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树倒猢狲散

好不容易熬得布政使的实缺，踌躇满志地赶赴湖南上任的郑孝胥，抵达任所长沙才刚刚三天，就接到湖广总督瑞澂的密电，因为内阁要重新厘定外省官制，请各省派员到京，以备咨询，瑞澂希望郑孝胥代表其前往应对。郑孝胥复电表示宜抱定前奏“中央集权，各省分权，边省全权”的政策，专委李宣龚一行即可。在瑞澂的坚持之下，郑孝胥只得勉强答应北上。他于闰六月廿五日（8月19日）启程，廿七日抵达汉口时，四川反对铁路国有的风潮渐起，“渡江谒莘帅，示川路诸电。王人文附和川人，抗拒国有之举，赵尔丰为之代奏。川人益横，欲逐李稷勋。莘帅与午帅会奏：请饬川督懔遵前旨。而廷旨甚怯，实不担责任也。莘帅奏饬李稷勋勿停路工，而令宜昌禁开会、止暴动，乃渐定。”[4]

让郑孝胥始料不及的是，这些波澜只不过是川路风潮惊涛骇浪的前奏。作为铁路督办大臣奉命带队入川的端方拟请郑孝胥为川汉、粤汉铁路总参赞，郑孝胥则希望端方用其献策，而不必加以参赞之名。到京后，郑孝胥继续与载泽、盛宣怀等人谈统一国库及理财行政分科之法，商议对付四川抗路的办法，积极出谋献策。盛宣怀对郑孝胥表示：“北京少公不得，湖南想可不往。”（1340）而奉旨督川的端方也力邀郑一同入蜀。郑孝胥虽然推辞，却献计“蜀事似宜严拿罢市罢课之主动者，俟平静后，从宽办结”。（1342）

郑孝胥不愿入蜀，当然是不想趟此浑水，而托词一方面是认为外官制关系全局，愿竭其所见，终始其事，另一方面，觉得蜀本无乱，不必劳师动众。可是此时蜀乱已成，郑孝胥听来访的赵熙言邓孝可、蒲殿俊等人被拘，求其缓解，遂致电端方，告以川路诸人各有隐情，似宜保全，以为转圜之地。而端方却内心方寸大乱，畏缩不前。郑孝胥心知不妙，致函盛宣怀：“窃见午帅内怀疑怯，智勇并竭，如强遣之，必至误事。请公切言于中枢，日内须速另筹办法，万勿大意。乱本易了，措置失宜，或酿巨祸。王、赵已误于前，政府复误于后，则蜀事败矣。”（1344）这一次郑孝胥倒是不幸而言中。当日清廷加派岑春煊赴川，郑孝胥又和盛宣怀商议办法，电告岑“宜乘商轮直赴宜昌，换轮入重庆。派兵直修电线，通至成都，一面用告白解散乱党。不过一月，乱可定矣。”（1344-1345）

后来局势的变化发展再次出乎郑孝胥的意料。八月廿日（10月11日），湖北兵变的消息传到北京。次日，郑孝胥为载泽筹划应对之策，“请言四事：第一，以兵舰速攻武昌；第二，保护京汉铁路；第三，前敌权宜归一；第四，河南速饬戒严；更请暂缓秋操。”（1349）这时北京已是风声鹤唳，次日传言长沙失守，南京焚督署，芜湖乱作，虽系谣言，却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京师内外城实行戒严，大清银行提取现银者数万人，市中不用大清钞票，金价每两五十余换，米价每石二十元，银圆每元值银八两余。此外讹言廿八有变，居民纷纷出京，以致车船不能容。郑孝胥还想力挽狂澜于既倒，为各方出谋划策，如让湖北方面“设法购线，招回汉阳四十一标附匪之营，悬赏十万元，保全兵工厂、铁厂”；拟稿请发上谕，“赦从匪之学生、兵士及许匪首以悔罪自投，侍其抗拒乃击之”。盛宣怀断言：郑孝胥“必不归湖南”。（1350）

八月廿八日（10月19日），郑孝胥还自嘲“以实缺布政使作舍饭寺住持”，次日，获悉湖南有异动的清廷便下旨令郑孝胥迅速回任。可是郑未及动身，长沙已经真的失守。盛宣怀闻讯，“意绪颇仓皇”。九月初五（10月26日），郑孝胥从天津乘轮船南下。面对种种关于湖南变生不测的传闻纷至沓来，眼看无力回天的郑孝胥于次日船上在日记中写下一段关于家国命运痛心疾首的感言：

冥想万端，有极乐者，有至苦者，行将揭幕以验之矣。政府之失，在于纪纲不振，苟安偷活；若毒痡天下，暴虐苛政，则未之闻也。故今日犹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未遽为覆灭宗祀之时代。彼倡乱者，反流毒全国以利他族，非仁义之事也。此时以袁世凯督湖广，兵饷皆恣与之，袁果有才，破革党，定乱事，入为总理，则可立开国会，定皇室限制，内阁责任，立宪之制度成矣。使革党得志，推倒满洲，亦未必能强中国；何则？扰乱易而整理难，且政党未成，民心无主故也。然则渔人之利其在日本乎，特恐国力不足以举此九鼎耳。必将瓜剖豆分以隶于各国，彼将以华人攻华人，而举国糜烂，我则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时不我与，戢弥天于一棺，惜哉！未死之先，犹能肆力于读书赋诗以横绝雄视于百世，岂能徜徉徙倚于海藏楼乎！楼且易主，而激**悠扬之啸歌音响乃出于何处矮屋之中，未可知也……官，吾毒也；不受官，安得中毒！不得已而受官，如食漏脯、饮鸩酒，饥渴未止，而毒已作。京师士大夫如燕巢幕上，火已及之。乱离瘼矣，奚其适归。[5]

虽然表明甘做遗老的决心，却视为受官中毒、饮鸩止渴的不得已，颇有些后悔登上清王朝的末班船，以致无法弃船逃生。郑孝胥自觉抱负甚大，唯疆吏是求，也是清季内外大员们举荐最多的能员干吏之一，却长期不得实官，直到辛亥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才授湖南布政使，到任不久即赴京参与外官改制会议。虽然终于受到清廷的重用，却没有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革命的爆发使其满腔抱负化为泡影，未得其利，先受其害，对于清廷和造反者两面的怨恨情绪油然而生。

舟抵沪上，湖南独立的确信已至，郑孝胥只得滞留上海。开始他还心有不甘，重九日“登台凭眺，真欲发狂。与其坐以断肠，无宁与匪决死”。（1354）而湖南军政府方面，也试图争取其启程回湘，为汉族效力。革军还将其家眷护送到沪。在沪观望期间，各地纷纷独立，上海也于11月4日光复。面对南北双方立宪与共和的角逐争斗，郑孝胥主张立宪，而保留皇室，但是对于清廷的态度动向相当暧昧。九月廿四日（11月14日），与之私交甚好的柯鸿年、孟昭常等人欲往苏州投靠已经宣布独立出任光复政权都督的程德全，郑孝胥告以“世界者，有情之质；人类者，有义之物。吾于君国，不能公然为无情无义之举也。共和者，佳名美事，公等好为之；吾为人臣，唯有以遗老终耳”。（1356）

