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变与乱
8月下旬，四川保路风潮越闹越大以及同志军围攻成都的讯息就通过报纸等渠道不断传到武汉，使得当地的“革命暗潮日甚一日”[24]，学生已经无心上课听讲，暗地里都在交换革命的消息。革命团体的联合以及军学两界的沟通加紧进行，许多组织和行动准备，如文学社与共进会合并，汉口孙葆仁冒孙文之弟改名孙武以号召各省等，当时就已经成为半公开的秘密。朱峙三虽然没有参加革命组织，可是认识的各校同学中有不少是加入者，所以诸如八月十五动手的信息，从不同渠道不止一次传到朱峙三的耳鼓，只不过将信将疑，一笑置之。
八月十三日（10月4日），朱峙三突患急症，大量吐血，卧床休息期间，革命即将发动的风声日紧，牟鸿勋、彭楚藩等人活动频繁，虽然八月十五夜未生大变，三天后武昌已经实行特别戒严。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黎明，各种消息纷至沓来，知有革命同学被捕，“两斋同学互相叹息，以为此次革命不成，反牺牲学生、兵士性命不少矣”。（253）并对学堂当局不肯保全被捕学生愤恨不已。又风传督署已获革命党名册，在学校、营盘按名搜捕，知情者隐忍不言，受牵连者惊恐万状。入夜，枪炮声四起，一夕数惊，生病在床的朱峙三惊魂未定，不能安枕，既揪心于革命党是否起事，又担忧自己的病体，希望回家静养。次日天将明，获悉革命军起义、总督逃匿的确信，炮声隆隆，似向督署进攻。朱峙三等“默默无语，各人准备回家”。上五府同学中有几位是共进会员，留堂几日，暂看情形。其时学堂当局俱已先逃，朱峙三“病急待调治休养。起义复仇固可喜，设各省无响应，一旦北京满兵开到，无异以卵碰石也。思至此，各同学心慌乱殊甚”。（254）十一时，听说文昌门已开，欲出城者，须趁时渡江，同学中知内幕者留守自治，其余散归。城门及码头，人多拥挤，达官大贾眷属，纷纷逃往宁沪等地。
次日舟抵黄州，回到家中。黄州距省城不远，可以听见炮声，却信息闭塞，全然不知近事，昨日还在演戏。家人听说起义之事，“相与骇异久之”。“恐时局再变，须下乡至舅父家避之。”（255）此后，从武汉水旱路回乡者络绎于途，尤其以学生和商贩居多，影响所及，各州县人心也开始浮动，流氓拦路抢劫，社会秩序陷于紊乱。朱峙三与妻、姊及甥儿女等避往乡下舅父家养病，传言纷纷，不得确信。待病体稍愈，“关心革命事，因自病已忘却。只愁何日太平，俾予就事有地，使家中老幼得温饱耳。不然，以六年所学，刚毕业即遭世变，全家人缺衣食，非为人之道也”。（257）
九月初一（10月22日），湖北发生日全食，“乡间乃知以盆贮水观之，甚清晰。食既天黑，见日旁一星甚明，奇观也。此与庚子年八月朔日日食相似，政治大变乱乃有此象，满洲皇帝或者命运已终欤？此则吾辈之愿也”。（258）次日，其父从县城托人带来《中华民国公报》，朱峙三终于了解到武汉的确实详情，知道湖南、江西等省响应独立。乡间自早至晚，闻汉口大炮声不绝，得知连日交战。传闻黄兴到汉口，孙文则无下落，未见如何举动。且黄兴来亦无起色。汉口民军战况不力，朱峙三担心满运未终，汉人不能复仇。
九月十五日（11月5日），同窗好友张肖鹄托人带来口信，请朱峙三“速往省就事，不要在家受苦。牟鸿勋、任素、蔡良村具有权力云云”。（259-260）而朱峙三原来的塾师认为，两湖仁、义、理化同学当部长者三人，就事不难。“不过清朝深仁厚泽，汝与贤智已入学，不能效若辈大逆不道云。予笑谓，吾师未看过《扬州十日》、《嘉定屠城记》，乃如此说法。满汉界线严，朝廷二百余年视汉人为奴隶，此与元朝何异耶？程师不欢而去。”（260）此后，陆续得知同学张肖鹄在内务部任总务科长，颇有大权，内务部次长周之瀚也是同学，李春萱任财政部长，“宜速往省谋一知事缺，较胜在家中困守也”。（261）朱峙三一则不好意思；二则大病初愈，父母嘱其静候；三则谋官还是就一报馆之事，有些犹豫；四则武汉战事仍不明朗，“程师连日来谈时事，总不愿予往省，谓满汉天下尚难定为谁手也。”（262）朱峙三面对各种传闻，觉得不大可靠，感叹道：“噫！满人何日消灭，俾吾辈早到省得就一事以养亲，还各处积债耶？思之烦恼无已。”（263）
