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冠石

次日仍淅淅沥沥不止，真的如这里的朋友所说，江右的雨，下得很耐心。

顺治十二年（乙未）除夕，林时益住进了冠石的新居，算一算自己客居宁都已十一个年头（《乙未除夕同吴子政始入冠石草堂……时妇子在南湖》，《朱中尉诗集》卷三）。他对这居所显然很满意，在《冠石草堂》那首诗中说：“不复障吾目，悠然此户庭。山高迟暮色，风远到溪声……”（同上）还说“柴门正对山空处”（卷五《杂咏》），一望空阔，使他的心境为之而开。易堂中人并非都像魏氏兄弟那样，乐于由超拔之境俯临世界。平衍豁朗，或许更宜于林时益的性情？

由林氏的诗看，那时的冠石尚有“悬泉”、水池，而且有虎豹出没。东岩色也近赤，岩下有梅，淡香疏影，林氏曾在这里饮酒赏花，杖藜访友（同书卷三《饮东岩梅下罢过树庐》）。林氏也如叔子兄弟，对花木有癖嗜，尤钟情于梅花。明知别处的花与此处无异，仍然会怕因出门而误了花期（卷五《同彭天若饮悠然亭看白桃花》）。

山中岁月自与平川不同。季子说：“山居面石壁，日月去我早。”（《偶然作》，《魏季子文集》卷二）“文革”期间，我曾在京郊的深山中住过几个月。山中日短，落日一衔山，谷中顿时暮色沉沉。林时益衰病的暮年，就在冠石这山间高地上度过。夕阳在野，那村落会是苍凉而静谧的吧。在我想来，那也正应当是林时益晚年的颜色。由易堂中人的记述看，叔子光明洞达，彭士望气概豪迈，而林时益和易、坚忍、静穆，确如暮色中的山野。

冠石（《宁都直隶州志》，道光四年刊本）

如果说叔子天然地适于通都大邑，那么林时益或许更宜于乡村。他说自己“近市情堪畏”，倒是荒山令他感到安全、安心——我想这是真的。

易堂人物中，“冠石先生”林时益别有风味；由我读来，那风味平淡而隽永。

其实林时益早已出现在彭士望挈家迁至宁都，与叔子相见于河干那一幕中，只是无论在魏氏叔、季还是彭士望的叙述中，他的身影都像是为彭士望所遮蔽，不为人注意罢了。即使在事后的追述中，叔子与彭士望也像是仍然沉浸在遭遇对方的狂喜中，无暇分神于同时到来的林时益。

接下来的事，见之于李腾蛟之子李萱孙的记述。萱孙说，他听到父亲的说法是，林氏初到宁都，曾“身杂佣保，治火药诸什器”，李腾蛟遇林氏于客邸，“奇其精悍之色，因数目之，后遂为兄弟交”（《朱中尉诗集·叙》）。林氏本人的说法与此相去不远，也说自己当年曾“乱头短后衣”，“执役混贱厮”（《己亥二月十五日同彭躬庵陪黄介五陟岘峰……》）。由此看来，林时益虽因彭士望而迁到了宁都，却并未被及时接纳。他是赖有自己的风采，吸引了后来同属易堂的那班友人的。魏氏兄弟的不苟交，林氏的不苟与人交，于此都可以想见。

彭士望或许是那种令人过目难忘的人物，而林时益的魅力，却要在平常日子里徐徐释放。要由此后的事情看，林时益在易堂中，才真的堪称异数。他没有彭士望、魏叔子的强烈、热烈，却也不像李腾蛟、彭任的面目中庸，而是以对其选择的坚执，不温不火地，将自己与易堂的一班朋友区分开来。

林时益的特别，自然也因了他的宗室身分。他是所谓的“奉国中尉”。他的易堂诸友像是很在意这身分，叔子为他撰传，题作“朱中尉传”而非“林时益传”，就可以证明。王世贞说：“国家待宗室，自亲王至中尉凡八等。”（《策》，《明经世文编》卷三三五）“亲王之支子，尚得为郡王；郡王之支子，始为镇国将军，从一品。镇国之子为辅国，从二品。辅国之子为奉国，从三品，皆将军。奉国之子为镇国中尉，从四品。镇国之子为辅国中尉，从五品。辅国之子为奉国中尉，从六品。自是虽支庶皆得称中尉，不为齐民。”（《同姓诸王表序》，同书卷三三三）经了二百多年宗室的繁衍，到明末，“奉国中尉”正不知有几何；但此“中尉”确有不同于他“中尉”者，因而像是获取了专有“朱中尉”一名的资格。当然，刻意提示宗室身分，也为了表达对故明的怀念。不知易堂诸子是否确也时时意识到其人之为“朱中尉”的？

林氏原名朱议霶，字作霖，“国变”后更姓林，字确斋，句容人。据叔子说，直到明亡，“宁藩支子孙”横暴依旧（《朱中尉传》）。其时的奉国中尉朱议霶，当属于宗室中寥若晨星的贤者。李萱孙说，当明亡之际，林时益曾受其父之命，与“奇材剑客、四方负异奇杰士”游，“慨然有当世之志”（《朱中尉诗集·叙》）。林氏未必没有政治才具。《宁都县志·林时益传》，说他曾佐其父治邑，“老胥惊服，奸不得行”。九子中，说得上有“家国之恨”的，只是林时益与曾灿；林、曾的诗文，对此却并不渲染，未知是否因了禁忌。林时益的诗作中，写到这段惨痛经历的，只有五律一首，题作“乙酉夏舣舟梁家渡，约六弟偕上，而六弟即是秋与七弟病死梅川；戊子，陈氏姊避兵死西山；今乙未，萧氏姊又坠楼死。先君之子十二人，存者仅高氏姊及予二人而已……”（《朱中尉诗集》卷三）由此可知，林氏的六弟、七弟，是随他到了宁都（梅川）后病死的。或许正因有如此伤痛，才更有林时益那一种含了坚忍的平淡的吧。

