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恨铁不成钢02

局势的变化不断加速，长沙、西安、太原、上海、杭州、宁波、镇江、安庆等地相继失守，而且革命党一到，该处兵丁悉均欢迎，黄沅的心绪日坏一日。他期望袁世凯效法曾国藩，平定大乱，可是眼看各地响应革命者继起踵接，不免心灰意冷，对于殉难死事的清朝官员如山西巡抚陆锺琦、湖南提督黄忠浩等大加推崇，对于投入革命如程德全，或不战而逃如瑞澂等人则严词痛斥，以致恨不能将其凌迟处死，骨肉磨粉。（387）自己也有生不如死之心。“自今日之下，理应一死而已，敢贪生而不死者，家祖慈年经八秩，家君尚在晋省未旋，不得不以残喘贪生耳。容俟家君旋里，余将家务交奉家君经理，余效明季八大山人一壶道人之所为耳。前何巨明先生算余寿只三十六岁，倘若是年作古，余愿亦足。至时不效，深为恨事焉。”（353）

十九日（11月9日），民众纷纷前往海门，争看革命党，有官员臂圈白布，于早刻轿至海门迎接革命党。其实来人不过两位，均系宁波军政分府所派，一住郡城，一往六县，嘱各处照旧办事。“中国官员若是者，安得不乱也。近日以来，深入革命者固不必说，即有革命党之气味者，无不喜出望外，满身欢喜，何待言欤。但沪江各报，均系革命党人主笔，又是革命党中人经理，一切语言，均是革命党之口气耳。所言官军败者，不可听信，所言官军胜者，则实然。”（354）据说宁波失守，亦起于谣传，人心惶惑，革命党至甬，不过20余人，官军即纷纷投入革党，而且赴道头欢迎。革党所用之兵，即当日官军。“两国相战而不胜者，而后投入于彼，今古皆然。如今之革命如浙江而论，并无与战，即行投入于彼，而又欢迎之，今古所无也。各报纸将各处与民所忌者先为刊报，而后游说，以致如是之速。”“余草茅下士，所说之语，人曰背时，言即召尤。自今之后，不复多言如前也。”（355）

反正之后，当地巡警改为巡防队，共40人，白天不站岗，主要是夜间巡逻。本镇膏捐每月30余元，统归地方公用，由绅代收。当地6位著名匪首由人担保，各携军械，前来投诚，同来者10余人。虽然政权更替，一切照旧，难免引发社会震动，况且杭州军政府与宁波军政分府不通声气，令地方颇为担忧。各乡土匪横行，曾与驻防军队接仗，伤30余人，活捉7人，其中两人就地正法，5人解至海门，即行正法3人，其余2人亦被打至半死。

黄沅指练新军养成革命党，其实防营官兵也表现出对于革命的由衷欢迎。中路练船蓝翎把总徐桂林“言及今之革命占据，满身欢喜形于色。试思尔之蓝翎把总，何人所授，尔食数十年俸禄，何人之钱，今日之下，值国家多事，不思报本，反以干戈倒置之语，作为口谈，此等何物？余每以心直口快言及于此”。（357）而且拥护革命不仅停留于口头，更体现于行动。驻防二营管带章桂声急欲赴湖北投效革命党，当地太平县亦有人招募土人多名，欲赴湖北。“台州竟有此人也，余亦不解耳。”（355-356）

二十一日（11月11日），得知汤寿潜邀人公举姚桐豫（梧冈）为台州知府。（356）此前有人指姚为张鸣岐派在上海侦探，黄沅即力言其非，认为十有八九是革命党嘱其在沪办事。（352）后来得知姚为各省联合会会长，无意来台。（360）同时浙江都督府通电各地民人须剪辫，凡归顺者悉照旧章。黄沅觉得，自武昌起事，不过弥月，就有如是组织，如此大事，进展如此之速，令人难以置信。或许“彼是开路先锋，后有骑马坐轿之人，随后而出，或即如是之速而定之，均关天数耳，非人力所能为也”。（356）

黄沅阅报，认为武汉、南京两处民军战事均遭败绩，革军或为新军，无出色战将，又未经战阵，或是贪生畏死的附和者，原以为投入革军可以保身家得厚禄，不意仍要调赴战阵，“此等忘恩负义之徒，一经对阵，其魂胆早丧，安得不败之理”。（358）而革命党煽惑人心的反满言论在清初尚有道理，如今受朝廷深仁厚泽二百余年，所谓满人奴隶，不过是臣事君的理所当然。（359）

