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烽火连三月

引子 天灾人祸

辛亥新正黄河以北广袤地区的漫天大雪，的确未能成为丰年的吉兆。是年全国大范围的瘟疫及水旱灾害频仍，东三省的疫情从上年开始持续蔓延，各地染病死人无数，惨不忍睹。春夏以后，各省水旱灾害不断，尤其以水灾为重。身居枢垣的许宝蘅记：“今年水灾甚多，江苏、湖北、浙江、安徽、吉林灾情均重，皖中兼被风灾，直隶永定河决口，天灾殊可畏也。”[1]详情如是年春夏间，长春一带大雨成灾，“农田损失不知价值几百千万。闻吉林有抢米之案，呼兰水灾哀鸿遍野。”[2]浙江湖州、绍兴、台州大雨大风成灾，水势较此前最严重的咸丰三年大水大三倍不止。就连疏于记事的吉城也在日记中罕有地记下“苏皖浙湘鄂水灾”的异常情势。[3]大灾之后，大江南北许多地方饥民成群，四处流动，掠米抢薪风潮此起彼伏，整个社会陷入剧烈动**之中。

天灾与人祸往往交相作用。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以及川省官员处置失当，引发大规模的四川保路风潮，成为武昌起义爆发的导火索。说川路风潮是激生民变，再恰当不过。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清廷从有利于统一以及国防建设的角度主张将各自为政的商办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非毫无道理，各地自行其是、五花八门的铁路建设，的确很容易滋生国家内部纷争的乱象。在商办各路之中，川路的建设尤其弊病丛生。川汉铁路的规划，多少有些一厢情愿，纸上谈兵，组织者和规划人都未曾料到，这一条路线之中的宜昌至万县段，竟然是世界铁路史上最难的路线，其难度甚至比后来举世闻名的青藏铁路有过之无不及。民国以来，宜万铁路几上几下，整整一个世纪之后，在各种高科技和国家大投入的强有力支撑下，极富筑路经验的施工单位百折不挠地坚持，才终于得以全线贯通。在长期的修筑过程中，有时为了打通一条隧道，几年间周而复始的不断塌方令施工者屡屡前功尽弃，使得那些能征善战的钢铁硬汉们万分沮丧，好像完全看不见胜利的曙光，几乎陷入令人窒息的绝望境地。换言之，一个世纪以前，川汉铁路可以说是根本没有条件付诸实现的理想蓝图。当年的筑路者虽然请到在中国最具资质的詹天佑团队进行设计和施工，仍然可以断言，大功告成的希望相当渺茫。

清季修筑川汉铁路，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进展甚微，乏善可陈，加上管理混乱，奢靡浪费，甚至有贪污挪用之事。在清政府颁行铁路国有政策前夕，川路公司已经用掉了大部分集股而来的款项，若是没有铁路收归国有，很难找到向广大股民交代的下台阶。清政府此时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对自己而言的确是不合时宜，却无意中为川路公司提供了转嫁危机的可乘之机。而且，川路公司虽然亏本，却不敢赖账，清政府既要收回路权，又不愿为川路公司背债，发还已经大幅度缩水的股本，激怒了满腹怨愤的广大股民。川路租股，大都是数额很小的股份，也就是说，鼓动修路者将为数众多的平民百姓拉入了民间集资的行列，广泛参与的各阶层民众或许不乏兴利的热情和愿望，却肯定缺乏投资有风险、入股须谨慎的意识，不能接受血本无归的残酷现实，尤其是这些小额股款并非他们的富余，而是在银贵钱贱和苛捐杂税的双重压力下，节衣缩食挤压出来当作救命符的血汗钱。为此川路公司必须与朝廷官府严正交涉，要求后者分别情形，发还股本，使得本来处于矛盾焦点一方的川路公司转身成了为股民向官府争权的代言人。

中国历代以小政府控制大社会，朝廷官府尽可能避免与民争利，以免成为众矢之的。一旦朝廷直接处于民众的对立面，新一轮周而复始的王朝轮换周期便已开启。有意改制的清王朝试图仿效列强，却忽视了祖训的不可逾越，控制的权力越多，担负的责任越大。此外，清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理由也不如公开宣称的那样冠冕堂皇，背后还有一己之私的盘算。1910年橡胶股票风潮之后，清政府的财政实际上已经破产，必须依靠借贷才能维系运作。而失去信用的清政府要想获得国际信贷，必须提供可靠的抵押。由于巨额赔款和推行新政事业的大量借贷，使得清政府可以抵押的条件所剩无几，而涉及无穷利益的铁路无疑是最具**力的抵押物。实行铁路国有的巨大风险，朝野上下并非没有预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还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利益考虑和侥幸心理所致。令清廷始料未及的是，川路股本牵连千家万户黎民百姓的生死存亡，冒险一搏的结果，不但引火烧身，而且点燃起迅速蔓延大江南北的燎原烈火，不仅烧掉了大清王朝二百余年的家业，更摧毁了帝制的根基，导致屹立了二千年的帝国大厦轰然倒塌。

有研究显示，武昌起事和各省响应很大程度上具有突发性，不仅主要的革命党同盟会缺乏预见和准备，各地的反清组织也大都是仓促上阵。在反清情绪最为激进的军学两界，直到1910年、1911年，才在一些大都市出现革命团体成员加速增长的趋向。因此，当革命爆发之际，反清力量在组织协调方面显得相当欠缺，军事上很难与清军正面对阵。问题是，在推行新政与宪政进程中众叛亲离的清政府同样脆弱，没有政治的优势和财政的支撑，又失去列强的支持，清政府实际上已经陷于全面破产，根本无法坚持与各地蜂起响应的民党相抗衡，只能寻求体面下台。

从10月10日武昌枪响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刚好经历了三个月的战乱与动**。可以说，中国的命运转折，就在这近百日的力量角逐中大体形成，再经过一个多月的纵横捭阖，最终尘埃落定。对于大江南北的官绅军民而言，随着局势的跌宕起伏，150天里反复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轮回煎熬。1912年的新历和壬子旧历元旦，在中国历史上堪称指标性日期。作为大时代的亲历者，各色人等在感受波谲云诡、惊心动魄的同时，也还要继续他们平凡的日常生活。时代的强音绕梁之余，身边的生活节奏仍在不紧不慢地敲击。剧变进程中过来人走向共和的步伐与感受，与后来者指向明确的认识自然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