林时益像

天崩地坼的历史瞬间，宗室的命运，是另一个有趣的题目。明宗室成员的应对，大可与清末、民初的另一宗室相比较，其间有多少可悲可笑、令人心酸、令人心情复杂的故事。林时益的故事却很平常。这故事的最重要的情节，竟是携家到冠石躬耕。叔子写他所见冠石，“雨后泥侵屐，山深花落锄”（《冠石草堂值温晋上》，《魏叔子诗集》卷六），说得很亲切。对于通常文人笔下的“躬耕”切不可当真，以为其人真的躬操耒耜。那多半不过是一种诗意表达而已。但林时益的种茶制茶卖茶，却是真的。即使不能亲自运锄使犁，他也常常手持长铲，制茶之外，似乎还曾放牧（《牧》，《朱中尉诗集》卷二）。既然能“身杂佣保”，从事贱役，躬耕在其人，想必不需要下很大的决心。虽然是所谓的“天家之子”，林时益却像是天然地不耻于劳作。他的冠石耕山，未必自以为纡尊降贵，如人们设想得那般痛苦。其实不惟明末，即清末也颇有此种故事，足以为困境中人的生存能力作证。

关于林时益的冠石种茶，叔子的叙述是：“既日贫，中尉曰：‘不力耕不得食也。’率妻子徙冠石种茶。长子楫孙、通家子弟任安世、任瑞、吴正名皆负担，亲锄畚，手爬粪土以力作，夜则课之读《通鉴》、学诗，间射猎、除田豕。有自外过冠石者，见圃间三四少年，头著一幅布，赤脚挥锄，朗朗然歌出金石声，皆窃叹以为古图画不是过也。”（《朱中尉传》）你在这图画中看到的几个青年，即下文将要讲到的“冠石子弟”。他们不是林氏的“隶农”，而是助其耕山的子弟门人。

林时益的以宗室身份而从事垦殖，令人想起老舍笔下那些顺应时世而调整了自己的旗人贵族。或许因了对于老舍的阅读经验，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尊严的姿态。林氏也正如老舍的那些人物，纵然从事“贱业”（“身杂佣保，治火药”等），也仍然将那份教养、才情写在眉目言动中，令人不忍也不敢轻薄。

李萱孙说，迁居冠石后的林氏，“常至江南，欲渡淮而返，间走一二百里，负茶自卖之”（《朱中尉诗集·叙》）。上文已经说到了诸子的谋生之道，与诸妇的辛劳。由林氏的诗大致可以相信，他以自己的躬亲劳作，与其妇分担了物质生存所不可免的琐碎。

也如这一种人家的子弟，林时益“幼奇慧”，精于棋，善草书，能诗，到了自食其力的时候，所制的茶也非俗品。冠石的林时益种的是茶，而非薯、芋（尽管也可能同时种了薯、芋）。易堂中人所写关于林氏的文字，似乎也要写到了其所制的茶，才滋味醇厚，文字间像是飘散了一层茶香。那是一种生活的气味，有可能是林氏——其时他还叫朱议霶——曾经熟悉、寝馈其间的。

在那个时代的士大夫，茶品中有人品，张岱、冒襄一流人，于此最能精赏：那是一种训练得极精致的知觉与审美能力。我猜想，即使林氏自己负了茶去求售，那心情肯定也与寻常茶农或茶商有所不同。至于遗民而种茶、制茶，风味更与平世有别。传状中的林时益，平和乐易，倒可能正因了其背景中、骨子里与俗人的这一点不同。据说林氏“以意制茶”，也正是将有关的工艺过程当成了创作，更近于文人行为。至于林氏所制“林茶”，倘若真的如诸子所说的那样，当属茶中“逸品”的吧。

落魄之际荷锄运锸，其他人未见得不能，而当此际仍然能沉湎于创造，必定是素有才情风致的文人。遗民中另如巢明盛的葫芦工艺（《思旧录》，《黄宗羲全集》第1册），周齐曾的制作竹木器具（《余若水周唯一两先生墓志铭》，同书第10册）——你只能说，慧业文人即使在生存的艰窘中，也不至磨灭了创造热情与灵气。那些葫芦、竹木制品也是一种诗，呈现以实物形态的诗。林时益也如是。种茶，尤其制茶，是生计，也是人生创造，犹如曹雪芹的制作风筝，风雅寓于技艺。

林时益似乎乐于被方以智指为“茶人”。他也自居茶人，说“茶人最爱春山晴，二月三月雨淋铃”（《癸卯三月送魏叔子之高邮……》，《朱中尉诗集》卷二），还曾在诗中写到制茶工艺。制茶毕竟不同于饮茶，如周作人所写的那样，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与二三人共饮……”（《雨天的书·喝茶》）。叔子写危习生的制茶：“当春之谷雨，茗柯萌芽，雨晴间作。日蓑笠采摘，夜则立茶灶至日出。武火赤釜，手亲釜簸弄，十指皮瀔起，如被炮烙”（《危习生遗诗序》，《魏叔子文集》卷九）——林氏制茶的辛劳，自然可以据此想象。林时益自己也曾在诗中写到过春末制茶的彻夜不眠，“茅屋鸡声叫东日，镫光犹向锅头炒”（《寄楷瘿瓢冠茶为谢约斋先生五十寿》，《朱中尉诗集》卷二）。所谓“林茶”，得之何尝易易!

