旧升学制度的信。[5]从这一年起，全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消失了整整十年。很快，红卫兵奉旨造反，正常教学骤然停顿，全中国所有的中小学全部取消了正式考试。后来，中小学名义上是“复课闹革命”了，教学在形式上有所恢复，却谈不上任何质量和水平。那时毕业的中学生，号称学习过语、数、外，也学习过理、化、生，却是真正的徒有其名。我本人便是在那个时期接受的中学教育，首先，一度没有高中，如北京1969届和1970届初中学生都是毕业便直接走向社会。其次，所学内容简单粗浅，即使从1971年开始恢复了高中，也基本没有多少改善。在1977年、1978年两年的高考中，“**”期间毕业的高中学生在成绩上远远无法与“**”之前毕业的高中甚至初中生相比。自然原因多多：毕业后无论成绩如何同样上山下乡使学生无心学业，家长知道学生前途出路与学业无关无意过问，老教师作为“臭老九”在接踵而来的运动中惟恐成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者不敢认真执教，新教师自己所受教育有限也无能规范从业……但以上种种之外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中小学常规的考试制度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组成部分被彻底废除，因此，尽管那时教师也会给学生留作业，甚至也有期中期末检查（非正式的考试），但学生不完成也没有人敢较真，成绩如何更是无关紧要，是否及格没人关心，成绩出色或糟糕全无所谓。评价本身的诊断、调整、强化、教育作用不复存在，教学质量如何没有人真的在乎。平时没有考试，升学也无须考试，学生按照年级顺序从小学直接升入初中，再从初中升入高中，并且几乎百分之百地是就近入学。因为初中和高中毕业后所有学生都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工”：进工厂成为工人——可以留在城里，所以在当时是比较好的出路；“农”：即通常所说“上山下乡”“插队”（也包括半军事化管理的军垦农场和建设兵团）；“兵”：参军，这在当年是最为让人羡慕也最为光荣的出路，但如愿者是少数。当然，“例外”总是有的。比如洪晃女士就曾经在“**”**之际去美国读小学和中学，这大概是彼时的同龄人做梦也想不到的，自然是国家外语人才的需要使然，却绝对与一般人无缘，发生在极狭小的神秘领地。大多数学生的出路，与毕业于什么学校、学习成绩高低全无相关。前途如此一目了然，可以想象，在就近入学时没有任何学生和家长持有异议，与今天这样近乎惨烈的“择校”对比鲜明。
如今令整个社会头痛不已的考试竞争，在“**”后的恢复，绝对是一出严肃的正剧，而且可圈可点。当中国社会终于结束了“**”的噩梦，教育领域第一个，而且迄今看来最重要的事件就是恢复高考。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题为《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6]从而拉动了新时期教育恢复和发展的序幕，这一事件早已载入史册。
邓小平在考试方面对于教育的贡献，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中小学考试制度的恢复。很可惜，在各种研究中至今对此少有提及。如果让现在的年轻人分析历史，多半认为，既然“**”结束，高等教育开始通过考试招生，那么中小学各种考试的恢复自然水到渠成。宏大的历史叙事固然可以这样言说，真实的演变过程却绝对没有如此简单。实际上，从高考的恢复到中小学各种常规考试的恢复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大约有将近两年。
邓小平恢复高考时，“**”余威犹在，毛主席关于教育尤其是考试的批评言犹在耳且地位至高无上，有几个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因此，名正言顺地恢复各级考试在那时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非具大魄力大智慧者不敢为，非位高权重者不能为。在恢复中小学正常考试制度这件事情上，仍然是这位世纪伟人高屋建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1978年4月22日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在谈到“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意见时，指出：“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验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当然也不能迷信考试，把它当作检查学习效果的唯一办法，并且要认真研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它的作用完善起来。