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恨铁不成钢

已经辞去官职的恽毓鼎，对于时局的关注犹在许多身居高位、大权在握的当道之上，七月十二日（9月4日），他已经开始对“四川争路风潮甚烈”感到担心，并引发其对新政改制的批评。“此策创于邮部盛大臣，曾署名负责任。今当责成盛大臣妥办，不能办，则辞职，始合建国务大臣之本意。乃似以朝廷当其冲，监国忧烦，而部臣袖手，何必多此改制耶？”江南水灾，饥民暴动，恽毓鼎觉得“天时如此，人事如此，犹复侈谈立宪，举内外政而纷更之。我瞻中原，蹙蹙靡所骋矣。中夜悲愤，不禁泪下。新学小生，以此愚监国而骗功名；监国阁臣，以此自愚而忘宗社。人心尽去，宪将谁立耶？”清廷命督办大臣端方带湖北新军两营入川弹压晓谕，恽毓鼎敏锐地意识到：“此殊非计。两营乃张彪所统军，素乏纪律。吾恐保卫则不足，启祸则有余，乱其始此矣。”[16]

武昌文武官员相率弃城逃匿、而清廷悉置不问的消息，令恽毓鼎大为痛愤，“既无法纪，何以立国？悲愤填膺，手足俱冷。祖宗三百年缔造艰难之天下，以三年而尽弃之，岂能不哭？恨不呼列祖列宗，放声痛哭”。不过恽毓鼎特立独行，所愤也与众不同，“余近日悲愤交迫，见人辄痛骂政府，以抒其忿，几成狂易。呜呼！大好江山，竟使纤儿撞坏之耶？……时政之颠倒错乱，商人亦洞见之，岂政府反不知耶？无他，徇私嗜利之心胜，遂置祖宗基业于不顾耳。”（553）在恽毓鼎看来，祸根在于新政，“三年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与刬除，无事不纷更，无人不徇私，国脉不顾也，民力不恤也。其为害，智者知之，愚者知之，即当权之大老亦未尝不知之。所不知者，我监国及四亲贵耳（洵、涛、泽、朗）。大老知而不言，廷臣言而不听。日朘月削，日异月新，酿成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大局，而吾属横被其忧。念及此，不禁放声痛哭。罪魁祸首则在张之洞、张百熙之力主令学生留学东洋。”（555）

恽毓鼎对于二张，可谓深恶痛绝：“今日大局之坏，根于人心，而人心之坏，根于学术。若夫学术之坏，则张之洞、张百熙其罪魁也。二张之昧良心，何尝醉心新政，直热中耳。因热中而甘心得罪圣贤，得罪宗社，他日公道犹存，非追削官谥不可。”（562）因为南省京官争相逃遁，车站行李堆积如山，恽毓鼎平日即主张用南人十，不如用北人一，现在益信“南人之不可用也”。（555）

九月初，清廷连续出台一系列挽救局势的重大措施：下诏罪己，开放党禁，赦免戊戌变政及犯革命嫌疑诸人；亲贵不得任内阁及国务大臣；开国会，庶政公诸舆论；平抑金融物价。恽毓鼎感动不已，悲喜交集，以为“应识抒哀诏，能回悔祸天”，（556）形势或有转机。不料事与愿违，各省纷纷独立，“大江以南割据之势已成。总之，兵权一失，倒持刀柄以授人，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已。中央集权，其祸如此！泽为首恶，洵、涛、朗次之，何面目以对九庙之灵乎？”（557）而且乱事初起，亲贵们率先自乱阵脚，先是从银行票号提取现银倒贴存入外国银行，从数十万至二百余万两不等，继而又到使馆街六国饭店群赁居之，每间房住十余人，每人每日收租洋9元，行李每箱一只日租3元，禁用仆婢，禁小儿夜哭。每餐仅饭一筒，盐煮白菜一器而已，甚至有宿于廊下者，饭菜粗鄙，规矩严苛，犹如模范监狱。而人尚若蚁之附膻，偷生受辱，一至于此。[17]