此时州县的风向也开始转换，分散回乡的学生有的组织防军团练，镇守地方，新任知事也已经到任，着手恢复秩序。朱家贫寒，“缺钱只有再向鱼行及洪小坪临时借用。人情势利，知予省中有同学当权，借钱较易也”。到了十月下旬，得知武汉详情，看报又知“湘、桂、粤、川、苏、皖俱已独立，满廷恐慌万分，满运终矣。吾侪尚困守县中何益？”（264）加之获悉军政府设招贤馆，“凡从前未加入革命者，谓之投效”，（266）回乡的学生纷纷前往记名候用，而老师同学也劝其早日到新政府谋差办事。儒学的彭烈五老师就告以“贵同学各部均有重要职权，似宜早去就一美缺为妙”。（265）
恰在此时，与朱峙三关系甚好的同学张肖鹄因该县知事被人控告办事不力来县查证，告以“如就知事，此时去似嫌迟矣”。同学在内务部者不过七八人，且系起义时未离武昌之上五府人。“设非从前参加革命开会之人，难望就独立之事云云。”临行嘱朱峙三“月半前到省就事，迟则无相当之位置矣”。（266-267）张肖鹄专程前来查访，显示军政府对于下属纠纷处理起来慎重负责，丝毫不苟且，亦不偏听偏信。倒是开来县里的一营学生军，人品流杂，纪律不佳，其中只有三分之一是真学生，营长还有几分流氓气，给人印象不佳。
叶绍钧与叶昌炽同在苏州，对形势的感受却截然相反。自川路风潮的消息在报刊上披露，叶绍钧的心情就随着局势的发展变化起伏跌宕。他在日记中写道：“川省以铁路国有事持争已久，唇舌文墨已不知费去几许，眼泪血涕亦以随之……呜呼，前数日报上固已有四川宣告独立之电矣，何以独立之旗犹未见拂久于蜀山顶上也？伤哉我同胞，何以丁此世而罹此凶哉！要知此不良之政府，此万恶之政府，此犬羊之政府，断乎其不可恃矣！川人川人，抑既已误于前矣。如此之政府，何必向之要求，即要求而得之，须知要求所得之权利，决非黄金世界吾人神圣自由之权利也。此等政府只值破坏。川人亦既已误于后矣，故虽无破坏之力而且脱离之。独立乎，独立乎，我日望之矣。更求川人毋吝其血与骨，以终成之也。且万物非经破坏难以建设，盖物理固然也。则欲救吾中国者，又非独望川人，吾黄帝之子孙皆其责矣。”[25]满怀这样的寄望，他课后即往阅报室阅报，喜怒哀乐，皆由耳闻目睹而转，没有消息，则“蜀山西望，郁郁余悲”。（31）报载风潮平息，“则独立之旗犹将不现，令人望断巫山矣”。（32）传闻川中推举大总统，“见川人重复发难，有再接再厉之势”，“我虽非川人而亦代为川人喜，深望传闻之非诬也”。（33）
武昌起义爆发，叶绍钧认为“武昌据天下上游，可以直捣金陵，北通燕赵。从此而万恶之政府即以推倒，亦未可知也。自由之魂其返，吾民之气当昌，其在此举矣。望之望之”。（35）获悉各地纷纷响应，又希望“英雄四起，当能一扫妖氛，光复神州。我思英雄，英雄固有其人……盖中国不改革，则不能有起色，终此因循，或竟致为奴为隶。苟一改革，则我至勇至慧至有能力之同胞，皆即为少年中国之分子。而今果改革矣，乐又何如！”（35-36）并赞扬革命党“纪律严密，深合乎文明进军之举。智仁勇三者，党人盖兼有之矣”。（36）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千古忠魂夜入梦境。
形势的发展风起云涌，该校具有反清革命意识的教职员加大了宣传力度，监督训话时劝学生剪指甲去发辫，“盖此二者为我国之特点，颇超然自异于世界，而亦即我国物质野蛮之表显，毅然去之，固其宜也”。叶绍钧从未留过指爪，“不自知觉居然得比于文明之列”，辫子则“不知何日得并州剪刀以割去之也”。（31）连出题作文也与革命有关，中文题为“送中国赤十字医队赴武汉救受伤军民序”，英文题则为“Revolution and ill government”。（42-43）阅报“见‘胜’之一字固无甚惊异，盖如此正正堂堂之师，本当胜也；而闻不利之消息，则闷郁特甚。苟瞑目静思，革军如一不利，再不利，而终止于消灭，则其后之情景当不堪设想；而若吾侪者，尚何以为生乎！”（39）因为心中不畅，上课亦呆目充耳，若未见闻。同学们上课时将报纸带进教室传阅，见革军胜利消息，皆喜形于色，暗相告语，不顾先生在讲台上。课毕又转告各班同学，自习室欢声雷动。回家将报纸呈大人阅看，亦欢愉之状流露于言辞之间。