对于没有考好的学生，要鼓励和帮助他们继续努力，不要因此造成不必要的精神负担。”[7]须知，直至此时，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尚未到来，“三中全会”亦未召开，“两个凡是”[8]仍然紧箍咒般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在这一重要讲话之后，全国各地才陆续正式恢复了基础教育各个阶段的升学毕业考试。比如，上海市于1979年9月，率先正式恢复初、高中招生考试制度，[9]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跟进。中小学的各种考试得以“正名”，中小学的教育教学终于名正言顺走上正轨。根据北京市教委一位领导（ZW，2009）回忆，“其实，一些地区和学校在高考恢复之后已经自动地在中小学开始进行各种考试，因为大家都觉得应该如此，都拥护。”但这毕竟是民间的自发式行为，不是正式的制度建设。中小学“理直气壮”地恢复考试，实际上就是在邓小平讲话之后，比高考的恢复整整晚了两年。
迄今，谈到邓小平对教育的贡献，都会提到恢复高考，殊不知，邓小平在恢复中小学考试方面，同样功德无量造福全民。如果没有上述讲话，中小学教学秩序的恢复必然蹉跎延误，高考所孜孜以求的选拔人才的目的将难以获得坚实的基础。考试之于教学，之于学校教育，就如同质量检验之于生产，之于工业，没有考试，教学的质量和水平是无从保证的，这是教育的基本规律。由是，邓小平堪称尊重教育规律的楷模。可惜较少看到相关评价，甚至似乎已经为人们所淡忘。
二、权力来源与滥觞
从学理上说，考试是教学的衍生物——没有教学，就不需要考试；反过来也是一样，没有考试，教学就谈不上质量和水平。当然，考试作为教学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独立性是相当强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可以与相关的教学分离，既可以彼时教，彼时考，也可以彼时教，此时考；既可以彼处教，彼处考，也可以彼处教，此处考，考试的组织和进行可以是一项独立性相当强的任务。基础教育阶段的各种考试原则上均由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但具体到命题、阅卷等纷繁复杂的操作，则必须有专门队伍承担。很简单，中小学的各种考试年复一年地周期性发生，教育行政部门没有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力量投入到这项事务之中。十分合乎情理地，在很长时期内，中小学的各种考试在全国便由各地、各级教研室承担起来，这当然是责任，同时也是权力。
考试是教研室威信的一个重要来源。除了“**”那样的非常年月，学生、教师、家长，没有不希望得到好的考试成绩的。毫无疑问，考试命题的职能意味着权力，当这种职能被指定给某个人或某个组织，也就意味着同时将权力授予了这个人或这个组织。长期以来，由于具体承担着诸多考试命题的责任，教研室也就享有着强大的权力和显赫的地位。当然，考试命题绝非教研室威信的唯一来源。如前面提到，对日常教学的指导是教研室最本色的职能，由此衍生出了教研室及教研员在教师心目中的威信。这种威信来自教研室自身的建构——教研活动成功有效，教研室威信便上升，反之则下降。而考试命题所带来的威信则不同，它是被授予的，直接来源于更高级别的权力机构，由于这种权力的巨大作用和后果，造成的事实是，尽管各种升学考试命题的工作在教研室工作的比重上并不特别大，但对教研室威望的消长却举足轻重。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在教育领域当然也不例外。大权在握，考验着每一个教研室，也考验着每一个教研员。虽然我们一再声称，考试竞争由来已久，但无可争议的一个事实是，这种竞争在激烈程度上，在影响规模上，自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30年，既是基础教育大发展的时期，也是考试竞争趋于加剧的时期。无论是何先生记忆中的20世纪30年代，或者“**”之前的“十七年”，考试及其压力，以及与此相伴的“追求升学率”现象，在规模和程度上都无法与今日相比。很简单，那时的义务教育远未普及，教育事业发展也缺少稳定的大环境，所谓“考试竞争”，以及“追求升学率”现象，所波及的社会面远远不像今天这样广阔，不可能如此这般地牵动上至国家政府，下至千家万户的神经系统。各种考试的结果“性命攸关”——关系学生个人发展的可能，关系学校排名，兹事体大，对于结果的关注和希冀也就迫切。