乾隆六年刊本《宁都县志》卷六《人物·寓贤》林时益传，说冠石“左有东岩，遍植桃李，春月摘茶时，如入桃源”；林氏“风韵潇疏，尝布冠竹杖游行岩壑间，歌声出金石，荷锄相和答，见者以为桃源中人”。甚至叔子，也由自己的趣味，将林氏及“冠石子弟”的力田诗意化了。虽则我在下文中还将说到，叔子并不就欣赏林时益的耕山，李腾蛟也说“学圃非吾事”（《新春雨后督家仆治圃二首》，《半庐文稿》卷三）。

县志中的文字力图使你相信，冠石曾经有过一个真实的桃源故事，其主人公，即优游林壑间的林时益。情况似乎是，林氏在世的时候，冠石还不曾被目为“桃源”。林时益的桃源中人形象，是在他身后的叙述中生成的。邱维屏的形象也经历了类似的制作。林时益本人并不鼓励这样的想象，他以他的诚朴，示人以他的生活本有的颜色，甚至给你看到了泥灰剥落的墙皮。

在我看来，“九子”中，惟林时益近俗，最贴近“日用常行”的世俗人生。易堂诸子存留至今的文字中，林时益的那部《朱中尉诗集》，有较之其他诸子的文集更为具体的有关日常生活的描写。倘若没有这些朴拙的诗句，你将难以想象那生活的物质细节。像“湖上借得破锅志喜”、“蔡立先云藤枯不任晒菜而断感赋”（按蔡立先，九江人，其时侨居冠石）一类诗题，在魏氏兄弟的诗集中，是见不到的。在我看来，林氏风味的醇厚隽永处，也在这份平易俗常中。诗也如其人，因了不自贵重，反而有了一种态度上的朴质自然。

山居苦雨苦风，躬耕又苦大水（《大水》、《大水过梓陂圩感赋》等，《朱中尉诗集》卷一）。林时益曾因了水患，不得不挈家归南昌（同卷《自梅川来南湖水破圩没禾……》）。对于生活的艰困，林氏在他的诗中写得很直白：“合家二尺口，食米近一斗”；“长幼得十人，病者居其半”（《谷中九九诗》）。在这种匮乏的生存中，“寸布斗粟”也不免要计较，却又自惭于这计较，想到了能令人鄙吝全消的黄叔度（黄宪）。季子惋惜顾祖禹“理米盐凌杂，用函牛之鼎以烹鸡”（《顾景范六十序》，《魏季子文集》卷七），这一种支付于日常的代价，又该如何计量？

诸子当初的选择翠微峰，未必不是为了间隔俗世，在这一点上，与同时陈瑚的居蔚村，初衷就有不同。伯子《翠微峰》一诗，有“麒麟终待圣，鸡犬亦能仙”句，自注道：“偶有俗人附居。”（《魏伯子文集》卷七）自负竟至于此!林时益的冠石耕山，而与野老樵夫为伍，由这一点看来，也像是甘于颓唐。

林时益似乎的确能和光同尘，晚年的神情，可用了“冲夷”形容。李萱孙《朱中尉诗集·叙》说，岁时里社，林氏居“农牧樵贩”间，而“农牧樵贩”们却不识其为谁何之人。季子之子世俨也说，因林时益平易，得乡人心，虽冠石的山不险，却仍然能得安全。还说林氏死的那天，“乡人执事送丧者盈于道”（《哭林确斋先生文》，《魏敬士文集》卷六）。大约就依据了这些，县志有林氏“性喜苦酒，对客饮辄颓然自醉……市人孺子皆敬爱之”云云。

贵游子弟，曾钟鸣鼎食过的，当着天地翻覆，或者率先摧折，挺了过来的，往往有较之常人更韧的生命力；而又因曾经沧海，对世俗荣利倒是更能超然。林时益的淡泊与达观中，或许就蕴有这种平淡的智慧。他的移居，种茶，不妨看做一种象征：返回自己选择的生活轨道。

“豫章丛书”林时益诗集卷首叔子的《朱中尉传》，以林茶作“林岕”。其时有名茶曰“岕茶”，产浙江长兴县，因种者为罗姓，亦称“罗茶”，颇为名士所称道。“林茶”像是没有这样的幸运。季子说林氏死后，“茶亦不能行，将废业矣”（《与丁观察书》，《魏季子文集）卷八）。由伯子的书札看，林氏生前，那茶已“不行”。而乾隆六年刊本《宁都县志》，仍然说林氏所制茶，“四方争重价购之”；《宁都直隶州志》也津津乐道所谓“林茶”——不消说抄自旧志。你难以知晓道光四年《州志》刊刻时，情况是否仍如所述；倘若林氏的后人放弃了这营生，又打从什么时候起。茶亦有“命”。文化史上本不乏人琴俱亡的事实。这里有常见的技艺的命运。不知那些偶尔来到冠石的人，是否还能隔了遥远的岁月，由空气中嗅到一缕茶香的？

叔子自己说“性不饮茶”，游五老峰，不免辜负了“匡庐第一泉”（《寒泉精舍怀石公兼酬元韵》自注，《魏叔子诗集》卷七）。对于茶的鉴赏能力，确也有待于物质生活条件与文化氛围的陶养，只能是某类士人的专利。不饮茶、不懂得茶艺的叔子，自然难以领略林时益种茶制茶中包含的雅趣，那一种细腻而清幽的风味。林时益在这样的友人间，也会感到落寞的吧。

林时益不同于他的易堂朋友的，还有晚年的吃斋念佛。邱维屏撰文祭林氏，说其人“先此几二十年已尝素食，日诵梵咒”（《易堂祭林用霖文》，《丘邦士先生文集》卷一六）。林时益则自比“散木”，无所用于世，也无所求于世（《章江舟次酬闵用昭》，《朱中尉诗集》卷一）。

伯子曾因孙无言“日日言归，更十载而竟未之得归”，说到“隐之至难”（《赠孙无言归黄山序》）。林时益的冠石耕山，不但安于贫贱，而且安于寂寞，较之同堂的魏氏兄弟、彭士望，所为也“至难”，非有他那种强毅、坚忍则不能——却像是并不被朋辈由这一方面欣赏。魏氏兄弟所失望于林时益的，就应当有世俗所乐道的“林下风致”。叔子《朱中尉传》说林时益“近十余年，益隐畏务，摧刚为柔，俭朴退让……晚又好禅，尝素食持经咒，尤严杀生戒，见者以为老农、老僧”。

彭士望《祭魏叔子文》，写到当叔子、季子年方壮，常许为林氏死；到林氏老病，“专艺植，逃禅，不留意世事，叔子曰：‘吾向许君死，今不为君死矣。’确斋安之”（按确斋即林时益）。在我看来，这件事上，无论叔子或林氏，都气象阔大光明。林时益本人何尝没有“久隐苦穷隘”的感慨（《春日山中怀周伯恒宪使》，《朱中尉诗集》卷一）！岁月与日常生存的消磨令人麻木。对着怀有遗民心事的僧人，他也曾感到过愧恧（《送匡公还九奇峰》，同书卷三）。