不过，尽管叶绍钧等人可以作文“士君子常以转移风气为己任论”，耳闻目睹局势一日千里的突飞猛进，却始终没有动手响应的计划和行动，学校仍然上课，学界忙于开运动会。对于原定在上海举行的苏省各校联合运动会因鄂军起事而停办，叶绍钧感到可惜。眼看风声趋紧，家在乡下的同学纷纷返回，叶绍钧指“此等举动可谓无意识已极，皆由见事不明，胸无定见故耳”。可是他也只能抱怨道：“独恨吴地兵士亦曾少受教育，智识既开，见解正当，而何以绝无动静也？”（38）
革命可以推翻清朝，也会引发动乱，反清人士对此顾虑重重，“胡先生讲及近事，谓扫除恶朽，改造神州，本属大英雄之事，若其人者，固当顶礼膜拜之；而或有不逞之徒乘机淆乱，则大英雄之信用名誉将为所玷污，而众同胞之身家性命且辗转沟壑矣。一再思之，势殊可危也”。叶绍钧颇有同感，“噫，是实大可虑，不知彼大英雄者其有以补救之乎？”（35）有同学接到来信，说南京军队起事，总督逃匿。“此语传遍全校，皆哗然。或则喜而舞，或则惧思归。”叶绍钧心乐莫名之余，“然更有可虑，苟机户而乘此复扰乱者，则将如何？余以为唯一之善法，只有富出财，智出谋，召机户而告之，共图恢复以应革军，以建共和。否则一乱且将大受其害也”。（41）
九月上旬，同学汇集各报消息，称十八省省城，只有南京未动。叶绍钧感到欢欣鼓舞，“从此以后，腥膻尽涤，大耻一洗，汉族同胞共歌自由，当即有一共和政体之中华民国发现于东半球之东，乐矣哉！”（43）更加期待南京有所行动，“得南京则东南定矣”。风闻南京旗人非常野蛮，叶绍钧认为“各处起事，虽由诸同胞之良知发现，而其地有旗人居者，大都由旗人激之使然……虽尽杀之未为残也。盖杀人固不合于平和世界之人道主义，而杀不平和无人道之人，正所以合兹平和世界之人道主义也”。为了稳定金融市面，他希望“我人先自起事，遥应鄂军”，眼看“居于可以为原动力之地位之兵士”依然不动，相当不满。（44）对于城中居民异常恐慌，纷纷迁家往沪上或下乡避难，河中装家伙之船首尾相接大不谓然，“不知此次之革命为政治为种族，岂为盗贼之欲肆行抢掠哉！……正所谓本无事而自扰之也。一般人如此无目光无定见，亦大可虑。而人心乱，秩序乱，实当归罪于此迁居之人，此一般无目光无定见之人”。（45）同时与顾颉刚等人反躬自省，“谓如我辈人最是无价值。在胸中自以为见理明矣，主见定矣，而知而不行，等于不知。虽然亦有种种阻碍种种牵挂使之然耳，独不能去此阻碍与牵挂，我辈究竟不是英雄，唯有中心暗叹而已”。（45—46）
稍后，清廷下诏罪己，宣称改造内阁，概屏亲贵，实行立宪，开放党禁，叶绍钧洞察其心，认为：
苟风潮一息，行见蛇蝎之手段随之而施行矣。语虽可怜，其心不诚，不足信也。而欲求语出于诚而能见诸实行者，于满政府是必不可得。我知我有毅力有勇敢之同胞，必不以此而少缓其征伐以姑赦之也。又知龙蛇方将启蛰，然之各地之同胞必不以此而动其恻隐之心以姑忍之也。在余则以为世间有“君主”两字，为绝大不平事。君主善与否，皆当锄去之。盖君主自己承认自己以统治众人，为侵害众人之自由权也。则清政府有君主，固当倾覆之矣，奚论其他。（46）
关于革命和人民的责任，叶绍钧又有进一步的思考：
九月十四日（11月4日），上海起事的消息传到苏州，叶绍钧一面为其过渡迅速平稳有序感到欣慰，一面料想苏州起事可以立待。果然，次日清晨，便得知苏州于昨夜起事，中华民国军政府之示遍贴路旁，叶绍钧“驰至校中，则校门上高悬白旗，诸同学方在门首欣跃也。相见后各致慰贺”。听说此事由苏抚程德全“主其谋。程公夙有兴汉之志，唯秘不能宣，其后上下各相授意，乃于昨日召各官长会议，皆喜悦赞成……不流血，不放枪，安然革新，皆程公明察之德所致也。吴人得公亦云福矣”。（49）