廿四日（11月14日），获悉台州知府改名为民部长，因姚梧冈不愿就任，黄崇威恐别人来做，诸事掣肘，适邱绍虞（舜卿）由上海带有四五位外路革命党人来台，即欲借此外路人出名，邀集各县绅士至海门公举彼自或周平泗二人为台州民部长，“其意以革命连获胜仗，即于五日之内公举，倘若革命军仍然日败，或缓为或作罢而已”。（361）省垣汤都督电告台州水路各营月饷由各自治会自行担任。而黄崇威托姚梧冈运动出任台州财政，不知由其支垫或自治会支垫。（365）二十七日（11月17日），果然姚梧冈任台州军政分府民政，黄崇威任财政。

自奉省中军政府电令，官军学界及绅民人等悉均剪去发辫之后，台州知府、海防同知、台防统领及大小文武各官均剪去辫发。唯有第一营一位哨官不肯剪辫，宁愿辞差。“此等哨官，当此天昏地暗之时，尚有天良发现，此真难得。余恨不相识，倘若稍能相熟，即行订为知交可也。”（361）当地士绅议员剪辫者日增，以陶寿农长子陶习之为首，兄弟四人一律剪辫，且设酒邀众，将各人之辫剪去。“改章易服剪辫，何等大事，若辈如同儿戏，并且设酒挟优畅饮，此等行为，果是何等所为也。深堪痛恨。但习之、伯端均是肄业学堂之人，道周出过东洋，已有革命之气，至孟东、舜卿并非学堂中人，亦非出洋之人，竟亦剪发辫，殊不值耳。”（362）此后，周围士绅陆续剪去发辫，依然留辫者，显得有些古怪。黄沅自我解嘲道：

今之革命，与洪秀全大相仿佛，年分只周花甲。当洪秀全须以长发为投，今革命以剪辫为投，此是遥遥相对。当洪秀全以头包红布，今革命手圈白布，亦复遥遥相对。当洪秀全扰乱时，人口所说，皆有忠义之气，人心若何，亦难捉摸，今日革命初起，为人即无忠义之语而口言之。以小而论，本镇以及附近各村绅士，须招兵买马，打退粤匪为能，今则未见革命而来，即竖白旗，手圈白布，暗通消息，欲为台州府知府者多人，欲为各县知县者亦不乏人。以大而论，当粤匪赴杭，武林备兵抵御而不得者，城破而投，今则未见革命而来，全杭上自藩台，以致候补杂职以及大小武员，悉均预日说通，定日而来。当十四日革命只十余人到杭，即据省城焚抚署，如同探囊取物，其迅速竟至若是也。（362-363）

对于交战地区的民众身陷战祸，黄沅表示同情，可是当他得知武汉、南京的民军遭受重大伤亡，却显得相当冷血，指其“与禽兽无异，今则虽杀数千只之鸡鹅等类，有何不忍。况为朝廷之事而杀之，分所宜然”。（359）屠杀民军的张勋，在他看来不仅与曾国藩比肩，甚至可比历代爱国名将。只是与周围官绅交谈，“诸君所云之语，均已投入革命之语为言，并且言革军败者为忧，革军胜者为喜，并无忠义之气”。（360）谣传孙文与其弟在湖北兵败被捉，随即明正典刑，“闻言之下，大快人心……现各报纸中均是革命者主笔，此等革命倒煤之事，断不言及。中国革命首创者孙汶一人，今革命起事之后，竟将兄弟二人被获正法，此乃天理昭彰在人头上耳。只求将黎元洪再行就擒，湖北克复之后，即可分兵平复各省，亦颇易事”。（361）

黄沅一直订阅《申报》，“向来各报纸，向以《申报》纪事尚靠实”，但革命事起，《申报》亦不可信，“《申报》尚且如是谬言，而况各报之纪事，而可听信乎？总而言之，革军专以游说见长，倘若与其战阵，只受弹取死而已”。（359-360）“今《申报》以及各报纸均是革命中之语言，阅之不胜怒，不胜恨，不胜叹。彼之子虚语言，耸人听闻，今之革命以谎造谬言，彼之所长，幸至日后定然水落石出矣。”（368-369）在黄沅心目中，除了指名道姓的罪魁祸首外，引发燎原烈火的就是造谣生事，唯恐天下不乱的报馆。

