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共和与君宪
远在德国的蔡元培于10月13日阅报得知革命军克复武昌、汉阳的消息，此前他一直和海内外的革命党人保持联系，可是直到10月底收到的来函，才谈及武昌之事。11月5日，在同人的劝说下，蔡元培“决计回国一次”[31]。可见这时蔡元培并没有指望革命能够一举而成。他于13日从柏林出发，28日抵达上海，随即在上海、南京间频繁往来，进行活动。
七月廿五日（9月17日），黄炎培阅报得知四川省城不守。八月廿二日（10月13日），获悉两天前革命党起义于武昌。三天后，原定宪友会江苏支部开成立会，因武汉事暂缓。当晚，赴赵凤昌之约，商量时局前途之对付方法。[32]次日，黄炎培即前往苏州、无锡等地，与张謇、汤化龙、沈恩孚、蒋炳章、雷奋、杨廷栋等商议时局对付法。张謇日前有事前往武汉，八月廿日（10月10日）刚好赶上武昌起事。不过当天他按照预定行程离开武汉，到安庆时才知道武昌失守。回到南京，张謇接连会见将军督抚，要求合力援鄂，奏请速定宪法。而总督张人骏反对援鄂，但求自保。张謇随即与雷奋、杨廷栋等至苏州，见苏抚程德全，为其草奏请速定宪法，开国会。[33]
局势变化之快，出乎张謇等人的意料，尽管他们不断加快应变的步伐，还是跟不上变化的速度与节奏。八月廿九日（10月20日），张謇电促黄炎培等赴宁。次日，黄炎培和沈恩孚、杨廷栋赶到南京，商议谘议局致内阁电稿。[34]结果谘议局不足开会人数，还来不及正式开会商议，上海已经光复。紧接着苏浙相继宣布独立。黄炎培本来作为苏省第五届会议推举的赴苏代表谋求自保，抵达苏州时得知当日苏省已经独立，遂为程德全草拟了民政司办事细则。后又接办民政司事，并正式接受委任为民政司总务科长兼学务科长，参与江苏临时议会。他两度在上海拜访从德国归来的蔡元培，均不遇，又参与商议都督府官制。1911年的最后一夜，黄炎培和俞子夷、杨保恒、沈恩孚等商定学校系统，算是为新时代的来临做准备了。
张謇的情况有些微妙，武昌起义一个月，独立之省已十有四，令张謇感叹“何其速耶？”清廷此时似乎忽然想起张謇这些人，先是派为江苏宣慰使，不知“何宣何慰耶？”（660）继而又委以农工商大臣，“理无可受，拟辞职电”。（660-661）辛亥十月的日记，他开头便写下了“此十月非可等例于前乎此之十月。啬翁年五十九”的话，可见对于他而言，河山变色，自己也必须改头换面。他组织了江苏省临时议会，并当选为议长。得知党人意见复杂，担忧“破坏易，建设难”，但是眼见清朝大势已去，十月廿四日（12月14日），他剪去辫发，“此亦一生纪念日也”。（661）面对光复后苏宁等地的危局乱象，张謇及其同道相当担忧，想方设法恢复秩序。不过，张謇的日记不但简略，而且隐晦，许多暗中活动，甚至丝毫不留痕迹。仅仅依据日记，远不能将其心境见闻行事和盘托出。
严修并非人们习惯上所指称的立宪派，不过，在这段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乱世中，严修的确赞成立宪，反对共和，而且又卷入了国事共济会的组建，与该会主张将国体问题付诸表决有所牵连，并且一度有人企图拥立其实行直隶独立。
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傍晚，严修带着孙儿前往公园观看小学运动会，回家后其子智怡因为鄂乱由京回津。次日严修依然一如既往地继续平常的生活，晚上电话得知袁世凯督鄂，岑春煊督蜀。（1699）随后的十几天里，严修显然还没有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包括听讲法政课等项活动基本照常进行。其间八月三十日（10月21日），从武昌取道上海来津的徐啄如告以八月二十日武昌城内详情。（1701）次日，再与徐久谈。（1704）
九月初四日（10月25日），闻长沙、宜昌、九江失守。次日，得知西安失陷，安庆告急。这时天津的局势也日见紧张，有人来议保卫治安事，或主张办乡团。严修认为已有巡警，不宜另设乡团，以免居民惶惑。（1704）九月初七日（10月28日），急访从武昌逃出之人，了解详情。次日，北京官绅开始迁居天津避难，有三人来托严修设法安置。当地绅商先后来商议保卫地方办法，欲推严修领衔，“予许以俟明日会议时熟商”。当天“又闻滦州有兵变之耗，又闻潼关告急，楚歌四面，奈何奈何？”（1705）[35]