独立后的苏州，不过各处悬挂白旗，但在叶绍钧看来，却是万象更新。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学团，巡街站岗，维护秩序，并和同学们一起剪去发辫，大有“我生自今日始”之慨。（52）武昌起义仅一月，各地克服略遍，叶绍钧以西国革命史亦无如此迅速，自豪“诚吾族之光”。（53）
民军进攻之前南京居民迁徙之状
不过，即便和平光复，出力也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因为连日巡街，腿酸疲惫，叶绍钧难以坚持，欲回家休息，又不免自责，“办学团所以保卫地方，使军士得尽力于外，无内顾之忧，则我侪虽不从军，亦少尽天职矣。乃因力疲而即不肯勉力从事，尚何天职之能尽？余素不肯居人后，今若此，转而自笑”。其时沪上组织学生军、学生北伐队，苏州亦有发起者，而该校“则寂无其人肯投笔从戎。我校素以雄健称，而若此，对入军之学生同胞当愧死矣”。（54）更有甚者，该校有36人签名加入学团，听说“学团须补助军力之不足，将来或有临阵之时，于是众皆惊骇，向学团总机关索还签名单，甚或有主张解散吾校学团者。今虽不解散，唯须重行签名，真愿意者签之，而竟无其人，可笑可叹更可耻也。虽然，当必有其人，不过少数耳。余亦行将签名也”。（55）对于自命不凡如己，既不肯投身军界，担一分扶汉之责，又不能下帷攻学，修将来更进之功，感到羞杀。（56）其时学校经费无着，只能停课，学团也宣告解散，同学一时间无所适从。
面对形势和前途的不明朗，叶绍钧常常和同学顾颉刚、王伯祥等人长谈，探讨个人力所能及的挽回世道人心的办法途径，“论及现今一般人民皆以为我侪小民，可随意于双方之成败。不知此次而苟再失败，吾同胞当失立足于地球之权，唯有蹈东海而死耳。况鄂省未见得手，南京尚未能下，燕都犹在，虏酋未除，正一发千钧之时之势，奈何有此等坐视成败之人，可叹。要知非必荷戈疆场而后云担负，即为地方办事，为军士募饷，以至逢人谈吐隐带劝导，亦未始不少尽职务也。上二项我无此能力，亦为其次矣”。（64）又认为“今世人心，固执者尚其大半，无定者亦非少数，似此任之不顾，终难构成此大民主国。而欲革人心，自非口笔不能。然用宣讲，用小册，若辈方将引而避去，以为导之入邪道者，则口笔亦难收其功矣。人心之得尽革，其在百年以后乎？为之嘻吁。此身定当从事于社会教育，以改革我同胞之心，庶不有疚于我心焉”。（65）早晨醒来，“朝床中，思近时当救之人心约分两种，一则胸无定见，徒自壁上观人；一则心存谬解，妄自怨恨改革。当为文以救之，以作瘏口之忠告”。（66）随即撰文寄与沪上《时事新报》。
自我勉励之外，又寄望于大英雄。叶绍钧坚决反对南北和谈，认为双方敌对，非战争不可以解决，民军意在成一大民主国，与北方无和可议，所谓停战议和，不过北方的缓兵之计，待兵多饷足复将起而挑战。“故此时只有战，不可和。”（69）获悉孙中山归来，则喜出望外，“我国革命之首倡者，实推孙中山……奔走数十年，举事而未成者屡矣，近复于外洋筹划军饷，迭有巨款运进。全国人心中之第一任总统属望此公矣”。（72）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消息公布，叶绍钧认为：“君久历欧西，一切文明典制定必了然于胸，此时组织临时政府，当能惬我同胞之心也。”（74）其时苏州已经出现一些新气象，组织了北伐先锋队，同学中有人前往上海参加学生军。因为军饷缺乏，该校同学还准备排演新剧，得资助饷。叶绍钧“闻之大喜，即欲编辑脚本，用时事而寓劝化之意。在苏演数日，更可周历各乡，可以广教育，可以集多金”。（72）全国国民资格研究会在苏连续开会宣讲，浙军士兵持剪刀沿街见有留辫者，即强行剪去，儿童游戏，亦扮作军队模样。
