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翠微峰（二）02

易堂诸子多有远游的经历，其中彭士望与魏氏伯、季都雄于游，季子尤其意气豪迈，渡海登山，必穷极幽邈。

叔子出游吴越前，季子就已经到过琼州（海南），渡琼海时，风浪夜作，“舟中人眩怖不敢起”，季子独起视海中月，作《乘月渡海歌》（叔子《吾庐记》）。他还曾访彭荆山于华山绝险处，攀索踏磴，“一日直上四十里”（叔子《季弟五十述》）。施闰章补充了一个细节，即季子“语从者曰：‘人何必终牖下？死便埋我。’”（《魏和公五十序》，《施愚山集》第1册第176页）季子曾在行旅途中遇到鹿善继的孙子，由他那里得知了孙奇逢的消息，一时过于兴奋，竟“误触道旁枣堕驴，足挂镫，驴惊逸，碎首血出，伤数处”，也不过“裂衣裹伤复行”（《魏和公南海西秦诗叙》，《树庐文钞》卷六）。凡此，也可资考南北遗民间的信息传输与声气联络。

彭士望序季子的纪游诗，说：“魏季子和公居翠微百丈之峰，有兄弟朋友文章之乐，恒郁郁不得志，气愤发无所施，则身之南海，更渡琼……”（同上）其中也应当有遗民心事的曲折表达。见诸一时士人文集的有关交游、联络的纷繁线索，确也令人觉察到平静中的激动、扰攘，犹如水面下的洄流。

季子较他的叔兄耐得水陆舟车。他自己说“少时颇习劳苦，可跣足步数十里百里……或只身无傔从，结伴走千里，典鬻衣装自资”（《析产后序》）。囊中羞涩，就不能不是艰苦的行旅。季子说，他陆路的交通工具乃独轮车，水路则多乘艓子（一种轻便的船）。杜甫《最能行》：“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至于夜宿，则茅檐、败席，不免要供蚊蚋饱餐。在琼州，“飓风夜发屋”，还曾“卧星露之下”（《吾庐记》）。“一晴尘集须，一雨泥灭足”（《海南道中》，《魏季子文集》卷二）。这样的游，确也非叔子所能承受。伯子、叔子去世后，像是为了验证时间的力量，季子又有岭南、南浙之游。十六年后早已物是人非，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答黎媿曾观察》）。

就我所知，明代的交通状况较之前代，并无显然的改进，其时士人的动辄远游，不能不令人敬畏。至于那一时期士人联络之广、声气之相通，是交通便捷的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吧。

遗民的好游或也因了遗民的寂寞，山居者的“好游动”，也正出自山民式的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一年前，我曾乘车沿了岷江，走在耸峙的大山间。靠在椅背上，被窗外绵亘不绝的荒凉的大山麻木了感觉。车中播放着音带，有女声反复吟唱着一个单调的句子：“我想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自以为体验到了那种压抑、羁束与挣扎、突围之间的紧张，听懂了这歌所表达的“走出”的渴望。

叔子的江淮吴越之游，论者指为从事反清秘密活动的，叔子本人揭出的动机，则是“求友”、“造士”。用了叔子的说法，即“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吾身之可死”（《与富平李天生书》，《魏叔子文集》卷五）。彭士望甚至对大旅行家徐霞客夷然不屑，说其人“终不得草莽一二奇士，徒周旋名公卿间，何足道”（《魏和公南海西秦诗叙》）!

叔子相信“气不足以盖天下者，不能交天下之士”（《萧孟昉六十叙》，《魏叔子文集》卷一一）。季子的游，或许就在践行其叔兄的主张，他说自己“闻天下贤人，虽千里裹粮，窃愿一见”（《与梁公狄书》，《魏季子文集》卷八）。叔子也说其弟“所至必交其贤豪，寻访穷岩遗逸之士”（《季弟五十述》）。至于彭士望的《易堂记》，夸耀“易堂所至，大猾、武健、技术、任侠、博雅知名士、方外、石隐、词章、独行、理学，穷约显达之人”无不交，又像是蓄意搬演“《左传》时代”故事。

于“求友”、“造士”一类堂皇的大题目外，叔子的远游也另有不足为他人道的动机，如卖文以谋稻粱，如“卜妾”以冀得子嗣。他《新城九日寄内》一诗自注道：“壬寅余卜妾江南，内人送行诗，有‘愿言得抱子，雍雍归故乡’句”（《魏叔子诗集》卷七）。对此，上文中已经提到。

来宁都前，我曾到大庾（今作“大余”）看古驿道、梅关——季子诗中又作“庾关”。那天春雨霏霏，我们一行外，几乎别无游客。我在想象中将自己的人物安置在这一景上，卵石铺成的驿路，霉迹斑驳的关门，他们或独自，或与人同行，足音橐橐地在丛山中，是怎样的况味？回到北京后重翻季子的文集，得知他所经大庾岭上的驿道，“驵车驷马阗道途”，并不如我所设想的凄清。大约季子也如我这样，先有了一番想象，因而当看到那驿道“行来十马可齐轮”，并非险关，不禁笑虚名之误人（《梅岭》，《魏季子文集》卷五）。季子一再有岭南之游，曾“三载三行梅岭道”，说其地古松十围，他曾在松下小憩；还说只见松而未见梅，“梅岭”徒有其名（同书卷三《梅岭松》）。