十月初一（11月21日），恽毓鼎闻知资政院建言剪发改历，大为不满，“当此分崩离析之秋，救亡不暇，忽为此大改革，惑民观听，愚氓误以为国家已亡，必生变动，是无故而搅之也。议员见识若此，何值一钱？亡国三妖：一东洋留学生，一新军，一资政院谘议局。三妖之中，尤以第一种为诸魔之母。毓鼎闻中官言，孝钦显皇后大渐时，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是则侈言维新之足以亡国，圣母盖悟而深悔之矣。不料监国初政更扬其波也。”（561）

为了挽救大清王朝，已经不在其位的恽毓鼎积极奔走，和京师的志同道合者联络筹划，先是参与冯国璋等人的聚会，考求保安畿辅之策，提出“欲靖土匪及乱党煽诱，非镇以兵力不可，而欲定人心，非解散谘议局、封禁报馆不可”。（567）继而又与各省志存皇室者组织同志联合会，公举冯国璋为会长，恽毓鼎被举为干事员、起草员，以各种名义上书发电，反对上海和议，指责唐绍仪通敌卖国，要求排斥鼓吹共和的南方各报，并谒见袁世凯，面递陈情书，力陈和议万不可恃，宜急筹战备，又游说亲贵，反对让位，可惜均无法逆转大势所趋。

恽毓鼎等人对于清朝当政的施为不无怨言，尤其是对亲贵的自私贪鄙、萎靡不振大失所望，并且早就隐隐察觉清朝气数已尽，12月底，闻知清廷下诏速集国会征求政体意见，恽毓鼎就认为：“以大势观之，满洲亡矣。不意年甫五十，将见此事，悲愤久之。继思数年中亲贵乱国，论天道，论人心，均应遭此祸。所痛惜者，祖宗二百七十年基业，我景皇三十四年忧勤惕厉耳。”其时天人感应，京师屡现异象，如“京西潭柘有樟树，每一帝将嗣位，先期必生出一枝，正枝遂枯，历历不爽，相传呼为帝王树。同治末年，忽旁出一枝，景皇遂以皇弟入承大统。光绪末年，其侧又出一小枝，而今上缵绪。今年老根旁突出一枝，与新枝不相附属，闻者骇异”。（567）而占星家发现天相有异，自月之初一日，帝星不见，凡四十余日始复见，而摇动无光。（564）加之又有陨星飞落。恽毓鼎感叹“何天变之多也”之余，认为“天文五行之学，未可全指为无稽”。（573）

恽毓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并非简单地用愚忠、顽固可以解释。他的确反对革命、共和，希望维系帝制，面对清廷君臣亲贵毫无斗志，慨叹“吾辈徒具此一副忠肝血胆，其奈之何！”（568）之所以“明知无益，而奔走呼号，聊尽吾辈之心而已”。正如同志联合会另一位干事员所说：“吾之欲以身殉，固非殉皇上，亦非殉清朝，殉吾平素所抱君主之志而已。此即匹夫不可夺志也。”（571）十月二十二日（12月12日），恽毓鼎深知革军志在倾覆大清，愈是被迫改革政治，愈是束手待亡。“大清固已矣，我四万万之汉种又何辜？”（564）后来他与同人细究组织同志会的前后痕迹，恍然大悟“百日中惨淡经营，皆为受禅台预备材料耳”，（571）但仍然继续密谋日记亦不能记录的极重大之事，分别会见外国公使，争取扶持中国君主。直到十二月初十（1912年1月28日），同志会再度集会，“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痛恨欲哭”，虽然还有人登台演说帝国共和政体，恽毓鼎已经心灰意冷，“不能再坐，惘惘而出”，“悲愤交迫，几不聊生”。（573）亲友劝其自解自遣，“时事至此，无可挽回。王室虽存，而环顾皇族，无一人足语济世安民者，吾侪将安托乎？”（574）最终还是落实到自己的安身立命。

从大风大浪的惊心动魄中稍微平静下来，恽毓鼎也对时代巨变追根溯源，他认为，自光绪二十年慈禧裁撤上书房，近支子弟皆不读书，“年十六七，即华服骏马，出而驰逐，目不睹圣贤之论，耳不闻正人之言，志趣才识，何从高远？迨醇王监国，复遍布为行政长官，谗谄面谀，与之俱化，遂酿成今日现象。当江汉事起，不过一隅之乱耳，而纷纷提取现银数千万，辇而纳诸外国银行，市面为之窘滞。租界一席地，争先恐后，借以藏身。士民为之动摇，外国为之齿冷。抱头痛哭，不展一筹；儿女情长，英雄气短。项城得乘间而入，为所欲为。以此沦亡，自贻伊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亲贵已播亡国之种，安得不收亡国之果乎？余三年怨气，只博得今日万点啼痕耳”。（574）