就读于清华学堂的吴宓于八月廿一（10月12日）晚阅报获悉武昌革党举事的消息，其反应是：“乱事方炽，正未有已，吾不知中国前途如何，果于何时灭亡也！吾辈又将如之何而可乎？”并为陕西尚号太平、毫无动作感到庆幸。只是“国社危灭，恐桑梓亦只燕巢幕上，庆旦夕之安而已”[26]。由于形势危急，学部和外务部大臣不能照例前来出席该校的开学仪式，只好展期。
从各种非正常渠道纷至沓来的消息相当复杂，一方面据说革党极为文明，极守秩序，商民人等丝毫未受扰害，另一方面，廿四日（10月15日）京师实行戒严，各银行“日来迭遭倒闭。缘商民人等自闻乱事，纷纷执钞票向钱店索支现银，该银行等一时存款无多，不能应付，故有此现象。余入城时，信成银行及其他钱店门口，皆有多人拥挤喧嚣。巡警群驻，力为排解保护。而虽用现银至钱店亦不能得兑银元，经济界之恐慌盖可想见。”据称其原因“实因政府诸大老皆谋自逃之计，庆王首向大清银行提出金币三十万两，他大臣亦略称是，人民见之，不知事果如何危急，纷纷效尤。而各大银行以是而皆十分空虚”。（162）
有国文教员告以调查所得的信息，仅有武汉失守，其他各地则均系讹传。“惟政府近来焦虑异常，诸大老毫无能为，惟互相悲叹而已。”胜负取决于袁世凯的动向。吴宓的感想是：“呜呼！袁项城乎，吾为君谋之审矣，不知君果何决也。又余思革党势力尚微者，以弗能鼓动一般人民前冒锋镝，而仅以最少数、最有用之人才为军前之牺牲而犹患不足，非良策也。然处中国则又与俄国等异，一般人民断不得而煽惑之，故此次如又失败，则损失不可亿计。然由是知政府之实力，决不可时【恃】，而变乱频仍，恐仍相寻而未有已也。”（163）关于袁世凯的行止，吴宓认为“不往为善，盖此行无论胜败如何恐皆不免，何必再于今日之时代，强作第二之曾、左哉！况其事之顺逆、势之倒置、利害之大相悬殊，又有如此者乎？”（169）
事变仅仅一周，清华同学人心已乱，纷纷请假归里，或避往津沪，无法逃避者，就只能听天由命，惶惶不可终日。对于局势的胶着，吴宓心情矛盾，“使革党败，则官军殄之戮之指日可尽；若是则京师无丝毫之危，然其斫损英杰，沮伤元气，夫岂吾人之初望哉？然使革党战而获胜，则渡河而北，京师戒严。京师所需粮米咸仰给于东南，使交通断绝，则京师之民米食不足，加以经济界之恐慌，势至百物昂贵。人民无业而乏食者多，则必流寇纷起；土匪之祸扰，实在吾人意计之中……此事成败消息现虽难定，以意度之，革党决不能获胜利，且即使如何如何，吾人岂遂必有性命之忧乎？且吾生毫未履危险，今即使京师有事，使余能于此危境中安稳渡过，则能广增闻见，多添知识，事后谈之，亦津津有味，且多能掇拾逸闻琐事，为他日著书之资料”。（164-165）思前想后，决定以静制动。
稍后，京师禁止报纸刊登鄂事，封锁消息，实行戒严，加强巡逻，市面看似稍定，实际上却暗潮汹涌，各种传闻不断。吴宓得知陕西亦曾于中秋夜密谋发动，不幸失败。“陕人而有革命思想，是亦陕人之进步矣。”（168）他平时常说陕人程度低微，“尚无为革命军之资格也”。（170）或者担心革党株守一隅，“则闻此次革党实目的远大，谋划周密，有真令人惊服者”。（169）又获悉“革党在鄂设施制度，一切迥有规模，气象蒸蒸，方兴未艾。而政府则萎遢，一无所为。将来事局如何，实未可以预卜也”。（171）
到了九月初五（10月26日），吴宓已经确定“北京不远定要大变动一次。彼时吾辈则各如何如何。能经此一番离奇变迁，目睹而心识之，亦人生不可多得之幸事也”。（172）清华园周围多系满人居住，校内巡警亦皆系满人，加上城里派来的侦探，不再保护学生，而是防备学生，万一指为谋逆，只能束手待毙。而开往津沪的车船价涨益数倍，原来读历史、小说所见末世乱离之际的颠沛流离，将不仅亲闻，而且或许目睹身受。其时清华同学一半已纷纷逃走回家，京中乱象再起，官员眷属多送回籍，津沪人满为患，京津、京汉路或将停运。因为钱物不足，吴宓已做好沿途乞讨的准备。去留不定，万分焦虑。不得已，只能居留以待。校方禁止学生擅自来去，且不准请假，欲去者视为自行退学。可是禁而不止，去者依然络绎不绝。“要之，吾辈以不能他去而留此，留此以待天命。将来生死安危实难预卜，非谓确信监督力能保护吾等，而竟放心居此也。”（176）