一再声明要做遗老的郑孝胥，对于清室是否真的忠心耿耿，不无可疑。他对于湖南、福建等省军政府的积极争取不置可否，对于各地清朝官员的降叛行为，有所理解，谨守死节者反而视为愚忠，面对北京朝事危急，君臣以泪洗面，各地乱者四起的局面，以遗老自期的郑孝胥“独袖手于海藏楼上，似有天意不令入竞争之局者。在湖南则驱之北京，在北京则驱之上海。冥冥之中，孰主张是？”他自认为“使余与闻世事，必有过人之处。盖所种者实为用世之因，而所收者转得投闲之果”，百般不解之下，觉得“余今日所处之地位，于朝廷无所负，于革党亦无所忤，岂天留我将以为调停之人耶？”（1358）这样依违两造的态度算计，在真正的遗老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后来寄居沪上者大都附和共和革命，只有郑孝胥没有动静，坊间猜测其或许真的会严守中立。

郑孝胥欲在清廷与民党你死我活之际居间做调人的想法很快落空，一方面，革命党有人斥其为维护满清皇权帝制、破坏革命的汉奸，以“民国团”、“革命团”等名义屡屡扬言要将其刺杀，置于死地，另一方面，郑孝胥屡经朝廷催促不肯返回任所，内阁另外奏简杜俞署湖南布政使，并帮办湖南军务，等于解除了郑孝胥的职位。此后郑孝胥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变化，一方面赞扬少数向清室效愚忠的官员，一方面又对唐绍仪在汉口谓革党代表曰“满廷政府所用，以汉人攻击汉人之策”颇有同感，表示“予亦深知，此语辞简意赅”。（1372）

郑孝胥的态度，看似矛盾，其实也有其一以贯之的道理。他本来主张立宪，积极参与立宪团体的活动，如果不是最后被授予实官，仍然是立宪派中人。而正是最后所中官毒，使得他既与昔日的同党有别，又与老官僚有异。郑孝胥反对共和的理由未必为效忠清室者所认同。他指责南方士大夫毫无操守，提倡革命，附和共和。“彼于共和实无所解，鄙语有所谓‘失心疯’者，殆近之矣。以利己损人久成习惯之社会，而欲高谈共和，共和者，公理之至也，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之效也，此岂时人所能希望乎？”（1358）所以在他看来，这样的人革命只会扰乱天下，招致瓜分。郑孝胥以诗名世，据说其辛亥年的作品，“今春在京所作，多痛执政之酿乱；近日之作，则不解南中士君子何为干名犯义以附和**检逾闲之乱党”。（1372）所谓南中士君子，正是立宪派的同道。他看过梁鼎芬写的劝黎元洪投降书，认为“武昌乱后，国人多以排满为心理，士君子从而和之，不识廉耻为何物，于黎元洪何责焉；宜作书一正张謇、汤寿潜之罪，他不足道也”。（1361）

对于夹在君宪与共和之间的袁世凯，郑孝胥有所寄望，开始他觉得袁似欲保存皇室，否则决战，认为“如能挟外交之力，抱尊王之义，诚今日之正论也”。（1355）后来又对仍然坚持君主立宪的袁世凯抱有幻想，“今为袁计，有路三条：守君主而战，一也；辞职避居他国，二也；漫应总统之举以图后日之反正，三也。然第三条诡谲太甚，亦极危险”。（1374）对于岑春煊发电呼吁袁世凯接受共和，郑孝胥则深恶痛绝，指“岑庸劣无根柢，一生色厉而内荏，固宜以降伏革党为收场也。岑避地沪上，本可不发一语；今一开口而肝肺尽露，原来亦是主张推翻王室之宗旨，平日声名扫地。此与自投粪坑何异，其愚至此，竖子真不知君臣忠义为何语！”（1381）

十一月初九（12月28日），清廷颁布信誓十九条，郑孝胥认为大权全在国会，政治改革之事已经确定，“今革党欲倾覆王室，清臣欲保存王室，实则王室已成虚号，所争者乃对于王室之恩怨，固与改革政治毫无关涉者也。若争此而战，则所谓自乱自亡而已”。（1376）后来获悉袁世凯并非真心拥护清室，懊悔“以君子之心度项城”，（1388）但还是自我解嘲道：“皆望袁以臣节终始之意，倘果负朝廷，则我为不智矣。”（1393）

郑孝胥坚持清朝的君臣节义，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革命和民主立宪导致动乱延长，必然招致外国干涉和瓜分。各省士绅避乱于上海，革党反对君国，不敢犯外国，在他看来都是乐于瓜分、甘心受制于外国的表现。他对严复说：“中国之为销货场，乃西人造成。观五十年以来商务悉在口岸，稍裕之商无不恃洋行以营业者。此乱既作，前功尽弃。将来非将全国开放，不能造成第二次销货场，故借债造路乃必至之势也。前此断断然以主权国际为争，今则自将主权国际四字焚毁，不留余烬矣。避乱者悉归外人保护之地，求瓜分而不可得，皆无政府之象也。故全国开放乃此乱收束之效果耳。”（1373-1374）十一月十一日（12月30日），得知清廷下旨召集临时国会决定君宪与共和体制，以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郑孝胥记道：“皇室无人，被逼逊位，忠于清廷者不免愤痛。即不为一朝计，民主立宪之局定，则扰乱之期反恐延长，而全国发达反致阻滞矣。”（1376）担忧动乱招致干涉瓜分，实行民主立宪体制的政权合法性不能保障，造成国家分裂，阻滞社会发达等看法，民初的政局似乎部分予以印证。可是帝制早已无法维系国家的统一和安定，而郑孝胥后来为满洲国做事，恐怕也不是忠孝节义所应有。

相比于恽毓鼎等人的敏感，保路风潮在内阁大臣们看来似乎算不上是头等大事，因而在内阁满汉两位协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的日记中毫无所记。武昌起义的消息，终于让气定神闲的那桐有些坐卧不安了。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接到各处来电，“知武昌新军变乱，踞城戕官，鄂督避往汉口，提督张彪被害（此信不确）。”那桐知道大事不妙，当即往访另一位协理大臣徐世昌，电约盛宣怀及各部大臣“谈湖北事”。[6]此后连续传来噩耗，“湖北事更紧急”，“鄂事益急，汉口已失，奈何！”（700-701）这少有的“奈何”之叹，暴露出那桐乃至皇族内阁面对变生不测的局势束手无策的窘状。紧接着形势急转直下，阁僚们甚至夜晚也不得不紧急磋商公事。九月十一日（11月1日），皇族内阁被迫全体辞职，那桐开去内阁协理大臣，充弼德院顾问大臣。到九月廿五日（11月15日）袁世凯任责任内阁总理入阁办事，那桐正式交卸协理大臣。罢官后那桐多告病假，但仍然关注局势变化，“闻南京有失，益深焦灼”。（704）在形势大体明朗后，那桐仿佛又回到原来的情形，面对时局的加速巨变反而逐渐平静下来，开始进入处变不惊的状态。对于十一月初九（12月28日）懿旨召集国会议君主立宪及共和政体，十二月廿五日（1912年2月12日）宣布共和政体以及次日全权临时政府开始发令，都显得相当平和。其间还认购爱国公债8万两，合计112800元。（707）