方以智顺治九年曾由梅岭经过，也说该地“但有松千尺，难求梅一枝”（《无生寱·度梅岭》，《浮山后集》卷一，转引自《方以智年谱》第177页）。施闰章所见梅关，像是更其荒芜。他在诗中说：“门容一骑入，人度万山来”，“蓬蒿行处满，漫说岭头梅”（《大庾岭》，《施愚山集》诗集卷二四第475页）。

大庾·古驿道

我所见庾岭，已遍植梅树，却未见古松。偶尔看到一丛映山红，绽放在苍岩绿草间，比之后来我在杭州所见大片人工栽培的杜鹃花，颜色美得远了。

要到古驿道、梅关这种所在，才能使你更真切地体验你之为旅人，你的在行旅中。我们自然不同，我们不过是游客，悠然地观赏着这路这关，知道等在半山处茶肆中的，是热情的主人。

季子在诗中说：“慷慨出里门，寂寞归山园。”（《岭南值任道爰生日》）其实出门也难免寂寞。无论乘车马还是乘舟，当着渐行渐远，那一抹家山终于消失在了薄雾中，会有失却依傍后的空虚之感的吧。

山是有根的，水则流转无定。翠微一峰难免令人魂牵梦萦。陈恭尹说，他听季子向他说到那山：“往时为我言翠微，诸峰秀出旁无依。”（《寄题魏和公吾庐》，《独漉堂全集·诗集》卷三）伯子曾在某个夏日登上金山，回望家乡，因此一念，也就在想象中渡江河，逾高陂，经此地历彼地，终于抵达了瑞金，“西距宁都未至三十里，望一峰迥然屹立，则金精之翠微也”；接下来想象自己经了纡长的路，终于入城郭，遇知交，携手同归，僮仆惊呼，兄弟稚子出迎（《潮州送屠梦破序》，《魏伯子文集》卷一）——那正是游子梦中的还乡之路，伯子温习得烂熟的路。

大庾·梅关

西行途中，季子想到了翠微，说“峰头一勺水，想亦发荷花”（《西行道上》，《魏季子文集》卷四）；因路旁山形之似，记起了留在家乡的朋友（同卷《路上有山似冠石彭躬庵林确斋所居》）。翠微峰上的叔子却牵记着行旅中的彭士望，甚至想到了彭氏在羁旅中，“独身谁与谋”（《寄彭躬庵》）；自己一旦远游，又会挂念病中的林时益（《西湖饭黄米怀林确斋兼呈主人》，《魏叔子诗集》卷六），“不胜故山之思”（《桃花源图跋》）。

诸子怀念中的翠微峰，是个绝无机阱、令人陶然忘机的小世界，其存在像是只为了与浊世相对照。也正因了远离家山，“易堂”与那段山中岁月，愈加成为永恒。

就这样，有人居山，有人出行；或此时居山，彼时出行。即如季子，以“游”扩大人格，以“居”保全面目。正因有了远游、畅游，终于有翠微峰的坚守。此游此居，无不可见其“吾”。

出行者赖居山者代为照料。彭士望有四方之游，林时益多病，“家居并督二家事”（《朱中尉传》，《魏叔子文集》卷一七）。出者交一人，居者即友其人，恨不能即刻握手言欢——即如叔子对终身未见的陈恭尹。那还是季子自“南海”归来的时候，听了季子称道所谓的“北田五子”，“同堂咸信之”，书札中“辄齿兄弟”（《独漉堂诗序》，《树庐文钞》卷六）。叔子还曾叮嘱出游的曾灿为他抄书，说“翠微石室尚足藏书也”（《与袁公白》，《魏叔子文集》卷七）。而出游者为山居者带回的，可能不止于书：叔子就曾为伯子出示的“泰西画”所吸引（《跋伯兄泰西画记》）。山中与山外世界，也就这样地沟通着。

诸子既“出”，一个严峻的课题，即以何种原则处“交接”，以至“辞受取与”。

这本是一个遗民事迹被叙述的时期，仅仅已有的有关叙述，就足以使得遗民的生存充满了暗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历史中”。黄宗羲说，“茫茫然尚欲计算百世而下，为班氏之《人物表》者，不与李、蔡并列”（《寿徐掖青六十序》，《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64页。按班氏即班固，李、蔡应指李陵、蔡邕），所表达的，无非这一种自觉。这意识无疑使得生存紧张。明遗民很难克制对于自己行为的（从旁的）审视与评判。至于交接，即使在平世，也是士人立身的大关节，何况乱世，更何况身为遗民者!我们谈论“遗民”，那个时期被我们如此谈论的人物，通常并不以“遗民”自我指称，却未必不具有这一种身分意识。