九月初八（10月29日），吴宓进城，在三原南馆看到《民立报》，“其中盛称革命不遗余力。盖北京各报极力辩护，言毫无事情，好传荫昌胜仗，实皆不可凭信。而上海诸报则极力鼓吹，言革军之多胜利，实亦有过分语。吾辈今日处此，如在梦中，外间真确消息毫未闻知”。其时“京官眷属业已纷送出京，其逃避出京之人，日不可以数计。城中各校学生业已尽退，几乎全空，而仍上课维持如故。京津等各火车，日售票至三千余张。而以拥挤不得上车而复归者，每晨又数百人。由津至沪轮船之拥挤称是，船价确已涨至二十五元。而天津旅店客栈等处，住客已满不能容。北京亦然，租价日增。而北京市面恐慌尤达极点，汇兑亦几不通，诸人皆告窘乏”。（177）山西会陕之路亦遭梗阻，骡车一乘，由太原至蒲州，价银至八十两，诸同乡因而皆阻滞太原。吴宓原本打算向人借钱，以为危急时逃往上海预计，也只得作罢。
次日重阳节，吴宓孤身留京，又在战云密布、风声鹤唳之中，毫无安全感，京师捕杀无辫之革命党的讯息传来，虽然监督、教员声称清廷连下五道诏谕，乱事可平，可免忧患，政府改良政治，革命将停止，吴宓仍将信将疑，“果政治上能得少许进步，然亦以多人之血易之而来者也，实则其果能改良与否，亦未确定……将来结果，或革党解散败灭，或可保有南方各省，成一完全对峙之独立国，皆未可知，但必经一番极有意味之变动也”。（178）只是就当下而论，土匪、满人为祸之忧暂时稍纾，略为心安。而同学去校者仍然源源不绝，第四年级仅11人留校，相比其他班级，已是较多。
九月初十（10月31日），“自鄂事发生以来，至今恰二十日，余等既忧国势之将来及世界之变迁，复以乱耗迭传并为故乡虑，为家中虑，而又为一己生命之安危虑。以故，心常大扰，皆毫未习学课”。（178-179）局势不定，前途未卜，吴宓进退两难。本来抱定不动的决心，各种消息传来，复又动摇。同学日日有去校者，到11月初，同级只剩下10人，上课不过七八人，不去者亦大都无心学习。据说滦州兵变，派马队200来京驻前门外，强行要求十二事，政府开始拟炮击退之，后又全行照准，其狼狈之状和北京之危机盖可想见。
五天后，上海失陷的消息传来，晚上，监督范源濂在高等科礼堂开会，高等、中等两科学生悉数前来，总共不过百一二十人。范源濂告以事情紧急，人心惶恐，学生多数已出校，中国教员也纷纷请假辞退，教课无法进行，决定停课一月，届时看情形再议延长之计。诸生回家、他往或留校，可以自便。管理员和美国教员及眷属仍留校，本校巡警已经全部换成汉人，美国公使允诺事急可派兵前来保护。
这时的吴宓已经向着同情甚至支持革命的方向倾斜。他听同学告以清华园旁一位80老翁的亲历故事，“此地平日满人骄横虐待我族之事，言之若有余痛焉。又云满人者，平日不谋生业，一旦有事则首起而为土匪，纵行抢掠人民，受之者殊深惨痛……呜呼，日日言排满，排满岂可容己之事乎？其凌我族者至矣，果可如是如是而遂止耶？”与之相对，又“闻黎元洪在汉招兵，有一十三岁之童子前往军中投效，其母哭而送之，旁观者咸涕泣。或以其幼，劝之勿往。童厉声曰：余此行将欲尽驱胡虏，复我父祖之仇，顾可谓我幼而遂尼我行耶？意者此童之父若祖，生时必受异族之欺凌以死，童乃怀斯苦志磨砺以需。其言之也痛，而其志诚壮，莫谓我族遂无人也。坐是则光复大业，其或可期。余等之碌碌无行，有愧此童多矣。然而世变未已，他日英雄俊杰之见于世者，当不以此童为止也”。（184-185）
稍后，风传天津失陷，北京风声日紧，在上海的父亲来函嘱其赴沪，吴宓身无分文，夜不能眠。九月十八日（11月8日），美国公使来函称无力分兵保护校园，美国教员多有搬出者。校方宣布暂行解散，将余款分给众人做旅费，吴宓与几位江浙籍同学决计次日南下赴沪。临行回顾清华园风物，怆然欲涕。一路上舟车颠簸，历尽艰辛，一周后终于辗转抵达上海，“宓殆为半死之人矣”。[27]