九月初九日（10月30日），严修午前午后两至新设的保卫局商办分股办事。是日得知张绍曾所上政纲十二条，“实为存亡一大转机”，遂邀集相关者晤谈，“余意欲请陈制军电请”，允张统制所奏，“举项城任改革事宜”。友人面陈之后，未被接纳。（1705）
次日清晨，严修专程赴京，到内阁铸印局向担任军机章京的姻亲华世奎（璧臣）了解清政府的动向，“询政府近日意见，知系真心改革。余因发表政见，以效壤流之助。因近日主持大计者，那相之力最强，而那相则甚纳璧臣之言也”。（1705）第二天，严修步行到鲍家街旧居前徘徊良久，又拜访几位亲友。听说每天开往天津的火车人满为患，以致不能插足，后到者不能登车，必须提前数小时到站占座。可是由于昨日谣传天津大乱，乘车人数并不多。（1706）
回到天津后，严修常常前往谘议局、保卫局等处，讨论防乱之法；又从友人处了解武汉失守以后情形及张绍曾历史。九月十八日（11月8日），到谘议局，直隶总督派人来商议张绍曾今日由滦州到津，当如何待遇。严修谓当以礼迎接。来人离去回复，严修则在谘议局坐等。后得知张绍曾改由晚车来津，总督闻谣传有革军数百人拟于张到津之际，即刻起事，准备调兵以备不虞。阎议长邀严修往谒总督予以谏阻。进入督署，则闻张绍曾当日不来津，革军亦无起事确耗。九月二十一日（11月11日），徐世昌、华璧臣等来电，论直隶不可有独立名目。（1707）
九月二十二日午前，严修闭门谢客，却接待了一同前来的李苻曾、李石曾、黄远庸（为基）、唐易庵、稽恪生、江庸（翊云）等人，并听黄远庸发挥政见。次日，又拜访黄远庸、唐易庵，晤江庸（翊云）、林志钧（宰平）、汪精卫、李景圻、李石曾。[36]当晚，与李石曾一同进京，到李宅饭后往乔宅访历臣，谈至夜半才返回李宅。九月二十四日（11月14日）晨起，访杨度久谈，午后到内阁印铸局，同袁克定（云台）至其家，见袁世凯，同见者有杨度、梁士诒等，谈至夜十二时。（1707-1708）
九月二十五日（11月15日），严修早起，与苻曾、石曾兄弟回津。午饭后又访唐绍仪，然后到单级讲习所陪李石曾、汪精卫再访唐绍仪久谈，直到四点钟。（1708）[37]严修的这一系列活动，都是围绕杨度、汪精卫等人组织国事共济会，提议召开国民议会，投票表决国体问题，以多数意见取决，实行民主共和或君主立宪，从而避免分裂内乱。此举不仅遭到南方民党的反对，北方也不予接纳，连资政院亦未能通过相关提案。
次日，袁世凯内阁发表严修为度支部大臣。“余自归田后，决不再作出山之想，国务大臣岂余所能胜任，况度支之关系尤重耶？决计恳辞，得请乃已。夜不成寐。”（1708）第二天即分别致电内阁、度支部大臣绍英，并致函袁世凯，力辞不就。十月初三日（11月23日），又专程赴京，和来访的绍英晤谈后，谒袁世凯久谈。（1710）经过反复交涉，最终如愿以偿。
严修虽然介入国事共济会，与共和、君宪双方都有所联系，但是内心还是赞成君宪，不以共和为然，至少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当时的情势。他与主张君主立宪的旷生入内室久谈，而与来访的李石曾“宗旨不合，辩论良久”。十月十四日（12月4日），听来访的唐蓂庭“谈皖中近事甚详。又述上海革军占领后情状”，表示：“余私持中国不能遽跻共和之见，今益自信不谬矣。”（1710-1711）不过，他也不愿公开介入清政府的政事，袁世凯请其赴鄂参与南北议和，仍力辞不就。（1712）
辛亥革命后北京外城之团防
其时京津一带局势动**，眼看各省纷纷独立，欲起而效仿，但又无实力，拟拥戴严修，博独立之名。十一月十四日（1912年1月2日），“言仲远来访，言余处危险地位。因鼓吹独立者，将利用为傀儡也。劝余暂避，以越境为佳。墨卿来，与商避地之法，拟赴日本一游……晚访仲远，仲远谓不必远赴异国，能到北京暂避数日最妥。乃从其说，复回林宅，以此意告墨卿，议遂定”。（1716）旅京期间，宿于乔宅，访亲会友，晤徐世昌、华璧臣等人。曾致函袁世凯，建议和谈以代表总理名义最为妥当，唐绍仪一人足矣，“此外宜精选法理精深，长于辞令者，随同参赞，如许久香、杨皙子、汪袞甫、范静生、李柏芝、金伯平之类，夙持君主立宪主义，而议论纵横，又能达其所见……李效溪李效溪太守联唐有论说一篇，破主张共和之说，附呈钧阅”。[38]十一月十八日（1月6日），为其子智怡续娶之事，返回天津。
此后严修除料理家事、拜访友人、会见来客外，只参与南开学堂、滦矿公司、造胰公司、劝学所、保卫局、红十字会的活动，常常看戏看电影甚至观赏音乐会。偶尔也关注北京动向，但绝不插手。十二月初七日（1月25日），“喻志韶久谈，意欲请余晋京说袁总理主战，余谢不敏”。（1719）