从事自我道德人格的塑造，叔子保持了自始至终的清醒；即交接一端，就始终不失谨慎，矜重。他的说法是，“君子持节，如女子守身，一失便不可赎。出处依附之间，所当至慎”（《里言》）。他感激施闰章的知遇，却说即使有方以智的一再相招，对施氏“终不敢以野服见”，希望等到其人“解组”（因而彼此的关系有了改变），再“买舟东下，长揖匡湖之滨”（《答汪舟次书》，《魏叔子文集》卷五）。与此情况相似，他曾与周亮工同客吴门，明知周氏爱赏他的文字，也终未一见（同书卷八《赖古堂集序》）。

叔子去世前为施闰章的诗文作序，说三十余年间，“不敢怀一刺、一启事干贵人”（同卷《愚山堂诗文合叙》）。另在致友人的书札中，说自己“出处取与间，常竞竞恐失山中面目”（卷七《与徐孝先》）。叔子也并非一味谨慎，他以为理想的状况是，既不毁“廉隅”，又不露“圭角”（《乙巳元旦得圭笺试笔》）。他并非不明白二者难以得兼。他致书陈恭尹，说“浮沉二字最是难为。浮者便浮，沉者便沉，独浮沉之间，稍方则忤人，稍员则失己”（《答陈元孝》）。应当承认，叔子的行为的确可称中规中矩，偶或行权，分寸也总能拿捏得恰到好处，决不至有违于公众对于遗民的期待。陈恭尹所以招致物议，也应因了不善于在此“之间”把持。那个时候，载浮载沉，终至“没顶”的，确也大有人在。处通/塞、达/介、浮/沉之间，何尝容易!

叔子在“交接”的一面，对方以智、陈恭尹，都尽过规劝的责任。陈氏以忠臣之后，也如方以智，经受过明亡之际的大苦难，有着较之魏氏兄弟复杂得多的家世背景和政治经历。吴道镕所撰《独漉堂集》序，说“北田五子”之一的梁梿，对陈氏有“仆仆城市之责备”，朱彝尊也有“降志辱身之微词”（见之于《静志居诗话》，参看该书卷二二第712页）。温肃的序也说，对于陈氏，“当时同志已不见谅”，岑徵（霍山）甚至有“可怜一代夷齐志，错认侯门是首阳”之讽。但易堂诸子像是并不苛责他们的这位朋友。彭士望序陈氏的诗集，话说得相当体贴，说自己“心知元孝沉痛患难，学与年深，驯猛鸷之气，渐就和易”。但若仅据了文集，以魏氏叔、季与陈恭尹比较，确也会让你知道，被划归“遗民”一类者，彼此的境界有怎样的不同。

当然，叔子不事“干谒”，不等于不“交接”，更无妨于书札往还——他以此守住了一条界限。彭士望的情况也大致相似。他们坚持不入公门，不游幕，不苟取与，守上述诸戒惟谨，却不能全不与当道接触；不“干渎”，却仍然要陈述民生疾苦、地方利病。彭氏甚至不惜为朋友（曾灿）而向当道求助（《与李梅公少司马书》）。季子走得稍远了一点。上文已经说到，他曾接受过伯子的幕主浙江巡抚范承谟白金六百两的馈赠。施闰章也看出了魏氏叔、季的这一点不同，即叔子“不入公府”，而季子则“间与世浮沉，为文武大吏重客”，却又说季子“义所不可，则屹然不移尺寸”（《魏和公五十序》）。季子不应试，且不游幕，也仍然守住了他所设的那条界限。

那时的遗民有身分自觉的，各有其所守底线，只不过彼此的底线未必一致罢了。即如黄宗羲，与当道多所“交接”，从事声势浩大的讲学活动，非但不令其子黄百家世袭遗民，且推荐门生万斯同以布衣参明史局，却仍然有所不为，有他所认为的决不可为。全祖望撰《二曲先生窆石文》，说李顒自律之严，“当事慕先生名，踵门求见，力辞不得，则一见之，终不报谒”，“有馈遗者，虽十反亦不受”（《鲒埼亭集》卷一二）——另有材料证明并不尽然。同为北方大儒，孙奇逢、李顒都曾得到有力者的关照。他们不绝物，不为不情，取与之际却也仍有原则，尽管与上文写到的李天植，原则有所不同。

叔子、彭士望的好友顾祖禹，另是一类，其人既不仕清，又不肯栖迟岩壑间，而是从事著述，且出入于当世贵人府邸。应当说，后世在厘定遗民身分时，保持了相当的弹性，否则就只有食薇于首阳者，才配称遗民——何况关于伯夷、叔齐，也仍有疑论。