九月二十五日（11月15日），黄沅因报捐知县之事不成而慨叹万千：“凡人生大小诸事，均存之于数，只尽人力而听天命可也。余之仕进之心最切，初因停止捐纳，即拟由从九加捐指省分发，藉资进取，所以上春二月汇银贰佰两与何煊夫先生代办，不想今之加捐，悉均加成，不敷其数，以致迟迟未办。自五月间得悉江皖赈济，以银一千两准以奉旨建坊，报效至五千两以上，可以奏奖实官，七成上兑，六月截止之说。又闻云明年三月考试文官，七品以上可以赴考，得能录取者，可以毋庸再捐指省分发以及花样等项，到省之后，即照名次聚补之。余思以例银五千两七成计银叁千五百两，以三千五百两不过五千元左右，即或考试文官以后到省，只需三千左右，倘以八千之谱得一知县，亦乐为之。”（363）后来因为捐银加成等事，几番周折，请奖被驳。至九月中旬，将款还回。其间各种花费用去700余元，事情未能办成，初觉难为情，继思则险之以极，倘若即时上兑，“即或奉旨核准，虽有知县空言，当今时势，无可做官，并且不能做官，即或做官，极无趣味。此一险也。鄂省幸在八月十九日起事，假使早一个月之前起事，洪凤九太守应时势如斯，未必还款有如此清理。此二险也”。（364）加之后续各险，可见诸事均在于数，不可强求，不幸中之大幸，叨天福佑。由此联想到国家大事如何结局，也是早有定数。事关自身利益，则鄂省起事的时机，反倒成了不幸中的大幸。

为了防身护家，黄沅托人代购十三响枪子200颗，价33元有余，较市价贵出一倍多。代购者来台州，系江苏都督程德全命张丹庭招募台勇四营共1200人，由张自行统领，官员均用台州人。黄沅闻言，不胜嗟叹。他与张丹庭交情20余年，张由民人赴甬投效绿营，历任游击、副将、参将，官至定海镇总兵。裁绿营后，委浙江水师北路分统苏浙浅水兵轮等差，二品大员，“差使有如是之优，受恩如是优而且渥矣，今则国家多难，理应以死报国，即或不然，退归林下可也。今与程德全同投革命，尚要统兵，虽攻南京，即攻朝廷，于心何忍。丹庭虽是武夫，何至如此大义竟然忘却也。深堪浩叹而已”。（365-366）

眼看浙江通省投入革命，而且杭州文武大小官员据说早就与革命党暗通声气，只有杭州将军、浙江巡抚和杭州知府三人蒙在鼓里，督练公所中人更将机关炮螺丝拔掉，以免未入革命者利用。巡抚被侍从拘押，迫其缴助军饷40万元，后减至20万元。巡抚被如此凌辱而不死，真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真无耻也。（366）在黄沅看来，凡是投入革命者均系人品不佳。如议员邱绍虞，吃教起家，本来黄沅就羞与为伍，今看革命得志，即投入革命，大为巴结姚梧冈、黄崇威等，想为优差，“此等者，可谓小人中之小人也”。（366）失望于官绅，转而将无知兵勇的愚顽行为标举为忠义。当地警局所招巡防队，愿入营效力者，仅12人，加之一则必须剪辫，二则若有电令，将调往南京、湖北战斗，因此均退而不去。“可见百姓尚有忠心未丧者也。”（365）听说有团勇不愿剪辫，即大加称许，“可见忠义尚存诸于心，不知革命党及有知识者均丧天良，究是何等人也”。（367）实则前者不过怕死，后者只是陋习，与忠义二字扯不上关系。

黄沅痛斥浙江乃至各省官员不能殉清，却始终担心乃父的安危，并不以同样标准要求。其父在山西虞乡县任知县，“向以忠正，断勿投入革命之理”。（348）十月二日（11月22日），黄沅接到父亲上月中旬来函，告以接晋军政分府阎锡山公文，如官情冷淡，准其告退。即请告卸。由于战事未停，局势混乱，路途不通，土匪渐多，拟于明年二三月动身旋里。（370）

九月底，局势进入僵持状态，黄沅偶尔听说一些与报纸所载不同的信息，重生幻想，期望清军获胜，并且不时纸上谈兵，描绘清军分路进攻的蓝图，天天企盼肃清各省，“今则虽居昏暗之地，再见光天化日，即在指顾间矣”。并且冷眼旁观，等着看黄崇威等人的笑话，因为其任台州财政，要垫付军饷，若一二月后大军克复江浙，不知能否归还。（367）三十日（11月20日），陶寿农为其先人入厝，因次日自治会为姚梧冈来台开欢迎会，邀黄沅必须到场。“今为先人入厝大事全不介意，专以欢迎革命之军政分府，如此热心，亦难得也。”陶还告诉黄沅，不剪辫则须入废民籍。（368）为了迎接姚梧冈来台，黄崇威剪去发辫，陶寿农的发辫则迟至十九日才被姚梧冈之弟姚石勋剪去。（384）