徐世昌亦于八月二十日接报武昌事变，“午后杏荪、琴相来谈公事。同琴轩谒庆邸，会议公事，久谈。归，约铁路南北段总办诸人谈公事并宴集。闻武昌为叛兵所据，瑞总督乘兵轮到汉口。”此后关于各地独立的消息以及战事变幻，他比那桐所记更加简略。只是与那桐抱病不同，卸去协理大臣、改任军谘大臣的徐世昌依然每天入直，并到内阁公所的军务处办公。不过，日记不记不等于无所事事，实际上，几个月间在清廷和民军之间一系列纵横捭阖、翻云覆雨的好戏，都是由徐世昌和袁世凯联手导演，尤其是操弄清室和亲贵于股掌之上，徐世昌更是扮演了幕后操盘手的重要角色。

关于川路风潮，荣庆并未在意，七月二十七日（9月19日），“上堂闻蜀垣佳音”，还相当乐观，希望与秋海棠“岁岁年年共晚芳”。（195）到了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晚，“闻鄂耗甚恶”，[7]（196）心情开始沉重起来，但仍然抱着向好的期望。毕竟大清王朝已经统治了200余年，其间经历多少浪涛风雨，重重危机，最终都能够平安度过。这样坚实的基业，在列强面前固然不敢再说深固不摇，可是内部的冲击要想动摇，也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所以接下来荣庆记录的各种相关信息，如袁督鄂、岑督川兼剿抚事宜，鄂军反正标营，陕西为钱抚克复，大智门捷音到等，未免有些一厢情愿。（196-197）重阳节与几位好友同酌，“感慨当歌，应此重九”，已经有些悲凉。当日得知摄政王奉诏罪己，开党禁，咨询宪法，采纳新军第20镇统制张绍曾改组皇族内阁、实行宪政的意见，两天后又得知政府辞职，袁世凯任内阁总理。九月十三日（11月3日），清廷被迫宣布十九信条，荣庆非但没有痛心疾首，反而认为“最良宪法，实中国万世之幸”，与同仁“均额手称庆，真深明大略之论也”。（197）此时的荣庆，知道固守成法无济于事，对于解决王朝危局的关怀点，不知不觉由平乱转到变通。

此后局势的变化波谲云诡，九月二十六日（11月16日），袁世凯责任内阁成立，荣庆为顾问大臣。荣庆与严修交谊甚笃，与袁世凯私交亦好，对于袁世凯东山再起，有所寄望。九月三十日（11月20日），他拜访了袁世凯，“略话别来，忠义之气犹见眉宇”。（199）[8]随后几天，连续接到秦晋消息似好、官军大捷、克复汉阳的佳音，荣庆心绪转好。十月十一日（12月1日）早步东园，赋诗道：“人事纷如此，天心已早回。林园萧瑟甚，专待好春来。”（199）

武昌起义爆发后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

随着形势跌宕起伏的发展，荣庆的心情亦阴晴不定。十月十四日（12月4日），见“官报载内阁电，各省英领事介绍停战三日，提议纲领，或有和平解决之望，不禁为生灵祝矣。”但荣庆似乎已经放弃了先前的乐观，抑郁的情绪日益增加，有时甚至夜不成寐。“枨触前情血泪涟，攀号有愿愧迟延。委衾幼主名空拥，大赉慈皇德可传。倾厦幸能支一木，偷生无补已三年。每逢人处都无语，唯有心中百感煎。”（200）这样的诗句当是荣庆真实心境的写照。

十一月九日（1912年1月7日），荣庆夜读懿旨，“以国体付之会议，朝廷让步至矣。”将国体问题付诸表决，是一个多月前杨度、汪精卫等人的国事共济会的提议，当即遭到资政院的否决。在当时的局势下，全民投票不可能，代表机构不可行，此举很难操作。而且这样的底线决非民党所愿，已经开始的南北议和，前提条件就是承认共和，否定帝制。也就是说，清廷不再是谈判的代表一方，其命运操之他人之手，而南北和谈只是决定清廷最终下台的形式而已。对此，清王朝不甘坐以待毙，新历元旦，荣庆获悉“军士奋勇，亲贵认捐，业已备战”。前一日荣庆曾托人赴部交爱国捐万元，“以尽寸心。闻交者尚少，所交列天字第十号”。其三叔为此还积极奔走，到处募集爱国捐。（201）

面对危局，六神无主的荣庆肝郁风湿，于是求神占课，“以交春国事身病均吉”。事实却不如所料，到十一月三十日（1月18日），“国体日替，闻之心酸”。（201-202）十二月二十五日（2月12日），荣庆赋诗一首：“大鼎无端沸，无端算太平。人和风日煦，道重死生轻。铸错谁知悔，怀忠各盛名。病怀无所著，依恋夕阳明。”痛悼死节的友人外，便是万般的无奈。当日谕旨宣布共和，（203）荣庆闻讯，“心如枯井”。（204）

不无蹊跷的是，内阁的消息似乎还不如在学部、海军部、币制局三处任职办差的严复灵通，后者自八月十八日（10月9日）起即记录有关武昌等地起事的消息，“夜九点，瑞澂拿革党三十五人”。次日，“武昌失守”。[9]当然，严复有事后补记日记的习惯，这两条很可能就是稍后补记。自此严复每日记事虽然极其简略，却没有了占卜问卦之词，也不像那桐、徐世昌等人那样看似无动于衷，照旧记流水账，他所记的全是各地独立、政局变幻、京师摇动的内容。其时北京人心惶惶，南下者日益增多，严复内心焦虑，听说林纾欲尽室南行，特地前往拜访。到九月初五（10月26日），因为连日风声甚恶，资政院民选议员作鸟兽散，严复将财物运往天津后，自己也由京赴津避难，情形相当狼狈。

