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南北士绅：两难取舍02
水灾之后，仍然连日阴雨，八月稻大面积霉烂，晚季几乎失收，即使已经收获的早季稻，也被冲走不少或被水浸泡。据说当地此前最大水灾为咸丰三年，路桥满至三层扶梯，四五日即退。“是年即已大荒，传颂至今而言大水矣。今年大水，路桥至十格扶梯，积水十余日尚且未退。”（322）无论水满之深还是积水之久，都超过咸丰三年三倍。所幸只及江岸一带，其余地方收成尚可。而就浙江全省看，被灾最重的为湖州、绍兴两府。绍兴府大水，城内亦与城平，秋收无望。且灾后瘟疫流行。
外官改制后，浙江全省首县均被裁撤，公事由知府合并办理，临海县即改归台州府办理。（322）时值大灾之际，郡城内外均发生抢掠事件，赈灾减灾之事亦多，办理不免棘手。八月初七（9月28日），郡城诸绅邀集各区绅耆开议购米平粜等事，而海葭镇各绅或生病或有事，不愿前往，恐致贻人口舌。（326）浙江巡抚发给台州赈款共18000元，六县按受灾轻重分摊，各县分给各乡镇亦如是，所得不多，由陶寿农前往郡城领取。（330）因赈款数额太少，均分则无可赈济，拟存在郡城，籴米平粜时作为亏空之资，并禀请当道批复。议事会开会集议相关事宜，大都由议长说了算。（331）
大水没有浇灭黄沅捐官的热情，八月十四日（10月5日），他托人将报捐选用知县的库平银3500两从代办人处取出，折合归元银3836两，由朋友代为存入熟人的万选钱庄。（327）至此，黄沅仍然没有丝毫感到一场惊天风雨即将来袭，还在做着捐官的春秋大梦。随即而来的狂风暴雨，使毫无心理准备的他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姚永概在安徽师范学堂监督的位置上已经待了4年。自1888年江南乡试中解元，先后四次会试，均名落孙山，谋官亦久不遂愿，于是决心从事教育。元旦适逢寒假回里，照例拜庙贺年。正月二十七日（2月25日），姚永概回到省城，他所关注的仍是校事，除了师范学堂，他还参与存古等校的学务。不过，此时他已萌生退志，二十九日（2月27日），他谒见提学使，久谈校事。二月初三（3月3日），又占一文王课，卜进退。（1179—1180年）
杭州民国纪年纪念会
三月十三日（4月11日），姚永概分别向巡抚和提学使提出辞呈，正式的理由是寒假期间，幼时的眩晕旧疾复发，不能胜任劳剧，必须安心静养，而师范责任重大，力不能支。实际原因主要是师范新生尚待训练，而“旧生之入本科者情状亦大变，往时有所要求，经弟开陈，无不欢忻以去；今则再三告诫，虽无辞可答，而意态间有听我藐藐者矣，此中定别有原因。若长此因循，势必至于决裂，为弟一人计，为师范全校计，均宜即早更张，或可精神一振，万不可缓图以误全局。”为了堵塞“替人难得”的托词，他还主动举荐继任者，并表示如不获准，只能归隐山林。不过，病只是原因之一，他自称调养月余，尚可勉就存古学堂教席，则关键还是要辞去师范监督一职。（1183—1184年）经各方慰留，学生也公函挽留，姚永概暂未去职。
教育之外，姚永概对于各项新政事业的态度也相当积极，倡言实办巡警万不可缓；参与故乡桐城的地方自治以及赈灾等事。其时皖省学界忽分南北，频闹风潮，姚永概恐酿巨患，心殊忧之。
至少从日记所载，可见姚永概对于全国各地政治情势的变化不大关注。七月二十八日（9月20日），四川铁路风潮的警讯终于引起他的注意，只是仍然比较乐观，认为岑春煊“谕蜀父老及官两电，似可平蜀人之心，事当可了。”（1198）于是依旧继续诗酒应酬的日常生活。
戊戌期间胡骏曾参与组织蜀学会，并加入保国会，后留学日本政法大学。辛亥伊始，他特意说明要改进自己日记的写法：“余自三十岁后，即有日记。然皆或作或辍，虽有存焉者，寡矣。自己酉始逐日为之，岁可得三数册。顾偶一披阅，大率友朋酬酢及一切琐屑细故居多，其于问学立身行己之道阙如也。夫岁月易迈，去日苦多，长此悠忽，何以为人……自今伊始，日必有记，记则用以自课，常事不书，其有关于身心性命处事接物，大之政治理乱之所系，次之即文章歌咏，足以自适其适者，亦必录之。一日无记，是玩时也。余以是册为监史矣。”[57]
元旦胡骏照例赋诗，“惟东事日棘，朝廷方厉行新政，顾氓之蚩蚩，犹不能无觖望，下恣其求，上靳于与，厥势相持，未知究竟。易象否泰剥复交关之会，其斯时乎？”（447）他对新政事业不无寄望，而不满各级政府的因循敷衍，告诫任职地方者：“于新政须十分注意，不急者缓办，奉年应行筹备者，千万不可推诿，亦千万不可敷衍，酌量地方财力如何，悉心规划，总以不病民不废事为主。”（480-481）正月二十三日（2月21日），同年陈紫纶谈近日时局颇不堪问，俄、日、英诸国各逞其志，各省乱民，乘间窃发，内忧外患，相迫而来，未知当轴者何策以处之。（475-476）四月二十日（5月18日），胡骏参观了彰义门大街的陈列所，“觉各省制造品比较往年更增多，且益进步。吾中国地大物博，比之日本，气魄诚远过之。令政府警励提倡，工商业发达，岂复可量。惜乎昧昧于此也。”（555）
胡骏认为：“凡事无私不足以成公，国家立宪，予人民以应享之权利，公也，而其实乃所以巩固自身之主权。公司聚财，图一切事业之发达，公也，而归宿亦无非增长个人之利益。故西人最重有自私心自利心。彼阳为热心公益，而实阴便私图者，是乃公之蟊贼，而旧学之所谓小人者也。明眼人必能辨之。”（495）二月十五日（3月15日），“车过西华门，见内务府某大臣出殡，其纸扎刍灵舆马花果之属，与真无异。其后档车数两，纯以小泥为饰。即此一端，费已不轻，而并付之一炬。京师婚丧之礼，繁文缛节，夸多斗靡。此风旗下尤甚，财安得而不匮，民安得而不贫耶。有订礼之责者其知之。”（504-505）
由于担任的翰林院、国史馆、实录馆等皆是闲职，胡骏以为官太过清苦，一度欲谋外放。其师来函，力沮其意：“至欲弃清美之词臣，就肮脏之尘吏，则计大左矣……吾弟只知外吏显赫之名，而未见其浮湛之苦。鄙人躬历数年，备尝甘辛，以为控缰之马，不如栖树之鸡。乞米犹可以疗饥，做官适足以自腐。”（482-483）川督赵尔丰来京谒见庆王时，胡骏曾从窗隙窥见其抽靴筒递随封，“盖尤不免俗吏之为，非大臣名臣气象也。”（515）