如此局面，必然会有人对考试“动脑筋”，会有人企图从中渔利。教研室不仅近水楼台，而且就在漩涡中心。教育行政部门对于考试是最终的决策者，但如何考？考试的具体内容、具体形式、具体难度等，教研室则是当仁不让的权威，若想打打小算盘，很方便上下其手。被人们诟病的考试问题上的不良导向，在一些教研室的确存在，不是科学、严肃地对待考试，不是尽力避免和遏制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反而推波助澜，变本加厉，巧立名目，致使考试泛滥，题海无边，比赛辅导铺天盖地，偏题怪题层出不穷，篇子、卷子排山倒海，一些教研员，一些教研室，热衷于此，为某个人或某个群体从中渔利，甚至惟利是图，结果戕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影响了他们的全面发展。只是，这些现象毕竟不是主流，不是大多数。更重要的是，人为地扭曲了考试的面目，异化了考试的精神，不能够简单地归结为考试本身。更为重要的是，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极其复杂且许多来自教育系统以外，如前所述，只能逐渐地克服和消除，同时必须对其长期存在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当然，教研组织本身责无旁贷，要致力于考试的科学化，考试手段的改善，更应该自律以有效地避免和减少各种对于学生的伤害。
三、双刃剑与地位的尴尬
有时想一想，邓小平在决定恢复高考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过会带来相应的副作用呢？在《邓小平文选》中，找不到答案。毕竟，邓小平是政治家思想家，不是专门的教育家，然而他亲自出马恢复高考和中小学考试制度，又令人感觉他对此是明察秋毫的。品读他在恢复中小学考试时的讲话，更可以推测，他是一定能够想到的，明知考试可能会产生副作用，仍然坚持恢复考试，这才显示了其非同一般的魄力和胆识。
像学校教育的许多事情一样，在这里也出现让人难堪的“吊诡”，考试好像一把双刃剑，令教研室身份贵重，同时又宿命地背负上沉重的包袱。考试的结果一直是人们评价教研室工作水平和效率的重要指标，即使在许多命题权力已经从教研室分离出去后的今天也没有改变。“教研室如果不能有效指导教师对高考、中考开展研究，或者说哪一年高考、中考没有考好，那么，教研室的工作是失职的，就会受到来自行政、学校和社会各界的责难。”[10]这段话可以说是道出了各级教研室，各科教研员的共同心声。局外人在批评指责考试压力和学生负担时会将矛头对准教育行政部门，但实际上所有批评指责最后还是会落到教研室头上，尤其是县（区）级教研室。尽管教育行政部门早就三令五申不许搞分数排队，但事实上排名总是存在——成绩及其差别是不可消弭也不应该消弭的。就像奥运会的排名，无论按照金牌总数，还是按照奖牌总数，或者按照国家人口总数，甚至所谓运动的“优雅”程度，大家就是要比一比，看一看，谁更出色，谁更优异。学校教育关乎个人和国家前途命运，结果如何？合格与否，优劣高低，自然是一定要比一比，看一看的。
为了争取好的教学成绩，当然也为了在或明或暗始终发生的各种考试竞争中“胜出”，教研室在考试问题上从来不敢懈怠。钻研内容，分析考卷，布置复习，组织辅导，历来是教研室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本来并不“邪恶”，但如前所述，在今天的中国又难以避免地面目可憎。说来可怜，其他教育部门和教育工作者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讨伐考试，义正词严地指责围绕着考试发生的种种悲剧，唯独教研室和教研员们例外——他们一方面也要向旁人一样对于考试口诛笔伐；另一方面还得打起精神为各种考试操劳。仔细想想，对于教研员们着实佩服，该有多么强韧的神经和强健的心理，才能应付这样足以撕裂人格的冲突，并且年复一年地、一样不少地完成所有必须完成的考试。
那么，有关考试的事务在日常工作而言占据着什么样的分量？
根据前面所说，县（区）一级教研室与升学、考试的关系比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教研室更为直接和密切。那么可以从这一级教研室的情况作点分析。
两个学年期间，在北京市某区教研室的工作安排中，与考试有关的教研活动情况大致如下。
2005—2006学年第一学期，区教研室共组织教研活动222次，其中中高会考17次，占活动总数的8%；期中期末（考试）3次，占活动总数的1.4%；考试复习29次，占活动总数的13.1%，总计占到22.5%。2005—2006学年第二学期，区教研室共组织教研活动228次，其中期中期末（考试）35次，占活动总数的15.4%。
2006—2007学年第一学期，区教研室共组织教研活动274次，其中中高会考12次，占活动总数的4%；期中期末（考试）10次，占活动总数的3.6%；考试复习35次，占活动总数的12.8%，总计占到20.4%。
2006—2007学年第二学期，区教研室共组织教研活动193次，其中考试题分析21次，占活动总数的10.9%。
（以上数字来源，参见本章第二节）
中高会考：实际指考试之前的有关准备，以及考试之后的情况分析。除会考外，中考、高考都在每学年第二学期进行，新学年开始后教研室按照惯例要对上个学年这几个考试的情况做出评估、分析，全国的三级教研室都会做这件事情，当然，在县（区）一级会做得特别细致。大体会包括本次成绩与上次相比如何；与其他县（区）相比又如何；某门学科情况比较好，某门学科情况比较弱，某门学科成绩进步突出，某门学科成绩下滑严重；今年考试题目的变化如难度的增减、题型的改进、结构的变异……当然还有，这些情况所反映出的教学问题、薄弱环节、漏洞，以及今年的相应对策，等等。