十月初一，姚梧冈抵台就任台州军政分府，带来革命军200人，葭沚及六县各人均至海门迎接。接待安排事宜，由黄崇威负责布置，并送酒席厚礼。（370）陶寿农出任台州海防民政支部长，派周梅五为参议员，周载熙为总科科长，其余诸君为各科科员，修饰衙署，准备进驻办事。陶寿农等俨以民国民政部长自命，其言皆云前朝本朝。“试问其秀才究是何朝也。”（374）同时六县知县均就任，均由各该县人士担任。周载熙告以浙江总司令由杨子卿担任，其党人均获优差，杨亲率3000兵赴南京会攻。其得意门生屈文洛为上海司令长。“言颇得意，不知彼自何等出身亦忘却矣。”（371）据说浙江新任各级官员自己要做某官，即将印信刻好到任视事而已。众人皆大欢喜，只有黄沅痛苦不堪，“今则世事如斯，正是暗无天日，未识何时再见升平天日，为幸多矣”。（371）“现在时事日非，将如之何，未识何日得见光天化日，是为大幸耳”。（373）心情恶劣，对于地方事务也趋于消极，黄崇威来邀自治事务所开会，以病却之。（370）

由于新政权尚在草创，地方颇为动**，秩序紊乱，北岸发生义勇队杀死士绅之事，天台又为土匪小老周攻占，各地风声不佳，希望分兵驻守。黄沅查自家所开庆源典当铺，共有存项钱32024串，欠出30030余串。拟即将当铺闭歇。若有客款到期，有存洋则还本息，无现洋则先付息。如取本即行清付。（371）十一月下旬，军政分府公文典中加缴帖税，黄沅家所开典当因先期停闭，得免加税。（403）黄沅以为，其时武汉、南京、镇江等地民军均遭大败，如南京一战，浙江赴援的3000人只有400余人生还，其中包括台州的300人，陶寿农、黄崇威等人心知肚明，因身在其位，缄口不言，甚至颠倒黑白，“恐江浙人心浮动，自造谬言以安众心耳。”（376）随姚梧冈带兵前来的司令王晖亭，在路桥欲集资练兵，向各殷户借需，“倘若被其压力所及者，吃亏之家颇多耳。”（373）十月十五日（12月5日），在陶寿农主持下，葭沚与路桥开联合会，商办保安善后事宜，八大村绅士到会，联络固结。

黄崇威出任台州军政财政部长后，六县钱粮照解，同昌盐号厘金催取甚严，海门局、关亦委派心腹办理，又想方设法将台州府县原来清朝官吏的所有盈余盘算勒缴，历年各官守进款，除需用外，所有盈余均须报效，各交洋一二千不等。闻省中也是如此办理。台州六县钱粮以及台属厘金、关税、杂项，每年可进洋80余万元，每年所出兵费官俸杂支共约洋36万元，两者相除，每年可进四十五六万元。黄崇威已有家产30余万元，倘若三五年财部长后，积至数百万亦意中事也。“今楚卿剪去一辫，能易数十万元白金，亦大便宜。陶寿翁任民政支部长，并无出息，尚要亏控，今亦一辫易之，殊不值耳。”（384）黄崇威还与姚梧冈邀陶寿农等商议行用台州革票，黄沅担心局势变动，成为废纸，认为此议若成，台州店家百姓将大受其害。（379）

黄崇威的祖父一辈困苦异常，与人作仆使唤以糊口，其堂祖父带乡勇攻打粤匪，官至温州镇总兵，其祖父亦保举补用都司，鱼肉乡民，武断乡曲，家财积至数万元。其父少不读书，专事冶游，光绪乙亥恩科，由人捉刀中举，继承父业，包揽词讼，无所不为，远近官私，无所不管，管则无不进钱。光绪十一年，包办台属五县厘金，至丁酉岁，再包宁天厘金。宣统二年已62岁，退办盐厘。开有裕泰、元泰、晋泰三典，大小商船12艘，民田1400余亩，在葭沚、海门两处有房屋千余座，又同德药铺、元泰杉行、元记咸货、大有丰南货及其他零星产业，共计30余万元。黄崇威幼亦专事嫖赌，穷奢极欲。前与姚梧冈义结金兰，革命起事，杭州失守，即致电杭军政府投顺归降，霸业台州，独握利权。“自此眼见日涨夜大，非独富于一县，即富于一府一省，亦指顾间耳。但楚卿与人交接，反敛之快，亦人所不及也。其专心致志挖人骨髓，亦人所不及也。”（384-385）