其时东北鼠疫流行，或云系日本人政策，意阻德太子之来游。（451）此事京师亦被波及。正月初六日（2月4日），胡骏等拟游香厂，至沙土园小胡同即被巡警拦阻，告以前面有传染病人家，刻已遮断交通。只好回转琉璃厂，至火神庙购书。（455）次日再往。“近来新书风行海内，科学家往往置旧书于不观，顾其值乃较往日为昂，何故？或曰此系国内资本家不惜重金购求旧书收藏，既可保存国粹，又可待价而沽。此一说也。或曰外国人讲求学问，每好猎取中国书籍翻译，以供研究之用。其最精善本或携归庋置本国图书馆博物院等处，以资博览。故搜求不遗余力。此一说也。如前之说事固宜，然至谓外国人亦争购旧书，初未之信。乃予今日至厂肆，实见有三数外国人往来纵览书籍字画。苟非有所取，何为若是。可见后说亦非尽诬。因此之故，旧书之价愈昂，我辈无雄厚资财，蹀躞其间，正如乞儿过屠沽之门，穷汉过五都之市，徒饱眼福，但觉馋涎而已。”（456-458）
是年湘耆王闿运年七十九，湘抚以乡试周甲之年，奏请循例准予重赴鹿鸣。胡骏感慨“湘潭曾主讲吾蜀尊经书院，蜀士之治经学辞章，湘潭实津逮之，近三十年来，旧学巨子大半皆出门下。予生也晚，尝恨不获亲炙，然沐其流风余韵，实亦不少。乙巳至吴下谒曲园老人于春在堂，时年已八十三。今曲园已矣，海内两大经师，仅湘潭在，不可谓非鲁灵光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一遂仰止之愿。（458-459）
胡骏为京师蜀学堂监督，又受聘到庆王府教馆，奕劻长子载振出见，与谈时许。“贝子在宗室中固开通而又有经验者，所谈悉能切中时弊，特现在投闲，为可惜耳。”（460）实则载振出道办差甚早，一度官至商部尚书，因为杨翠喜风流案闹出风波太大，被迫辞职赋闲。胡的两个儿子均投考清华学堂，长子年龄稍过，落第，次子胡光麃得正取第14名。（476）为了梳栉方便，入学前他让儿子剃发干净，“为便利计，非敢违定制也。”（495）据胡光麃称，校地甚幽静，房屋皆西式，寝室均系铁床，其所居第一所七十四室六号室，共住六人，中铺地板，油漆光洁异常，夜有电灯，食堂亦宏敞桌椅器具完整，饭菜亦精美。（511）
身在教育界，胡骏自然关注相关事务。学部调查局提倡调查国语，欲派人到各省实施调查，胡骏以为调查是为了编辑教科书事宜，而编书之事由图书局负责，名实不符。各省土语方言各不同，即使府县亦未能一致，若派人前往调查，见闻有限，且有南北异地，未尽通晓等不便。应责成各省提学使转饬所属学务公所在各自区域组织调查，其办法宜分类进行，由学部制定格式，照式填写，并分阶段实施，初期半年为限，由提学使将调查汇送学部。调查局将各地语言相同相异，依程度分别汇编成册，转送图书局为编辑之资料。然后再由各省以半年为期，详细调查，补漏纠谬，以为编成之书修订的参考。不可仿此前民政部、度支部派员到各省调查之举，不仅靡费，而且无功，徒招报馆笑话。（478-479）中国地广人众，方言土语繁多，国语定音问题，的确是一大难题，胡骏的看法不无见地。三月，学部成立国语调查会，由图书局局长负责，派胡骏等人分别担任调查、审定、编辑各事。（534）
京师川省会馆值年，原来三年一易，由分道各举一人，再由旧值年公推。受到新型社团组织的影响，有人开会发起票选，结果与旧值年冲突。胡骏也被旧值年推举，力辞不就。后来会馆终于还是改为票选，其他方面也有所改造，还一度议论过议案研究会是否并入值年。胡骏的意思是分立较好，若合并则会名消灭，不如留此为议事机关，“可销纳军商学各界人，将来对于本省官吏，力量亦较厚也。”（520）旧式乡谊组织之外，胡骏也参与新式社团的活动。四月初八（5月6日），辛亥俱乐部成立，十余人约集逐条研究起草员所拟规约。（546）次日，全蜀会馆议案研究会开会选举职员，到会30人，选定正副干事、书记等。五月初八（6月4日），辛亥俱乐部在殖边学堂开会选举职员，众推举胡骏为干事，力辞，改就评议员。（564）五月十五日（6月11日）开全体会议，议定政纲。
清制为官须避籍，本省官员均由外省人担任，为了联系乡谊，维护乡人利益，京官与本省士绅往往相互应援。胡骏对于川省事务也极为关注。三月十三日（4月11日），四川全省商会联合会来电，以去年十月川盐加价一文，全省人民无不病苦，希望协议办法，力争取消。（529）经议案研究会开会，决定发电四川总督，请予维持，一面具呈盐政处。（531）三月二十七日（4月25日），京城大风，在京四川同乡为盐斤加价事约齐赴盐政处递呈，“予适领衔，不能不去，为民请命，不以风暴沮也。”（538）因盐政处袒护蜀中官吏，交涉不得要领。
辛亥年四川铁路问题暗潮涌动，胡骏牵入其中。正月中旬，胡骏收到亲戚蒲殿俊返川后来函，言川局事颇详。（466）四月二十三日（5月21日），全蜀馆值年开会，议铁路事，到者50余人，最终决议具公呈请代奏，看视各省如何办理，再商进行之策。次日，再往乔（树枏）宅议铁路事，当拟两电，致川督及商会。返回自宅后，见当日上谕停止租股，认为川路之款已失所恃，进行方针也要相应改变。（557-558）后全蜀馆及议案研究会连续会议，仍具公呈，并致电四川谘议局及董事会。（567）六月初七（7月2日），旅京股东在全蜀馆开会，到者百余人。其时旅京蜀人争路心切，“急欲具呈邮部争款。予以现在川路风潮正烈，方且欲废合同，不如姑缓，以电询伯英，筹所以结束之法，得复电再递未迟。”（589）而辛亥俱乐部也加紧活动，频频会议。闰六月初五（7月30日）午后，辛亥俱乐部和全蜀馆会议相继召开。
七月初六、七两日（8月29、30日），北京风雨不止，七夕之夜，胡骏耳闻大风雨彻日夜，适感于川省近事，凄然有作：
日夜奔号风雨声，故山落木我心惊，江流激宕翻巫峡，丝管悲哀咽锦城。一路一家闻痛哭，九天九地斗心兵。太阳恐为浮云蔽，真宰何人（先作“还应”）诉不平。
七夕风雨
银河欲渡费相思，风雨潇潇却误期。人事本来多变幻，天公毕竟少偏私。淮南鸡犬升仙日，穆满虫沙历劫时。闻道庶民星正聚，笑他弄巧有痴儿。
天人感应，胡骏已经预感到惊天剧变日益迫近：“川省为争路废约，罢市罢课，家设先皇帝灵位大哭。惨象若此，其谁使之而谁致之。政府苟用压力，祸未可量。已约同乡京官具呈呼吁……又予居北京数年，从未见有此番风雨之大且久者。而各省被风被水，时有所闻。灾异如斯，岂尚不知儆惧耶。”（604-605）
面对山雨欲来的危急形势，胡骏十分担心局势失控以致大乱。七月十一日（9月3日），“川省自初一罢市罢课，已历十日之久，尚无正当解决。人众易聚而难散，万一匪党乘机窃发，将如之何。是不惟朝廷增西顾之忧，抑且邱墓有**之虑。昨与同乡数人谈，俱云无法可设。拟俟会馆开会，由值年名义电谘议局，坚请严守秩序，勿暴动，静候朝命。是夕彻夜不寐。”（606）十三日（9月5日）午后，在全蜀馆开四川全体京官会，众议弹劾盛宣怀，随发谘议局电，大意如前，由全体值年署名。
此后几天，胡骏都在焦急忧惧中度日如年。中元循俗设供于家中，西望邱垅，不禁泣然。十七日（9月9日），他才大略得知川省十五日的噩耗。十八日晨，川省京官约在胡骏宅聚议，同往察院递呈。后探知川中消息甚恶，暂不递公呈。其时风传将株累多人，京曹官多知胡骏与蒲殿俊为姻亲，劝其暂避。胡骏以为，“保路会之设，与京官主张者相反，故自该会成立以来，无论私人未与一通信息，即每次发表意见，亦都用值年全体电谘议局，且经众表决，始敢拍发……内省不疚，何忧何惧，何避之有。”而此时同乡京官已经有人畏祸出走。（608）