已刊黄尊三日记关于辛亥武昌起事一段的记录，时间与内容均存在很大误差，当为整理出版时出现错误或事后调整所致。由于日本报纸关于中国局势变化的报道相当及时，日记的署期须参照事态的发展略作调整。据10月31日补记，自9月22日至10月31日，“此四十日中，课事如常。唯四川铁路风潮日形紧张。革命潮流亦随之播**，日甚一日。留东革命党人向内地进发者，日有多起，不久或将有大事发生”[28]。而事实上，“将有”实为“已有”，从川路风潮到武昌起事，黄尊三可以从每日报纸报道中了解到即时信息。
自从武昌起事，每日早起阅报就成为黄尊三的头等大事。获悉革命军占领武昌，总督弃城逃走，黎元洪出任首领，“欣喜欲狂，绕室彷徨，不知所措。同居日本友人某君来余室，以最恭敬之容，为余贺曰：贵国革命军已占领武昌，前途颇有望，足下之感想如何？余笑而答曰：此当然之结果。余无他愿，唯祝早日之成功。余不久亦将归国效一臂之劳耳”。随即出门至各处探听消息，共议归国之计。当夜翻来覆去，不能合眼，天将明才模糊睡去，梦魂颠倒。“时而梦入革命军，奋斗于炮火之下；时而梦占领南京，开庆祝大会。”（257）
次日得知清廷派荫昌、段祺瑞统大军南征，“同人之在东者均为革命军虑，盖恐其不敌也。余意荫昌庸碌无能，段为汉人，未必肯十分效忠满清，似不足虑。只要占领上海、南京，则大功成矣。革命党闻讯，纷纷归国。余思去武昌观看形势，友人多劝阻之，以为俟上海占领后，一同归国，否则危险实多。余因友言，又以旅费无着，只好暂为观望”。接着革命军占领汉口、汉阳，军势颇盛。日本各报同发号外，日本人心为之震动。留学生之在东京者，几全体罢课，到处开会庆祝。总会亦开大会，研究回国办法。到会者数千人，群情汹涌，一致主张归国，为革命军后援。（257）
此后人心随着局势变化而起伏。自袁世凯起用消息传来，学界同人深为革命势力危。“因袁氏颇负人望，且多机谋，如为清廷效死力，则成败究难逆料。余意袁为汉人，前此受清摄政王之猜疑，几不保其首领，今虽起用，岂遽效忠满族？然自有袁世凯起用之说，而清廷之危运为之一转，可见人才之关乎国运也。”（257-258）
上海光复后，江浙动摇，革命势力一日千里，黄尊三决计归国。“斯时民党要人，均已离东京赴上海，留学生亦纷纷归国。公使与留日监督早已不知去向。各省官费亦停，筹措川资颇非容易。”有同盟会员借其30元，又将衣服书籍典质30元，欲买船票。不料一星期内的船票早已售尽，只得静待。湖南独立后，黄尊三决心请假即刻返国，购定船票，同学中有欲行而无川资者，拟结合团体，共同行动。原来态度守成者也欲赴奉天，运动赵尔巽反正，并促熊希龄南下。云贵川粤相继独立，南京亦指日可下，结团归国者达20人，另有湖南官费生多人，因为官费停汇，缺少川资，困守东京，欲托黄尊三回国后向谭延闿交涉催款。（258）
11月22日，一行20余人从东京出发，到横滨上船。三等舱均占满留学生，高谈阔论，喜气洋洋。船主对其特别优待，以三等舱船票而开二等伙食。“同人在船上或演说，或看电影，或听留声机器，颇为快活，不觉旅中生活之苦。”（259）
11月27日，舟抵上海，知南京已为革命军占领。上海市面五色旗高悬，到处开会庆祝，景象焕然一新。看报则“千篇一律，无不歌颂革命军之胜利，或鼓吹北伐，或主张组织政府于南京。而武昌消息，则反寂然也”。到中国公学访友，知“中山先生不日来沪，南京政府不久将出现，满清之倒，不成问题。而建设则颇不易，来日问题正多也”。（259）
两天后，到张园参加国民大会，演说者主张组织北伐军。临时捐款颇踊跃，夫人小姐们将随身所带金器捐助者不少。黄尊三仅剩数元，也乐捐一元，以表赞同。其时袁世凯将出而节制清军，武昌或将不守。南京新复，人心未安，革命前途，颇觉危险。日本某报社论，竟倡干涉论调，阅之愤慨，当即致书以警告之。（260）