林氏坚持自己的人生选择，却无妨其笃于友情。他曾在诗中一再叙述与易堂的因缘。由与易堂的关系这一面看，林氏不能像叔子、彭士望似地拥抱，也不像曾灿的游离，却以他的方式，表现出了平静而柔韧的，对于友情的坚守。

林时益与诸子交，实在算得上初终不渝。伯子曾对子弟们说，他的这位老友住在冠石二十余年，因了为儿子完婚而挈家回南昌，在南昌发病，没有来得及行礼，匆忙离别了妻子而赶回易堂，说：“吾病恐死，欲死于吾朋友。”更令伯子感动的是，林氏在自己的诗中，却“不作矜重激切之词”，比如不像别人那样，“重言朋友，则务必轻言妻子”——伯子由此而更加领略了其诗其人的“深厚安雅”（《与子弟论文》，《魏伯子文集》卷四）。

侨寓宁都期间，林氏曾数度返回南昌，每一次都去而复来。“康熙七年，诏故明宗室子孙众多，有窜伏山林者，悉归田庐，姓氏皆复旧”，而林氏“寄籍宁都久，不乐归”（《国朝先正事略》第1038页）。他早已将赣南这一片土，认做了埋骨之处。

林时益病肺，且有消渴疾。方以智在冠石，曾“即茶说法”，向他讲授为学及生存之道（《己亥季夏郭家山呈别木大师》）。林时益晚年的奉佛，或也因了方以智的启发；而在方氏，则未必不是因病施药——方以智本通医术。远山疏林，落照暮烟。衰病的林时益，只能任岁月由耒耜间流过，由岩下梅花、陂上茶树间流过。

由叔子的《朱中尉传》看，林时益原是豪杰之士。叔子说林时益居冠石种茶，“酒后亦往往悲歌慷慨，见精悍之色”。林氏本人则一再提到杜甫的所谓“斫地歌”，应当就是那首“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短歌行赠王郎司直》）。当着酒后，坐在“农牧樵贩”间，林氏的豪杰神色，或许如云隙中电光的一闪，只是不为迟钝的乡民察觉罢了。

隐，是要有条件的，并非谁人都能。林时益说“诸子成吾隐”（《乙未除夕同吴子政始入冠石草堂……》），这“诸子”，就是叔子所描画的那几个追随林时益且耕且读、被称做“冠石子弟”的少年，林时益的儿子楫孙（舟之），易堂门人吴正名，和来自九江的任安世、任瑞叔侄（《翠微峰志》以二任为堂兄弟，误）。任氏世袭九江卫官，这两个少年是由幸存的长辈带到宁都来的。

任氏叔侄的事，季子记之甚详（《送任道爰同诸子幼刚归九江序》，《魏季子文集》卷七）。据季子说，任安世随林时益耕山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学力作，暑雨勤不怠”。到季子撰写《任氏迁家序》，二任、吴正名住在冠石已三十余年，且“各成家室，长子孙”。仅由几位“冠石子弟”，也不难想见林时益的人格感人之深。

在易堂先生们的笔下，这是几个生龙活虎、耐劳苦的少年，他们“负耒诵经，日作宵诵”（《与王乾维书》，《彭躬庵文钞》卷一）。林时益也有类似的描写：“出门俱秉耒，入夜始横经。”（《冠石怀道爰兼示楫孙》，《朱中尉诗集》卷三）对任姓少年，林时益尤其充满了爱意，记述不厌其详。

这批生长于艰难岁月的少年，与他们的父辈已有不同——尤其生存能力。他们长在山中，各各练出了好身手。彭士望那篇《易堂记》极写山行的艰难，他人视为畏途，而“诸子矫捷者，间避潦着屐行石中，或自负物，冠石子弟为尤健”。你不难想象几个包着头帕的年轻人，猿猱般在山石间疾行。季子说二任“蓬头跣足，手泥土，身短后之衣，时负木楗入城市，视之直与深山佣奴等”（《送任道爰同诸子幼刚归九江序》）。诸子未必能这样放下身份，当着从旁观看时却不无惊喜。只不过这些着了鞋或木屐的前辈，赞叹着赤了足的子弟们矫健的身手，用眼光爱抚着那舒展有力的身姿时，不免将少年们的生活诗意化了。

林时益的儿子楫孙死于甲辰那年（康熙三年），是易堂子弟、冠石子弟中最先死者，或许也是易堂两代人中的先死者。那年他二十七岁。据季子说，林楫孙是死于劳作的（《林舟之碣文》）。倘若真的如此，自然应当看作林时益冠石耕山的一份代价，也令人瞥见了那幅“古画图”背后的血泪。尽管这时吴姓、任姓少年都已在当地成家，“相与戮力耕山如故”。

孙奇逢举家迁到辉县，曾令诸子侄“学稼”。屈大均、张履祥的文集中，都有从事农务、园艺的记述。但我猜想那多半是所谓“课耕”，率僮仆或督佃农耕，胼手胝足、“暑雨勤不怠”的，只能是“冠石子弟”一流人物。彭士望《与王乾维书》中说道，“弟今岁佣耕魏善伯田于草湖”，门人“率健仆身亲力作”。或许诸子的生计部分地赖“子弟”（主要即门人）的劳作，不独林氏为然。季子到了晚年也移家城中，留在山中的，是“冠石子弟”。将山中岁月当作了生涯的，只能是也不能不是这些易堂后人。

叔子曾说自己“不能持锸荷钱，作勤畦圃”（《内篇二集自叙》，《魏叔子文集》卷八）。他的《题友人烟雨归耕图》，也说：“我欲持三尺耜，与汝耦耕，两手无力，足不得行”（《魏叔子诗集》卷二）。他将自己与“冠石子弟”比较，自说“生平一无所长”，即使避乱山中，也只能以“教授”为事，而“不能荷锄把钓”（《与富平李天生书》）。但叔子未见得真的以“不能荷锄把钓”为憾，他欣赏的是诸葛亮式的身在茅庐而熟于“时务”，对于仅以“谋食”为目的的“躬耕”，本不以为然。在《杨仲子躬耕图记》中，他用了轻嘲的口吻，说幸而杨氏独耕而非“耦耕”，“不使其友共为老农，与牛犊牧竖对”（《魏叔子文集》卷一六）。他对于林时益晚年生活态度的失望，也应基于这种价值立场。