二十日（9月12日），关于川乱的上谕发布，胡骏与同乡商议，照上谕解释通电川中州县，劝其一律开市开课。两天后，四川京官七八人到都察院递公呈。当晚同乡京官20余人又发一通电劝告乡人，令不要误会端方带兵之意及激于蒲殿俊等被逮，长此麇集与官兵相抗，甚非所宜。（610）
京官们的举动未必出于和清廷同心同德，自保之外，也害怕引起天下大乱。其后胡骏发现有警察一二人常川来往其所住胡同，夜亦不去，不知何故。虽然自觉与川事无涉，但京师如此，真不知成何事体。（610）七月底以后，局势骤变，胡骏自定每日必记的日记戛然而止。
宣统三年，王闿运已是年近八十的耄耋老者，早就与世无争，而看不惯的事情却与日俱增。他赋诗讽刺讲官：“每笑桐城吴汝纶，老年渡海学维新。如今侍讲多前辈，还与京卿接后尘。”对于一般人认为守旧而他却觉得趋新的京师翰林院极不以为然。他是湘省的大儒名士，在官绅学界的弟子门生众多，交游广泛，不过大都是应酬。即使偶尔注意路政和宪政，也是因为于己有关者牵连其中。[58]
四川总督赵尔丰针对保路运动的劝民韵文告示
光绪末年，余肇康的仕途颇为坎坷，先是在江西按察使任内因为办理教案坚持据实处置，被迫于外强压力的清政府撤职。好不容易起任法部左参议，又因丁未政潮受到姻亲瞿鸿禨罢官的牵连，再遭免职。丢官回乡的余肇康受聘于湖南粤汉铁路总公司，担任坐办、总理，主持长株段铁路的修筑。他所关注的，除家居生活及各种应酬外，主要就是路事相关事务。新正初二（1月31日），收支处送来简明全年账单，“逐日查核，比对浙路，略与相埒，撙节诚不易易也。”[59]路事极繁，好在通信日益发达，“现于公司及工程电，多以德律风问答，省走卒力也。”（1009）不过，联络便利，有时也会带来麻烦。如二月二十五日（3月25日）余肇康到公司治事，整日电话，告以路事之要，并谓端午帅到长沙，要来工程处，欲坐客车一试。余肇康于是出城迎候，至则始知并非端方，乃潘中丞，端方已经前行。（1042）
对于湘绅有人倡言剪发易服且身体力行，余肇康颇不以为然。（1012）鉴于长沙曾经发生抢米风潮，而近日米价腾贵，他向当道建言，劝令早设官局平粜，以抵制奸商居奇，并乘此时预买谷十数，不以供现时之用，免致多动仓储，尤为抵持市面，储备仓属要务，得到湘抚嘉纳，许数日后即开粜。“果尔，可无虑矣。”（1015）可是后来官场意见不一，或否定或迟疑，经余肇康再三申说，乃定先开二局，并令开社仓以助官仓，确定官七社三的比例。（1032）可惜此类善事往往成为中饱虚靡的利薮。湘路公司1910年夏共筹集20万元平粜款，除商会领银三万元、米1500石，到辛亥四月间查账，据称亏折仅剩五千金。而余肇康经手的平粜款则仅亏海江运费而已。（1074）
作为绅界要角，余肇康也不时出席巡抚衙门的会议厅议事，如二月初一日（3月1日）之会，司道府县及各候补道、参事均到会，余肇康还交议了有关盐业加价和湘汉航运的几件议案，均无成。（1023）三月十六日（4月14日），到谘议局为抚署会议厅审查谘议局各案。后到会议厅，巡抚司道均到会，而谘议局各人则将应议之事各具说帖呈递。余肇康力主派自治所绅稽查各州县税契事宜，以免书办舞弊。署理盐道佯称调停以敷衍谘议局。余肇康峻词谓此事不讲调停敷衍。后同人及巡抚均赞成其说，盐道自认失言乃已。（1063-1064）
清季内忧外患日益深重，有识之士无不感到大难将临，忧心忡忡。二月十六日（3月16日），与访客谈京师事甚多，无一不可长叹。（1035）二月二十六日（3月26日），余肇康到公司，“各中外洋商买办均来搅扰不休。洋人经商，视华商勤劳十倍，亦能忍耐。自谓交涉自有强硬手段，交易必有和婉面孔，此所以不可及。余则几为缠死矣。殆即所谓和婉也，可畏哉。”（1042-1043）
作为当地大绅，不仅有许多交游应酬，还要承担维系风气的责任。二月二十九日（3月29日），余肇康治酒约湘中闻人赏海棠，席间王闿运指谭延闿为地方鬼面，禹丈为妖异，坐客无不惊诧。当晚又将为非作歹的初级师范监督刘禄荣诱来公司，与人对质，使之真情败露。“人心鬼蜮，至假学堂为藏奸之薮”。（1045-1046）三月二十日（4月18日），因自治所时时向管理长沙学宫经费者索款，王先谦愤极，欲以归官。余肇康大不以为然，认为归官不如多与自治公所。（1067）
其时湘路公司俨然成为众人眼中的肥肉，办学堂，办电气灯，皆来向公司索款或希望公司入股，不允则强提股金，并生嫌隙。“路事之难办如此”。（1055）作为湘路公司要员，余肇康还要常常与相关各方交涉。当然，更大的危机还在于清政府为解救财政窘境对路权的觊觎。余肇康为此不得不出面力争。二月二十八日（3月28日）长电致邮传部、盛宣怀及同乡京官。三月十一日（4月9日），余肇康和谭延闿往见湘抚杨文鼎，请其代奏取消湘路外债，获准，并受托由两人代拟奏稿。（1060）三月二十二日（4月20日），听闻湘路国有变局，自觉“虽劳苦已无生人趣，如作此荒谬事，视之漠然，余真无地可容矣。哀哉。”（1070[60]）后又分别与邮传部、外务部谘商，因公司迫甚，希望取消成案。（1074）而自国有谕下，湘藩将公司应得之款一毛不拔，任求罔应，令人大惑不解。（1076）因为路事难办，余肇康一度想引退，为当道所劝阻。（1078）
与川路的设计不周和管理不善有别，湘路修筑的成绩还算不俗。五月十一日（6月7日），长株合路，谘议局议员到场观看，余肇康率同家人局员数十人登车往返220里，用时三小时（不计途中餐食时间）。可是回到家便听闻铁路学堂因路事发起相率停课，校方请提学使和铁路公司绅董出面晓谕维持。余肇康不知此事如何结局，进而怀疑修路的祸福，夜不能寐。次日，城内外公私各学堂相率停课者十之八九。余肇康约集同人商议，一切以商会名义出广告，声明商界并无罢市之举，谘议局亦无解散之事。当晚长沙官绅集议，余肇康仍主和平解释，绅士到者六七人，亦以为然。（1083-1084）
是日，铁路协会约人到谘议局迫令议长电呈都察院参邮传大臣盛宣怀，次日排印电稿，编送全城，学生不上课者大半。五月十三日（6月9日），余肇康致电督办铁路大臣端方，告以罢课之事，请发还股本现银来以解纷，言甚切至。次日，余肇康等人又与湘抚等官员会议学生罢课事，仍然主张和平之中寄以绳尺。五月十七日（6月13日），再致函端方，告以带现银来退股，方有办法。湘抚同意其办法，嘱速电发款约数。（1085-1088）