“独善”、“兼济”，士人往往被迫作非此即彼的选择。遗民的选择更有其艰难。宁化的李世熊就说过，“避地同尘，都无是处”（《答彭躬庵书》，《寒支初集》卷六，转引自《梁质人年谱》第33页）。遗民命运之乖蹇、处境的荒谬，正在“都无是处”。即使称“苦节”者，也经受不起苛刻的追问，如所食乃谁之粟，所践为谁之土之类——这种伦理绝境，岂不也是士人自己参与构建的？以叔子的敏感，不能不于这尴尬有深切的体验，而那种种微妙而精致的苦痛，仅据了他流传下来的文字，是并不都能察知的。

叔子拒荐博学鸿儒，是康熙十七年（戊午）的事，以此一“辞”，完成了清初名遗民的形象。就这样，叔子谨慎而又不失从容优雅地将自己塑造成了那个时代的“完人”。两年后叔子病逝。

康熙十二年（癸丑），吴三桂举兵反清，耿精忠、尚之信响应，这就是所谓的“三藩之变”。江右被卷入战事，已是次年。

三藩之变因系大清定鼎后的变乱，较之易代，像是有更其敏感的性质。而发生在甲申三十年后、永历朝覆亡十二年后，遗民对此一事件的反应，与明亡之初有了相当大的不同。“易堂九子”即可为一例。

几乎可以认为，在易堂历史上，三藩之变有某种“标志”意味。

叔子自己说，当战事紧张之时，他曾与友人在距战地不远处闲谈，其间有如雷的炮声传来（《王竹亭文集序》，《魏叔子文集》卷八）。叔子的这份镇定不免有一点可疑。据《魏叔子年谱》，康熙十五年（丙辰），叔子曾客居富田，又避兵云坞，次年即住在庐陵山中。丙辰，梁份赴长沙为韩大任（按当时韩为吴三桂守吉安）向吴三桂乞援。梁份说，当叔子“居庐陵万山中”，他自己曾“揭衣水行，日夜百十里就区画大事，其后成败不失锱黍”（《哭魏勺庭夫子文》，《怀葛堂集》卷八）。直到叔子病逝，梁份才提起此事，且说“此惟份知之，而未尝与人言者”。当然，你仍然不能知晓叔子所“区画”者何事，预测的是何种成败。

当然遗民表达，于隐晦中仍有透露，即所谓的“蛛丝马迹”，只是更宜于启发想象而难以确证罢了。即如叔子对于三藩之变的态度，就令人难以断定。叔子本人就说过：“吾尝以为残贼殃民者，虽师出有名，故国法所不容……况叛服反覆，惟以盗贼为事者乎!”（《周左军寿叙》，《魏叔子文集》卷一一）由上下文可知，这里叔子指的是因三藩而起的“群盗”。但“虽师出有名”云云，仍然值得玩味。

季子在这期间的确表现得激动不安。由他的《析产后序》看，他的介入“世务”，周旋“贵人”间，正自甲寅、乙卯始。其子魏世傚在《享堂记》中，也说其父“出入金戈铁马之中”。甚至世傚本人也曾奉了父命而奔走道路，“尝天寒被雨，步行九百里，衣裤水流者十三日夜”（《答周盛际先生书》，《魏昭士文集》卷二）。“九子”中，或许季子最不安分。庚子、辛丑间，季子在粤，就可能有赴龙门岛与义军联络的企图（《陈独漉（恭尹）先生年谱》）。即使这样，也不宜想象过度，以为季子日事奔走、策划。他的那些活动很可能只是山中岁月的插曲，短暂地打破过宁静而已。事后他的另一个儿子世俨对朋友说，三藩变起，颇有人因“久习兵革”，“惟以豪杰自命”，以至于“流而忘反，身名俱隳”，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彼此尚未失“故时面目”（《拙轩子卢孝则三十又一序》，《魏敬士文集》卷三）。凡此都可证易堂中人固然抱了“恢复”的期待，并不就将三藩之变认做了时机。

由文字看，彭士望似乎超然事外，反应很冷静（季子《同堂祭彭躬庵友兄文》，《魏季子文集》卷一六），我却怀疑其人在三藩之变中，形迹真的像他的朋友说的那样简单明了。宁都的邓先生也注意到了，乾隆六年刊本《宁都县志》，刊落了与彭士望、邱维屏有关的几乎全部内容，甚至两个人的姓氏。即如述林时益“避地宁都，与魏氏三子□□□□□□李腾蛟、曾灿、彭任为兄弟交”。你无法知晓这两个人清初的言行触犯了何种禁忌——或许我们又遇到了遗民身世之谜？

诸子中置身局外的，或许是彭任。道光五年（乙酉），王泉之序彭任的《草亭文集》，说：“易堂九子皆以文章鸣世，皆以道自任，三藩之乱，多有与时浮沉者”，而彭任“独抱道在躬，安其常，守其变”——自是清人的一种见识。三藩变中彭任心情的复杂，由他一些年后写给顾祖禹的书札（《与顾景范书》，《草亭文集》），可窥知一二。当魏氏兄弟奔走策划时，彭任或许就用了这一种复杂的眼神从旁观望的？