尽管与清廷若即若离，毕竟做过部院堂官，严修还是有几分难以割舍的情感。十二月二十五日（2月12日），“闻今日奉懿旨宣布共和。晚读懿旨，愀然不乐。朝廷大让，前古所无，未识国民果能称共和二字否耳？”（1722）话虽如此，四天后，他还是带着孙辈看了庆祝共和成立的提灯会。
除夕，严修先到丹桂茶园看文明新剧，觉得“实不副名”；晚上又去看电影，因人少停演。访友谈话之后，回家与子女掷从军图。夜，严修在日记中写下“今年可谓最大纪念之一年也”。（1723）言简意深，蕴含无限。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辛亥革命虽以四川保路运动为导火索，龟缩于成都的清方势力却与反清势力形成僵持局面。同时遭受家国巨变的吴虞（1874—1939年，字又陵，四川华阳人。留学日本），更直接的感触还是个人际遇的坎坷浮沉。九月廿七日（11月17日），天冷如冬，吴虞“一人枯坐，真不知生人之趣，然后知老庄杨墨所以不并立之故，而中国之天下所以仅成一治一乱之局者，皆儒教之为害也。如廖平者，乃支那社会进化之罪人，其学不足取也。耶、孔二教之消长于明年决矣。”[39]“家国涂炭如此，孔教之力大矣。”（13）由于个人遭际不幸，他深感社会不公，觉得清议舆论往往与实际相去甚远。联想到胡文忠语“天下之将乱也，必先无真是非”，认为“近日法律不加于多数，刑罚惟施于个人，世衰道丧，恐大祸未已也。”（5）
十月初七（11月27日），眼看大势已去的赵尔丰被迫将权力交出，大汉军政府成立。吴虞阅《独醒报》，得知“大汉独立矣”，（5）随即回成都查探消息。其间巡防军兵变，“夜各处火起，大扰乱，人心惶然，俨如法兰西革命时代矣。”（6）独立后，原来加罪吴虞的官员或死或逃，军政府在成都设立军事裁判所，“民刑诉讼暂由军事裁判所行之”。（8）当地驻军统领吴庆熙担负守土判案之责，几度经手审案，“听断精明，意极斩截，宜有将才，胜于王人文、陶思曾诸人远矣。”（11）
脱离逃难生涯的吴虞积极参与组党活动，先后草拟全蜀学界发起共进党宣言和国民党序，认为中国历代治乱兴亡，不过豪杰竞争或邻邦**，循环往复，可以史为鉴。海通以还，则世界大势相迫相压，革命之谈遍于区内，旧日文物礼乐不足恃，国民国家思想普及，循环之局难以延续，政党应国家时势之需出现，全体国民必须有力之政治团体向导指引，人心才能知所趋向，共同致力于国家，产生良好政府。政党要保持统一精神，不分地域、民族，以国家为中心，融合贤豪俊杰，国家前途有赖于此。（19-21）
辛亥除夕，历经劫难的吴虞对新的一年充满期望：“厄年已毕，明岁大吉大利，合家安乐康宁矣。”（21）这不但是个人命运的转折，也是经历了烽火连天的政治大动**和由帝制而共和的时代大转换的人们对于新纪元的普遍期待。
[1] 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2册，361页。
[2] 《孟宪彝日记》（一），见李德龙、俞冰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61册，329页。
[3] 吉城著：《鲁学斋日记》，第5册，274页。
[4]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338页。
[5]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352～1353页。
[6]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700页。
[7] 谢兴尧整理点校注释：《荣庆日记》，196页。
[8] 王季烈《蒙古鄂卓尔文恪公家传》称：“袁世凯自洹上奉朝旨再起，公以旧交往见，勉以忠义，袁应之。继而公察其伪，乃与之绝。袁造访，不纳，归谓人曰：‘荣相，纯臣也。’公闻之曰：‘我书迂耳，罪臣耳，若为纯臣，则有以报朝廷矣。’袁乃不敢与公往还。而公于壬子后，遂绝迹不入国门，盖为此也。”此传写于1942年，王季烈1905年由荣庆奏调学部，“日日接公言论。辛亥后，同居津沽，放言林下，更窥见公之患忱”。其时“得读公之日记，乃撮其要端，参以平日所闻，成此家传”（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687页，北京，团结出版社，1991）。荣庆日记抄本，或出自王季烈之手。