五月十六日（6月12日），余肇康致函盛宣怀，又托应盛宣怀电招赴京之人设法转圜路事，勿使公司失信于股东，俾保湘人商业。是日各学堂学生各派代表二人至谘议局，迫令议员辞职，经提学使、巡警道及府县到场严词训斥，则又俯首受约束，余肇康觉得事情可怪，担忧“湘省终当酿成大事”。（1087-1088）
闰六月间，余肇康继续交涉路事，官方认为其争执太过，而在余肇康看来，连邮传部是否准备分别归还各项股份亦不清楚，虽欲不争而不可得。（1107-1108）初六日（7月31日），四川保路会派代表三人来湘，与湘省谘议局协商联合争路之举。（1109）面对官商矛盾的急剧激化，余肇康倍感压力，“近日受气多矣，即于路事当收归国有时，全城震动，祸旦不测，经余竭力维持消解，始得安堵到今。而邮传、督办两大臣信人倾轧，逢人辄谓余反对太过，不以为功，而以为罪，令人寒心。”为此心中万分懊悔，以致抱病。（1110）此前他托往京师传话之人，告以盛宣怀谓其争路与款太过，闻之只能付之一叹而已。（1111）四川代表来湘的目的，为引动湘省铁路协赞会举代表赴京，联合争路。适谭延闿来电，谓决不能做到。因即以原电交同人公阅。身陷僵局，余肇康感到心灰意冷，“为此事争执三年，尚是如此结果，此时尚有下箸处耶？”（1113）端方甚至抱怨余肇康欲渠同船装现银千万元来，深为不怿。余肇康哭笑不得，自辩何至迂谬如此。（1115-1116）处在官民的夹缝中间，进退两难，身心疲惫。
闰六月十九日（8月13日），铁路协赞会诸人前来告知已举代表进京争路，请公司准备川资一千金。余肇康力言此时争路无益，公司已托人保款，未便再出川资。议久不决。次日，约集公司各绅来，亦主不给川资，许明日与诸人声明不能与闻之由。（1122-1123）其时友人被奏派广东铁路总办，累电力辞，并约余肇康彼此会商，共同进退。连时任广西巡抚的沈秉堃也主张，无论政府督办如何挽留，总以善藏为是，约为道义之交。（1123）由此可见，朝野官绅都已萌生弃清廷而去的念头。于是余肇康以身体患病为由，坚决辞去路役。（1125）是月底，已奏派新的湘路总办，“息肩有日，何快如之。”（1128）
闰六月廿五日（8月19日），奉鄂督之命准备进京参议外官制的郑孝胥前来辞行，“余极言巡道总兵一为督抚分地，一为督抚分防，所以建威销萌，济督抚鞭长之所不及，必不可裁。中央集权惟集监督之权，而兵权财权必予督抚以完全，方足以保治安而大设施。”此外如新刑律之灭礼教、纵奸慝、去人伦，如殴父母视有伤无伤、无夫奸无罪之类，施之中国，必为大乱之道。“言颇殷切，而苏龛词甚辨。余正词驳之，无以难余。噫！本其宗旨以议大政，亡可立待也。”又将路事急应宣布者略具说帖，请其递于邮传部大臣和铁路督办大臣。（1126-1127）后来谭延闿告以租股与商股一律办理，赎此款项，不能剔除二层，邮传部以湘路公司力争，已照准，总算消除一大顾虑。（1134）
七月十五日（9月7日），龙璋（研仙）来商议股份事，欲将商股租股一概换成国有铁路股票。余肇康以股东愿领本金，大不谓然，遂作罢论。（1143-1144）听说端方指余肇康争执之事颇多，虽然于湘中极具热诚，但国家大局亦宜兼顾。余肇康则自觉立场难以进一步妥协，“如余乃欲并股亦不发还，余能逃经手之责乎？”即将换任的湘抚亦为之抱不平，（1144）称赞其为湘路之功必不可没，我必上闻。余肇康则但求无罪足矣。（二，1142）湘抚卸任前，果然将余肇康之事上达天听，指其官声政绩，均著贤能，罢职回籍，不与外事，充铁路总理，未尝支用一钱，坚苦经营，视路事如家事。奉旨收归国有，湘人初甚争执，静镇其间，竭力劝导，握此股款，不使稍有亏损，事乃转圜就范。（1147）安抚地方与顾全国家，本系一体，非要弄到此是彼非，非此即彼，则官商之间只能择取其一。
入夏以来，湖南连日大雨，田谷渐已发芽，湘事大变，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又被炸成重伤。连番恶讯，余肇康不仅慨叹：“天呼！人事如此，日日言立宪，大乱之道也。”（1124）“时艰方亟，重以大变，向后何堪设想。”（1128）七月十五日（9月7日），武昌带回的信息称，端方不满余肇康争执股款。而余则认为，粤蜀方争国有，蜀且激成民变，枪毙数十人，而湘中经自己多方维持，未酿事端，端方至今尚不慊于心，亦未之何矣。后上谕租股与商股一律作为私股，米盐款作地方公股。此事不知经其多少纸墨，乃得转圜，为湖南保存商利不少。惟未声明愿发还，仍恐横生枝节。（1148-1149）
七月下旬，湘中因蜀事大坏，汹汹欲动，湘绅颇为担忧，却束手无策。（1152-1153）七月廿五日（9月17日），铁路协赞会十余人到湘路公司，要求续举代表进京争路，并开促路会于公司，势不可遏。余肇康切实辩驳，诸人均无辞，而语较持平，逾两时乃散。是日湘抚余诚格派巡警道来公司，并饬巡防营统领往工程处弹压。其时四川争路，积至数万人围攻省城，势甚危急，余肇康等担心湘省为之**。此后局势急变，岑春煊奉旨赴川剿抚，闻命即行。湖广总督瑞澂电催收路，至于五电，急欲公司即交。湘抚约集官绅商议，余肇康认为此事殊未易易，容再熟筹。（1155-1159）
事虽至此，湘路工程仍然照常进行。七月廿九日（9月21日），湖南官绅试车，由长沙至株洲，各站均下车巡视一周，回程在车中诗酒欢畅，抵达小吴门车站时已经五点钟。其间湘抚曾三次电约前往，商议致电邮传部为公司各项股份事。（1159）后来得知邮传部欲于湘股分成发还。余肇康觉得既收商办为国有，又不肯出收路之资，实在无此情理。（1170）清政府接手路政的端方委派一人充任长衡购地员，每月140金。可是其人早经余肇康派充此差，开始每月仅12元，后来逐渐增加，亦不过加至30元。端方所给，视昔多至20余倍，即视今亦多至七倍。而总办会办更多至三百、六百、八百金不等，其余各员二三百金者不计其数。一月薪金即当余肇康所办公司两年有余。（1164）如此奢靡，湘路前途堪忧。
八月十一日（10月2日），湖南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召集官绅于铁路公司，斥骂协赞会各绅，谋收束之。余肇康认为此时公司除保股外无他策，仍申前志而已，（1173-1174）并觉得邮传部中似乎关于路事毫无方针，大有不生事端不止之势。“余数月来所接剧烈之信不知几许，解释之术穷矣。相与叹诧。”次日，余肇康等代湘抚拟复部电，与湘抚自拟的电稿相比，后者“较吾辈所代拟所争更力”。（1175-1177）十七日（10月8日），得知清政府同意发还商股，余肇康颇感庆幸，以为风潮可以平息。（二，1179）但实际上，一场席卷大江南北的暴风雨正在迫近。