三藩之变不但使一些遗民经历了大**，也使一些遗民经受了大危难，在遗民这一族群中引发的震动，未必在明亡之下。易堂诸子的朋友为事件波及的，就有方以智、萧孟昉、顾祖禹等，陈恭尹甚至因牵连而下狱（《独漉堂全集》冯奉初所撰陈氏传）。

梁份与三藩之变的关系，似乎当其时就已不那么秘密。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记述了梁份向吴三桂乞援，吴留他观战一事。当然刘氏此记，应属“秘录”，在当时绝非用于发表的。梁份也未必不自晦其迹，他的上述行踪，不但不见于收入《怀葛堂集》的文字，且“九子”也像是讳莫如深。但也仍然有透露。林时益在诗中说，他因听到过有关梁份的消息，以至收到了梁的长信竟不敢打开（“乍传异说愁难信，详载长书怯未开”，《乙卯十二月梁质人自南丰至作》，《朱中尉诗集》卷四）。彭士望也提到梁份曾“以气矜避地”（《复友人书》，《树庐文钞》卷三）。

梁份的乞援之举，即使在对三藩之变反应积极的遗民那里，也是相当冒险的。易堂两代人中，或也惟有梁份能如此“蛮干”。份何尝不知道江西在兵马**中，小民不堪其苦，却不肯错失“恢复”的或许是最后的时机，其心情之复杂，不难想见。当然，秘密活动自有其刺激性，当着真的“海氛澌灭”（黄宗羲）、“潮息烟沉”（全祖望），遗民生存的意义危机才会到来。三藩之变中梁份的兴奋，或也可以由此得一点解释？

然而同为叔子的门人，也有参与平息三藩之变者（参看魏世傚《赠鲍子韶四十序》，《魏昭士文集》卷三）。季子的《曾有功墓志铭》、叔子《赠万令君罢官序》一类文字，表达的也是支持平息变乱的态度。也如不能确知叔子在庐陵山中的“区画”，你也难以认定季子父子的出入于“金戈铁马”，究竟所为何事。三百年之下，由诸子的文字所能察觉的，毋宁说只是那些年间山上山下的扰动而已。

我已经说过，我由诸子那里读出的，主要是友情与亲情的故事，是关于朋友、兄弟的故事，“拯”、“济”的故事则若隐若现，浮动其间，并不清晰与一贯。被叙述的遗民生平，往往不连贯，有诸多空白，以至破碎零乱。那一时期士人的表述中，有太多的隐匿、闪烁，其中正有他们的生存状态，过于完整、连贯，反而令人生疑。

有明一代，赣南一向多事。嘉、隆间陆稳就曾在奏疏中说过：“赣州封疆多邻闽、广，山贼之出没靡常，巢寇之盘踞日久。一啸聚于乡落，则妻子半为虏掠，田圃尽见荒芜；一弄兵于城池，则坟墓多被挖开，房庐悉为灰烬。”（《边方灾患恳免加派钱粮以安人心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一四）明亡之前，这里的民众已饱受战乱之苦。同疏还说，“南、赣二府（按应指南安、赣州），据江西之上游，为全省之藩蔽，界邻闽、广，故流寇之出入，必先取道，攻城掠野，无岁无之”，这种门庭之患，为他郡所无。叔子也说：“赣州十二属邑，皆负山依阻，地迫闽粤，故昔称多盗，而天下稍稍有事，则蚁聚蜂起，揭竿假名义者，不可胜数。”（《周左军寿叙》）

宁都的混乱似乎尤甚。易代之际，“宁之民尝称兵于市，白日而杀人劫人于县治之门。已而郡兵破县城，城屠掠几尽”。三藩之变起，宁都一县“百里环强敌，十里多伏莽，门以内奸民之欲持白棓而起者相视”（《赠万令君罢官序》，《魏叔子文集》卷一〇）。叔子一再写到“改革之际”赣南、宁都的动乱与杀戮。彭士望、李腾蛟也说宁都、南丰一带，“大盗数千，盘踞出没，焚杀**掳，惨动天地”（《与傅度山兵科书》，《树庐文钞》卷四），“暴客横纵，不择人而食”（《族子季玉四十一序》，《半庐文稿》卷一）。

当着要选择立场时，士大夫对于上述情境，岂能度外置之！

发生在这期间易堂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即魏伯子之死。情况很可能是，诸子的“激动扰攘”，因了伯子之死，而折入于悲愤沉痛。

伯子，名际瑞，字善伯，原名祥，字东房。

如若一定要伯子为他的死承担一点责任，那么丙戌那年他的“出”，或许可以算做祸端。当时清王朝委任的新县令到任，局势已大致平靖，魏氏兄弟有了一次机会，作更从容、更理性的选择。上文已经说到，叔子、季子在这当儿选择了“山居奉父母”，而伯子却在一番逡巡之后，选择了出而应世。