局势不稳，官员亦不安于位。“今伪台州军政分府姚梧冈已至海门，宿在雷莹阁统领公馆，恐人行刺，防之甚深。而寿翁、楚卿均在海门商酌其事也。”（388-389）台州军政分府姚梧冈本来另有所谋，并不欲就台州之职，到任不久便急欲辞任赴申，将权交与他人，均不肯受，只好交由台州驻防雷统领兼管。黄沅指姚梧冈来台鱼肉乡民，尽饱私囊，只是受制于他人，不敢大肆威福。而制其者王晖庭亦非好人，“只求上天敷佑，姚王二人或均去或均死，乃台州之大幸”。（390）据说两人来台意见不合，姚梧冈欲抽捐以为久享，王晖庭则欲借资百万元或六七十万元，以便招练革兵二三千人，缓急不同，到台即有尔我之意。（394）

浙江光复后民军第二标弁目合影

黄崇威、陶寿农等系本地人，无法他往，于是暗中想方设法预留后手，以便左右逢源。十月十六日（12月6日），在陶寿农处晤吴玉成，“言南京失守之信，喜之异常。余闻此等不忠贼子即出而不与言。但陶寿翁虽做革命之官，尚能隐忍无见于形”。（378）浙江全省各级政府，均由本地有势力投入革命者担任，虽是伪官，倘尚有天良，不致全行荼毒。“如本镇之海防民政支部长即二府以陶寿翁为之，所行之事，尚合于理，当今之世，即求此等者即不可多得。如楚卿自做台州军政财部长，其威势即与寿农各异，甚于楚卿者想亦有之。”（389）其实黄崇威亦留有后路，他将原台州知府嵩子山安排到自己家的附屋居住，嵩系旗人，身无长物，只有数口眷属。（387）据陶寿农的司账先生称：“恐革军致败，先将嵩子山太尊住宿楚卿附屋，倘若张中丞大军克复杭州之后，即仍邀嵩子山太尊为台州知府。”（388）将来清军克复，若以武将为府州县官，倘遇任情妄为，又无兼制，生灵涂炭，何异战场。杭州设立清理官产局，将以前大小官员置有产业者，悉均变售，充作兵费，连胡庆余堂亦不能免，旗人产业亦由该局照样处理。台州则姚梧冈虽去职，由雷莹阁统领兼管，用人及出入诸事均由黄崇威决定。前清嵩子山知府虽由汤寿潜来电听其自便，因为临海县交代事宜汤寿潜电饬赴杭核算，而黄崇威恐其洋不能解台，欲嵩子山挽其将款由台交纳，一时未能即去。（400）

由于局势的诡异，地方情形出现微妙变化，原来言及革命即喜形于色的情况有所减少，士绅们的情绪开始动摇，与黄沅议论形势或传递信息者逐渐增多，各种不利于革命的信息纷至沓来。黄沅除订阅《申报》外，还看过《时事新报》、《神州日报》、《民立报》，只是认为报纸均由革命党控制，所以将所有消息均作相反解读。“《申报》与前大相殊异。据云上海之革命党凶焰之气横行无忌，各报中均以狂言谬语摇惑人心。见《申报》之语稍实，即与抗拒。而《申报》馆主人恐有受累，亦得随声和，非其素愿耳。”（386）周梅五、娄德晖等人常常向他提供有利于清方的信息，使之发着诸如新简各省督抚携有十万大兵之类春秋大梦，急切盼望立刻扫平，并痛批革命党的反满言论，“万望后进诸君前程远大，只求名登清史，馨香千古，万勿此等悖理乱言入耳为然”。诅咒制造炸弹而死于炸弹的革命党人是恶有恶报，万望后进在家以孝，为官以忠。（383）盼望清军反攻倒算，除灭尚在醉梦之中的革党。（384）连张勋弃守南京也被断为大胜之后主动移营，“真是神出鬼没之计”。革命党骂的越凶，越说明此人真是忠臣孝子，朝廷柱石，可以流传千古，芬芳百世。（386）

十月下旬，士绅周建西的长子潜出台州，赴沪投入学生军，其父深为至恨。“现革党因各学堂中人均言革命，编一学生军，到者即与一军装而无饷，倘若有事，随军打仗。但学生均是诗文之人，若张中丞张军门劲旅之师，只得受死而已。不知何人将其怂恿至此，害其终身。哀哉。”（388）其子到沪即将发辫剪去，并将发辫寄还父母。黄沅觉得周建西人格上等，虽入二府户科，因家贫无以聊生，不得不然。“今其子潜出从逆，心为忧郁，急促其转，非以存心端正，断非如是。况今地方有势力者悉皆如是，彼独不然，可知其为人，余颇重之。”（397）十一月初，黄沅与王俊卿相叙两天，觉得其人长厚，书法颇佳，文笔亦好，深为钦佩，又知其浙江独立后不剃发，意作头陀，其居心和自己极相合，“可与金石之交也”。（396-397）