期中期末：每个学期的期中和期末考试，虽然不具备上述几个考试那样决定学生命运的力量，却同样是不可轻视的，正是这些考试的积累，最终决定着那些重大考试的成就。
考试复习：人的记忆与遗忘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教学却是连续不断的过程。每天，学生接受着新的知识，同时面临着以往学过知识的淡忘，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无数教育家一直在进行着尝试，而迄今人们最常用的办法还是及时地复习。考试之前的复习通常是积累了分量可观的知识之后，而且考试又近在眼前，自然更加不能等闲视之。
上面的数字和百分比究竟有多大代表性，究竟是过多、过少还是比较恰当？由于资料有限——种种原因，获取此类资料特别困难——实在不敢妄下结论。可以肯定的是，在全国各地的教研室，特别在县（区）一级教研室，关于考试的教研活动一定是工作中一个比较固定的部分，上述比例大概也多少有些代表性。
那么，作为教研室的服务对象，教师们对这类活动怎么看呢？
寻找一番，得到为数不多关于教研活动的调查，结果令人啼笑皆非。在一项了解教师对教研活动需求的调查中，所列选项可谓广泛，如教材分析、专题讲座、研究课、中心组活动、视导听课、教法指导、组织教学观摩评比，等等，相当全面，却唯独没有关于考试的。[11]这种闭口不谈耐人寻味，大概与如今考试的尴尬处境有关。正式调查避而不谈，私下询问时所得结果却毫无悬念，几乎所有的教师都表示，对于教研室组织的与各种考试相关的教研活动是“非常重视的”，是“一定会参加的”。如是，印证了我几年来的判断，在教研员和教师们心中，与考试相关的教研已经沦落为“只能做不能说的”半地下的“灰色活动”，已经成为他们的“原罪”情结，似乎很可笑，实际上很可悲，如果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不能够理直气壮地关心学生的考试及成绩，不知我们的教育将会是什么模样？
北京市某区一位高中理科的教研员（LT，2009）十分直率地表达了自己对于考试的看法。
“考试研究当然是教研室的任务。尽管说考试受到众人的唾骂，但是除去考试，中国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考试还算公平。面试都不成，人为的因素和干扰太多了。并且，就咱们这个国家，考试也不能取消，所以对于考试的研究也是我们的一项任务，包括命题。各个年级的期末命题，中考、高考、模拟命题都是我们的任务。这块任务也挺艰巨，特别是毕业年级。我们还承担着上级领导派的一些任务。比如北京市搞活动，靠谁，还得靠各区县。再比如说考试院，它的命题，中、高考的命题，或者搞一些科研啊，它找谁，还是找教研室。”
鉴于考试的种种弊病和局限，人们从来没有放弃各种各样的改革尝试。只是这并非一项轻松、简单的任务。下面一条消息便值得思考。
“按照市教委的要求，从去年秋季开始全面启动的高中新课改，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动手和创新能力，在文化课的教学难度上要求是降低了的。但是，实际上如何呢？
在长达半年的一线采访中记者发现，新课改的高一教学难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在追赶高考。海淀区、西城区、东城区等多所中学高一学生这样介绍老师的课堂讲课：‘这个内容在高考的时候是这样考的，在哪年哪年的高考中也出现了相应的内容。’学生们说，为了能让课堂教学与高考接轨，老师在讲课堂内容举例时总是不断地引用高考试题，我们觉得听起来很费劲。
来自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正好做了印证；一些区县和学校未能把握模块考试的性质和目的，不是按照大多数学生应知应会的程度编制考核试题，而是盲目地按照历年高考试题的难度或套用高考试题来编制考核试题。结果造成了在一般高中，特别是相对弱势高中有较多的学生考核成绩不合格，不能及时获取相应学分的情况。”
记者在报道后写道：“虽然我们大骂我们的学校教学是应试教育，但谁又敢不进行应试教育呢？在高考仍然能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大社会背景下，学校的教学不应试该怎样呢？家长肯干吗？于是老师们忍着骂名忍着劳累，无奈地在清贫而寂寞的三尺讲坛上‘吼着’，就为了满足家长的需求和自己的职业追求。”[12]
考试的的确确有各种各样的毛病，惟其如此，就更需要我们名正言顺地对待它、研究它、改进它，在所有这些努力中，教研室无疑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在考试还不能够尽善尽美、而我们又不能缺少它的时候，如果教研室对于考试漠不关心，难道不是渎职？
四、基础教育各阶段主要考试及与教研系统的关系
如上所述，基础教育各阶段的主要考试分别由各级教研室负责的说法，其实已经是明日黄花。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考试与教研室的关系陆续出现变化，折射着基础教育本身的发展，也对教研室产生了诸多影响。