伯子对于他自己的选择也有辩护。比如他说，“豪杰之士能为人所不能为”，他们特立独行，不恤人言，不顾世俗之毁誉，“有时能奋立于天上，有时能伏泥中，有时可以绝类独上，而不畏天下古今之横议；有时屈情从众，不避庸俗之名”（《续师说》，《魏伯子文集》卷三）。也就是说，必要时惟豪杰才能“自污”。

我们不知道伯子当选择之时是否感到过痛苦，但有一点是确实的，即伯子因有这一“出”，后世的“遗民录”上没有了他的名字；而有魏伯子在“九子”之内，易堂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遗民群体”。对于本书而言，伯子此“出”的确意义重大——其人所从事的活动，复杂化了“易堂”的性质。

我以为对于这类身分问题，看重的或许更是后人，尤其在清代表彰明遗民的活动中。彭士望说陈恭尹因交游广阔而“为人所訾謷”，陈氏的态度是“任之”（《赠北田四子序》，《树庐文钞》卷六）。即使不能超然于毁誉之外，伯子对于自己身后是否能入遗民录，未必真那么在意，尽管他确也曾反复陈情，申述他“应世”的不得已。伯子有诗曰：“海国干戈正未休，书生仗策几时投。伪朝李密惭忠孝，江左夷吾老寇雠。”（《署中月夜登楼怅然之作》，《魏伯子文集》卷八）伯子的心事，也惟在诗中，有曲折的透露。

在事后的追述中，伯子的选择被一致解释成了作为长子，为了宗族利益的牺牲。这一解释被不断复述，证明了诸子对问题的严重性的了解。他们说，伯子的作为，有大不得已者。那时宁都局面混乱，即使如易堂这样“结砦而居”者，也“科重饷，祸且不测”，正因了伯子“独身冒险阻，任其事，屡濒于危”，翠微峰才得以保全，自此，隐居的诸子及族人亲戚，“倚伯为安危者三十余年”（《先伯兄墓志铭》，《魏叔子文集》卷一八）。据邱维屏所辑《魏徵君杂录》，“三魏”之父魏兆凤当初也并不反对长子的游幕，只是当“长子偶得当事所馈金，进以奉”时，这父亲“坚不纳”而已。

由叔子写给方以智三子的书札看，“三魏”的上述分工，是自觉的生存策略，兄弟三人必定有过仔细的谋画、商议，决不像叔子记述的这样简单。明清易代过程中，即使参与过抵抗的士人，也会面对如“三魏”这样的再次选择——在最初的**之后，选择此后的人生。于此又有士人的歧途。伯子原富于智谋。叔子说他的兄长“人情当世之故，深炼熟识，入于毫芒”（《伯子文集叙》，《魏叔子文集》卷八），本来就是幕府人才。他的死绝非无可避免。在发生于明末至清初的漫长对抗中，他不过被轻易地当作了供奉祭坛的牺牲而已。

关于伯子的死难，叔子、季子都一再述及，大致的情节是，到康熙十五六年，韩大任仍在宁都、乐安一带顽抗，伯子受哲尔肯之命前往招抚，未曾料到的是，他动身后，清兵突然合围，韩大任怀疑伯子出卖了自己，拒而不见，“始以幽囚，终遭毒刃”（《与顾袁州书》，《魏季子文集》卷八）——在易堂同人看来，重演了楚汉相争中俪生的故事。至于韩大任，则于康熙十七年入福建到康亲王军前投降，江西一带的战事至此结束。

伯子的作为及他的死，作为易堂的一处创口，引发了持久的隐痛。伯子的清白已成为易堂诸子当着面世时不容回避的问题，而为其洗刷，则被视为这一群体（无论长幼）的伦理责任。关于伯子之死，易堂中人强调的，是桑梓的保全。他们说，伯子并非不知道此行所包含的危险，当着亲友极力劝阻时，他表示自己考虑的是救宁都“县民之生”（《众祭魏善伯父子文》，《邱邦士文钞》卷二）。叔子所记更为具体，说他的兄长赴韩大任营之前，写道：“两兵相交，死者千万。且吾乡**已久，秋深冬至，民无衣被，何以为生，吾何惮此一行为!”（《祭伯兄文》，《魏叔子文集》卷一四）邱维屏也说伯子“舍生以救千万人之生”（《众祭魏善伯父子文》）。曾灿甚至比伯子于鲁仲连，说：“当时吾友去，亦似鲁连情”（《过聊城县追悼魏伯子》，《六松堂诗文集》卷五）。伯子的一往而不返，在诸子事后的追述中，被渲染了浓重的悲剧色彩。

“易堂故事”中的有些情节，曾被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反复陈述，如魏叔子、彭士望的相遇，如伯子之死。这些被反复陈述的片段，无疑有某种关键意义；经由陈述，确也像是构成了易堂历史的关节点。诸子有关伯子之死的陈述，主旨在为其人洗刷，代其剖白心迹。伯子之死，显然不仅被作为家族、群体的事件，因而才有了那种“面对公众”的言说态度，也更令人感到了士人于乱世立身之难。非设身处地，努力去理解遗民一族的道德生活，明白进退出处在当时的极端敏感性，才听得懂易堂中人的那些辩护、哀诉。