十月底，黄沅听街边一群孩童唱道：宣统打转，陶、黄解断。其他人亦屡屡眼见。孩童数人分为两班，一强一弱，强者向弱者云：尔是何人？宣统人或革命人？彼曰革命人，随即阖群而打之。见打后即散。“细思此言，即是童谣。古来童谣之言，悉均应验……宣统打转，想是大清军进攻革命，定能胜仗，必定打转，即定克复之意。”陶黄即陶寿农、黄崇威。据说粤匪猖獗时亦有童子分为强弱两班，强者问弱者，尔是长毛否？弱者应是长毛。阖群来杀长毛。如今打革命与杀长毛相对，必定为朝廷获胜的预兆。（394-395）进而又以报纸称清廷清军为贼，反称革命党为匪为贼，并希望后来高明者评论其言不谬。（395）

对于投身或附和革命的同乡戚友，黄沅虽然内心不齿，还是保持礼节交往。如张丹庭，时有通信往还和礼物互赠。（412）至于本地士绅，黄沅对黄崇威等人的所作所为极其不满，却常常一起聚谈宴饮，虚与委蛇。如十一月廿三日（12月13日）晚在楚言处晤赵友竹、心垒、道周、竹言诸君，互相畅叙半晌。“但赵友竹年经五十有二，复经食天禄之人，所言革命，极为得意，真老不知死耳。复有子赵鼎文者，年只二十余岁，竟出为革命之学生军，亦不为戒切，此真弃顺投逆之徒，何足道哉。万望诸君须以忠孝为之，后生者必须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字立定主意而不可缺，是为至切至劝。”（403）赵友竹随即被黄崇威委任前所执法官，相当于原来的临海巡检。黄沅与周梅翁等人议论，以清朝开国以来，文武大员均内外相互牵制，而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大权独揽，满心期待其为曾文正。又听说皇太后发内帑金一千万两，摄政王和亲贵大员各报效一千万两，有此巨款，有此兵力，加上海州等地已有义兵出现，兵精粮足，早在年内，至迟明春，定能勅平肃清。（398）后获悉清廷新购快炮快枪最多，连战皆胜，（403）更加满怀希望。

尽管局势动**，革命带来的社会变化依然持续发生。当地青年男女婚礼，不以旧例，一切从新，举行文明结婚。黄沅认为这是学堂学生趋新，不以为然，担心世风变化，不知新奇至于何底。（397）十一月十三日，接汤寿潜都督电告，改用阳历，以当日为正月一日，关卡照此结算，商户账目往来则仍照中历。如此，则难免口角，窒碍难行。（400）数日后得知“匪首孙汶自为伪大总统，已于十三日称尊矣”。（402）

十一月廿四日（1月12日），陶寿农邀黄沅至府上商议三日后任事总统之期，民政支部将演戏三昼夜，并纵论时势，认为利器粮饷均是清廷多且足，各种新款快枪炮及机关枪炮为民军所无，唯人心民军固结，民军自排长以上均是义务。黄沅腹非之，以为革党人心由投入革党之人为之固结，朝廷人心归附，不仅官绅商界固结，草野愚民亦知忠于皇上，而不知有革党。况排长以上薄其薪水，安能与其用命。“朝廷有军械如是之精利，有粮饷如是之足，人心如是之固，统兵大员如是之忠贞，一区区革匪何难而不克乎？只求速为攻克，以免生灵涂炭。天下幸甚，万民幸甚。”（405）为了支持反清战事和新生政权，在苏杭甬轮车上及上海各处均有革命党募捐助饷，民众踊跃响应，凸显民心向背，而黄沅听了，以为与乞丐讨饭无异。

话虽如此，黄沅心中对于清廷一方的人心固结另有一番解读。是月下旬，他与王衷善交换兰谱，“现在世风薄之至极，又以时世如斯，岌岌可危，吾辈不易初志者，即是好人，与吾同学因之反复无常者，不知凡几。同邑王俊卿茂才衷善，前在椒江肄业时即已相熟，屈计十余年，皆未相谈衷曲。月之初旬惠临时，叙谈两夕，其宗旨甚正，毫无薄俗所欺。此等秀才，近今所无也。余与谊订同盟，亦足为厚风俗正人心，藉作中流砥柱而已”。（405）“现在国事如斯，世事亦复如是，我辈不汲汲于富贵而生利禄之心者，达云母舅及翁子俊兄、王俊卿兄耳。前与俊卿兄以调帖之议，今其将兰谱送下矣。”（406）

