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翠微峰（二）

由翠微峰往山下走，应当是愈近城市，愈见烟火人家。由季子《西门》（《魏季子文集》卷二）一诗可以知道，由宁都县城到翠微峰，途中有水流、僧院。那水即龙变溪。也是在事后，想到，我本应走这一趟，由宁都到翠微峰，或由翠微返回宁都，而不是乘了汽车——尽管走在路上，所见必与诸子当年不同。

魏禧经了十六七年的山居，壬寅（康熙元年）前后，决定作吴越之游。

季子说叔子丙戌居翠微后，“岁惟清明祭祀一入城而已”（《先叔兄纪略》）。乾隆六年刊《宁都县志》卷六《人物·隐逸·魏禧传》，也说其人甲申后隐居，“非祀祖不入城市”。事实却是，涉江逾淮之前，叔子不但参与清明的祀祖，且曾授徒新城，过瑞金，居雩都，还曾赴赣州，试图为杨廷麟迁葬。叔子授徒的水庄、曾灿“课耕”的六松草堂，都临近县城。上述《宁都县志》同卷说彭任“足不履城市”，却又说彭氏曾访谢文洊于南丰的程山，“未尝再适他域”；孙静庵《明遗民录》采用了这说法（第209页）——但南丰也是城市。星子的宋之盛，据说“足不入城市”的，也曾访谢氏于南丰。以宋之盛、彭任自律之严，仍不免一入南丰，也证明了此种戒律的难以严守。

其实诸子入城的理由很多，比如治病，或看护病人。曾灿诗集中有《城居侍家大人病因柬易堂诸子》（《六松堂诗文集》卷六）。叔子后来因其妇缠绵病榻，为方便就医，“徙宅于近郊”（《祭涂母邓孺人文》，《魏叔子文集》卷一四。按近郊即水庄）。李腾蛟晚年因目疾而致盲，也曾一度住在宁都城中（《跋书归去来辞》，《草亭文集》）。城市的不能不入，还因了生计。“吾庐”落成之时，季子就说过，自己虽“志乐山居”，却因“饥来驱我”，不得已而“屑屑走市”（《与刘长馨》）。直到晚年，他还说“最爱山居好”，却不免要“三旬五入城”（《偶述》，《魏季子文集》卷四）。

抵达宁都的那天下午，我们曾到了叔子的水庄学馆，在据说是原址的地方，看到的是农舍与废墟，有鸡在草丛中觅食。

那一时期士人所说的“城/乡”，不消说暗中对应了“清/明”，由今人看来，其意义更在象征层面。黄宗羲曾质疑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其人决不会以“不入城市”自限其行动，是无疑的，却无妨于后世依然以“不入城市”者为标准遗民，甚至在为遗民撰传时不屑于“夷考其实”。

显而易见的是，叔子的这次经了渲染的出游，无论在他本人还是由旁人看来，都不同于在宁都及其周围的城市走动。何以不同，叔子并没有解释。由事后看来，壬寅、癸卯的江淮吴越之游，不过更加激发了叔子对于通都大邑的兴趣而已——到丁巳（康熙十六年），他前后已五至扬州（《程翁七十寿叙》，《魏叔子文集》卷一一）；甚至病逝的那年，还到过南昌、南京、吴门（苏州）、无锡。叔子在这一点上，像是并没有遗民通常会有的那种洁癖，他对于城市，倒是别有期待。他说：“隐当为太公，不当为伯夷。择地钓渭水，乃为西伯师。”还特意指出，庞德公、诸葛亮当未出时，所处均为“都会地”，因此才多有豪杰相从（《咏史诗和李咸斋》，《魏叔子诗集》卷四）。或许可以认为，富于生机的城市，本来就更契合叔子的性情。

其时曾有孙无言其人，声称将归隐黄山，用了这名义遍征诗文，却滞留扬州十年不作归计，令一时知名之士有上当之感。叔子立论却别出心裁，他的那篇《送孙无言归黄山叙》（《魏叔子文集》卷一〇），说孙氏非但不必归隐，且正应当待在扬州，以便结识、招揽天下志士。文人作文，求出奇制胜，叔子的话，不必都当真；但这番议论，却不无真意。伯子也以自己的体验为根据，对孙无言表示了体谅（《赠孙无言归黄山序》，《魏伯子文集》卷一）。

王猷定说，殷人曾在商馀山避周以至于避秦，那却不是遗民惟一的选择；只要“意中常作此山想”，无论是否隐居，甚至其山之有无，都无关紧要（《馀中说》，《四照堂集》卷一二）。山林固然可隐，闹市也未尝不可隐——王猷定这样的遗民，也就以此“解放”了自己。