但我也仍然注意到，关于伯子的行为，传世的《草亭文集》中没有任何表态。你尽可以想象彭任既不肯苟同，又不愿立异，于是就在他所在的角隅沉默着。

至于伯子丙戌的一“出”用了为家族“存祀”的名义，实际动机则可能远为复杂，未见得不也因了用世冲动。如上文说到的，洁身固然是挑战，某种“自污”则有可能是更大的挑战。那个时期并不缺少被认为守身如玉的遗民，经得住最为苛刻的道德衡量，可比之以贞女烈妇；涉足浊世却又保全“清白”，却不是哪个人都敢于轻试。叔子、季子正以为他们的兄长选择的，是一条更为艰难的路。

最令伯子的亲人痛彻肺腑的，是那种死的惨酷。当遗体归殓时，“细验隐处，疮瘢迹皆是”（《先伯兄墓志铭》），以至伯子之子世杰捶胸顿足，痛不欲生，终因自虐而死，这也就是叔子所说的“二旬之间，父子并命”（《祭伯兄文》）。那年世杰不过二十三岁。

易堂诸子持久地体验着伯子被虐杀的余痛，这父子的血，不能不令他们自觉创巨痛深。

尽管李腾蛟已于九年前去世，而伯子对于易堂的活动并没有多少参与，伯子的死对于易堂，仍然有非比寻常的严重性。丁巳也像是个不祥的年头，由这一年起诸子死丧相继，终于使得易堂不再成其为易堂。

因了伯子的死，诸子与三藩之变的关系，愈加见出了诡异。康熙十五年梁份为韩大任向吴三桂乞援，十六年韩大任杀伯子。讽刺来得如此突兀与严峻，由叔子、梁份遗留下来的文字，你无法知晓他们对此是何种心情。伯子固然不应当遭此报，梁份、叔子何尝应当遭此报呢!或许真的如彭任似的置身事外，才称得上明哲？

乞援不消说为了复明，招抚则为保全民命。上文已经提到，在此期间诸子及其门人的努力，可能是在不同的方向上，背后有着士人（尤其其中的遗民）处清初之世的矛盾态度——既没有放弃“复明”，又力图“弭变”、“安民”。其实不惟伯子，其他诸子的心迹，何尝不也难明!

甲申、乙酉后的那段时间里，士人于出世、入世间所遭遇的伦理难题，所承受的道德压力，确也非平世所能想象。那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深入到了日常生存的困境，无关痛痒的后人，却像是只能抽象地论说，难以感同身受。鲁迅为柔石的《二月》作“小引”，说“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三闲集·柔石作〈二月〉小引》）。生活在三百年前明清之际的士人，无论是弄潮还是徘徊于岸边，“沾湿”几乎在所难免。叔子也说，“袖手则不仁，濡足则不知”（《与李元仲》，《魏叔子文集》卷七）。他似乎想自处于“不袖手不濡足”之间，而这“之间”的位置，又是多么难以确定。

但魏氏叔季确也不曾更深地卷入政治，也就不曾被“点污”，因而是更单纯的意义上的“志士”，更诗意的“志士”。方以智的感动于“易堂真气”，多少也应基于这一种比较的吧。在方以智、陈恭尹的眼里，魏氏兄弟确也应如一泓流泉，清浅得可喜。叔子的被时人以至后人目为“志士”，与其说由于他的行事，毋宁说因了他的表达。叔子的动人处，更在呈现于文字的对于志士人格的塑造，在他那富于感染力、感召力的性情，他的热忱与真挚。叔子并不曾经历过有如方以智、陈恭尹所经历的大苦难、大危机，这也使他能用了赤子式的眼神看世界，在人伦关系中，保持了一种单纯的态度。其间翠

《宁都三魏全集》

微、易堂之为屏蔽、保护，是无疑的。

我不能不感兴趣于三魏间兄弟情的表达。叔子曾经致书彭士望，说自己与伯子、季子，“老年兄弟，旦夕不能暂离”，又说到兄弟三人“决计合葬勺庭屋内；或死他处，亦必启棺相就”，以便三人的“神明”即使死后也仍然能“相依”（《与彭躬庵》）。这更像是叔子的主意。叔子还说，“吾兄弟既定葬勺庭，便欣然有夕死可矣之意”，接下来的小小难题，是如何处置叔子之妇，因为这妇人决心从其夫葬在勺庭。于是就有了如下方案，即，倘若此妇死于山，即附叔子之左，“当勺庭之房，生时偕寝处”；倘死于山下，则妯娌们就葬在一处。叔子所希望的，自然是前者，说“虽然，祔吾为便”（《书伯子示杰、傚等疏后》，《魏叔子文集》卷一三）——不但对于身后是否兄弟在一处，而且对于夫妇是否在一处，甚至葬处与生前“偕寝处”是否对应，都很在意。由上述计虑的周详，可以相信至少叔子本人对此是认真的。这年（康熙十四年）距伯子之死，还有两年。