十二月二十五日（2月12日），恽毓鼎获悉懿旨已宣布辞位，于深夜写下一段痛心疾首的话，“呜呼！国竟亡矣。三万六千场之欢娱，极于亲贵；二百七十年之宗社，渺若云烟。天耶人耶，真堪痛哭……自武昌乱起，至今不过一百二十日，八月十九以前，犹是太平一统江山也。自来亡国，无如是之速者。其实乱亡之祸，早伏于十年之前。”庚子以后，慈禧遇事一味脱卸，唯求及身幸免，不复作永远苞桑之计。光绪死，为防止翻戊、庚两案，拥立幼冲，以孱懦监国，醇王“排斥汉人，劻髦而贪，泽愚而愎，洵、涛童騃喜事，伦、朗庸鄙无能，载搏乳臭小儿，不足齿数。广张羽翼，遍列要津，借中央集权之名，为网利营私之计，纪纲昏浊，贿赂公行，有识痛心，咸知大祸之在眉睫矣……即无革命军，亦必有绝之者矣。”万念俱灰之下，“嗣此不复论朝局矣”。忆及宣统即位时恽毓鼎侍班于御座前，小皇帝大声痛哭，不肯升座，“频言我不愿居此，我欲回家”。后草草成礼，拜跪未毕，太监即负之而去，且云：“完了，回去罢。”当时即觉得不祥，如今果然应验。（576-577）

叶昌炽也是八月廿一日（10月12日）看报获悉武昌失守详情，并且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他最感到切肤之痛的已经不是革命以及清朝灭亡的命运，因为这不过是迟早的事。在他看来，革命是新政的必然结果，就此而论，新政已经将清朝送上绝路，所以他将满腔怨愤洒向新政的倡导者：“武汉为水陆通衢，江波腾沸，旦夕开耳。革党屡起屡踬，非有新军，终不得逞，养虎堂奥，谁之咎欤。吾辈处危墙之下，安能瓦全？”[18]次日，又知革军渡江占领汉阳兵工厂，缴获大量枪炮，“虎兕出柙，不可制矣，相与太息”。（6784）风闻各地异动的传言，愈发觉得“茫茫大地，如炸弹爆发，顷刻燎原。新政收效固极神速，铁路国有之政策，又足为导线。夫已氏之肉，其足食乎？”（6785、6786）听说清军援兵至鄂，革军齐唱欢迎歌，来者拍掌，联辔入城。“军事教育至于如此，岂主持变政者所料及。”（6790）

其时上海金融机关已大滞，洋厘骤涨至七钱二分六厘，质库亦有停贸之谣。“人心恐慌，不日风波将起，奈何！”（6789）“沪上商市糜烂，铜山西倾，洛钟东应，风波之恶，不在兵祸，而在金融，履霜坚冰，其来渐矣。”很快苏州市面金融也告吃紧，机匠十百成群，风鹤纷传，人心惶恐。（6791）八月三十日（10月21日），“夜有彗星见，非常之变，不意垂暮犹遇之。”（6793）友人认为袁世凯出可以旋乾转坤，“则未敢信为笃论也”。（6795）果然，各地警耗纷起，“人心已去，天命将倾，吾侪小人，不知死所。”（6799）苏州绅民组织守望会，叶昌炽出任会长。清廷下诏罪己，允诺消融满汉，实行宪政，叶昌炽不以为然，“不知满汉初无畛域，皆由外人之愚弄，报馆之鼓吹，人心亦初未忘本朝，皆军界学界剪发易服之徒，丧尽天良，起而反噬，国家之败，在于坏法乱纪，异说朋兴，自尧舜禹汤以来，中国何尝知有宪政哉。前时之病，犹痿痹病榻，尚可数十年，自厉行新政，而海内始骚然不靖矣。服下医之毒剂，而自咎服之不诚，岂不冤乎？”（6805）