姚梧冈去职后，浙江都督委派沈仲藩为台州军政分府。沈原来是同昌盐号夥友，黄崇威不以为然，试手中伤，以遂其所愿。（406）后浙江都督蒋百器取消台州民政长的设置，军政分府由驻防统领雷莹阁兼署。新政权设置，各县设一知事，一参议，下有区官、岛司等。葭沚镇同知署，改为民事支部，后撤销支部，归于县署。支部长陶寿农不肯，捏名电保周梅五为本镇区官，（418）黄道周为临海财政科科员，汪伯端为临海民事科科员。“此等伪官伪科员，殊不值也，又是黄楚卿所使，更殊不值。但此辈只以伪官足为荣耀一时，深堪痛恨而已。”（420）

自从黄沅认定各报所载都是一派胡言，即不再阅报，连自己长期订阅的《申报》也束之高阁或转送他人。偶尔浏览，必定重新解读，凡说革命党胜即解为败，凡说官军小胜即解为大胜。如此解读之下，黄沅天天祈祷清军克复失地，**平革党，并不断在日记中为清方出谋划策，甚至指挥调度。只是在他看来如此轻而易举、唾手可得之事，却迟迟不得实现，内心又充满焦虑乃至失望。在日复一日的企盼之中，那些重重复复的祷辞，透露出黄沅的希望正在加速消失。

十二月，浙江都督府与绍兴军政分府发生内讧，王金发因所购军械被扣，挥兵进驻萧山，欲攻杭州。黄沅指绍兴投入革党最多，前秋瑾被杀，绍民反对。如今土匪占据绍兴，以革命之名勒索捐税，夺取一郡万民身家性命财物，亦属天理昭彰的报应。（409）其时风闻宁波军政分府文武官员有异动迹象，黄沅希望浙江各地官员作为清军内应。“自汉阳武昌克复之后，即行停战如此之久，未知何故，焦急万分。”盼望停战期满，即时开战，尽早收复全浙。（411）

国事家事不定，心急如焚的黄沅于十二月中旬求仙问卜，请指迷途，将《啸亭杂录》续集中列圣裁定颁行的各书目录详细抄于日记中。（416-418）并且把各方获得的信息加以归纳，得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启示，例如他发现张姓官员忠清者最多，张彪、张勋、张怀芝、张人骏、张鸣岐、张广建、张锡銮、张绍曾、张景良、张镇芳、张福堂等，只有状元张謇甘心从贼，遗臭千秋。同为张姓，贤与不贤，如此悬殊。（416）

向来不语怪力乱神的黄沅举止反常，似乎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对于局势恶化预期的严重不安。然而，最终结局仍然出乎意料，就在其日日祝祷清军，诅咒革党，几近癫狂之际，十二月底，清帝宣布退位，清朝宣告终结。对于如此天翻地覆的大事变，黄沅不忍言，不敢言，也不知如何下笔，在日记中只字未提。廿五日（2月12日），在友人家中晤赵友竹，相叙半晌。大概从这位心向革命的仁兄口中获悉一些相关情事，黄沅在日记中记道：“世风之薄，早有言及于此，竟至若是之薄，亦难预料也。呜呼！将于乌底。总而言之，江南有人满之患，斯言恐不谬也，深为惧焉。”（420）当是痛心疾首，有感而发。除夜，黄沅终于忍不住总结道：“又经一年事毕矣。家中均叨天佑，幸获平安。惟念家君远宦六千里，未得团聚于一堂。又中途革匪滋扰，深为仄然。至思国事，不意一班小妖将朝廷搬弄颠倒，奸臣窃柄，有何言哉。自今之后，余作方外之想，再不言于国事矣。”（421）所谓一班小妖，为首者就是其诩为干臣柱石的袁世凯，还有那一帮忠君报国以致中兴的文武大员！

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一早，专程到江宁求赈的安徽省城教席姚永概得知湖北兵变事甚紧，开始并未在意，仍然游湖观剧。两天后回到皖省，“谒中丞，知武昌、汉阳全失，皖中兵仅自保，但财太空乏，极可虑。余请札州县办团”[20]。二十六日（10月17日），又到谘议局会议州县团防事。接下来形势急转直下，关于湖北战事的胜负，说法不一。而安徽省城的学生已经散去大半，只好停课。九月一日（10月22日）后，姚永概短期回到桐城，返回省城途中，安徽已经独立，被委以交涉司长，退回关防，谢却。因为省城陷入乱局，仍然回到桐城。日记也告停顿。（1200-1201）