遗民传状中“不入城市”、“不入州府”的字样，毋宁说表达了公众对于这一族类的期待。“遗民形象”也难以避免“标准化制作”。身为士人而不入城市，本是极难的事，却被人说得太容易了。

丙戌居山之初，魏氏兄弟曾有过一次堪称重大的抉择——是留在山上，还是出而“应世”。所以重大，因为关涉身分：留在山上，即选择为遗民（当然这身分在此后的岁月中也可能更改）；出而应世，则多少意味着放弃遗民身分。叔子、季子选择了前者。

到叔子准备出游吴越的壬寅这年，永历已死于吴三桂之手，两年后（甲辰），张煌言就义；虽郑氏在台湾仍奉永历正朔，事实上抵抗运动已大致平息。叔子这一年决定出游，自然是经了深思熟虑的。当此时王夫之已避居湘西，黄宗羲正在撰写《待访录》。这一年顾炎武在北中国，曾出古北口，往蓟州，又曾谒北岳恒山。其《五十初度时在昌平》一诗中，有“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句——遗民中的顽强者，心也还未死。

不止入不入城市，如叔子这样的入山、出山，在其时也不免有繁复的政治及道德语义。叔子、季子当年的选择山居，即示人以坚持甲申之际的政治立场。既然那时以入山为拒绝甚至反抗，那么局势稳定后的出山，无论是出应世务，还是如叔子这样的出游，都不免有了严重意味。当此之际，遗民的“心防”不可能不遭遇重大冲击。一入一出，的确也构成了易代之际一部分士人人生的两个段落。倘若想到十八年后叔子死于道途——彭士望的说法是“野死”，未尝不可以认为，这一“出”参与铸成着他的命运：出山在叔子，含义岂能不严重!

城/乡（包括山）的道德意义，甚至不待“易代”才有。尽管有明一代城市、商业有了大幅度的发展，保有洁癖的士人，仍然坚持以城市——尤其商业繁荣的城市——为“浊世”。因而叔子下山前的精神准备，还包括了准备着涉足浊世。他一再提到杜甫的诗句“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事关“清浊”，意义岂能不严重!晚年的季子，也引了杜甫的这两句诗，说每当还山，即觉“真趣自多”，而“每下至山麓，面目渐换”（《答李元慈》，《魏季子文集》卷九）。至于伯子的出而“应世”被描写为“自污”，也应当既指与异族的权力者交接，也指踏入城市这浊世。伯子自己也说：“一自入城郭，竟如投网罗”（《杂兴》，《魏伯子文集》卷七）——可以作为人受制于自己制作的文化符号、自己的文化想象的例子。

明末名臣孙承宗早就说过，“士一涉世，真气渐靡”（《应天乡试录后序》，《高阳诗文集》卷一一）。本来，“真气”也赖有某种隔绝，包括对于东南名士文化较少沾染。何况“易代之际”!彭士望对张自烈说，听说他虽然“久居南都”，却与居山时无异，很感欣慰（《与张芑山书》，《树庐文钞》卷三），是包含了委婉的批评的。颜元对于北方名遗民刁包的涉“世局”——虽不过“世局中微有点染”——也不以为然，劝其守“闭户之哲”（《答刁文孝先生》，《颜元集》第432页）。季子倒另是一种思路。他权衡了出与不出之间的得失；在他看来，不出固不免“封己”，出又要冒“失己”的风险，尤其由江西这样“地瘠而民朴”的地方走出去，到“大国名区、人文辐凑之处”，更有可能失掉了本有的质朴（《孔英尚文集序》，《魏季子文集》卷七）。由此看来，出、不出各有其弊，像是没有绝对无弊的选择。

道德人格的坚守，是遗民生存的一大主题，为此不能不斤斤于清浊之辨。陈恭尹有《独漉堂集》。梁佩兰所撰陈恭尹传，说陈氏“晚号‘独漉’，更以明其不忘忠孝之心”（《独漉堂集》）。叔子写《独漉篇》，却有“独漉独漉，水深泥浊；水深尚可，泥浊污我”等句，显然寓有微讽。其《后独漉篇》更明白地自注曰“为友人作”，也以“独漉独漉，水深泥浊”起兴（《魏叔子诗集》卷一）。乱世中人确也像是易于点污。黄宗羲记江右人物陈弘绪（士业）：“庚子，余遇其舅氏于舟中。寓书士业，答曰：‘吾非故吾，若有惭德，何也!’”（《思旧录》，《黄宗羲全集》第1册第366页。按此节标点似有误）劫后余生，残破的确也不只是山河。