尽管余肇康竭力为湘人争路，骨子里对清王朝还是补天而非拆庙。八月初一日（9月22日），接到谭延闿等人来电，告以七月二十九日奉旨开复原官。五载沉冤，终于恩复，客春奉起用之命，由吏部带领引见，今则可赴宫门请安。激动之余，以书顺字作卜。尽管心冷如冰，不复作出山之想，（1160-1161）余肇康仍然感激涕零。尤其是查知宣统登极以来，恩诏起复共二十余员，自己名列第四，前后各人均降一阶用，唯自己用原官，堪称异数。（1171）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湘路再度试车，湘抚以下各官及湘中要绅大都出席，往返二百十里，吃华洋合璧大餐，时运似乎有峰回路转之意。不料“是日武昌变作，遂绝笔于此。”（1184）随着武昌的枪声响起，余肇康的政治生命旅程画上了句号，后以清遗老自居，终老一生。
辛亥谭延闿一度北上，在京师滞留了五个月。出席资政院会议外，主要参与路事、组党、弹劾亲贵等项活动。作为湖南谘议局议长，他要为绅界和湘省争权；作为官宦之后，又要应付并利用各种官场关系。四月十一日（5月9日），他听说铁路国有政策发表，慨叹“辛苦数年，皆画饼矣。”十三日（5月11日），访端方，遇姜桂题等人，并由端方引入私室，告以盛宣怀托言路事。次日，到湖南会馆商议路事，皆主善后，不争路。两天后，又访徐世昌、端方、赵尔巽等，“盛宣怀来表明借款修路苦衷，其人盖极奸猾。”十六日（5月14日），接湖南谘议局电：“连日人心愤激，今日各界开会，到者万人，抚院宣示代奏抗争始散。乞即会商同乡京官职名再奏。如难挽回，恐不堪设想。”次日，谭延闿与在京同人赴张相公庙为京官草拟奏稿。五月初一（5月28日），逐次登门拜访亲贵，或不见，或敷衍。五月初十（6月6日），谒奕劻，坐谈良久，皆笼统敷衍之词。
湖南军政府都督谭延闿
谭延闿在京，积极参与官绅商界形形色色的组党活动。清季预备立宪，京师为权力重心，各种政治聚会名目繁多，松筠庵是重要的聚会地点之一。谭延闿曾经到此出席禁烟会，论禁烟办法，各执一词，敷衍了事。六月初一（6月26日），至松筠庵为云南片马事递呈外部，衣冠同往，堂官未至。而更多的会议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在松筠庵举行的资政院议员联合会成立会上，谭延闿当选为主席。四月十五日（5月13日）再到松筠庵开谈话会，以皇室不能竟当内阁，而况庆邸主言。全体议决由汤化龙起草，递呈都察院。四月十七日（5月15日）午后，又到松筠庵会议，起草报告弹劾庆王及亲贵内阁事，反对者甚多，皆主言法理不提奕劻之名，辩论激烈，及决议，反对者得胜。“此与北人交争第一次也”。十八日（5月16日）再次会议，“所谓弹劾庆王反对皇族内阁皆取消，可笑之至。”廿四日（5月22日）午前，在松筠庵开议长会，商议运动亲贵办法。午后开全体会，言《国民公报》事。次日，在松筠庵开会议论组织政党，到者数十人，雷奋、孟昭常互相辩论，毫无结果。此外，谭延闿曾与杨度等人赴宪政实进会欢迎演说茶会，多次出席宪友会会议，还经常到《国民公报》馆。四月十八日到该报馆时，有13位来人正在商议组织政党事宜。[61]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日趋尖锐，资政院反倒显得愈加软弱。组党活动的活跃，显示稍有政治抱负者转而准备另起炉灶的意向。
或许因为对各种活动会议感到无聊，谭延闿的应酬、游览、看戏日渐增多。六月十七日（7月12日），为资政院议员联合会最后一天活动。二十日（7月15日）起，谭延闿的主要活动转到学部主持召开的中央教育会，当日出席开幕式，二十二日被推为审查员。此后直到闰六月，都是开会。谭延闿对于会事不大热心，倒是参观清华园的印象深刻，并顺便参观了圆明园，详细记录景色建筑。会议期间与罗振玉谈龟文，又与湖南京官交际，并且四处远足。至七月初一（8月24日），羁留京师已经五个月。“流光如波，不胜嗟叹，更数十年不过如此，可惧也。”七月十二日（9月4日），谭延闿与同人乘车离京南下，次日过武胜关，抵大智门，到宝善公司，改乘轮船赴长沙。中秋月夜过洞庭湖，谭延闿诗兴大发，连赋数首。眼望平湖秋月，他不曾料到，数日之后，这一带将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掀起席卷全国的滔天巨浪。机缘巧合，张謇稍后也恰好过访武汉，两位省谘议局议长前后与武昌起事擦肩而过，正是他们与革命若即若离的象征。
[1] 自革命党人提出“敢以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口号政纲，帝制与共和便成为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一对范畴。其实，无论共和的本意还是当时中国人理解的今意，仍然包含有原典的古意与合众的西意。1897年孙中山提出共和适合于中国时，联邦制的构思就是其中要义。不过孙中山的创立合众政府虽然实际上主张民主共和，用汉语表达时却并非共和政体。中华共和国的思想，是在邹容的《革命军》不胫而走之后，才转而影响了孙中山和梁启超。戊戌前后的共和观念，具有上下共主、军民共和之意。庚子勤王之际，梁启超等人的兴民政，还是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两可之事。癸卯甲辰梁启超新大陆之行归来，虽然放弃在中国即时实行共和制的主张，仍然思考设法协调君宪与共和的两全之策。辛亥各省纷纷独立，东南的立宪党人转而主张共和，促使清帝退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试图以虚君共和来化解纷争，其他地方的立宪党人也设法调和帝制与共和，提出了帝国共和主义，主张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实行帝国共和制，设国王或大圣皇，与大总统并行，并且认为此举不仅能够平息中国的乱局，而且可以弥补欧美政治学说和政治建构的偏蔽。后来又有五族共和的说法。由此可见，共和的含义及其应用，远非仅仅与帝制对立那样简单。
[3] 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第6册，235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4]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丛书·汪荣宝日记》，765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5]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67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6] 《徐世昌日记》，稿本注。