[9]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15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1373页。
[11] 《汪荣宝日记》，1019页。
[12] 《绍英日记》，第2册，233～234页。
[13] 袁世凯勒捐皇室亲贵，另有图谋。据十一月初蓝公武致梁启超函：“北方前此表面上虽似退让到极点，有开国民会议公决之诏，实则皆项城之计划，借以敷衍时日，为其计划进行之地。”而袁世凯的计划，一面解除亲贵的兵权，变卖宝器，勒捐亲贵，以为要挟；一面等待南方内讧，重开战端，获胜后仍以国民议会为收场地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580页。关于此事的前因后果，参见王春林：《爱国与保身：辛亥革命期间的亲贵捐输》，载《清史研究》，2012（1）。
[14] 赖清健：《庸叟日记菁华》，见李德龙、俞冰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09册，601～602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15] 《孟宪彝日记》（一），见李德龙、俞冰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61册，335～336页。
[16]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②，546～547页。
[17]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二，555～558页。民初北京兵变，沈家本曾在六国饭店租了一间房，让妇稚入住。因为需费太巨，次日移居北京饭店，大小共12人，每日言明35元。他本人仍住六国饭店。《沈家本日记》，见《沈家本未刻书集纂补编》下，134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8]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11，6783页。
[19] 《黄沅日记》，见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编：《清代稿钞本》，第22册，331页。
[20] 姚永概著，沈寂等标点：《慎宜轩日记》下，1200页。
[21]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5卷，3133页。
[22] 王振声：《心清室日记》，见李德龙、俞冰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53册，78页。在世界革命史上，辛亥革命流血不算多，而端方是因革命被杀身亡的屈指可数的清朝重臣。端方为满洲正白旗人，光绪壬午（1882年）科举人，是有名的旗下三才子之一。他好金石书画，门下网罗文士众多。又好时名，喜欢出头建言各项改革，只是为了加重分量，才联系邀集南北重要大员共同出面。时人及后人失察，误以为许多重要议政出自张之洞或袁世凯的主动，其实大都由端方发起。尤其是张之洞，一般不会带头行事，即使有所献策，也是广泛征求意见，沟通联系妥当之后，才表明态度。端方的好事大概也是他一度政坛失足的潜因。不过，端方死于川路风潮，倒也不能说是冤枉。清政府的铁路国有，范围覆盖全国，唯独四川激生大规模民变，除了川路股份的特殊性外，作为川路督办大臣的端方操之过急，可以说难辞其咎。如此看来，端方死于路事，也是咎有应得。
[23] 《邓和简公日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编：《清代稿钞本》，第2册，54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目前所见邓华熙日记应为后来誊抄，系选录，且有所涂改。
[24] 《朱峙三日记》，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2辑，246页。