即使有如上的风险，甚至更大的风险，叔子也一定会出游的。他必有此“出”，他不可能如王夫之，他不具有王氏那种“用独”的思路。他的热烈，他急切的用世愿望，都注定了他不可能、也不宜于在那山中坚守。

叔子本来就认为“遁非君子所得已”（《诗遁序》，《魏叔子文集》卷九）。他不甘以“处士”自限，在写给门人的诗中，明确地表示，要“勉率二三子，洗我处士声”（《赠门人孔用仪五十》，《魏叔子诗集》卷四）。他向远在岭南的陈恭尹说：“士君子生际今日，欲全身致用，必不能遗世独立。”（《答陈元孝》，《魏叔子文集》卷七）他对他的座师解释道，出山之际，他想到的是，“闭户自封，不可以广己造大”（同书卷六《上郭天门老师书》）。同样的意思，他在其他场合也说过，比如说，“闭户穷山”，难免会“封己自小”（同卷《与杭州汪魏美书》）。大致同一时期，顾炎武也说过类似的意思，如曰“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与人书一》，《顾亭林诗文集》第90页）。出游在这里，被作为了士“成学”的条件，也即士自我造就的条件。由此看来，“出”固然有点污的危险，由另一面，未始不可以看作突围——由遗民的自我锢闭中的突围。

魏氏兄弟本不脆弱，并不真的那么惧怕浊世，甚至不惜有所点污、沾染——倒更可能出于道德自信，以及不无夸张的使命感。“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伯子就曾在诗中用了挑战的口吻说：“被发坐磐石，濯足向清溪。虽有清浊殊，达者无不宜。”（《古诗》，《魏伯子文集》卷七）叔子原属于那样的一种人，需要随时为自己的行为确定意义，对抗浊世，不也有一种意义？

叔子说，他为了此行，改换了自己的形象——至少他自己提供的叙述如此。他的说法是，“贬服毁形为汗漫之游”（《与熊养吉》，《魏叔子文集》卷七），似乎暗示了其在翠微峰上，以至在附近的城市走动时，所着仍然是明人衣冠。这并非不可能。明遗民中确有一些人，是用了各种方式，保持了明人模样的。季子说李腾蛟授徒山中，其弟子来学者，“皆裒（应为褒）衣箨冠”，李氏本人则“三十年未尝著时服”（《宁都先贤传》）。由叔子《桃花源图跋》看，山中人着的是“野服草鞋”。

叔子出游八九年后，在扬州，有人为他画山居像，穿戴的是“宽博”的明人衣冠，叔子叹为“绝似”（《看竹图记》）。那么出山，就意味着对遗民所坚守的这一部分的放弃。剃发与着时装，在叔子，不可能全无痛楚。他曾用了嘲谑的态度，写伯子之出，“辫发被红缨，秃领学时服”（《赣江呈伯兄》，《魏叔子诗集》卷四）。倘若叔子本人真的直到壬寅下山前才有一剃，当剃刀在头顶上回旋，“受之父母”的长发纷然落地之时，这敏感的书生，一定会有一份惨伤的吧。出山的代价自然不限于此，但那散落的长发，是具体可见的，不由人不心痛。由叔子的《季弟五十述》可以知道，季子出游先于叔子，己亥就已经“下江南”；叔子的迟迟不远行，除了体弱外，是否也因不忍舍弃明人的“楚楚好衣裳”？

曾灿说：“畏静不住山，畏喧不居市。”（《吴阊秋怀……》，《六松堂诗文集》卷二）士夫选择之难，有时确也在这些地方。山（乡）、市都不可居，又到哪里去呢？叔子于此，有了他的对策，即“居山须练得出门人情，出门须留得还山面目”（《答陈元孝》）。

事实是，明亡后一度自我禁制的遗民，在时间中不可能绝无迁流。即如陆世仪的弃乡居而入城市，陈瑚的离开蔚村。“土室”、“牛车”作为象征，也有其时效的吧，那一些细小的变化正无怪其然。

叔子本富于想象力，对于女色，固然能“凿空”想象，对于山水，当出山远行之前，早就在“意游”（《送木大师游武夷》，《魏叔子诗集》卷四）——体质孱弱而心性活跃的人物，常常会发展出这一种能力。对于吴越这人文渊薮，叔子是向往已久了。