这是发生在鼎革之际的人生故事。在更大的变动到来之前，士夫及其子弟，不能不沿袭前辈的命运。冠石子弟的后代，想必不大可能保有亦耕亦读的风雅，他们或困守田畴，或重返城市（也即“士林”），想来不会有别种命运的吧。

林时益死于康熙十七年（戊午）七月中秋之夕。叔子说林氏死，他曾“视疾三日夜，手亲含殓，举尸扶头以入棺”（《哭涂宜振文》，《魏叔子文集》卷一四）。那天彭士望没有来得及赶回，易堂同人中，在林时益身边的，只有叔子和彭任。

此时的曾灿，正客居东南，尚无归意。

当初林时益就不同情于曾灿的远游，说“为农方得耦，何以遂南行”（《己亥冠石送曾止山之旧京……》，《朱中尉诗集》卷三）。其实人各有志，林氏的生活方式，显然是不宜于曾氏兄弟的。叔子病逝的那年中秋，曾在邓尉与曾灿联榻夜话，其时彭士望父子也到了这里，“故乡亲旧聚处于三千里之外”（魏世傚《曾若思二十序》），事后看来，像是冥冥中有所安排。

叔子去世后，曾灿不胜怆痛，最令他遗憾的，是自以为未尽“朋友终始之谊”（《哭魏叔子友兄文》，《六松堂诗文集》卷一三）。他一再说自己辜负了叔子的期许。他回忆起邓尉的相聚，枫桥的话别，记起“枫桥联床之夕，酒酣耳热，慷慨言天下事”，当此之时，叔子鼓励自己“爱惜躯命，早图还山，以待上元，勿徒以贫贱困厄为戚”。言犹在耳，而斯人已逝，岂不痛哉!他还说到叔子死时，自己竟浑然不觉，甚至梦寐中也不曾得到任何暗示，真的是见绝于此友了!

在这之前，曾灿就曾因了知交间的疏远而黯然神伤，叹息着“如何三十年，志气日枯槁。遂使金石交，反不如年少”（同书卷二《长沙杂兴》）。晚年的诗作，更是每有旧雨凋零的感喟。“故乡良友归山邱，硕果止存二三耳”（同书卷三《长歌送朱悔人游长安……》）。他甚至叹息着“此生难报故人恩”（卷七《长至前三日侨西城桥婴奇疾头大如匏……》），听着清夜的柝声，感慨于“世味”之冷、“交道”之薄，文字间弥漫着颓唐的气氛——叔子的期许，为曾灿造成了何等沉重的精神压力，以至这一“友情债务”令其不胜负荷。

曾灿甚至梦中也听到了友人的指摘与催促，魂魄为之不安（“昨梦山中友，言予不早归”，卷五《邓尉山中岁除》）。在叔子那班人，还山，意味着回到正确的人生轨道，返回合乎道德的生活。曾灿却以为吴越风土更适于他的性情。他甚至打算“买地三吴，挈家为终老之计”（卷一二《王春如诗序》、《谢昼也诗序》）。曾灿与其胞兄曾畹的气质、作风，的确也更近于吴越之士。曾氏的漂泊东南，也如彭士望、林时益以外乡人终老冠石，未为不幸，或许正是各得其所。而他的选择游幕，也如林氏的选择耕山，可以理解为保有自己的面目，虽然这一选择另有代价。无论曾灿还是林时益，不肯屈己从人，即使为知交责难也在所不惜，毋宁说证明了各自是性情中人。易堂诸子本有合有不合。在易堂长幼的笔下，曾灿因了生性坦白、无缘饰，纵然漂泊“乞食”，襟期也不曾失却光明。

季子之子世俨是曾灿婿，此婿说他的岳丈“常以客为家，十数载始一归”（《同蔡舫居祭外舅曾止山先生文》）。对于易堂，曾灿可能从来不曾准备“投身”其中，即以此友朋为性命。任何一个群体，固然有领袖、有中坚，也一定有被动的参与者、偶尔的进入者。在魏氏叔季、彭士望所珍爱的这“堂”中，魏、彭占据了中心位置，季子、邱氏每有热烈的应和，李腾蛟、彭任通常像是隐没在灯火不到之处，而曾灿则如夜行人，只是在途经此处时，为灯火与人声所吸引，推门而入，参与了一回议论而已。那灯火人声也许会长久地留在他的记忆中，他却不会为记忆所魅惑，而将自己的“生涯”与这场所粘在一起，而是任由实实在在的“生计”所左右，随时将生命之缆系在那个能带给他满足的地方。

陈恭尹晚年的“交接”，时人视为节操之玷的，通常被由陈氏的政治处境的方面辩解，他本人却提到了物质生活的压力，即“生事日繁”（《增江后集·小序》，《独漉堂全集·诗集》卷二）。论遗民操守者所忽略的，往往也是这物质生存的方面。

易堂故事到了伯子之死，就有一点柱促弦急，动力像是消耗殆尽，这期间即使另有波澜，也不免平缓，如林时益的徙居冠石，如曾灿的远游。在我读来，愈趋平缓中，却渐渐有了悲凉意味，若有寒雾于水面上悄然升起。那是一种温柔而感伤的悲凉。

至于发生在时间中的诸种细微的变化，即使阅读“九子”的文字于三百多年后，也随处可以察知。叔子、李腾蛟讨论苏武别李陵诗，有感于苏武的“缱绻”，竟一致认为“华夷各君臣，中外仍朋友”（《咏史诗和李咸斋》，《魏叔子诗集》卷四）。这种话，似乎非遗民——尤其明清之际的遗民——所宜言。