[7] 胡骏：《补斋日记》，447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八辑之七二，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7。
[8] 王振声：《心清室日记》，见李德龙、俞冰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53册，66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9]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305～13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10] 《严修日记》编辑委员会编：《严修日记》，第3册，1652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11]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521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12]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1册，15～1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3] 吉城：《鲁学斋日记》，第5册，235页，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14]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64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15]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10册，6584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16]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5卷，3090～3092页，长沙，岳麓书社，1997。
[17] 湖南省博物馆编：《余肇康日记》二，992～99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18] 姚永概著，沈寂等标点：《慎宜轩日记》下，1176～1177页，合肥，黄山书社，2010。
[19] 《孟宪彝日记》（一），见李德龙、俞冰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61册，340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20] 《黄沅日记》，见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编：《清代稿钞本》，第22册，26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21]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1，6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五尺丛书”是由哈佛大学校长伊里鹗（Eliot）主编的一套收集古今名著的丛书，印成50册，总长度五英尺，故名。
[22]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5册，421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23] 《恽毓鼎日记》，521～520页。
[24]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687页。
[26]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1册，335页。
[27] 《绍英日记》，第2册，175页，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28]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王朝出现了40年的所谓同光中兴。虽然内乱外患不断，大体而言，社会还处于稳定状态。其间又推行了自强运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力。这样的光景，主要是由于国际金融市场在此期间金银比价变动，银价大跌，使得通行银钱制度的中国社会获得喘息之机，用钱的民众购买力增强，社会经济得以复苏发展。尤其是家庭式手工棉纺织业大范围推广，真正形成了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成为中兴的有力支柱。可惜清政府未能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实现富民强国，等到银价再度上升之时，才迫不得已推行新政宪政。在钱不值钱的情况下，民众还要同时承受赔款、外债、增税等多重压力，不堪重负，加之清政府措置失当，使得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急剧尖锐化，整个社会陷入剧烈动**之中，统治危机终于爆发。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以休养生息获得一定程度的长治久安，但与民休息往往只是作为缓解社会矛盾的临时性措施，而非以藏富于民为根本国策，王朝周期律也就很难被彻底打破。
