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学的核心使命和核心价值

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核心使命和核心价值，而其核心使命和核心价值，是这个机构存在的基本依据。企业的核心价值是通过为顾客创造价值，为股东赚取利润；如果不能为顾客创造价值或者为股东赚取利润，一家企业便失去存在的理由；政府机构的核心价值在于使用其掌握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开展社会管理和提供社会服务；如果政府成为利用公共权力为内部成员谋取利益的机构，它也将失去存在的理由。大学的核心使命是教育和研究，核心价值是跟随理性的指引追寻真理。完成核心使命和坚守核心价值，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是大学最优先考虑的事情。

（一）教育

提供高质量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本任务。高质量教育以学生全面发展为基本标准，在此基础上，提高大学教育对社会需求的适应性。

作为公共组织，大学不应拒绝承担一定政治责任，但承担政治责任不能以降低教育质量为代价。政府和社会通常希望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加入“社会平权运动”，为促进社会平等做出贡献。在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几乎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都或自愿或被迫地参与了解决广泛存在的种族不平等问题，主要做法是在招收学生和聘任教师时，优待少数族裔。结果，一些学校招收的少数族裔学生的平均成绩经常比白人学生平均成绩低一百多分。这个政策得到很多支持，也持续受到质疑，这些质疑有来自政治、法律方面，也有来自教育学方面。显然，要求大学大幅度降低学术标准从特定群体招收学生，对大学提高教育质量有负面影响，同时，这些以低标准入学的学生也会由于在大学学习中的失败经历而失去自信，还会损害这些群体毕业生的整体声誉。

在中国，也有类似政策。目前，在中国大学招生中，录取分数基本上呈现“中间高，东西低”的态势。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由于高校数量多、招生名额多而录取分数低；西部地区由于基础教育水平低而录取分数低；而中部地区由于人口多、招生数量相对少而录取分数高，其间的差异也经常动辄上百分。这种招生政策显然既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利于大学提高教育质量。从平等和公平的角度看，低分录取东部地区学生完全没有合理性，增加西部地区青年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应主要从提高该地区基础教育水平着手，而大学招生政策，应以招收最具发展潜力的学生为要旨。

大学校内教育政策，很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1983年，在里根时代，美国国家优质教育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发表一份题为“国家在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报告”认为，美国教育未能与真正的“全球竞争力”的认识和要求保持一致，要求提高教育质量，加强教育与经济的联系。[1]“报告”发表后，大学文科以及关于环境、种族和性别平等等社会问题的课程和研究项目，开始丧失经费来源。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安大略省省长甚至说，大学课程里的人文科目应该统统砍掉，因为“它们完全不符合经济效益”[2]。在知识社会和国际竞争背景下，权力集团挥舞奥卡姆剃刀，要砍掉教育中所有非实用的内容。

这种倾向得到学生及其家长的支持，那些直接服务于就业和增加经济收益的专业、课程和知识受到欢迎，而人文课程和纯粹科学课程受到冷落。

中国大学教育功利主义倾向更甚于西方。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教育改革就确立了专业教育和实用知识的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后，尽管许多大学教育工作者意识到过分专业化和功利化存在问题，并积极采取措施纠正这种偏向，但在市场经济和就业双重压力下，这些努力总是显得力不从心。毕业生卓越的职业技能自然是高质量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但高质量教育的根本标准是学生全面发展，像健康的身体和心理，道德、责任感和合作精神，有效思维能力，全球视野等，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职业技能一样具有生产性，对于建设健康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学生自身成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变革时代的大学教育不能失去灵魂。

在市场观念的影响下，不少人——包括一些大学教育工作者——将学生看作大学的顾客，这绝对是一个错误。满足学生的具体要求不是大学教育的基本价值。大学教育要提升学生的价值，从而为社会创造价值。“以学生为本”不能错误地解释为“以满足学生的要求为本”，而应当正确地解释为“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本”。大学的所有教育活动都应当以学生全面、健康发展，提升学生的价值为根本目标，在教育内容方面如此，在教育管理方面也是如此。当前一些学校以“以学生为本”为由，放弃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严格管理，一些教师在教学中对学生要求不高，甚至不恰当地提高分数帮助学生通过课程考核，这些做法迎合了部分学生的要求，却放弃了大学教育的责任。