一旦真的下了山，叔子也就对江淮、吴越一游再游，一发而不可收。他自己说“泛彭泽航太湖者逾十反”（《陈介夫诗叙》，《魏叔子文集》卷一〇）；还说自己“伏处山中几二十年，出游东南交天下之士亦几二十年”（同书卷八《赖古堂集序》）。他曾登燕子矶，独上危亭，对茫茫大江，赋了“不知故国几男子，剩有乾坤一腐儒”（《庚戌九月雨后重登燕子矶见伯季旧题怅然有怀》，《魏叔子诗集》卷七）的诗句，心境的苍凉可知。

熊开元记方以智的游，“肩大布衲，游行即以为卧具。别无鞋袋、钵囊，亦复不求伴侣，日数十里无畏无疲”（《青原愚者智大师语录序》，《棨庵别录》卷一，转引自《方以智年谱》第178页）——方氏以贵公子为僧而耐劳苦如此!这样的游，叔子显然不能。叔子出游，是有僮仆服侍的，决不至于如方以智那样辛苦。

季子意气豪迈，有犯难涉险的勇气，叔子不堪劳顿，有时就只能望洋兴叹。他听季子讲述自己登华山绝顶，“日月从两耳升降，视黄河如袜带委地下”，竟“精神惝恍者久之”；当他自己游庐山五老峰，也会“惊怪狂叫，木落石坠”（《闵宾连游庐山诗序》，《魏叔子文集》卷九）——尽管久居山中，叔子兄弟仍能被山的气势所震慑。叔子也曾遭遇过大风浪，舟中皆无人色，他却“倚舷而望，且怖且快，揽其奇险雄莽之状，以自壮其志气”（同书卷一〇《文瀫序》）。这的确也像叔子的神气。

出游而特重江淮、吴越，未始不包含一点虚荣。士林的人伦衡鉴，一向赖有吴越名士的月旦品藻，而“声名”与“声气”从来相关。“社交”在有明一代士人生活中，至为重要。直到本书所写的时代，社交圈仍有可能意味着其人的影响力所能抵达的边界。至于个人声望的扩张，的确要凭借尽可能广阔的交游。叔子在东南之行中，验证了自己以及易堂的影响力。他自己说客西陵时，海宁陆嘉淑（冰修）听说他是江右宁都人，“特过湖庄访所谓‘易堂’者”（同书卷七《与高云客》）。以江右僻邑人士而为江南名宿所知，的确是件值得夸耀的事。对于叔子东南之行的成效，朱彝尊也看得很清楚。朱氏说：“叔子居易堂读书且二十年，天下无知叔子者。一旦乘扁舟下吴越，海内论文者，交推其能，若竹之解于箨而骤干夫烟霄也。”（《看竹图记》）

令他遗憾的，倒是出行晚了一点。他说自己居翠微峰的二十年间，“海内耆旧凋落殆尽，往往不得识面”（《书禹航三严先生崇祀录后》，《魏叔子文集》卷十二），因而也就愈加汲汲，如恐不及。吴越人物，本不乏光彩照人者，叔子终于有了更多的机会，体验优秀人物之间的相互吸引。

其间与汪沨的结交，也如在宁都的结交谢廷诏，在叔子，是得意之笔。

汪沨（魏美）是其时东南著名的高士，行踪飘忽，应当属于那种以游为隐的一类。朱彝尊说其人“高踪苦节，人所难堪”，自己曾访之于大佛寺僧寮，“竹榻芦帘，不蔽风雪，坐间欲留予啜杯茗，则瓦垆宿火已销，一笑而别”（《静志居诗话》卷一九第581～582页）。黄宗羲所见的汪氏，“匡床布被之外，残书数卷，锁门而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踪迹”。据黄氏的记述，其人或许是遗民中严守了“不入城市”的戒律的一个（《汪魏美先生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382页）。

叔子客居西湖时，汪沨正“进退无常，不可踪迹”。叔子听说他到了湖上，即托其弟转致书札如下：“魏美足下：足下知仆至，意当倒屣过我，顾以常客遇我，足下则可谓失人。”这书札实在气势夺人，而汪氏也就为其所“夺”。据说沨得此书札，“辄走舍馆相见”（《高士汪沨传》，《魏叔子文集》卷一七）。据叔子说，汪沨为人“落穆”，“性不好声华”，当其时有“汪冷”之目；既见叔子，“卧谈至鸡鸣，或更起坐，不肯休”（《与杭州汪魏美书》后自记）。与汪沨这种名士交往，叔子的那封书札，或许可以看做技巧的成功运用。他其实深谙这一流人物的心态，对自己所取方式有明确的效果期待，因而相互吸引中，又未始不包含了“征服”的快感——尽管不能如季子似的寻访友人到华山绝险处，叔子求友的顽强，于此也可见一斑的吧。