[29] 关于四大金刚，说法不一：一说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积极参与爱国活动，在留学生中号称“四大金刚”；一说金邦平、张一麟、汪荣宝、曹汝霖四人﹐号称袁世凯旗下四大金刚；一说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为民初亲日派的四大金刚；一说留学生归国，大多偃蹇潦倒，独章宗祥、陆宗舆、汪荣宝及曹汝霖四人，大走红运。时上海林黛玉、陆兰芬、张书玉、金小宝四妓，亦鼎盛一时，名为四金刚，宦途中人遂以曹、章、汪、陆喻之为林、陆、张、金。揆诸史事，前三说均有可议，第一说显然与史不合，第二说亦有可疑，第三说则应为口碑的延续。据曹汝霖自述，参合相关事实，四大金刚得名，当始于清季汪荣宝、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四人同在京师参与新政。
[30] 《更革京朝官制大概情形》，载《东方杂志》，1906年增刊。《宪政初纲》，“立宪纪闻”，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06。此事迄今为止未见正式章程规制。清代制度，吸取历代经验教训，上下内外文武，分权制衡，机构只是为皇帝办事而已，以确保皇帝大权决断。凡有正式规制的体制机构，大都虚有其名，真正有力的却并无明文规制。而且一旦有了章程，便有虚化倾向。直到清季改制，才发生根本变化。所以，研究清代制度，考察章程条文与社会常情及其变态，至关重要。但据政书描述规制，容易以官样文章等同于实情。
[32] 《御史胡思敬奏官制未可偏信一二留学生剿袭日本成法轻议更张折》，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5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辛亥新正二十二日（2月20日），汪荣宝在宪政馆看过该折，指为攻击宪政馆，不遗余力，诞妄乖谬。当晚到肃邸，与善耆长谈。
[33] 空穴来风一词的本意，是有了空洞，才易生风。意谓事出有因。坊间或有误会，用作无中生有，意思恰好相反。虽然诸如此类的将错就错、以讹为正的情况不乏其例，如目不识一讹为目不识丁，每下愈况讹为每况愈下等，可是明显有别的是，其他转意的个例经过历史的沉淀，已经得到字词典的认可，有的日记使用本义，整理者反而特别注出时行用法。而空穴来风在字词典中的解释仍然只有本义，变意没有正式获得承认。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各种媒体、文艺作品乃至学术著述中，望文生义的误用已经极其普遍，知道原典的正解反而凤毛麟角，甚至出现以误匡正的怪相。这大概与五四白话文运动主张不用典的准则已被废弃，时趋好典雅却底蕴尽失关系匪浅。
[34] 清季仕途已经正杂混淆，但由保举、捐纳等途径为官者，仕进之道仍然相当崎岖。张鸣岐由幕而官，刚过而立之年便贵为封疆，堪称异数。不过，张鸣岐对于大清王朝并非忠心耿耿。岑春煊幕府中吸纳过不少保皇党人士，由此渊源，使得张鸣岐也与新党牵连甚多。还在广西巡抚任上，他就与因为鼓动革命被逐出康门的万木草堂弟子欧榘甲暗中合作，从事开矿等各种新兴事业，甚至一度对革命党人示好。虽然在朝廷与民意之间，张鸣岐不无投机之嫌，但是对于革命党的反清活动，开始并不愿铁腕压制。后来革命党人的广州起义将矛头指向张鸣岐，加之与李准等人的复杂关系缠绕其间，双方势成水火，矛盾遂至不可调和。
[36]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326～1327页。
[37] 《孟宪彝日记》（一），见李德龙、俞冰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61册，1～28页。
[38] 《朱峙三日记》，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2辑，23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39] 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编：《叶圣陶集》，第19卷，1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40]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1册，20页。
[41] 黄尊三：《留学、归国日记》，见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二，225～226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42]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1，68页。
[43] 温世霖：《昆仑旅行日记》，见李德龙、俞冰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67册，17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44] 晚清发配新疆的犯人为数不少，受到英雄凯旋般待遇的首推林则徐。不过林则徐是封疆大吏，政坛失足，不无再起的机会，而且师友门生众多，有人代为打点也在情理之中。温世霖却是一介布衣，一路之上常常受到优待，可见人心向背。功过自在人心，善恶是非反差如此之大而显，意味着清廷的权威已经丧失殆尽。
[45] 所见当为傩戏，如今视为上古文化的活化石，而当日以进化论眼光，则断为野蛮落后的标志。按照进化论的观念，世界各国各文化皆属于同一系统，只有程度差别，可据进化程度排列，分出先进落后，落后者应当追赶先进。既然属于同一系统，则造成优劣的原因判断最为直观的标准自然是比照有无。这样的理所应当至今在不少人心中依然存在，只是百年过去，多了许多例外，而显得并不那么天经地义。