不过，形势的变化让严复很快找到了有为于时的机会，袁世凯组阁对于和桐城-湘乡一派渊源颇深的严复是利好消息，他成为袁世凯指定的北方各省议和代表的一员。在辛亥年日记后面的空白页，严复写下了应对时局的要点，包括“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须有人为内阁料理报事。禁之不能，则排解辩白。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收拾人心之事，此时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内阁行之未迟。除阉寺之制是一大事。又，去跪拜。设法募用德、法洋将”。（1513）由此可见，尽管严复坚决不剪辫，以示反对共和之意，又表示“经此事变，士君子之真面目可以见矣。南方学者，果不值一钱也”，暗中却已经在为新政府如何收拾人心做准备了。至于对待清室的态度，正如严复自己所说，有人问以“其素主新学，何为居腐败政府之下而不去耶？答曰：尝读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赞》，况今日政府未必如桀，革党未必如汤，吾何能遽去哉！”[10]

在内阁当值的许宝蘅从七月初八（8月31日）起开始关注川路乱事，当晚他阅读《江陵书牍》，希望名相再世，拥幼主以驭群僚治天下，与列强争雄。（359）因川路事颇棘手，赵尔丰来电力求转圜，“枢府大不谓然”。先由大臣发电痛诋，继而下旨督责镇压查办，许宝蘅预感“如此办法，恐致激成事变”。（360）随着川路风声渐紧，清廷暗中加强应对措施，电旨将有叛逆确据的首要拿获正法。此前电报均由外务部译发，每有泄露，此电改由直房自译，“用那相与赵帅往来密电，向来所无者也”。可是接下来局势逐渐失控，四川同志军起，“乱端既发，正不知如何收拾”。（361）武昌革命党暴动，家在湖北的许宝蘅更多的是担忧刚从武穴移眷到省的家人安危。此后半月间，“各路蜂起，大局危殆，奈何！奈何！”（370）劳乃宣、程德全、孙宝琦、张鸣岐等人均主张速召用人望，从政治上着手，以先定人心，再辅以兵力，未蒙采纳。月底，许宝蘅知道大事不妙，“乱机一动，各路蜂起，以财力穷困之民，复遘干戈骚扰之苦，大局岌岌，颠危可虑，我生不辰，逢此百忧”。（371-372）

许宝蘅祖籍浙江仁和，长于湖北，也是南人，九月十八日（11月8日），眼看京师陷入动**，他将家眷分成两半，部分送往上海，部分避往天津。十天后，许宝蘅到法制院晤杨度，“见其与汪兆铭所组织之国事共济会简章及宣言书，皙子劝余入会。皙子所主者君主立宪，汪所主者民主立宪，欲要求停战开会公决此二主义，仿法国拿破仑第一时由全国人民投举公决帝政、民政两问题之例，此会若成，于战争之祸或可少纾，然亦难矣”。（377）

作为内阁承宣厅行走，许宝蘅亲历了清王朝最后时光的种种情形，并且详细记录了各方的表现，而他本人则由最初的忧心忡忡，到逐渐平静，每日入直公事之外，重新开始看戏、看电影、下围棋等娱乐活动。与友人交谈，“仁先谓宜少作无益之想，余自问似尚淡泊，世变至此，杀机方动，非生灵涂炭，户口减去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二，不能安宁，我生不知死所，故能廓然无忧”。（388）这种大难临头的淡定，真不知是无奈还是绝望。

十一月廿三日（1912年1月11日），许宝蘅年满37岁，瞻念前途，惶恐异常，“处此乱世，不知能再度几许生日”。（389）十二月廿五日（2月12日），许宝蘅知逊位诏书已下，感慨万端，“古来鼎革之际，必纷扰若干年而后国亡，今竟如此之易，岂天心已厌乱耶？吾恐乱犹未已也”。（394）两天后，他在公署遇见袁世凯，“询余解此事否？又谓：‘我五十三岁，弄到如此下场，岂不伤心。’余谓：‘此事若不如此办法，两宫之危险，大局之糜烂，皆不可思议。不过此后诸事，非实力整顿，扫除一切不可，否则共和徒虚名耳。’项城又谓：‘外人亦助彼党，昨日宣布后，借款便交。’余谓：‘外人决不能不赞成共和，以其为最美之国体，不赞成则跌其自己之价值也’”。（395）旧历除夕，许宝蘅到天津和家人团拜辞岁，“自丙午来京后，未与家眷同在一处度岁，今因乱离而得团聚”，（396）况且还有未能相聚者，言之多少有些怆然。

闻知武昌兵变失陷，汪荣宝刚刚完成宪法草案的拟定。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是资政院第二次常年会开会之期，汪荣宝白天出席了会议，晚饭时便听到武昌变生不测的消息。[11]次日，汪荣宝一面准备进呈宪章草案，一面向宪报馆证实武昌确信，并用风琴演奏了自己作词、一周前才由典礼院奏请裁定的国歌“巩金瓯”。（1020）这几件事情发生在同一天，颇具讽刺意味。对于清朝统治而言，这些事显然是相悖相克的。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汪荣宝到官报局访陆宗舆，闻有湘豫皖三省同时响应鄂乱之说，又有扬州失守之说，“中原鼎沸，大乱成矣”。（1021）因为传言纷纷，汪荣宝先后向民政部、曹汝霖、吴禄贞等人求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抵曹汝霖报喜，吴禄贞报忧。第二天，汪荣宝前往大清银行探询，知江宁、安庆等处并无警耗，唯银行通电沿江各省，迄无一处回复。到曹汝霖处，则长沙失守亦系谣传。陆军部咨请民政部通饬京师各报暂缓刊载鄂中乱事，而次日《时报》乃大书特书南京、广州、徐州、岳州、九江、安庆等处失守的谣传，“真堪痛恨！”（1022）

接下来的日子里，无论开会还是应酬的场合，耳目闭塞的京师官绅士民纷纷想方设法探听消息，议论各地乱耗。各种消息纷至沓来，虚实莫辨，令人无所适从，心绪惶惶。待局势稍微明朗，汪荣宝又将注意力集中到草拟宪法的大事上，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伏案竟日，写成五条按语。（1026）三十日（10月21日），到焕章殿开第九次纂拟宪法会议，决定九月初二进呈稿本。（1029）九月初一（10月22日），资政院行开院礼，原定午前举行，适逢日食，改到午后一时。（1030）次日资政院继续开会，选举专任股员，汪荣宝当选为法律股员，所提修订院章协赞具奏案议决。是日长沙、西安同时报警，在溥伦处向曹汝霖证实后，觉得大事不妙，“似此各处响应，廿一二日之讹言成为事实，殆有燎原之势矣”。（1031）

面对大乱将起，资政院议员提出弹劾邮传大臣案，“余虽赞成，而觉其措辞尚不足动听”。经过修正，议决明日当场提出，“如幸得通过，后日即行具奏，为迅雷不及掩耳之计”。（1032）九月初四（10月25日），资政院提出弹劾案及修正案，虽有政府特派员试图辩解，无奈议员们群情激愤，严词驳斥，汪荣宝还倡议要求盛宣怀到场。最后出席会议的议员119人全体起立，要求明日具奏，得到议长允诺。（1033）次日，清廷明谕，惩治川事肇乱地方官员，释放无辜被拘诸绅，“有此二事，亦足以挽回人心一半矣”。上谕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斯足以伸国论而平公愤矣”。（1034）初六日（10月27日），资政院决议：第一，罢亲贵内阁；第二，将宪法交院协赞；第三，解除党禁。同日分别具奏。议长指定起草员，汪荣宝在列，力辞，换人。这时京师关于满汉冲突的谣言甚多，如民政大臣将勒令内城汉民迁往外城，禁卫军将对汉人起暴动等，以致人心惶惧，纷纷迁避。汪荣宝等四金刚聚商，拟运动政府明降谕旨，解释群疑，设法镇抚。