光复后的上海南京路街景

接下来的日子对于叶昌炽可谓度日如年，读清廷布告天下臣民诏，“其辞哀痛而迫切，不禁放声一恸。即闻客至，挥泪而迎之。”连续接到亲友讣告，“虽为至戚，天地倾覆，又何庆吊之有。”（6811）传闻都门有变，乘舆出狩，资政院电促袁世凯入京，“此次大祸，非十年前项城酿之，又谁之咎？今犹召庸医以冀延年，何其值也……大江以南，将无坚城，呜呼噫嘻！”与人长谈局势至夜深，“愤气填膺，一支巴菰斗为磕破，此亦扁仲之唾壶也已。”（6812）面对乱局，他既希望官吏拼死抵抗，又担忧因此而玉石俱焚，四处危城，无力自保，对国（清朝）之存亡的担忧渐为对家之安危的忧虑所取代。而家中所请厨仆亦渐不驯。读了张謇致袁世凯辞宣慰使、农工商大臣函，讥讽道：“指斥乘舆，逼迁九鼎，侃侃而谈，绝无瞻顾，若其理甚直，而其气甚壮者，在从前固名士，固词臣，固诸侯之上客，固乡望之铮铮者，呜呼噫嘻”！（6823）

叶昌炽不赞成革命宗旨的言论被报纸披露，他认为“其言不诬，未敢憎兹多口”。（6824）他期待王师南下，势如破竹，将革党一鼓而歼。可是事与愿违，连坚守已久的江宁也为革党所得。“群凶露布交驰，视天梦梦，胡为此醉，无量恐怖，无量烦恼，皆从无量接触生。不见不闻，是无接无触法。《申报》即于今日截止。”（6833）自此，除了来函之外，他只看邸钞，从中获取消息。

对于革命后的作为局面，叶昌炽极端不满，浙军赴宁先锋队在阊门外马路和城内泰伯庙桥以西拦路捉人剪发，叶昌炽咒道：“暗无天日之世界，恶贯将盈矣。”（6848）十一月十一日（12月30日），忽闻炮声连珠，得知是17省代表在南京选举临时总统，“三十年蓄志谋逆、逋逃海外之渠帅得十六票当选，升五色国旗，鸣炮所以贺也”。（6849）继而阅邸钞，见清廷欲召集临时国会，决定政体，“朝廷爱民如子，舍己从人之至德，如天如地，驾唐虞而上之。草莽小臣读之，尚泣数行下，彼受恩至深而反噬最先者，真穷奇饕餮之不若。六十年来，赭寇之难，拳匪之难，幸逃浩劫，桑榆垂暮，犹遘此滔天之大祸，不能稍效涓埃，以报君父，虽粉身碎骨，奚足赎哉”。（6849-6850）在满城的剪辫风潮中，苏州士夫剪辫者过半，而叶昌炽决心逆流而动，“人皆去其有余，我独留其不足”。（6857）

辛亥腊月十八日立春，已是1912年2月5日，叶昌炽表示：“吾生六十三，甲子从未知阳历，皇朝有正朔，寒家亦有彝训。”（6872）腊月二十六日（2月13日），叶昌炽看到前一天发布的隆裕太后退位懿旨，“自来失国，皆于孤寡之手。自八月鼎沸，至今五月，沦胥之祸，亦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呜呼噫嘻！”（6879）这一年叶昌炽生意上蚀去一半股本，身家性命又在旋涡中盘旋打转，幸登彼岸，只能寄望于兵气渐消，社会安宁。

黄沅虽然订阅《申报》，可是数日才能取阅一次，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所取十六至二十二日《申报》，中缺二十日一张。直到二十八日，才从来谈的友人口中得知武汉革命党将军械掳去一空，协统黎元洪系游学生出身，返手以致若是。新军兵变，统制张彪非游学生出身，出而力战，因均是新军干戈倒系，以致身带重伤，幸未毙命。现上命陆军荫大臣海军萨大臣水陆征剿。“此跳梁小丑，见此水陆并进，即能奏肤功，可以预必也。无如湖北为中国咽喉，万商荟萃之区，所存器械，以湖北为最多，今则被掳，只恐蔓延，深为至虑。但湖北创设新军为最早，出洋游学之人，以湖北为最多，均是张香涛制军督两湖时为始，以致老营遣散，所以如是。只愿即能肃清，是为大幸也。”[19]这一通感慨，为黄沅未来三个月的日记定下基调。