“情之至者，一往而深。”（黄宗羲语）叔子曾引了伯子的话，说“情者，天地之胶漆。天地无情则万物散，万物无情则其类皆散”（《耒湖诗集序》，《魏叔子文集》卷一〇）。叔子自己说“平生固不敢轻用其情”（同书卷一四《祭处士涂允恒文》），又说：“天下之害生于不及情，不生于过情”（卷一三《书计甫草思子亭卷后》），还说“生平于天性骨肉间，情至不可解”（《伯子诗钞引》）。其实易堂之聚，也赖有此“情”，并不止凭借了抽象的“道义”。

伦理经验到了深切处，不免要遭遇表达的困难。丁巳那年，伯子死前的几个月，叔子曾写信给他的兄弟，引了苏辙狱中寄苏轼的诗：“与君今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寄兄弟书》）倘若对于来生不敢期必，合葬勺庭，就不失为一种选择——这至少是可以由家族中人执行的。你不妨承认，叔子所设计的合葬，至少具有“表达”的有效性。兄弟而缠绵至此，像是也不多见。

季子五十岁那年叔子作序，说：“吾兄弟三人如一身，自幼至老如一日。”（《季弟五十述》）哭祭伯子，他说的仍然是“吾兄弟三人如一身”（《祭伯兄文》）。季子也说兄弟三人“如影之随形，响之答声”（《答山西侯君书》）。叔子论兄弟一伦的重要，将道理说得很平实，“盖如兄弟三人，损失一个，则天地之内，止有两个，任他万国九州若亿若兆人，再寻一个来凑不得”（《里言》）。其实“凑不得”的不止兄弟。

伯子死的那年，曾与叔子在异地相见，像是无以表达惊喜之情，伯子对于他的兄弟，不但“鼓掌大笑，拍肩执手”，而且“自面及背，周身抚摩，若慈母之获爱子”（叔子《祭伯兄文》）。兄弟之间亲昵至此，确也如季子所说，缠绵“胶固”，“几几于儿女子之私”（《叔兄五十一岁序》，《魏季子文集》卷七）。“三魏”的兄弟情谊，似乎只有用了男女私情方能形容，在三个汉子，也算得上异禀的吧。季子说兄弟而为“至友”，“心曲”没有什么不可以述说的，却更有忘言之时，只一片欣欣之意弥漫其间（《奉怀叔兄在水庄》，同书卷二）。极尽形容又像是无可形容，季子也如叔子一样，对这一种关系，满足而又怀了感激。

叔子曾对人说，“吾生平人伦之乐，人罕有及者。盖内以父为师，以兄弟为朋友；外以师为父，以朋友为兄弟。”（《门人杨晟三十叙》，《魏叔子文集》卷一一）中国士大夫的乌托邦，其特征首先不在丰足，而在和谐——这也是宗法社会久远的梦境。

魏氏的兄弟之情不止于“怡怡”。彭士望就说过叔子“于伯、季强谏极言，无微不尽，伯、季之于叔子亦然”（《祭魏叔子文》）。魏氏兄弟彼此匡正，也有好文字，如叔子的《与季弟书》。

是兄弟，又是朋友；朋友如手足，手足则似知交。叔子《祭伯兄文》说到伯子曾有诗寄给他，其中就有“岂徒至性为兄弟，竟自神交托友生”的诗句（该诗收入《魏伯子文集》卷八，题作《睡醒念及凝叔吹灯作此》）。“兄弟”、“友生”，其为伦理意境，一向被认为可以相互补足。叔子说自己与彭士望交，“虽一父之子，无以过也”（《彭躬庵七十序》）。友情之深到了极处，非“兄弟”则不足以喻之；兄弟情深，又只能比做朋友。上文提到过的金声却有异议，他以自己与熊开元为例，说“兄弟”、“骨肉”并非就是友情的极致，“同一父母胞胎而出”，到了“分田宅画财产”，就“不能无异意”（《寿熊母李孺人序》，《金忠节公文集》卷七）。三魏“兄弟怡怡”的图画，倘若置于其时士人所经受的伦理危机的背景上，才足以令人称羡。那个时期并不缺少兄弟阋墙的故事。出自对世情的洞悉，也如处朋友，魏氏兄弟未必没有矫俗的念头。叔子说：“五伦于今，惟兄弟最薄。”（《里言》）还说，“笃兄弟为世所难能，有甚于忠孝者”（《萧小翮五十叙》，《魏叔子文集》卷一一），“甚有结契于朋友，而仇雠于骨肉者”；离间“兄弟之爱”的，通常就是“财利之物”（《同卷《程楚臣六十叙》）。回头来看魏氏兄弟的析产，的确属于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