（二）研究

在政治化和市场经济背景下，在研究方面，大学经常由于急于帮助社会解决具体问题，且有大量经费唾手可得的**，而忘记要去分辨哪些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工程、管理等实用学科迅速发展，并在学校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学科教授的地位越来越高，而历史、哲学及其他基础学科不断萎缩；学校乐于接受企业和其他机构委托，承担学术价值不高、校外咨询机构完全可以完成甚至完成得更好的研究项目，而基础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却得不到经费支持；教授们热衷于担任营利和非营利机构的战略、法律、技术顾问，这为他们带来丰厚收益，而在校内工作中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少。结果，大学教育水平和学术水平下降，学生得不到教授们应有的关注；教授的学术责任意识降低，由于成为企业和其他机构的顾问，并从这些机构获得薪酬，威胁到研究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威胁到他们对学术事业的忠诚；一些对社会发展有深远意义的基础研究和人文研究被搁置。

大学应该认识到，智力资源并非学校私有财产，教授的学术活动并非他们的个人事务。既然大学教育是公共事业，大学智力资源就具有公共资源性质，教授学术活动就具有公共性质，所以，大学和它的教授没有权利滥用自己的智力资源。对于大学的其他资源，比如资金、设施和设备等，更是如此。

大学也应该认识到，尽管解决实际问题有直接的重要性，但增加基础知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在社会变革时期，当越来越多的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这种探索就越显得重要。这不仅对社会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对大学自身成长也很有价值。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李·C.伯林格（Lee C. Bollinger）说：“要成为国际一流大学，意味着不仅在实践层面要在全球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要在那些看似远离日常生活却又非常重要的古老问题上，提出真知灼见。”[3]尽管当前大学更热衷于承揽有更多经费资助的应用性研究项目，但似乎大学比其他机构更适合承担人文研究和基础研究项目，在这方面，大学的条件独一无二：大型图书馆和众多实验室，广泛的学术联系，最重要的是大批杰出学者，他们有机会对自己研究领域进行不断的阐释和反思，而且与他们的本职——教育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相反，由于大学教师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隔绝，应用类研究并非他们的长处。

这不意味着大学放弃应用项目研究。政府作为最大的所有者和资助者，通常希望大学更多地为其政策和计划提供直接支持，而且，切断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将会严重削弱大学专业教育，像工学、商学、法律和医学教育。因为如果教师没有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学生没有实际训练的机会，专业教育就无法保持高质量。

解决大学财政问题很重要。很多时候，大学热衷于承担学术性低的项目，教授热衷于校外兼职，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大学财政问题得到恰当解决，这方面的**力就会降低。但是，解决大学财政问题，主要是政府、社会和大学董事会、校长的责任，不能压在教授身上。一些学校明确要求教师每年从校外争取数额不小的研究经费，补充学校经费不足和证明学校研究实力，一些教师被逼造假，对提高学校学术水平终究是南辕北辙。

大学有了钱，可以资助基础研究和人文学科项目，提高这些学科教授的薪酬。事实上，大学应该将更多的尊重、荣誉奖励给基础学科和人文学科的教授，因为其他学科的教授已经在社会上获得了这些东西。

（三）跟随理性的指引追寻真理

大学作为公共机构，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但是，大学以自己的方式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不同于其他机构。企业服务社会的方式是为消费者提供他们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为人们提供就业机会，并向政府纳税；医院服务社会的方式是为公众提供医疗和健康服务；政府服务社会的方式是维护社会安全和秩序，管理公共事务，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大学服务社会的方式是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高水平的研究，守护真理和理性精神。

真理和理性精神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符合社会根本利益，大学比其他机构更适合作它们的守护者。大学不是企业，无须为股东利益而放弃理性；它不是政府，无须为了公众现实利益而放弃理性；它也不是宗教机构，无须为了信仰而放弃理性。将真理和理性置于现实利益之上，不仅是大学的品质，而且是大学的责任。