七月廿八日（9月20日），王闿运从城中回来的人口中得知“蜀已焚督署，杀议员，将因路生乱”，不知何以“庸人不解事至此”[21]。而武昌革命党起事的消息，他是看报获悉的。九月初一（10月22日），他早晨尽遇到背时人，“此月必不利”。不料早饭后长沙已围抚署，唾手而得，“须臾满城白棋，商民案堵，颇有市不易肆之概”。（3141）本来他打算出城避难，见“贼军”过时，“有闻无声，贤于官军也”。（3144）虽然他视新政权为贼而非官，誓言不与贼通，拒绝致函谭延闿，指欲往武昌投效者为从逆，可是对清廷自乱阵脚的举措极不以为然，“看报始知摄王枪法乱矣，起魏自是转机，然魏惧，均非其人，又不可用我，孔子所以叹斧柯也”。（3146）“自来乱未若此，不乱之乱，乃大乱也，玉石俱焚，牛骥同皂，可怪也已。”（3147）他在回复他人来函时描述道：“廿五日院署大集，未接清尘。至九月朔，躬见寇入，旋即披靡，城中遍立白旗，幸未及门，旋亦逋逃入乡，一时才彦皆无所措手，故家子弟半陷逆党。去岁之乱，自谓不能补救，今则真无能矣。恨愧惭沮，无所遁逃，尚敢腼颜称寿乎？……摄王被斥，想亦民讹，朝政已淆，无从补苴。我等以专制受累，复以共和被困，其不自由，由不能自立也。瞿相、王阁，皆依租界，又足告矣。独立不惧，乃真独立。立则难言，不惧其庶几乎？”（3151）

湖南学生军官佐合影

年已古稀的王振声在故乡通州已赋闲多时。他无欲无求，生前便为自己写下挽联：“人寿能几何？悟名缰利锁即早抽身，风月一林还故我；余生今已矣！慨地棘天荆不堪回首，云霄万里望诸君。”加之患病初愈，每日里以诗书画消遣，日记极简，甚至于阴晴雨雪之外，不着一字。其活动主要是同好友朋的雅集、看戏以及亲友间的应酬礼节。不过，他也关注朝局时势，并将重要信息记载于日记的天心。如八月二十一日记十九日湖北革党攻陷武昌省城，袁世凯督湖广，岑春煊督四川。九月初四记川绅蒲、罗开释，盛宣怀革职，九江失守，陕西兵变，凤山被炸，清帝下诏罪己，取消皇族内阁，实行责任内阁，袁世凯总理大臣，宪法归资政院起草，开放党禁，允许革命党组织政党以备擢用，以及摄政王逊位等。

九月十八日（11月8日），王振声携眷东避于乡，于沙岭租房暂住，同时继续注意时局的发展，获悉剪辫改历等事。随着局势渐趋明朗，其日记对于时局的关注逐渐减少。辛亥大变局亘古未有，王振声的态度看似不偏不倚，毫无立场表示，实际上对于清廷多少还是有些割舍不断的情绪。端方死于川乱，他撰写了挽联：“谢太傅再起东山揽辔志澄清谋国始终心不死，武乡侯尽瘁西蜀骑箕神壮烈归元想像面如生。”[22]算是对曾经的上司表达悼念之情。

辞官回籍多年的邓华熙（1826—1916年，字莜赤，又作小石，广东顺德龙山乡人，咸丰元年中举，历任云南按察使、湖北、江苏等省布政使及安徽、山西、贵州等省巡抚。光绪二十九年因病告退），一直是影响广东省垣以及顺德县社会政坛的耆宿大绅。辛亥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闻知武昌失守，革党声势大炽，影响及于粤垣，因粤疆土匪极多，事难预料，遂于两天后携同儿孙眷属乘船赴港，在湾仔跑马地其亲家罗宾臣的亲友处租房居住。所租之屋有楼，前后两进，原来租金不过45元，此时居奇，涨至75元，“可云极贵”[23]。居港期间，从各种渠道不断探听省城情形，均报平安。十月十五日（11月5日），他写了一首“怀古”诗，表达对于时局的寄望：

“沛公大度莫能俦，约法三章简且周。羽埋降卒孤身刎，秦始坑儒二世休。赉财四海期归马，铸铁咸阳盍买牛。安得神州无旷土，恒河沙众尽畊畴。”（548）

在他看来，唯有新政权宽大为怀，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免于战乱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