[25] 《叶圣陶集》，第19卷，30～31页。
[26]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第1册，160页。
[27] 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10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28] 黄尊三：《留学、归国日记》，见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二，257页。
[29] 关于孙中山抵沪及演说的时间、地点、内容等，日记所记与事实多有所出入。如抵沪为12月25日，27日的张园大会，是由中华民国学生军团组织，团长沈剑侯函邀孙中山出席，孙仅派代表陈宽沆到场讲话。所谓演讲内容关于金钱与精神一节，系孙中山回答中外各报的主笔访员提问时所说。而陈宽沆代表讲话时称，一俟临时政府成立，孙可从外国传教士那里获得大笔借款（参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595～5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黄尊三日记的相关部分，很可能系后来整理改写。
[30]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1，144页。
[31]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5册，438页。
[32] 中华职业教育社出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1卷，22页。
[33]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658～659页。
[34] 中华职业教育社出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1卷，23页。
[35] 《严修年谱》系闻滦州兵变、潼关告急事于九月初六日，误。《严修年谱》所引日记，于时间、内容多所舛错，文字亦不少增减改换。
[36] 十月二十五日罗瘿公致函梁启超：“汪兆铭同时南行有黄为基者，与其发起共济会，则谓汪宗旨极和平，而沪中各报已攻击之。汪力调停于官革两方面，而革一边不甚有势力。”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57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7] 汪精卫与袁世凯、唐绍仪会谈的具体内容，十月二十三日罗瘿公致函梁启超详细记录：“汪兆铭自共济会后，时来往京津之间，先由严修介绍见袁。袁谓：‘国民会议，我极赞成，惟我站之地位，不便主张民主，仍系主君主立宪，万一议决后，仍系君主多数，君当如何？’汪答：‘议决后我必服从多数；惟以我观察时轮之趋向，必系民主多数。如议决民主，公当如何？’袁谓：‘既经议决，王室一面我不敢知，我个人必服从多数。’汪复至津见唐，唐言此事是我发起，必以多数为服从。汪已屡与唐协商。（唐为正，杨士琦、严修为副，有严不愿行之说。）此次议会北中以唐为主体，南中以汪为重要枢纽，议决后战事当可望和平。”（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576～577页）
[38] 《严修年谱》，271页。
[39] 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上册，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其实廖平在吴虞和老魔的诉讼中，反而主张新理，反对当事诸人及老魔所为。吴虞激烈反传统，要只手打倒孔家店，未必是因为整体思想趋新激进，与乃父你死我活的矛盾冲突当为最主要动因。从道理上讲吴虞实为受害者，可是从礼法合一的理念体制考虑，官府和社会却站在对立面，这使得吴虞根本怀疑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