基础教育阶段的考试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学校常规考试、小学升初中考试（小升初）、初中升高中的考试（中考）、会考、高考模拟考试。
（一）学校常规考试
每门课程的常规考试，即各种单元测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等，是中小学运用最频繁的考试，虽然不像“中考”“高考”那样“生死攸关”，却与教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是教师和学生了解教学成效、调整教学行为的主要依据。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这些考试为“因”，“中考”“高考”则为“果”，这些经常性的、常规性的考试，累计地、渐进地塑造和记录着学生的学业进步，并且最终决定着学生在那些决定性考试中的成败。
新时期以来，在全国不同地区，单元、期中、期末考试都曾经一度采用过市、区、县统一命题的形式。那时的市、区、县教研室就是出题的主要力量。后来这种情况逐渐变化，一是，由于学校之间的不平衡，大范围的统一考试难以适应不同学校的差异。二是，考试受到愈来愈激烈的批评，统一考试刚性强，更容易招致指责。据不完全了解，目前许多地区只有在期末或者学年末考试采用统一方式，以北京市中学阶段为例，期末采取全区统考，由各区自行组织。操作时也十分低调。至于单元考试、期中考试则完全由学校自行命题。
不过，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还以北京市为例，尽管早就声称除期末外没有统一考试的今天，形形色色的常规考试也并非完全由学校自行其是。在近几年，我在北京市几个区的中学里面便多次看到不同学科以“单元目标”或“形成性单元测验”为名各区统一命题的卷子，当然是由区教研室编制，每个单元都有，只是使用这些卷子的行为则由各个学校自己组织。
就此，我专门请教了某区一位教研员（LT，2009）。
我：高一高二是不是每个单元都有个小测验？
LT：当然有啊。
我：谁出题？
LT：我们（区教研室）出题。期末考试是统一出题，得知道学生的情况怎么样，学生也可以跟别人比一比，自己在这个群体里怎么样。别的像期中考试，区里不组织。
我：那单元考试呢？
LT：也不组织。
我：单元目标呢？刚才您不是说有小测验吗？
LT：那个有，但那只是练习，不能算做考试。
我：这个东西也是很重要的啊，每个单元主要的东西必须得抓得准啊。这单元目标是一个教研员出，还是整个学科教研员一起商量？
LT：一个班子。像我这个学科，我带着几个骨干教师一起商量。确定下来，再到各个学校。
我：这还差不多。每个单元都这样吗？
LT：都这样。一个人主写，大家给提意见，讨论修改。不能一个人做。反正我们这教研室历来倡导的都是这样，这是集体的智慧。
我：不会是某个教研员一个人自己就出了？
LT：不允许，像我刚才说的，一定要商量，一定是集体智慧。平时的考试就是各个学校老师去出，因为不同的学校学生情况不一样，这不能统一呀。
这位教研员对我的问题回答得十分有趣，刻意地将单元测验与“考试”区别开，首先承认有，接着强调那不是“考试”，用心良苦十分实在。据我的了解，北京市的学校对于单元测验还是比较重视的，因为这毕竟代表着一种“标准”。具体考查，学校之间态度也有不同，“名校”“重点校”，可能将其当作下限：必须达到的，在此基础上会有难度高于这种单元测验的其他考查。那些所谓薄弱校，则可能将其当作上限了，关注点在于有多少学生能够达到这个水平。不同学校的教师都表示，无论是不是叫做考试，这个单元测验由区里面来出题是应当的。
（二）“小升初”
在全国范围，“小升初”都曾经是相当范围的统一考试（直辖市或省会全市、地级全区等），后来则改为较小范围的统一考试（直辖市或省会下面的县（区），再后来取消考试，改为就近入学。全国各地大体经历了同样的过程，时间差别则比较悬殊。
1.艰难的历程
“小升初”是个挺不规范的术语。如果在从前，用官方话语，可以说它是“小学升初中考试”或者“初中入学考试”的简称，按民间理解，则是“小学生有选择地升入初中”或者“中学有选择地从小学毕业生中录取初中生”的简称。尽管时下没有几个人叫得出这个术语的精准全称，几乎所有小学生家长却都对其中的含义明白无误。作为一种正规的考试，“小升初”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消失了很多年，在改革之初，它经历了“艰难的历程”。
1985年3月28日，教育部印发了长春、石家庄、厦门、大同、昆明等五市初中招生制度改革的有关材料，五市材料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取消小学升初中的入学考试，改为就近入学。并且在通知中提出了：“把小学校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小学生从过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13]