[46] 清季改革，推行新政，预备宪政。为了切实收效，又在历来考评官员绩效的京察大计之外，另行设置考核州县事实，按照新政事业分类，制订指标，逐一考核，分别等级，以定奖惩。官员为了邀功升迁，必然投朝廷之所好，赶办各项新政宪政。加上朝野上下崇尚东学，仿效日本，进行方方面面的调查统计。而日本的所谓统计学，一方面为了掌握社会实情，一方面旨在衡量国际地位。当优劣排名的因素突出之时，实情难免蒙上许多的迷彩，各种浮夸假冒的现象层出不穷。有鉴于此，关于历史研究中如何统计以及如何应用统计资料，争议不小。闲置各式各样的统计材料不用，固然有因噎废食之嫌，但是直接引用各项统计数字来说明事实，又过于表象，而且难免太多的例外，令人根本怀疑统计的可靠可信。窃以为，除了各种必要的条件，从两方面入手，可以善用统计，而避免滥用的弊端。其一，不要将统计数字等同于事实直接加以引用，而要像对待一般史料那样，首先进行多层面的验证，尤其是考察研究统计是如何做成的，包括如何设计统计事项，由何种机构负责，具体执行者有无相应的专门训练，是否严格按照规程操作，是否有违一般常理以及因时因地而异的特情等。若能将统计进行的历史详细还原，或许较征引统计结果更有助于理解历史。其二，从其他相关记述予以印证，看统计结果能否与其他资料相吻合，官方的督察，报刊的报道，私家的记载，都有可以比勘的空间。尤其是像温世霖这样在流放途中一路实地勘察，可见在纸面栏目中那些令人心动的数字背后，实际情形千奇百怪，撕开装饰，不过如此而已。诸如此类的情形后来一再发生，抗战期间迁徙大后方的长途跋涉过程中，原来身居闹市的知识人亲临其境，耳闻目睹，发觉战前国民政府的许多成绩，如农业改革等，其实往往是空有其名的表面文章。
[48] 《严修日记》编辑委员会编：《严修日记》，第3册，1650页。
[49] 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严修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90，误作闰六月十六日。
[50]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646页。
[51] 中华职业教育社出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1卷，6页，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
[52]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11，6660页。
[53] 吉城：《鲁学斋日记》，第5册，255～270页。
[54] 张棡著，俞雄选编：《温州文献丛书·张棡日记》，160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5] 《黄沅日记》，见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编：《清代稿钞本》，第22册，292、298页。
[56] 因缘外力理解中国，已成晚清以来中国人普遍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由此造成认识上的许多似是而非。典型事例之一，是关于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论述架构。尽管今人断言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并且以城市与农村以及城乡关系架构为研究古代中国无须验证的当然前提，实则清代以前中国并无所谓后来清晰分界的城市与农村，更谈不上明确的城乡关系。在观念上，固然很少有城乡之别，在体制和事实上，也很难将城乡截然分离。近代以来的认识架构，显然既有欧洲中世纪城乡分立的影子，也有明治日本城乡自治的痕迹，还有近代列强在华租界特殊地位的联想效应。而在中国，有身份的士绅往往在城镇有商号店铺，在乡下有土地田产，甚至一般流民也可以各种形式在所谓城乡之间游动。此外，省府县治同城的情形，也使得区分城乡分界相当困难。一般而言，亲民牧民之官并不会刻意或在意辖区的城乡之别。清季受欧美日本的影响，城乡分别的观念日渐明晰，所谓城绅、乡绅之说开始流行。即使如此，作为正式的行政层级和区划，城乡分别仍然令人困惑。预备立宪时期推行地方自治，制定颁行《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第二节专门规定“城镇乡区域”，凡府厅州县治城厢地方为城，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各地方，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镇，不满五万者为乡。人口若有增减，要经一定程序变更乡镇地位。（《宪政编查馆奏核议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并另拟选举章程折附清单》，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7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这样的原则规定，不仅与后来的城乡之分并不完全对应，具体操作起来也存在种种困难。例如府州县治的城墙之内为城，在城池完备之地似乎不成问题，而毁损失修之地就有些麻烦。至于城厢，究竟如何与镇、乡分界，大概多是因循旧惯，很难找出具体标志。从葭沚镇的具体情况看，设置即有户口多寡的考虑，若以人口变动为地位变更的准则，或许升降过于频繁。只不过直至清亡，并没有正式的城市建制，民初各地才陆续开始行政设市。国民政府统一后，加快城市和市政建设，加强户籍管理，居民的流动性逐渐受到控制。20世纪50年代以后，城乡居民的分别更加严格，身份日趋固定化，以至于要想变更身份，几乎比登天还难。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学人有意无意会将个人感受带入研究。
[58]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5卷，3093页。
[59] 湖南省博物馆编：《余肇康日记》二，996页。
[60] 该版本是日的日记有错页，与第1077页重复。
[61] 《国民公报》原为国会请愿同志会机关报，由徐佛苏主编。1911年，国会请愿同志会改组为宪友会，《国民公报》交由徐佛苏独立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