冯奉初撰写陈恭尹传，说三藩之变中一度入狱的陈氏，出狱后“恐终不为世所容，乃筑室羊城之南，以诗文自娱。贵人有折节下交者，无不礼接。于是冠盖往来，人人得其欢心。议者或疑其前后易辙，不知其避祸既深，迹弥近而心弥苦矣”（《独漉堂全集》）。在我看来，更可能是一些较为方便的解释。事实是，即使较之陈氏远为顽强者，也不能免于时间中的变化。晚年的叔子就曾对友人说：“我辈抱大冤恨不得伸，孰有过于二三十年之事，今且一切放下，则又何事不可放下者!”（《答友人》，《魏叔子文集》卷七）

遗民中的后死者，有机会于康熙朝遭逢盛世，谷熟年丰，吏治清明，这对于他们，无疑是一种交织了欣喜与苦痛的经验。叔子以他的诚实，无意于掩藏他的内心矛盾。他有《纪梦》一诗，语意隐晦，记他在梦中对亡父说，“今年天变良已极，时平物贱岁屡登”，说罢竟“不觉痛哭声俱失”。同一首诗还记与诸生讲学，自己由上座厉声问一生：“汝今温饱谁之德？”（《魏叔子诗集》卷五）——那么究竟是谁之德呢？这诗中一大一小“两日”的意象，尤其值得玩味。那“新日”的所指，是不难想到的。

晚年的季子也曾对友人说：“天下事且以不了了之，而吾之不了者，自有了之之道在。”（《与李元仲》）此札作于康熙二十二年（癸亥）。魏世傚三十一岁那年，作父亲的历述他的这个儿子所经艰危困厄，说：“自兹三十年以往，天道更新，人事将休复，或者其有所待也。”（《魏季子文集》卷一二《长儿世傚三十一岁乙丑腊月示记》）

顽强如梁份者，也感叹着河清不可俟，引熊兆行（见可）的话，说“逆天之民，不得行其志”（《熊见可先生哀辞》，《怀葛堂集》卷八）。王猷定也慨叹着“仰视穹苍，不知其所照临者，竟何在也”（《祭尚宝丞刘公文》，《四照堂集》卷一一）。倘若真的以明清易代为“天意”，将赖什么作为道义支撑？

但叔子、季子、梁份们，仍然属于遗民中不易“销铄”者。梁份状写叔子“目光炯炯注射人双眸子”（详见下文），最是叔子晚年神情。晚年的季子也仍然以其纪年方式，明示了不曾放弃遗民身份，令人可感其人的“定力”。“与天地争所不能争”，正是遗民所以为遗民，也是叔子之为叔子。遗民固然不能免于时间中的消磨，却也有消磨不尽者。一代人的顽强执著，正在这类细小之处留一证据。

遗民承受着时间的逼拶，也以对时间的抗拒，作成反抗命运的姿态。此中固然有悲凉，却也有英勇的吧。

发生在时间中的，有聚散，更有生死。伯子早就说过，“人生有大聚者，必有大散”（《寄世杰》，《魏伯子文集》卷二）。大散无过于生死之际，这也是最终的散。

伯子死的那年暮春，叔子撰写关于魏世傚《耕庑文稿》的文字，自署“勺庭老人”。就在这个春天，叔子住在广陵山中，有书札给他的兄弟，写得极为动情。当时他借住僧舍，说“庵在万山中，五里先后无人家，鸡鸣狗吠之声不至”，两个僧人天黑就上床，一旦上灯，“佣奴”也倒头便睡，自己曾“夜独坐至四五十刻，一灯晃晃，万籁寂寥，高诵秦汉人文字，邃谷流泉，若相响答”（《寄兄弟书》）。叔子文集中，写给兄弟的，这是最长的一篇文字，回环往复，情意绵绵，语气却已然苍老，自说“须白齿豁”，“揽镜自照，殊怀凄怆”。同年秋天，叔子在广陵又见到王源，源年已三十，“颔下须已长四寸，目光闪闪逼人”，叔子不禁自叹其老（《信芳斋文叙》，《魏叔子文集》卷八）。这年他五十四岁。

很少有人能像遗民那样，保持着对于岁月流逝的极度敏感，如此持久而紧张地体验着“时间”的。瓦解遗民群体，使这一族类最终消失的，确也是时间，是时间中无可避免的死亡。这是发生于天地间的大聚散。不止一“族类”，一种人文风貌、文化意境，不也系于一代人、几代人的存殁？

易堂诸子中最先去世的，是李腾蛟，在康熙七年（戊申），同年星子的宋之盛“中风暴卒”。李氏去世前已失明，“偃蹇乎一室之中”（《同易堂祭李少贱文》，《魏叔子文集》卷一四）。据季子说，李氏“病革，犹与易堂兄弟谆谆谈议，命门生歌诗以自娱”。丧仪似乎也颇隆重，“卒之日，白衣冠来吊者盈于路，哭声震屋瓦”（《宁都先贤传》）。这年，叔子作诗哭宋之盛，叹息着“又弱一个矣”（《戊申八月十日哭匡山宋未有先生》）。此后是伯子之死。接下来即林时益。林时益病故的次年，叔子致书施闰章，说“易堂诸子，希如晨星，不胜俯仰之感”（《答施愚山侍读书》）。这年邱维屏病噎死。

由其时士人的文字间，随时可以听到“又弱一个”的喟叹。一个时代、一代人文，正随着这些讣告祭文而逝去，其中有惟遗民才懂得的苍凉意味。“易代”自然系于王朝存亡，而“代”之“易”在无数个人的生命史中，有远为复杂的性质，其间夹杂了细致丰富的痛苦，是你由史家的记述中无从得知的。明清之易代也正完成于、实现在这无数个人的日常经历中，实现、完成在他们琐碎的苦痛中。

讽刺的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正于此展开。

叔子有“头风”宿疾，病逝的前一年曾就医泰和。他说，“吾家五世无六十上人”（《寄儿子世侃书》，《魏叔子文集》卷六），对自己的“寿限”很有一份清醒。在上面说到的致兄弟的书札中，也说倘若天假以年——他的希望不奢，不过再活六年——他将在满六十岁之后，“绝笔不复作文，优游歌啸翠微之上，以待尽耳”。但“天”吝于这种给予。叔子去世在五十七岁上。