次日，因武昌被民党占据的风声甚急，以致上海市面大有恐慌，心甚焦急，最为至虑。“只愿上命廕大臣萨大臣水陆并进，速为剿服，深为至幸。”面对乱势，素以清高自持的黄沅怪力乱神之语渐多。其占课云：甲子丰年丙子旱，戊子蝗虫庚子乱，唯有壬子水滔天。辛亥元旦即庚子，“以致四月间广东革命党滋事，幸张坚帅随时扑灭。七月间四川为路归国有，亦匪徒滋事一番。今八月以致湖北滋扰。”可见相当灵验。“幸明年元旦恰遇甲子，定然丰年必矣。彗星有见，定有扰乱治安之事。余于上年六七月间在虞乡看有彗星现于东方，洋人言无尴尬之事，中国天文家率皆为此而言，今有湖北之事，可见古人之语，不得不信也。幸上年之彗星不甚明白，只有光映颇长。于今年湖北之事，武昌如斯，各处均有革命党。幸其所见数日即散，想今之若辈猖獗，转瞬之间，亦不久即然无影也必矣。古人之语，刊造成书，传至今日，数千年来，倘无应验，何至早无被驳之人，今被化外之人而驳其无乎。”（332-333）仅此而论，倒是与恽毓鼎、叶昌炽等人心心相印，所见略同。

心灵相通的还不仅是星象，与郑孝胥等人将清廷不立宪视为乱因的看法截然不同，在黄沅看来，大乱的原因就在于新政立宪，张之洞尤为第一罪人。这同样与恽毓鼎等人的看法一致。清朝开国旧制，由深明远见者制定，数百年来，所出大贤硕望亦不乏人。咸丰初年，粤匪猖獗，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力平其难，所定国制立法，事事善后，无微不至。“不意张之洞听儿子之言，奏请改行新政，颁布立宪。此其千古罪人……今之糜烂如斯，即知其作甬，不亦迟乎。当朝廷任用若辈，此亦天数也。”此后，黄沅每日所记，都是咒骂张之洞新政宪政鼓吹者的话。武昌革党之魁黎元洪，为张之洞等所赏识，派留学，建新军，改官制，为张之洞所倡导，结果游学生多为革命党，新军则反水，“我朝任用张之洞，致有今日之祸，张之洞者，正千古罪人也”。（333）“罪之名虽在黎元洪，罪之首实在张之洞。”（336）自此，黄沅在日记中不惜笔墨，用大段文字反反复复地诅咒张之洞一流人。

与之相应，对于清政府的任何一项镇压部署，黄沅都满怀期待，开始以为水陆并进可以即时收效，后来又希望袁世凯、岑春煊迅速赴任，忠心报国，到即敕平。（333）

对于武昌事变后各地官绅的表现，黄沅大为不满。乱事发生时，适逢浙江谘议局开常年会之期，临海议员黄崇威出发，行至上海，闻湖北新军反手，即滞留沪上，九月初旋里。黄沅指其胆太小，趋避过甚，并借题发挥道：人生在世，天地君亲师五字尚存于心目，当乱世为文臣应固结民心，宣上德意，武官则力战沙场。清朝开国以来，深仁厚泽，康熙帝为宋朱子以后的大圣人，德宗朝朝廷“听信逆臣张之洞邪说，废科举，出洋游学，停书院，遍设学堂，以致革命之贼出焉”。平粤匪致中兴的名臣，都是科举出身，而各项新政，惟禁烟最佳，其余则派游学练新军造成革命党，谘议局自治会未见功效，百姓大受其亏，遵其公举，均是强者所命，鱼肉乡民，弱者大受其亏。裁绿营设警察，绿营虽无可用，尚能捕匪，警察除奸人妇女之外，别无所事。招集巡防，无异绿营，经费则倍增。书院改学堂，文人之气已消，寒士再无出头之日。书院之教，心存天地君亲师之外，尚有三纲五常。学堂非无上进，专以革命为心，急于立宪，司法、立法、行政独立，以致百姓无申冤之日，只以强者为上，以致糜烂若是。期望文武百官中忠君爱国者出而襄赞纶扉，图谋善后，重兴大清亿万斯年有道之长基。（334-335）