“在普及和基本普及初中的地方，应首先进行改革小学升初中的招生考试制度。要积极创造条件，有步骤地取消小学升初中的统一招生考试。凡按当地学籍管理规定准予毕业的学生，即可就近进入初中学习，对申请入学学生较多的中学，可试行小学保送，或推荐加口试，或其他适当办法，录取新生。”[14]
这是目前所见教育部最早关于“小升初”入学办法的文件，其中的基本思想——减轻学校和学生负担，主要原则——取消考试就近入学，一直贯穿在之后覆盖全国的改革中。
1986年3月6日，国家教育委员颁发了《关于在普及初中的地方改革初中招生办法的通知》，提出在普及初中的地方要“积极而稳妥地取消初中招生考试，并按学籍管理规定，凡准予毕业的小学生就近直接升入初中学习”。要求各地“应积极创造条件，从1986年暑假招生开始执行。确有困难的市、县，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先试点，逐步过渡，积极争取在近几年内完成此项改革。”[15]
1994年10月，当时的国家教委颁布了《国家教委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16]。在第二条意见“解决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中提出：“要积极推动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小学毕业考试权要逐步下放给学校。已经普及初中教育的地方，小学毕业生免试就近入学。”
1995年6月6日，国家教委基教司颁发《关于进一步推动和完善初中入学办法改革的通知》。称“近10年来，在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以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努力下，这项改革总的进展是顺利的。到目前为止，全国绝大多数的省、市、区在已经普及初中教育的地方取消了初中入学考试，实行了就近入学。”“但目前一些地方在实施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也有一些地方虽已具备了条件，但尚未实施这项改革。”[17]
这样，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陆续实施以就近入学为主的政策，取消了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制度。各地轮替进行了各种小学升入初中的“办法”，如就近、如择校、如推荐，有时独当一面，有时齐头并进，具体办法更是不断翻新。
取消统一考试之后，“小升初”迅速地从一个相对单纯的教育问题成为全民关注的社会焦点。无论在哪个省市，皆无例外，家长与政策开始了“猫捉老鼠”式的游戏，迄今紧锣密鼓。最开始，不少人对于这项政策还是比较相信的，相当数量的学生的确“就近入学”了。因此，一些过去生源比较差的学校——也就是在考试招生时学生往往不会填写在第一、第二志愿中，甚至在全部志愿中都不会填写的学校，成为这项政策的受惠者。一位薄弱初中的校长（LF，2007）至今不无留恋地回忆：
“刚刚实行这个政策的那两年，我们的生源真是前所未有的好，老师们也特别有干劲。我们从前的学生真的都是别人挑剩下的，你再怎么努力也没有什么效果。生源好了就是不同，成绩马上就上去了。可惜，也就是两三年吧，择校风一起来，学生都想方设法地跑了。”
正如这位校长所言，在北京市，这项政策真正能够落实的时间也就是开始的一二年，此后，择校之风愈演愈烈，“就近入学”政策日渐形同虚设。去那些为人追捧的中学了解一下，真正住在附近的学生所占比例微乎其微，有些依据种种原因得到教育行政部门网开一面，完全不参加电脑派位，有些则每年要重新划定派位的范围。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学生，大部分是以各种方式、各种名目进来的择校生。
2.不能承受之“轻”
自从取消这种考试实行就近入学后，几乎每年的“小升初”都会成为各地媒体的热点，为了升入心仪的初中，或者说为了避免沦为“就近分配”的对象，家长和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疲于奔命。备受争议的“奥数”“剑桥英语”，都因为曾经或者仍然在“小升初”中成为重要砝码，受到近乎狂热的追逐。家长的怨言、学者的批评、政府几乎年年更新的政策举措，成为定期上演的固定节目。而围绕着“小升初”，以提供各种择校时的“敲门砖”为内容的培训班、业余学校，居然造就了一个利润丰厚的市场，形成了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了一支庞大的专业队伍——据说很有借此致富者，最为令人羡慕的就是其中不少人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买下位置优越、面积可观的房产。
最为典型的是“奥数”，虽然在“小升初”改革前也存在，规模却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这种考试令学生负担更为沉重。一位拥有公立学校和奥数培训机构校双重身份的教师说：