彭士望冒雨奔丧，据他事后记述，那晚他曾与彭任、季子联榻，叹息着“所谓‘易堂’者，仅此三人而已”（《与门人梁份书》）。是时彭士望已届古稀，内心的凄怆可知。不知那一夜三个人说了些什么，在断断续续的交谈间，是否会记起翠微峰上的雨夜，于雨声中察觉到了不远处叔子的声息？

叔子去世十年后，季子为叔兄撰写“纪略”，悲从中来，忽然记起兄弟三人坐谈到子夜，“于时残月在山，天地空寂”，其间伯子说到他不愿承担失去其弟的苦痛，愿意先于其弟而死。季子说，哪里想到竟是自己独任此悲苦呢（《先叔兄纪略》）。

魏氏兄弟当着盛年，似乎就对这一不可避免的大散怀了恐惧。他们不能自禁地一再谈到死，也应因了惟有死是完美的伦理意境所无从抗御的破坏力量。

《魏叔子文集》书影

叔子病逝的那年，季子像是已不复有当年豪气。送晚辈远游，他不胜感慨，说：“我昔颇健游，廿年足未停。”现在却只能空谈了（《庚申夏吴子政由湖东往浙江感赋送之》，《魏季子文集》卷二）。这期间季子得了胡长庚（星卿）的书札，其中有“自世俗视之，遂谓尊家多难；自愚论之，一时何得有此奇特事，家运正好，万勿自疑也”云云；季子于此，也颇发挥了一番“人定胜天”之义，却归指于“为道日损”（同书卷八《答李元仲书》）。季子也老了，那一套处“缺陷”的策略，正合上了《老》、《庄》的辙。在这种时候，《老》、《庄》的确指点了某种精神归宿。林时益晚年喜禅；就上述书札而言，季子的思路则近《庄》。烈士暮年，并非总能“壮心未已”。

令季子感伤的是，叔子之死不足两年，“即布衣之交，已多去者日疏之感”（《答丁观察书》）。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从来如此，并无关乎人情寒暖、世态炎凉。只不过遗民对此，别有一种敏感罢了。

施闰章曾殷殷嘱咐季子“摧壮心，养余年”，“毋雄谈负胜气、为好事者所指名”，庶几保全身名，“全处士之义”，可谓语重心长（《魏和公五十序》）。晚年的季子，不待此种提醒，自与盛年有了不同。伯子五十八死于非命，叔子病逝在五十七岁，惟季子过了六十这道坎。看过了如许的生死，经历了那样多的事件，虽声光不免日趋黯淡，晚年的季子在“吾庐”的岁月，像是有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宁静与恬淡。许多年之后，他仍然会对故交的后嗣提起易堂旧事，但那确已是过去的事了。那些**的岁月，翠微峰上的争论、互规，冲风冒雨的远行，伯兄父子惨死后撕心裂肺的痛楚，都已成过去。甚至忧世伤时的情怀，也在时间之流中渐归平淡。由文字看，季子余下的岁月，充满了琐屑、日常的欢乐。他会在“人日”与子弟友人看石垅上的油菜花开（《石垅看油菜花……》，《魏季子文集》卷二）；会在一个悠长的春日，“闲弄两孙”，或袖了手随着由塾中归来的孙子在夕阳中走（参看同书卷四）；也会在一个落雪的日子回到山中，对人说那生活很适意，“闲为妇择冻米，颗颗精细。时看儿子弄冰箸，作山石形，藤蔓牵拂其中，青翠映澈。薄醉则陶然隐几，觉甚乐也”（同书卷九《与曾省之》）。

易堂的历史，却并未因了季子、彭任的死而终结——魏氏子弟还在，梁份、“冠石子弟”还在。尽管除了梁份，其他后人的声音远不如前辈响亮，甚至不能达于山外，达于宁都这僻邑之外。

尚小明的《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有关于遗民的代际划分，将万斯同、朱彝尊、黄百家等人，归入“小一代遗民”。该书说：“这里所谓小一代遗民，是指崇祯年间（1628-1644）出生的遗民子弟。清军入关时，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不过十六七岁，许多人只有几岁。”（第16页）在我看来，用了尚氏的标准，刘献廷、梁份等人，较之朱彝尊、黄百家，更可称“小一代遗民”。

梁份也是性情中人，却不同于叔子，有一种粗豪的气概。梁份经历中的那段复仇故事，说得上惊心动魄。那故事是：梁份的岳丈为人所杀，梁份杀了那人，“刳其心肝”，祭他的岳丈（据乾隆三十年刊本《南丰县志》卷二六《人物》）。那个时期的复仇故事大多类此。如季子所写揭暄为父报仇，获贼，“磔而生祭之”，“手戮之，啖其肉”（《揭衷熙揭暄传》，《魏季子文集》卷一五）——其时的人们不但不以为异，像是乐道这类血腥的故事。似乎手上沾了血，才更足以作为“豪杰”的身分证明。你由学术史，是无从领略梁质人的这一种风采的。“易堂九子”及子弟门人中，梁份或许是有此种记录的惟一的一个。

学术史也不会如叔子那样地告诉你，梁份其人“性好睡，与人匡坐，少选则鼾声动四座”。当然份也有极其清醒的时候，比如他住在龙当山，此时“贼昼夜攻之，份料守御事，睫不交者旬有余日”（《门人梁份、吴正名四十序》，《魏叔子文集》卷一一）。

林时益评论梁份，引了孔夫子的话：“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说梁份这人，“殆所谓愚忠愚孝者乎？”（语见《梁质人四十序》，《魏昭士文集》卷三）如上文所写到的梁份在三藩之变中赴长沙为韩大任向吴三桂乞援，就可以作为“愚”的一例。那种事，是他的易堂师长们绝不会做的。另如他为了抒发遗民情怀而谒明十三陵，绘制明陵图说，竟用了步测，就那么一步一步地量过去。即使当时的舆地学者，肯这样做的，也不会有另外一人。这时已是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刘献廷、万斯同都已故去，梁份此心耿耿，犹未被岁月所消磨，其“愚”确也不可及。