政治乱局与社会动**交相作用。浙江大灾之后，地方不靖，又受到政局不稳的影响，骚乱事件频发。有官员籴谷做米，被地棍扣留，并逼迫商店关门，竟成罢市之势。官员将为首者拿办，棍徒借百姓之力，梗押释放。驻防统领见人数太多，不得不和平解决。（336）台州大荒之岁，土匪日多，被抢之声，日有见闻，以致终夕难安。（340）

九月初五（10月26日），黄崇威告以宣统御极之初，例应公举孝廉方正，八年为限，后缩为四年。上谕各直省督抚转饬各府厅州县卫地方，实有孝廉方正，暂赏六品顶戴，送部考试，听候朝廷诏用，临海县宣统元年公举一人，二年举二人，其中一人因有人检举致被驳斥。本年亦由绅耆40余人公举二人，黄沅为其中之一。“闻言之下，不胜汗颜抱愧，即为力却。”各绅虽然知其不愿当此虚誉，但公事已经府学兼县学详请临海县察核办理，县、府已请学、藩、抚宪核准在案，不可再却，只能听其详核加察。（337）

对于清廷而言，黄沅的确当得起孝廉方正的名义，他在日记中连篇累牍地为清王朝歌功颂德，详细描述各种典章制度，认为“立法之善，莫过于本朝”，康熙至宣宗中年，“皆是道不拾遗，无易【异】于尧舜时也”。甲午之役，割地赔款，“皆是逆贼李鸿章之谋”，自此国势日衰。庚子西狩，“所幸未更旧制，各省悉皆安谧，而百姓均无异志”，京师城破，殉难者最多。又是李鸿章议和，国势更衰。“其弊在旧制虽佳，迄今二百余年，弊窦丛生，以致颓唐，乃是幸民志尚平，倘得忠义之士振刷精神，力图补救，尚能为力也。”慈禧垂帘近50年，均以精明，不意回銮后听信罪臣张之洞谗言，变制变政，以致革党蜂起。而远在山西知县任上的父亲音讯隔绝，台州地方**，“今之公私内外相迫，生不如死耳。只愿上苍敷佑，大军连获胜仗，即日恢复武昌汉阳等府，匪首就灭，即见光天化日。私心祷祝，得遂所愿，深为大幸耳。”（339-340）

不久，黄沅便察觉到，他所自诩的这一套忠君爱国观念，其实并没有什么知音，周围的绅商朋友，态度大都与之相左。九月初旬，台州出洋游学者陆续前往湖北投入民军，酒席上台州国民会副议长及该会成员谈及黎元洪则颇为得意，“人心之险，莫过于今时。问其居心，难堪设想”。初七日（10月28日），海葭镇自治会开会，黄漱泉声言湖北初三日胜仗，黄沅看过是日的《申报》，所报为开战不利，何来胜仗，一时不解，一问才知原来是革命党取胜。“若辈言革命党胜仗，喜形于色。倘若革命退败，言语形容，则有忧气。若辈心肠，想是与人不同。殊不思乃父乃宗历受国朝天高地厚之恩，不思报本，而言语中喜怒倒置，此等虽立于世，何足于人道同日语也。”（341）学堂师生的态度更加明显。十一日（11月1日），黄沅到椒江中学（故意写成书院）与教职员相叙一刻，“言及湖北乱事，革命党战胜其色喜，官军战胜其色忧，如是者非独于彼，即是学堂中人悉皆如是，外则不知何为是何为非，随声附和者不少”。（343）

实际上，违理背时、孤家寡人的恰是黄沅自己。据说每逢海葭自治会开会，“言及时事，闻革命党胜仗，有才见之人，尚有外貌不露，无才能者即形于色耳。尽人皆是革命，以至于此，余方今日知也”。（342）在黄沅看来，新政导致民心瓦解，纲常紊乱，所以出身学堂者皆为革命党不足为怪，可是，“尚有一等名列胶庠，确非革命之人，言今战事，亦作如是观，其存心亦难思想。但余所言，人均以背时看余，人又厌余之言，余何尝不知。但余愿以老背自归，不愿新鲜，莫畏人厌余言，余亦厌人言可耳”。（345）如此自绝于世人，也反衬出人心所向和大势所趋。