九月初九（10月30日），清廷连发四道上谕，引咎自责，解散皇族内阁，将宪法交资政院审议，解除党禁。“窃意朝廷既有悔祸之心，吾民自有望治之意，流血惨祸，或可免乎？”可是随之而来的是山西乱耗，京师为之摇动。当晚汪家聚议避难之法，决定明日妇孺先行赴津暂避。（1038）

十二日（11月2日），汪荣宝在资政院与议员商议宪法信条，与主张一院制的籍忠寅相互辩难，几至决裂。后溥伦、载泽到院，告以滦州军队武力要求九项条件，并有与禁卫军联合之势。汪荣宝立即草拟资政院议定的十九信条。随后伦、泽两邸前来演说纂拟始末及今后办法，议员们力陈利害，请将宣布信条事于明日奏陈，务必即日裁可，以安人心。这时议长忽然持上谕宣布将宪法交资政院起草，众欢呼。这等于宣布汪荣宝所拟的宪法草案作废。“余未及散会，先行退出。”（1041）自觉用数月心力草拟宪法，如此收场，情何以堪。次日上谕，所有资政院具奏宪法信条，悉予裁可，立即颁布。“朝廷如此让步，是亦可以已矣。”路遇友人，“略谈近日变局，相与太息”。（1042）

其实，武昌事变以来，资政院的处境也是进退两难，其举动颇致舆论不满，尤其是汉口虐杀事件发生，加之沪苏杭等地相继失陷，南中民情激愤，无论如何调停，恐终无效。日本人士相川告以日本立宪是王政复古，中国则是民政复古，“论甚新警”。只是“强邻环伺，岂有幸哉”，（1044）汪荣宝心中仍然认为中国的情势唯有维持清朝，改行君主立宪，才能维系国家统一，防止瓜分与分裂。资政院有议员鉴于各省摇动，倡议采用美国联邦制度，嗣后各省行政长官由省议会公举，征询汪荣宝意见，欲由资政院具奏。汪荣宝以现在各省正在纷扰之中，无论何等朝命，均不能行，此举亦恐无效，因而劝令姑待。（1045）

其时汪荣宝又被派为法令全书总纂，可是往官报局视事，却无人应答。获悉吴禄贞为旗兵所杀，担心满汉相仇，必将演成极大惨剧，决定明日避往天津。又风闻天津、保定已变，只好改往华东饭店安顿家属。稍后又知京津电话仍通，再次变计，决定仍然赴津。（1946）九月十八日（11月8日），汪荣宝携带家眷，勉强挤上火车，情状狼狈不堪。到津后预订客栈已经人满，不知何往。后眷属在分栈落脚，汪荣宝则携卧具到陆宗舆家借宿。（1048）因形势不明，客栈不能久居，遂设法在天津寻觅租屋。

眼看局势日危一日，京官纷纷出京避难。与汪荣宝关系密切的陆宗舆、金邦平、杨度等均到天津，转达资政院总裁李家驹的意见，谓京师现在无事，大局颇有转机，议员应早日会集，定于廿三日开会。汪荣宝遂与杨度（皙子）、汪精卫（季新）、李景和（孟鲁）、范源濂（静生）、江翊云、黄远庸等人商议发起国民议会，决定先行组织国事共济会，由会中提出陈请书于资政院，请召集国民议会，解决近日武力纷争之问题。廿二日晚饭后，李景和与林志钧（宰平）前来报告国事共济会发起事宜。为加速商定妥当办法，决定连夜接续进行，先是一同前往陆宗舆（闰生）处，接着又同往杨度处会商，直到凌晨三时而散。（1051）

次日早起，风闻武昌、南京、安庆等地清军获胜的不实消息，转告各友，颇觉疑讶。九月二十四日（11月14日），汪荣宝应昨晚电话通知回京，到资政院参加谈话会，讨论与袁世凯交流资政院关于各项大事的态度立场，被推为四代表之一。当晚谒袁，袁首述主张君主立宪之宗旨及理由，对于信条上种种疑问，次言对内对外各种困难，末言辞职大意。汪荣宝等一一为之解释，并劝其当以天下为己任，不可固辞。袁允再商。（1053-1054）后袁世凯就任总理大臣，而汪荣宝对于新内阁的用人颇感失望。

九月二十五日（11月15日），汪荣宝专程到统计局与杨度就国事共济会问题再次商议。两天后，又到李景和家与杨度、范源濂、汪精卫等人商榷国事共济会办法。恰在此时，袁世凯内阁成员连同副大臣名单一并发表，杨度被授为学部副大臣，为了便于国事共济会立场持中，取信各方，杨度特意辞去官职。

资政院寄望于袁世凯政府有所作为，拟定应予协商之事。九月三十日（11月20日）早10时，汪荣宝造访杨度，关于国事共济会问题商议许久。其间范源濂、汪精卫先后来谈。是日资政院开会讨论剪发、改用阳历各案，议决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改为宣统四年元旦。接着讨论国事共济会陈请事件，提议不以武力决定帝制与共和，而将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交付国民会议表决，以免生灵涂炭，国家分裂。范源濂首先表示赞成之意，经三四位议员发言讨论后，有议员喻志韶起而反对，宗室某君和之，拍案大呼，声震议场，秩序大乱。议长遂宣告散会。（1059）次日，徐佛苏来访，主张南北分立，力言统一主义不可行于今日，且谓国事共济会徒滋纷扰。“所言亦颇有理由。”是日剪发、改历案具奏，未有谕旨。据说尚须经内阁会议方可决定。（1060）这时资政院自身已成众矢之的，而多数议员会议时尚主张对革命党痛剿，“真可谓至死不悟矣”。（1063）

十月六日（11月26日），汪荣宝等人在天津看报风闻官军占领大别山和汉阳城，群相骇诧，“若此，则武昌殆矣”。晚饭后，汪荣宝与来访的友人同往日本理发店剪除发辫。（1065）十月初九日（11月29日），汪荣宝往谒袁世凯，“告以大势之所趋及国民意向之所在，不宜过事拂抑”。袁世凯则称“外交危急，历引三韩故事为鉴，现在总以赶速平和了解为要，亦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1068）次日徐世昌来访，“谓革党近在奉天、大连等处有所举动，颇有日本人在内为之主谋，并接济军械。俟革党发动，日本政府即以兵据奉天。盖运动中国内乱，因而乘机以平乱为口实，遂其野心也。又闻英人进兵广州，法人进兵云南，若再不解决，必召瓜分之祸。属设法将此意宣布国民，先将奉天暴动暂行按住，徐商平和解决之策。余允到津与闰生一商”。（1069）第二天，汪荣宝果然找了陆宗舆、杨度、汪精卫（季新）、顾鳌（巨六）、李景和（孟鲁）等人商议办法。（1070）