国家和民族的现实利益、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等，都很有**力，很有正当性，大学理应为之服务。但谋取现实利益不能以抛弃自己的核心价值为代价。就像道德的普遍价值超过任何一个具体利益的价值一样，大学追求真理和理性的普遍价值同样超越任何一个具体利益的价值。[4]

1998年，涂又光教授在《文明本土化与大学》一文中提出，中国大学应该具有“中国文明底特色”，“没有中国文明特色的大学，只算是‘在’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in China），不算是中国‘底’大学（a university of China）”。[5]当前也有一些人批评中国大学不知道自己的根在何处，所以，“现代中国大学精神建设，第一要务是‘知根、植根、育根’的问题”，而中国大学的根应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6]这些论述**洋溢，却忽视了大学的基本价值。现代大学的根基不在任何特定的文化、价值观和行动方式，它的根基是理性。

大学是文化事业，应对民族文化承担责任。大学对民族文化的责任，准确地说，是建设民族文化，而非简单地弘扬民族文化。建设民族文化，包括对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分析、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扬弃，也包括对外国文化批判性、选择性地引入，还包括思想和文化的创新，原则和标准是理性。在现代化脉络中审视文化传统，以中华传统文化优秀部分为基础，吸收优秀外来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总体上说，传统文化是研究和处理的对象，而不是一个预设前提，不是出发点。研究传统文化的方法可能来自国外的学术成就，研究中包含批判和扬弃。跟随理性的指引追寻真理，是大学的根本价值。

大学教育活动也需要遵循理性原则。教师要明白，大学课堂不是教堂，教师不是牧师，教材不是《圣经》，他不能要求学生无条件地接受他的说教，他应该随时准备接受学生对他的言论的质疑。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说：“在课堂上，唯有理智的正直诚实，才是最有价值的美德。”[7]教育中的理性原则是培养思想独立的人的基本条件。

跟随理性的指引追寻真理，要做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如果不能做到兼容并包，理性就没有立足之地，因为如果有不可动摇的权威、不可改变的正统，独立、理性的思考就是一件危险的事了。大学要有宽容和美丽的心灵，包容不同学术观点，在理性原则下，维持不同思想共存和交流。理性不存在于所谓“唯一理性”中，而存在于“不同理性”的争论、沟通和交流中。

当大学“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的时候，很多业内人士欢欣鼓舞，却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险。对大学来说，“走向社会中心”意味着面临更多的发展机会，也意味着面临更大的变革压力。在社会快速和实质性变化的时代，大学应该寻求变革，落后于时代可能会被社会抛弃；但是，在寻求变革的时候，大学要辨明本末，要坚持自己的核心使命和核心价值，这是大学安身立命之所在。大学自身、政府、社会、捐助者和学生，都应该明白大学的有限性，不要试图让大学承担过分的工作，否则，受损的首先是大学，然后是所有利益相关者。

[1] ［美］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 国家在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A］.瞿葆奎，马骥雄.教育学文集·美国教育改革［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586-617.

[2] ［加］大卫·杰弗里·史密斯.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M］.郭洋生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40.

[3] 朱晓苑等.对通识教育现实发展的思考［J］.中国国情国力，2007，(4)：58.

[4] 20世纪80年代，人们曾经为年轻的大学生张华为救一个年迈的掏粪工而牺牲是否值得而争论。问题很清楚，在这个事件中，张华的行动所体现的原则，即人们应当互相帮助，对于人类来说，其价值是任何一个具体人，哪怕是爱因斯坦的价值所无法相提并论的。失去爱因斯坦，人类的历史可能晚进20年，但若失去“人们应当相互帮助”这个原则，人类的前景就堪忧了！

[5] 涂又光.文明本土化与大学［J］.高等教育研究，1998，(6)：6-7.

[6] 蔡文鹏.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精神的根［J］.政工研究动态，2008，(1)：21.

[7]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