人心思变，已在预言新政导致革命的黄沅的意料之中，可是人人唯恐不变，又多少出乎意料，“余早知朝廷听信贼臣之言，总至变乱为止，万不料至于此也”。黄沅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中国历代皆以专制为主，天之寒暑，皆从皇威，“今之立宪君民共体，民不知法，而能久乎”。皇帝可以驭天，则君权犹在天道之上。所以“自今以后，我大清存亡在于天意，非人力可以挽回。余早起看彗星之光，不甚长，直对一星尚明，但彗星之直光尚未至直对之星，南有一星，最为明亮，有说是紫薇星耳。倘果紫薇星光尚有如是之明，定有辅弼之臣而能中兴也”。（342）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就算不问苍生问鬼神，也不能指望天意尽违人心。

清季获取各种信息、了解局势的渠道主要有三，即阅报、通信、交谈，而后两种形式中，相当比例的信息也来自报纸。黄沅阅读《申报》、《浙江日报》等，很快发现，各报均以革命党胜为喜，偶尔说革党退让，必定大败，否则“定不如是说法也，想克复之期不远。只求仍从旧制，固结民心，万民幸甚”。从此，黄沅戴上有色眼镜解读各种信息，如清军攻占汉口，报称无济于事。黄沅认为这是革命党的说法，武汉三镇相对，汉口克复，可用轮船攻武昌，何云无用？“如今人心叵测，盼望革命速为成功之人最多，未识若辈自卖忠君爱国之心，受革命之优处，恐未必也。此等凶徒，何异禽心兽行。”（342）

舆论人心倾向革命，主要出于对清政府的痛恨或失望，报纸一面倒偏向民党，未必全然客观，也是部分事实。有人告诉黄沅，“今之各等报纸，有说革命退败而官军取胜者，其党中人即将该报馆捣毁，况报馆中主笔大半革命中人归多，以致官军取胜，革命党退败，当不即言，须二三日之后，当有十分之胜，而言其五六耳。倘革命党有一时之胜，官军不利者，无论何等报纸，即行报喜，当有五分之胜，而言其十分耳。”《时报》、《民立报》、《中外报》、《滑稽报》、《新闻报》俗言统统称为革命报。（345）以此为基本判断，黄沅将报纸所载信息均朝着有利于清方的过滤曲解，凡说革命党胜则不信，凡说官军胜则确信，坚信或宁可相信清方必胜，闭塞耳目，对于局势的千变万化茫然不知，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乃至迷信天意，误判局势也在情理之中。正如事前黄沅丝毫未曾察觉大难将临一样，就在他日日企盼清廷速胜的祈求之中，就在他相信清军战无不胜的一厢情愿之中，大清王朝最终覆亡的命运日渐不可逆转。

九月中旬，黄沅获悉各省人心思变，湖南、四川、陕西、山西等省相继兵变。丁未年（1907）他曾做客太原，与山西督练公所中的几位同乡晤谈，“言及革命之徒各节，彼等所言与余殊异，余即不敢再言”。后来山西巡抚调任陕西，督练公所各人又随之赴任，管理新军，手握重权，如今果然见背朝廷。虽非领袖，亦二三等人物。若辈心思实难揣测。（346）其时恰好有原来在山西督练公所的熟人来叙，“所说均是革命之语。今日之下，若辈竟然直说而无忌，当日尚有隐而不言”。据说此人在山西时言行的激进程度后之又后也，如今尚且如是说法，则在其上者不待言。（348）

这时台州名义上仍在清朝的统治之下，耳闻目睹肆无忌惮的革命言论，黄沅更加怨恨张之洞等人酿成恶果。“当张之洞奏办陆军学堂之初，入学堂者即是革命宗旨，以后到处学堂，即是到处革命。有至外洋游学者，亦均革命。学堂出身以及游学归国者，朝廷优给进身，予充新军，所以革命之所由来也。今之革命，均是朝廷花费巨款，致革朝廷之命。”（348-349）学堂出身分布官商军学各界，可以堂而皇之地进行革命活动。“今国家之多事，如同人家跟随长工均是匪人，若辈反手，安能预防。如同店家上下伙友学生，均是贼人，若辈反手，为经手者安能预防乎？”（349-350）张之洞之外，惹祸的盛宣怀、端方等肇事者，也在被骂之列。