十月十六日（12月6日），曹汝霖来函，告以法国借款已成画饼，英美德法俄日六国连约决定不借华债，“真是致命伤。京师仅余十日之粮，过此必将生变云。旋与闰生议，以北京政府既不可支，若非有继起之新政府，何以立国。因联名致书电帅，劝其速行组织内阁，以免瓜分。”劳乃宣还在“运动提出宪法信条追加条文，凡有违反纲常礼教之议决事件，皇帝有不裁可之权。已得三十人以上之赞成。”（1075）

两天后，汪荣宝回京，到陆宗舆处，顾鳌、李景和、金邦平（伯平）等以两军在汉口开平和会议，欲另行组织团体，相机补助。汪不欲预闻其事。（1077）二十一日（12月11日），有河南人曾广为来见，据称奉武昌军政府命，进京游说袁世凯，告以革党宗旨欲以共和之名义暂行开明专制之精神，项城如果有意，决无人愿与争总统之一席。此行拟由蔡廷干介绍见袁世凯，一探其意见。（1080）后经蔡廷干接洽，袁世凯拒不相见。（1083）

隆裕太后与侍从太监合影

十月二十二日（12月12日），汪荣宝旅居无事，私拟媾和条款数事：第一，改大清帝国为中华民国；第二，民国之统治权由国民依宪法组织各机关行之；第三，大清皇帝及其继统之子孙永远享有皇帝之高称及荣誉；第四，皇帝驻跸热河；第五，皇帝于皇室自治事宜有制定法规之权；第六，皇族之有爵者依旧世袭；第七，皇族除特免兵役义务外，与国民有同一之权利义务；第八，皇室经费年三百万圆；第九，本约与民国宪法有同一之效力。“似此调停君民之间，彼此均可相安无事，实为上策。未审会议诸君见及此否？”（1081）次日，汪荣宝将所拟媾和条款示来访的张心榖，张大赞成之，遂访陆宗舆，初意约其一同入京将条款游说徐世昌转达袁世凯，陆宗舆颇不同意，争论良久，即回。（1082）后来汪荣宝又找曹汝霖共同游说徐世昌，曹辞以感冒。（1088）十一月初三（12月22日），因上海举行的南北和谈南方民党坚持共和，停战展期，山陕告急，外债又无从借贷，曹汝霖嘱将前拟条款转达徐世昌，忠告袁世凯。汪荣宝遂作书致徐世昌。（1091）这时北方和谈代表也赞成民党主张，唐绍仪致电袁世凯，劝其赞成共和。并致电庆邸奕劻，将国体问题付诸国会公决。奕劻亦无所可否，惟太息而已。（1095）

十一月初九（12月28日），懿旨允将君位共和问题付诸国会公决，尽早罢兵，以弭大难，“朝廷公天下之心，昭然可睹矣”。（1098）数日后见《民意报》载孙文致袁世凯电，有文暂承乏，虚位以待等语，“盖孙固以国家为前提，非必有自居成功之意也”。（1100）本来南北均有妥协意向，不料次日北军将领和北方各省通电反对和议及共和，要求亲贵毁家助饷，重开战端，“呜呼！生民何辜，重遭荼毒，吾侪不知死所矣”。（1101）十一月十七日（1月5日），李景和自上海回津，备述南中情形，“此次革命，成于万众一心，各以死自誓，虽妇孺走卒，亦无不踊跃赞成。计各省军队人数殆近百万”。（1105）由于大局安危，将见分晓，“慨念前途，忧惶无措矣”。（1112）见《大阪朝日新闻》译载南京政府布告，“光明俊伟，可与美洲宣布独立文并传矣”。（1115）因为对于时局感到愤懑，十一月二十八日（1月16日）汪荣宝决意提出辞呈。此时他但求乱事能够和平解决，以免瓜分和战乱之苦。

十二月二十五日（2月12日），汪荣宝一早就到内阁，当日国务大臣入内请旨发表退位诏书，“同人皆来此静候，惴惴恐有中变。比及午，闻各大臣到阁，一切照办矣。大清入主中国，自顺治元年甲申至今宣统三年辛亥，凡历十帝二百六十八年，遂以统治权还付国民，合满汉蒙回藏五大民族为一大中华民国，开千古未有之局，固由全国志士辛苦奔走之功，而我隆裕皇太后尊重人道，以天下让之盛心，亦当令我国民感念于无极矣。于戏隆裕皇太后，其可谓至德也已矣。”（1143）此后数日，虽然有袁世凯是否南迁之争的困扰，大局已定，南京参议院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一致选定袁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十二月三十日（2月17日），汪荣宝出行，一路见五色旗飘扬空际，气象一新，（1148）心情为之舒畅。

度支部侍郎绍英是八月廿二日（10月13日）记录武昌失守之事，陆军大臣率兵前往镇压，度支部发放了50万两行饷。[12]两天后，又放给银行接济市面银50万两。因为担心市面扰乱，绍英将自己在汇丰银行存款规银七千两全部提出，以备急需。九月初二（10月23日），度支部还放过一次款，此后便为借款之事而连续加班。十一日（11月1日），听说鄂省宣布停战，将有和解之意，“曷胜翘盼”。后因乱事未靖，也有过将眷属迁往天津租界暂避之意。廿六日（11月6日），暂署度支大臣，每天除到署办事，还要进内值日。（234-239）到十月十一日（12月1日），部库实存现银987171两，辅币74万，清政府实际上已经陷于破产境地，筹款应急之事迫在眉睫。

为了解决财政的燃眉之急，清政府采取两项对策，一是筹借外债，一是发行内债。关于筹借外债，资政院已于十月初九日（11月29日）表决通过借外债事，次日内阁会议，袁世凯云即可签字，相关各部官员连夜到度支部办理借款合同签字事宜，续借六千万佛郎，约合银二千万两，六厘息，九六扣（因有扣回佣钱等款，实合九二扣），由中国普通进款担保。外务大臣胡惟德告以因英国反对此项借款，恐不能成。（241-251）眼看无米下锅，十二日（12月2日），心力交瘁的绍英致函徐世昌，请其转达袁世凯，因病请假，“时局变迁，不图至此。署度支大臣将及半月，竭蹶从事，艰窘异常。倘借款无成，实无善策。闻内帑尚有存储，第讨领不易，不知将来能办到否。臣力竭矣。如此次假期届满，只得再请开缺，以免贻误大局也”。折上，谕旨准假三日，毋庸派罢。（249-250）