12月1日，与友人乘夜行车同往南京，次日访宋教仁。宋告以袁世凯的确受任总理大臣及讨南军司令之职，但未必为清廷效力，将来必归服革命军。孙中山到沪，民党正筹议组织南京政府，拟举中山先生为第一任大总统，召集独立各省代表会议。“余当陈二义：一、南京政府自当早日组织。然仅一空政府，不足抵制北廷，亟宜联络各独立省，每省出兵若干，从事北伐。而中央政府亦不能无兵力，宜亟组织基本军队。二、袁氏既出，虽未必效死清廷，亦未必效命吾党，宜乘其羽翼未成，以剪除之，无留后患。遁初甚韪余言，答以俟与中山见面后，从长计议。并云今晚拟回上海欢迎中山。”辞出后上街游行一周，“见满街五色旗飘**空中，煞是好看。唯兵士布满街衢，横冲直撞，大有无人之概，是亦一新气象也”。（260）因川资有限，当晚返沪。
先期前往奉天运动的友人来沪，告以赵尔巽另有所图，不易为革命军驱使。若各省成功，奉天自无问题。熊希龄已辞职，不日南下，拟组织团体，促成共和。“余甚是之，并忠告曰：若组织团体，彩色要特别鲜明，勿使人疑为立宪派，于国于己，两皆不利。”稍后熊希龄到沪，带来同乡在东省做官者多人。（260）
次日，上海各界大会于张园欢迎孙中山，到者万人以上。孙中山发表长篇演说，称一文现款未带，所带仅革命精神。希望国人努力，同情革命军，促成共和国家之实现。[29]
上海道台衙门被焚毁后之情状
12月17日，在熊希龄住处商议组织团体事，到者数十人，推熊为主席。关于会名讨论良久不决。“余言当此鼎革之时，国体未定，人心动摇，团体名称，宜明白揭示，不宜稍有含混。莫若趁全国人民希望共和之时，即以共和二字立名，较为妥善。众赞成，遂议决名共和协会。”随即讨论通过会章，两日后选举熊希龄等为正副会长。在共和协会的宴会上，又见到作为北方谈判代表随员的范源濂，后者席中演说共和二字由来及意义，并深赞成共和主义。说毕熊希龄邀其加入协会。范表示：“北方亦多赞成共和，项城尤为赞成。唯一国不能有两政府，南京非建都之地，都会要以北京为宜，并说明种种理由，众多是之。”（261-262）
22日，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等开共和联合会，演说后，选举各人为理事。与会同学以为程德全为官僚政治家，善于趋时会而取功名。“余言中国要得真正共和之实现，须多得牺牲利禄，忠实为国为民之士。若口头讲共和，而衷心崇拜权势，共和虽成，亦有名而无实。虽然，事实共和，谈何容易，目前能做到名义共和，也算不差。若某公者，亦造名义共和必要之人物也。”（262）
黄尊三此行归国，自称目的在于促成革命，实现共和，不想在沪宁活动，主要是回湖南催请学费，继续东渡完成学业。至于个人之事，毕业后再说。事先即致函谭延闿，请速汇款接济在东湖南留学生。革命时代，是革命者的节日。据说宋教仁在虹口设有同志招待处，凡属革命同志，愿入者皆热烈招待。临时政府成立，友人告以，“大家都去南京活动，公等尚安坐寓中谈天，那里来得饭吃”。（261）
话虽是玩笑，同学却多去南京活动。黄尊三不愿谋事，只是将个人对于国事的见解分别函告宋教仁等人，“谓约法为民国根本法，不可草率，或对人而设。行政权不宜过大，制宪权不宜付之国会，陆海军大权不可寄之元首一人之身。大元帅非得国会同意，对内对外，不能宣战，且不能调动陆海军。国体自以共和为宜，奠都以南京为当。总统任期不宜过长，有功民国者皆可任总统，不必存南北之见”。（262）函发出，自觉责任已了，急欲回湘。因熊希龄欲将共和协会迁往湖南，请大家随往帮忙开办，加上身无分文，只好等候众人一起行动。
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居然也是10月12日就获悉武昌革命军起事，军势大振，外人无恙，“美国报纸均袒新政府”。胡适有家人在汉口，更加挂念。[30]而袁世凯受命镇压，“此人真是蠢物可鄙”。（145）除了英文报纸，胡适还能看到《神州日报》。重九日，胡适“回首故国，武汉之间，血战未已；三川独立，尚未可知；桂林长沙，俱成战场；大江南北人心惶惶不自保：此何时乎！”（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