九月十四日（11月4日），黄崇威告以鉴于上海吃紧，本地不得不办防堵，即将本镇中学、女学等一律停止，所余经费若干，招人防守地方，并通知各庄一律办理。而杭州风声亦紧，台州籍革命党人不少现已到家，恐生事端，深为至虑。（347）黄沅担心革命党人潜入台州，本地土匪横行，家中所开典铺关开均不宜，万一革命发生，不知如何自处，因此“徘徊终日，不知所以，清夜思之，寤寐难安。真是寝无安枕，食不甘味，坐困终宵而已”。（348）

两天后，黄沅接到镇自治会的传单，得知杭州已被革命军占领，由革命军通告各府州县自治会，善为办理。是日又获悉上海已被革命党占领，道台逃走，举李平书为上海县。商家均悬白旗，投入革命。“看上海反手如是之易，如同探囊取物耳。现革命军者，只看各处悬挂白旗，即为投入彼党矣。”有池姓革党中人“言及革命，真是洋洋得意。”（350）

黄崇威、陶寿农等恐杭州失守，台州陆路七营及水师兵饷不能接济，兵丁致生异心，非但不能防匪，还可能自为匪徒，遂通知各邑诸绅，将水路各营月饷妥为筹定。将来官军克复，仍由抚宪照旧发饷，以免惊扰地方及商业。当晚临海县官绅集会，到者官20余人、绅60余人，台州水陆各营每月饷银共需二万余元，由各县分认。因陆路紧急，将水师调为陆路差遣，由陆军统领驻防海门，水师统领保卫郡城，并将向驻郡城的陆军第七营归水师节制，两营月饷由葭沚、海门分认，除厘局厘金外，由地方巨商殷户担任。其余各营分防各县，月饷即由各县自认。来日黄崇威等赴郡，邀同各县各乡镇绅商到会议定经费，即可布置。将来官军克复浙江，再请饷银。议罢，获悉宁波亦被革命军占据，只能叹息各地“相继被陷，如是之易，复如是之速，乃是天数也”。感到束手无策。（351）

被毁后的浙江巡抚衙门

九月十七日（11月7日），黄沅取到十一至十四日的《申报》，“见而恨极虑极，即置于高阁可也。总而言之，停科举瓦解人心，设学堂倡言革命，练陆军干戈倒系二十一字，致有今日之祸。今则朝廷听其立宪，即于年内召集国会，悉均俞允要求，不得不以将错就错也”。得知郡城已有匪徒寻思滋扰，深为可虑，“目今时事如斯，凡事做一天除一天可也”。（352）

次日，因杭州反正，出现权力真空，台州郡城居民大为恐慌，纷纷移家避乡。好在昨日已接省中来电，都督汤寿潜饬台州文武各官，悉均照旧办事，水陆各军照旧给发粮饷，并即通饬各州县及乡镇自治会等一体遵照。知府即出示安民。黄沅感到诧异，台州知府为旗人，其父又是镇军，受朝廷厚恩，“竟以照常办事并无别事，亦出人意料之外”。“古人云求忠臣必登孝子之门，能尽孝必能尽忠。时逢乱世即见忠心，生在寒门能知孝子，斯言不谬也。以致文武各员均能一体办事，虽是人心浮薄，半由学堂谬说之所致耳……余闻言之下，心甚怅然，徘徊终日，泪下如雨。”只能祈祷袁世凯统领大军，早日恢复。而自治会的其他议员见知府如是告示，“其色欣喜，余不解其意”。其时陶寿农家“已竖白旗，则投入革命矣”。不知是其子所为，还是本人授意。“今之人心，竟至若是，余亦不解耳。”（352）传言革命党人将趁宝华商轮到台州，陶家自竖白旗之后，又嘱地保催锣本街商店居民均竖白旗。（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