关于发行内债，即爱国公债。本来各地绅商在收回利权运动中提倡发行爱国公债，并在民间大力推动。清政府方面，担心权力旁落，一直不肯接招。此时外国虽然表示同意借款，一时间难以应急。十月廿七日（12月17日），为内务借款十万两事，到世续处，“世相云月内可交库也”。（262）

十一月初九日（12月28日），内阁奏请召集近支王公会议大计。是日先召见王公，次召见内阁国务大臣。皇太后垂泪谕袁世凯：“汝看着应如何办，即如何办，无论大局如何，我断不怨汝。即皇上长大，有我在亦不能怨汝。袁对云：臣等国务大臣担任行政事宜，至于皇室安危大计，应请上垂询皇族近支王公。论政体本应君主立宪，今既不能办到，革党不肯承认，即应决战。但战须有饷，现在库中只有廿余万两，不敷应用，外国又不肯借款，是以战亦无把握。今唐绍仪请召集国会公决，如议定君主立宪政体，固属甚美，倘议定共和政体，必应优待皇室。如开战，战败后恐不能保全皇室。此事关系皇室安危，仍请召见近支王公再为商议。候旨遂行。”近支王公见过退下，遂定召集国会之议。“窃思国事危迫已极，为人臣者，无法补救，忧痛何如。惟愿天心垂佑，如有转机，或定君主政体，或可以一战而胜，诚为天下幸福，否则共和政体恐不能办成，已召糜烂瓜分之祸，大可惧也。伏惟上天有好生之德，当不致战祸不息，仍享和平之福，不禁馨香祝之。”（264-268）

皇室既然不肯接受共和，只能诉诸武力。为了解决财政困窘，在外债借不到、军队急需饷的情况下，度支部倡行爱国公债，并获得资政院通过，12月中旬，由内阁奏行。所谓爱国，实际上只是为了维系朝廷和帝制，考验亲贵百官对大清的忠诚。爱国公债定额3000万元，据说最后总共筹得2000余万元。其中皇室三次发内帑折合1000余万元，亲贵百官共捐输1000余万元。连奕劻也先后出了15万两，作为购买债票之用。

十月廿三日（12月13日）是绍英的50岁生辰，他用四十生辰韵写了两首五十生辰志感：

虚度光阴五十年，进修疏懈叹依然。本知天命原无息，夙夜兢兢善自全。颜子心高岂偶然，本来无妄莫生颠。知几信是先天学，一善拳拳自保全。

全受全归在畏天，莫教情绪苦牵缠。守身常念先贤训，离欲应思出世缘。毋欺垂训莫思迁，总志承先重荷肩。移孝作忠犹二事，天恩祖泽幸长延。（273-274）

肇庆知府赖清健（字仙竹，福建上杭人，其先世经商于陕西，生于西安）的仕途相当坎坷，他生于道光乙巳（1845），光绪癸未科（1883）进士，在工部滞留了20余年，直到1905年才以广州遗缺知府递补肇庆知府。为官七年，政声不恶。辛亥九月十九日（11月9日），他拟了一副堂联：“堂皇坐上青天在，疾痛眼前赤子多。此联未刊，而国难作。”是日广东宣布独立，“晚间革军抵肇，城厢士庶欢迎，纸爆连天，有逾度岁之贺新。一望白旌遍地，城市不惊，亦不入署滋扰，民情怗然。处此境地，真令智勇俱穷矣。噫！民之所愿，天必从之，其信然乎？”次日肇庆城自治会召开大会，举赖清健为民政部长，婉辞。第二天城自治会再开会议，仍举其长民政，并推举军政、财政的正副部长。“予以绅民婉劝，辞曰：‘抚我百姓，免遭涂炭，只得俯顺舆情，勉为维持而已。’”不过只维持到当月底，还是以因病须回省就医为名，致函自治会请辞。[14]随即返回故里，隐居不出。

辛亥闰六月十九日至九月三十日，吉林西南路兵备道孟宪彝的日记不存。待到十月一日（11月21日）续写，已是由官绅合组的保安会保境安民。形势骤变，当地有士绅串通一气，以保安会名义集款，倡议独立，主张破坏，反噬官员。“该劣绅等如是骄横，地方官万不可为矣。”[15]而从前曾经闹事在逃之人，再度率乡民捣毁清赋局分局，扬言夹荒永不加赋，不认新加的审判经费钱220文。

孟宪彝显然反对独立，因而以倡言之人为劣绅，所倡之事为刁风。他将学堂师生遣散，秘密防范其勾结劣绅，派人南下勾革党。听说奉天保安会政党终归主张君主立宪，庆幸“自是好消息”。（348-349）他相信汉口北军战事得力的讯息，遵守上司长春万不得倡言独立的指令。十月初七日（11月27日），东三省总督再次电令，倡言独立与义和拳无异，地方官有立即解散者，有听其妄为者。以后如有倡言独立革命者，解劝不悟，立即剿拿，免滋贻误。接电后即复电称：长春学生劣绅初有独立革命之议，当即劝导解散。乃闻尚有南下勾革党之说，已经严密防范。定当遵谕办理。（354-355）并建言各地保安分会章程，只要简单，不取铺张，倘人人予以参预保安行政之权，则恐转而多事。（358-359）

接下来形势愈加危急，辽阳学界倡言革命，已挂白旗，州官逃往省城。而省内各官眷均已迁徙一空。听上海来人谈南方之事，以程德全反背朝廷，“令人发指”。（366）而就在不久前，友人从苏州来，“言程雪帅万不得已，倡主独立，以保全一省生灵”。（341-342）孟宪彝闻言，还对昔日上司的表现感到慰藉。

十月十一日（12月1日），孟宪彝到车站迎接回国的驻法公使，同车有几位从欧洲归来的直隶人，问以“在外洋外人对于革命一事有何评议，则称亦多赞成革命者。盖外人殊不知中国国民未必有此革命程度，不识战祸何时已也”。（369）两天后，有留学日本、现任吉林民政司委员的李大钧来访，“畅论东三省与内地不同，不能独立革命理由，与彝见解相同”。（371）长春《国民新报》积极鼓吹革命，孟宪彝以其大违报律及诬人名誉，令巡警局长将报馆负责人传来，当面责以今后将严加取缔。（373）赵尔巽等电告奉天匪徒倡言独立，居然与督帅反对，饬令严防各匪徒，免来吉、江肆扰。即遵饬与军队妥商严防。（373-374）