由此看来，梁份舆地学的成就，多少也系于他的“愚”。倘若并非“不世出”的大才，而要做成一点事，多半要有一点“愚”的吧。明清之际有遗民倾向而志在经世者，如梁份、王源，往往骨节峥嵘，睥睨一世，不汩没于世俗荣利，举世不见知而不悔，其“愚”其“强”，正有人所不能及。

梁启超对易堂不屑意，他所撰写的学术史对梁份却不吝称道。梁份从易堂先生游，其舆地之学不消说另有渊源，非得之于彭、魏无疑。王源序梁份的《怀葛堂集》，说梁氏的文字师法叔子。近人汤中自序其《梁质人年谱》，以为梁份所作，“实突过其师魏禧之文”。而与份同时的姜宸英的说法是，叔子之所以为天下所重，也因有了梁份这一弟子（《怀葛堂集·序》）——叔子死去不算太久，就有了这样的议论。

《六松堂集》等书影

彭士望《祭魏叔子文》，说叔子卒于仪真，“门人梁份从”，似乎梁份当时在叔子身边；实则叔子病逝时，梁份正在校雠叔子的文字，并不在其地（《哭魏勺庭夫子文》，《怀葛堂集》卷八）。此时的梁份，正在“不惑”之年。

梁份为叔子所器重，他对于叔子，却像是心情复杂。他由南丰到宁都，本是彭士望的门人，彭氏却命他从叔子游。叔子死后，梁份说到叔子曾对他高声朗诵自己的诗“我有鞘中刀，空床徒徙倚。欲以贻及门，未知谁者是”，同时“目光炯炯注射人双眸子”，而份则“垂首不敢复仰视”（同上）。他说正因了深知叔子，反而怕自己“慕虚名而情文有所不尽”。可知叔子生前，与梁份并未“正师弟之谊”。这固然可以解释为因珍重此道而不肯苟且，也未必不能察知梁份的倔强自负。

由事后看，叔子、彭士望所谓“造士”，实际造就的，不过几个子弟门人；其中最有作为、堪称易堂“后劲”的梁份，却已不便仅用了“易堂门人”这名目指称。时势比人更有力量，或许应当说，是那个严酷的时代，与经世致用的风气，造就了梁份这样的人物。《宁都直隶州志》卷一一《风俗志·宁都州）列举易堂门人中“能恪守师法，不失渊源”者，没有提到梁份，却又不知出于怎样的尺度。

尚小明的那本书还说：“万斯同、顾祖禹、刘献庭、黄百家等纷纷加入徐乾学幕府，表明清政府的笼络政策收到一定的效果。尽管这些有遗民思想的学者拒绝接受政府授予的官职，但他们参与官方的修书工作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表明他们对新朝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说纂修《明史》是他们对过去一段历史的总结的话，那么，参纂《大清一统志》则表明他们对新朝统治的认可。”（第69页）关于叔子、彭士望的知交顾祖禹，该书说：“《一统志》粗成后，徐乾学欲列其名于上，顾祖禹‘不可’，‘至欲投死阶石始已’。顾祖禹试图以拒绝列名《一统志》，来表达他对明王朝的最后一片忠心，然而，他毕竟参与了《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如同万斯同参修《明史》一样，表明他已完全默认了新朝的统治。”（第27～28页）

“小一代遗民”如梁份者，晚景不免凄凉。王源序《怀葛堂集》，说当时的他与梁份“俱落拓京师，穷且老依人”，“怅怅然白头相对，俯仰一无可为”，潦倒燕市，酒阑烛跋，怀旧述往，当年的豪举，都成前尘往事，清平世界，无以消磨壮心，只能与同志者相对嗟叹而已。王源与梁份的这一种英雄末路、无可施为的痛楚，是朱彝尊、黄百家辈体验不到的吧。

刘献廷死于康熙三十四年（乙亥），朱彝尊死在四十八年（己丑），王源卒于四十九年（庚寅），梁份则活到了雍正七年（己酉），是“小一代遗民”中的后死者。至此，“易堂后”历史应告终结，余绪也飘散在了绵延的时间中。

到“小一代遗民”渐次故去，一个朝代漫长的尾声终于消歇——是如此千回百转的悠长余音!

彭士望、季子都一再说到易堂子弟“无恒父师”。无恒师较易于解释，至于无恒父，则应因了彼此视同家人，且以培育“易堂子弟”为共同责任。

叔子作《季弟五十述》，说他的“述”，是述给易堂后人（“俾尔曹子孙知之”），述给身后的无尽的日子的。季子也“述”之不已，似乎相信只有不断地讲述，才能使子弟以耳代目，将上一代人的易堂记忆植入脑际。叔子曾对李萱孙说：“东莞九姓之裔，十数世如宗族家人，吾易堂岂可再世如路人乎？”叔子说到他的三个心愿：“一愿天下有枝撑世界之人，一愿后辈有枝撑易堂子弟，一愿吾家有枝撑衰门子弟。”（《里言》）

较之父辈，魏氏子弟不免声光黯淡。但你可以相信，几个有血性的少年人，曾在这片山林中生气勃勃地生活过。较之于此，当世以及后世的声名，或许并不重要。正是这样的遗民后代，将“遗民”这一现象在时间上延展了，也将晚明的某种遗风余绪，带进了另一个时代。政治史上断然分割的朝代，在个体人生中，在人的生动具体的生存经验中，其边界失却了清晰性质。两个朝代之间的犬牙交错、彼此缠绕，其关系的复杂性，几乎不可能诉诸描述。

王源生前说，自己曾“细访江右人文，大不及曩时。自易堂诸君子殁，汤惕庵、谢秋水诸先生相继谢世，后起者率多浮沉，独蔡静子、梁质人古文可称后劲”（《与梅耦长书》，《居业堂文集》卷六。汤惕庵，汤来贺；谢秋水，谢文洊）。王源与梁份同时，与叔子有过交游，所见已经如是；到蒋方增撰《重刻树庐文钞叙》，所见“易堂旧址已半没于荒烟蔓草间，而邱、林、李、曾皆式微，仅三魏氏尚多继起，与躬庵先生后人犹往来不绝”（《树庐文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