学生负担未能减轻，家长的负担却实实在在加重了。以成都为例，“根据初步调研，奥数的培训学费，加上由此衍生的买教材、参加奥数考试等，成都一个孩子学习奥数的平均费用支出是上万元。整个成都奥数培训市场约有6亿元。这个市场养活了大约500～600家培训机构，这里面还不包括难以统计的奥数私塾。”[19]在这些可以计算的数字之外，还有难以统计的无数学生和家长的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
“奥数只是学生择校和学校挑选优质生源的一个选择标准，只要择校的动机仍然存在，奥数就禁绝不了。”[20]对于“小升初”的乱象，一些教研员的态度十分明朗：“如果考试，学生也会有负担，但肯定比现在这样要好得多。”这种说法，实际上与现在许多家长的态度是一致的。
下面是北京市发行量最大的两家平面媒体在2008年的几则相关报道。
2008年3月20日，报载，“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今年‘小升初’政策将试行小学推荐入中学的方式，各种实验班将被禁止招生，但艺术教育特色学校、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科技活动示范学校等特色学校可以在全区范围招收特长生。”[21]
几乎话音未落，关于“推荐入学”的具体办法还未出台，《北京晚报》就刊登了如下文章：《学校家长联手破解小升初禁令》。
“尽管今年小升初政策还没有出台，（其实是具体办法还没有出台，作者注）但是本市部分学校已经启动了小升初招生工作。今天上午，有两所学校召开了‘小升初咨询会’。记者在现场发现，此前家长们担心的各种招生困难在学校的‘灵活变通’下纷纷迎刃而解。”[22]
该报详细介绍了这些具体办法：
“实验班”改名“特色班”：
今年市教委明确规定，取消所有学科实验班。不少家长担心，这样的变化会使学校的招生变得无据可依。但在今天上午某中学的招生咨询会上，所有家长都领到了一张“学生情况登记表”，上面有一栏清楚写着；选择何种特色班（画对钩），后面则是语文、数学、英语三个选择。发表格的老师对家长们解释；“特色班”就是“实验班”，因为教委规定不能招实验班，所以把名字改了。学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区里会对部分优秀学生进行推荐入学，但那是针对少数好学生的，推荐目标也是少数示范校。对其他多数学生来说，择校还是必需的。”现场马上有家长对这位负责人的话表示赞同。
“学校发给学生的‘情况登记表’上，最主要的就是‘获奖’情况一项。”“孩子们拿着‘情况登记表’去和老师‘交流’。一位从‘数学交流教室’里走出来的学生对家长说：‘就考了三道题，行程问题、比例尺和计算，题不太难。’”
跨区入学有途径：
“小升初‘就近入学’原则在‘变通’下也变得并非‘不可逾越’。”“‘只要是北京市户口，都可以到我们学校就读，并且不收赞助费。’学校负责人的话让家长们很宽慰。‘外区学生我们可以接收，但是需要家长把孩子学籍拿过来。孩子的学籍派到了哪所中学，就从哪所学校拿过来。’”[23]
不久，《北京青年报》于2008年5月12日登载了“小升初‘推优入学’确定实施细则出台”文章，称北京市基础教育最好的西称区、海淀区等首批试点。“今年小升初试行的推优入学，是指小学根据学生的身体素质、综合素质、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学业成绩等一定标准，选出一些优秀学生向重点中学进行推荐，同时满足家长择校、中学择生的现实需要。因此，学生要想上个好学校，第一步必须入选‘推优学生名单’。”
“试行推优入学的区县都制定了各自筛选优秀学生的方式……基本上都采取按照一定的标准分梯队筛选的方式。”方式十分复杂，简单说有几个方面：
首先，推优资格分梯队筛选。获得一定荣誉称号或综合素质全A者才有资格参加小学优秀毕业生推荐。小学生的荣誉称号包括：全国十佳少先队员标兵、全国十佳少先队员、北京市十佳少先队员标兵、北京市十佳少先队员、北京市红领巾奖章、北京市三好学生、区十佳少先队员标兵、区十佳少先队员、区红领巾奖章、区三好学生、区全面发展优秀小学生奖。另外，综合素质全A指的是本届小学毕业生在五年级（区级监测年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小学生素质发展报告单》中获得全A。[24]
由于推优名单有限，因此是否具有资格按梯队进行。①获得全国和北京市级别荣誉称号的学生肯定获得资格，这部分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5%；②为获得县（区）级别荣誉称号的学生、学科成绩全A；③为五、六年级参加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各项竞赛获奖者；④还有五、六年级曾担任大队委、中队委或班委者。
其次，推优比例按学校分配。各县（区）自行确定推优比例，如西城区为30%，海淀区平均比例为11%，东称区为10%等。据说具体到小学还有差异，比如海淀区有的小学推优比例最高为15%，据悉，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些学校获奖的学生更多一点。（像许多北京人一样，我大概能够猜到这些学校的名称）