遗民人生，本是一片衰飒的风景。叔子游江淮之时，东南遗民多已入老境，当日的抵拒、抗争，已像是前尘往事。面对这片风景，难免不生出苍凉之感的。叔子自说所交东南之士，“恒散伏草间，或灭迹穷山深谷，不求知于人，人亦不得而见”（同书卷二二《书罗饭牛扇面》）。其中最令他凄然的，或许是康熙十年（辛亥）的访李天植。

李天植，明亡改名确，字潜夫，人称“蜃园先生”，《鲒埼亭集》卷一三有《蜃园先生神道表》。明清之际南北遗民中，有过不止一名“饿夫”，李天植算得一个，他的贫以及甘于饿，是出了名的。叔子见到其人时，李氏已经是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据叔子说，李氏“家奇贫，无子，又病疝气，不能二三百步行，久坐下坠，常日仰卧读书。门无三尺之僮，厨无爨婢，独老妻在室，颓然相对”（《与周青士书》，《魏叔子文集》卷六）。叔子到其家，见李氏蹒跚“执杯茗，不能具饭饭客”，惆怅不已，即在太湖舟中作书，“欲联数同志，为挨月供”，甚至作了具体的设计，邀周篔（青士）主持其事。这书札后有叔子次年（壬子）所记，说他事后在山中访徐枋，徐氏说，只怕李先生不接受他人的接济。“君子爱人以德，君力所不及，听其饿死可也。”李天植即于次年三月弃世。“听其饿死可也”，确也像以“苦节”著称的徐枋的口吻。在徐枋看来，李天植的饿以至饿毙，不过“求仁得仁”。徐氏的这番话竟使叔子感到了震撼，叔子说自己“且痛且愧，真浅之为丈夫也”。令今人费解的是，何以张罗救助，就“浅之为丈夫”了呢？

读了这篇文字，我却不能不有另一番惆怅。在我看来，“颓然相对”的老夫妇中，老妇的处境，较其夫更凄苦、绝望。为了保全节操，自己饿就是了，老妻也陪着挨饿，总觉得近于不情。读了这故事，不能忘的倒更是那老妇。

丁巳（康熙十六年）孟夏在吴门，叔子曾寓红板桥南楼，据他自己说，“宾客早暮至不绝，每夜断灯火上，始得从容盥漱者几二月”。其时有华子三者，得叔子的诗，捧读而泣，“哭二日夜，两目尽肿”。送叔子到船上，子三“哭不能起”，以至令叔子想到“赵景真一见嵇叔夜，千里追逐，狂病阳走”，尽管他也自谦不能当此盛意（《华子三诗叙》，《魏叔子文集》卷九）。也是在这一时期，叔子结交归庄，据说每当叔子要“束装行”，归庄就“涕泣”以至“失声”（同书卷一四《哭莱阳姜公崑山归君文》）。倘若这类记述不曾夸大，那么叔子令人依恋之深，无论山居还是出游，都得到了证明。叔子本人也长于描述这种场面，不厌其细，笔墨间不无陶醉。令吴越人士为之倾倒，或许已超出了他的预期。

彭士望《魏叔子五十一序》说：“魏叔子庚戌间再游吴越，人传诵其文章，谓为南宋来所未见，求之者无虚日，日削版待之，朝成夕登，即日流布；海内所推一二耆旧大耄之老，争识面引为忘年交。士无识不识，皆知有宁都魏叔子。”一些年后，彭氏为“三魏”后人的文集作序，还说到庚戌那年的除夕，叔子“归自淮扬，文名大震，一时钜公尊宿，或云数百年所未见，人得其篇牍，咸珍异藏弆以为荣”（《魏兴士文序》，《树庐文钞》卷六）。庚戌那年叔子四十七岁。由叔子这一时期的文字看，他本人也自待不薄。人恰如其分地估量自己，谈何容易!

经了近二十年的游，不消说志意日广，见闻也日增。但我所读过的东南人士的文字，与叔子有关的却难得一见，因而无从推测那些文化过熟的吴越人士，是否真的由这来自赣南的书生身上，感受到过山中的清新之气。可以确信的是，在此期间并不曾发生过如当年与彭士望那样的遇合。

待到年过五旬，叔子虽勉力出行，意气已大不如前，自说“山居郁陶，辄思一畅生平；出门观览，壮心顿消”（《寄兄弟书》）——确也是老之已至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