严防革命，并不等于完全认同清政府的所作所为。吉长铁路原总办办事严谨，为日人所畏服，多方运动，必欲去之而后快，终于被邮传部撤换。“日人可任所欲为矣。而路政之失败，以后真无法挽回矣。此可痛哭流涕者也。我之铁路，与东关横隔大河，且又隔绝一日本小铁轨，城内商民，非到头道沟日站处不能上车。此不能不痛恨当初勘路卖路贼之傅良佐也。”（362-363）十一月中旬，风闻和议破坏，时局动**，对外交涉更加棘手。驻兵东北的日、俄等国频频以强权对待，而华人不受教育，事事吃亏，“国势衰弱之秋，民人野蛮之气，以致交涉处处为难，可为浩叹”。（439-440）日本领事奉调回国前夕来晤，声称欲将未了各案从速了结。但磋商4小时，总想多占利权，对中方要求则百般推诿，不稍退让。“国势衰弱，又当变乱之秋，而我之军警人民程度太低，事事不能见重于外人，且多无理行为。外交安得不失败哉。”（451-452）

高压之下，东三省表面平静，实则暗潮汹涌，乡民聚众滋事，土匪作乱，兵勇巡警胡作非为，革命党密谋起事，日本等外国势力运动中国守军暴动，以便乘机取利，各种矛盾相互交织。为了安靖地方，防止革命，避免外患，孟宪彝采取了一些改善社会民生的对策，在其监视下成立府自治会，希望沟通官民；处理西夹荒案等民变，为保全大局，从权办理，同意乡民提出的赈济和免交审判庭经费的条件；电告总督：奉吉两省发起国事共济会，无事而呻，徒滋扰乱，宜及早解散，用保治安。（375-379）

次日，吉林省垣学界独立风潮暂告平息，而王揖堂参议突然向巡抚提议独立，且暗中与军队联络。官府竭力遏止，不知能否有济。孟宪彝深感“吉林风潮尚未息也”。（395）恰好吉林巡抚等各官员请收回摄政王退位成命的要求被传旨申饬，疆臣热忱与朝廷微意各有所取，令人无所适从。不过孟宪彝还是勉为其难，一面破获日人鼓动暴动攻占道署之事，一面循序办理整顿保安会、巡警及清乡预警事宜。而倡言吉林独立的人士因势单力孤，事不见行，由巡抚发给路费，礼送出境，转赴上海。（410-411）

十一月初七日（12月26日），赵子静持民政司韩司使介绍信来见，畅论时局，意见甚合。赵由吉林师范学堂毕业，到奉天办报，与革党中人相识，颇明时局。或以南北在上海谈判媾和，而上海民气最盛，和议恐不易成。孟宪彝以为无虑，“现在两方面财政困难皆达极点，无力再战。况英日各国均不承认中国共和之局，不成必皆出而干涉，革军万难抗议。和局一成，黎元洪、程德全易与耳。若孙文、黄兴辈，必当功成不居，遨游海外；或以未达种族革命目的，唯有蹈东海以死耳。”（429-430）

孟宪彝书法

上述预判，或许过于乐观。十天后，即1912年1月5日，南方各省已经跨入民国元年，吉林省垣派谘议局议员来，言巡抚司道统制公用印文，赴沪与革党直接谘访共和预备各事，以凭照办。孟宪彝认为“是直民军，与独立无异也。北京政府尚存，何妨稍候和议归宿，再听政府命令，以定从违。”（458-459）长春众绅公举巡警局长，绕过地方长官、商会会长及民政司直接向巡抚要求，“绅士之程度如是，犹欲骤跻共和，安见其不导乱耶？”（467）他相信《盛京时报》所载南方民军行事无人道的报道，对于袁世凯被炸而幸得保全称庆不置。“传闻孙文已被人刺毙，此信若确，于大局当有裨益。彼之负盛名，亦招忌之端也。”（502-503）不过，对于侦探密报属下官绅通匪谋反等事，孟宪彝一般还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除非掌握确凿证据，否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局势瞬息万变，令心系大清的孟宪彝难于应对。十二月七日（1月25日），孟宪彝到省办事期间，长春知府电告当地有人倡言共和，催其速回处理。（522）初九日，获悉段祺瑞、王占元、陈光远、李纯等联名通电北方军队联合赞成共和，“北方军队本为联合主张君主立宪，乃前敌将帅竟出此举，必系袁内阁暗中主使者。大局之破裂，甚为可虑。天下之惨祸将无已时，为之发指，痛心不已”。（526-527）二十日（2月7日），赵尔巽通令以君主立宪主意经持东三省，一旦北京宣布共和，即当宣告独立。此举让孟宪彝颇感欣慰，“我督宪忠肝实金石，曷胜钦仰。但愿袁内阁与孙文平和解决，总要存君主名义，俾东三省得庆安全，则大局无量幸福也。”（542）民政司韩司使所派张仁委员来见，“其人则革命一流人物，议论大局，颇为中的，彝亦空中楼阁，与之对待。好在语语不着痕迹也。”（542-543）

局势一旦明朗，即日新月异。廿八日（2月15日），吉林公署急电：今日政府袁电，现在共和宣布，改为中华民国，国旗定为红黄蓝白黑，由上而下，南北各军迅即悬挂此旗，以免冲突。当日又接北京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阁令两电，其一，现在共和国体业已宣布，组织临时政府，所有旧日政务，目下仍当继续进行，在新官制未定以前，凡现有内外大小文武各项官署人员，均应照旧供职，毋旷厥官。各官署应行之公务，应司之职掌，以及官款公务，均应照常办理，切实保管，不容稍懈。其二，本政府组织伊始，地方治安，关系至重，全赖军警协同维护，免使居民惊扰。所有旧定之军纪警章，仍当继续施行，借以统一政权，保持秩序。倘有不逞之徒借端生事，扰乱治安者，定当按法惩治，以维大局。凡各级长官，务当共申此旨，认真约束，勿得稍有松懈，致干咎戾。（558-562）

次日，再接吉林公署转发北京电：现在改定国体，采用共和，业经大清皇帝明白宣布。凡我国民，须知此次改革，为我国从来未有之创局，非舍故君而代以新君，盖由帝政而变为民政。自兹以往，我中国之统治权非复一姓所独擅，而为四百兆人所公有。我中华国民，不论满汉蒙回藏何种民族，均由专制朝廷之臣仆，一跃而为共和平等之人民。实我中华无量光荣，亦世界罕闻之盛举。惟当新陈代谢之交，正福祸攸分之日，始基不慎，贻害何穷。吾人同属国民，各有天职，艰难缔造，义不容辞。凯以非才，谬膺组织临时政府之任，力小荷重，其何能堪。所赖我贤士大夫，各竭知能，共谋匡济。诸公久膺疆寄，外观世局，内察民情，必有以慰同胞望治之心，方不负大清皇帝改政之意。其或愚民无识，胥动浮言，亦宜剀切详明，广为劝导，务令各安生业，不酿事端，是为至要。至地方有司，在新官制未定以前，一切暂仍旧贯，所有各官署应行之公务，应司之职掌，以及公款公物，均应赓续进行，切实保管，不可稍懈。总之，共和国家高论，即为法律之母，国是一定，万难再事动摇。无论何人，均有服从国法之义务。凯虽不敏，愿与诸公行之，敬布腹心，即希亮察。（564-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