询问当年小学毕业生的家长，回答依家长的身份各异。不过大家都承认：推优、就近、特长……其实名堂很多，“水很深啊，既然如此，真是还不如考试算了。”许多家长这样表示。
家长和学校的联盟，迫使政府每年政策翻新，结果导致“小升初”不断地“水涨船高”。“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PETS）”在前几年又成为学生和家长趋之若鹜的一些名校的录取筹码。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ublic English Test System，PETS），是教育部考试中心设计并负责的全国性英语水平考试体系。共分5级：
PETS－1：一级是初始级，其考试要求略高于初中毕业生的英语水平（PETS－1B是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的附属级）。
PETS－2：二级是中下级，相当于普通高中优秀毕业生的英语水平（此级别笔试合格成绩可替代自学考试专科阶段英语一、文凭考试基础英语考试成绩）。
PETS－3：三级是中间级，相当于我国学生高中毕业后在大专院校又学了两年公共英语或自学了同等程度英语课程的水平。（此级别笔试合格成绩可替代自学考试本科阶段英语二考试成绩。）
PETS－4：四级是中上级，相当于我国学生高中毕业后在大学至少又学习了3－4年的公共英语或自学了同等程度英语课程的水平。
PETS－5：五级是最高级，相当于我国大学英语专业二年级结束时的水平。是专为申请公派出国留学的人员设立的英语水平考试。
这样一个原本与小学生全无干系的等级考试，就因为在“小升初”择校中“利好”，受到小学生及其家长热捧，无数小学生的周末消耗在服务这些考试的各种名目的培训班中，于是，教育部下令小学生不得参加。没想到——也可以想到，出现了新的替代目标。
“2007年5月，教育部下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不能报名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PETS），各地考点不得受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集体或个人报名参加‘PETS’。至此，‘PETS’这张每年有近10万北京中小学生报名参考、在‘小升初’中最具含金量的证书退出‘小升初’舞台。”
“由于这三场考试所要求的侧重点不同，所以他们要参加相应的冲刺班，一一准备逐个‘赶考’成为小学五、六年级学生最主要的‘课余生活’。”
“记者调查发现，考取‘三一口语’6级或7级证书、剑桥英语二级或三级，PETS—3并不容易，孩子的英语水平需要达到高中毕业乃至大学二年级水平。”[26]
这样的考试无疑令本来沉重的学生负担变本加厉，于是便有各种取而代之的主张和办法。然而，关于公平性的担忧便立刻成为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浓重阴云。
“海淀区今年的小升初推优政策首次推行打分排队方式。出乎学生和家长的意料，孩子担任班干部经历，竟然为‘小升初推优’赢得主动：打分排队的最高评价分为100分，共涉及四大项48小项，学生干部首次享受2分至4分加分。消息一经公开，立即引发各方争议。”
“根据‘赋值表’显示，可以享受加分的学生干部岗位有三种，分别为大队委、中队委和班委，其中大队委加4分、中队委和班委均加2分，不能累计加分。按照小学校长和学生家长的介绍，享受这个待遇的学生干部岗位在岗时间限定为5到6年级。”
“按照海淀区今年的小升初推优政策，一个学生最高普及为100分，其中荣誉称号最高30分、学业评价最高60分，只有评价为A才能记分、竞赛获奖最高6分。由此看来，对于竞争之激烈不亚于高考的‘小升初’来说，因担任学生干部而获得的4分加分‘含金量’不可谓不小。”
许多家长认为，这种政策会加重不公平，引发“潜规则”，有教师表示，要用足政策，轮流“提干”。专家认为，导向不好，小学生当班干部本来是培养为大家服务意识，与升学挂钩，会让孩子从小产生干什么都想要利益挂钩，太过功利。[27]
择校引发的“灾难”，导致人们将满腔怨气指向了那些中学，那么，中学能不能不择生呢？
“‘小升初’已经成为‘没有硝烟的战场’，家长‘狠心’、孩子焦心都只为能够进入心仪的中学。然而，另一方面，在公众心目中处于绝对强势地位、被疯狂追捧的名校压力也很大。升学率是有关方面与社会各界评价中学优劣的最重要指标，为了在校际竞争和区域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为了在今后的‘升学大战’中占尽先机，抢夺优秀生源争取将好苗子尽收门下，便成了各名校竞争的战场。一方面要尽量‘跑马占地’；一方面又要防止竞争对手‘戗’走好学生，于是，培育优秀生源从原来的小学五六年级提前至三年级，‘内定’好生源的时间也越来越提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