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翠微峰（一）02

彭士望刻画易堂形象，说：“易堂之人粗识理义，读书、为古文辞，好嘐嘐谈经济，笃嗜人才，出于至性，而操行多疵病，废半途，不能坚忍嗜欲，独不敢作伪自覆匿。”（《复孔正叔书》，《树庐文钞》卷二）后人眼中的易堂，也大略如是。季子之子魏世傚就对同侪说：“九先生之所同者心，而不同者其行事。同其心者，真与诚而已矣。”（《答彭汝诚书》）

魏氏叔、季与彭士望说易堂，首标一“真”字。

季子《吴瓶庵赠言序》（《魏季子文集》卷七）一篇后彭士望的评语，说“真气”二字，“此吾易堂立言之旨也”。季子也说：“人之有真气者乃有奇气。”（《邹幼圃来翠微峰记》，《魏季子文集》卷一二）叔子的说法是，“天下之害由于人无真气，柱朽栋桡而大厦倾焉”（《徐祯起诗序》，《魏叔子文集》卷九），不免夸张，却也未必不真的这样认为。这里所谓的“真”，无非指真诚，真率，真挚。人们当时所知道的“易堂”，的确也光明洞达，真气洋溢。

这“真”与公安三袁的“性灵”、“性情”说，至少间接有关，尽管叔子对士人的滥说“性情”正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自“性情”之说流行，无不以性情为言，“故自天下好为真性情之诗，而性情愈隐，诗之道或几乎亡矣”（同上）。

易堂所谓“真”，自然非即天真。魏氏兄弟尤其不以“天真”自诩，他们甚至不讳言“机谋”，自居于智谋之士。在我看来，诸子的可爱，是在未必不通世故，却仍保有了某种率真；既少有道学中人的矫情或不情，又不像通常文士、名士以通脱为标榜——他们确也令时人感到了一派清新。最为易堂中人得意的，是方以智的如下评语，即“易堂真气，天下罕二”（季子《先叔兄纪略》）。

朱子曾以灯笼取喻，说内多一条骨子，外便减一路光明，易堂中人一再引用，只是不免于断章取义。但这譬喻着实精妙。

那个时期好用这一“真”字的，颇不乏人。方以智说“真实”，曰：“发真实心，行真实行，方肯真实。参真实参，方有真实；疑真实疑，方有真实；悟真实悟，始信悟同未悟，始知真实践履。”（《墨历崖警示》，《冬灰录》卷首）《方以智年谱》系此篇于顺治十五年（戊戌），即方氏访翠微峰的前一年。宁化李世熊，自说其“痛愤是真痛愤，惭愧是真惭愧，爱敬是真爱敬，涕泪是真涕泪”（语见季子《李君元仲墓志铭》，《魏季子文集》卷一四）。颜元甚至也用了“真气”二字，说“宇宙真气即宇宙生气”（《习斋记馀》卷一《烈香集序》，《颜元集》第409页）。此“真”正自难得，值得如此强调。

孙奇逢的友人孙承宗、鹿善继等人，也标一“真”字。鹿善继著有《认真草》，为孙承宗所题名，以为得了鹿氏精神。孙承宗是在别于“赝”的意义上，称许鹿善继的“真”的，即“真材”，“真品”，“真心”，“真肝胆”（孙氏《题鹿伯顺十五种认真草》）。鹿善继本人也好说“真实”，如曰“真实心”，“真实心肠”等等（《定兴县籽粒折徵记》，《认真草》卷三）。由我看来，鹿善继的“真”，兼以“刚大”，更有北方气象。均为“志士”，北方孙奇逢、鹿善继厚重内敛，易堂彭、魏则**喷涌，都有所谓的“真性情”。

尽管我们早已被告知，到本书所写的这一时期，传统社会已近晚期，我的阅读经验却告诉我，其时士人的心性并未因此而衰老。我倒是常能由明人、明清之际的士人那里，读出某种青春气象，觉得那些人物的热情近乎天真。即如易堂的那种“真气”，岂非出诸年轻的心灵？

满耳雨声。四周的山黑魆魆的。若是在三百年前，附近的翠微峰头，会有一两星灯火，明灭在枝缝叶隙间。那灯下或许有魏氏兄弟在纵谈，也可能是彭士望、叔子在争辩，以至声震林木。叔子本长于谈论，“论事每纵横雄杰，倒注不穷”（季子《先叔兄纪略》）。说到兴奋处，即使“委顿枕席”，也会推枕而起，“投袂奋步于室中，疾声大言”，使“闻者惊为诟厉”（《涂宜振史论序》，《魏叔子文集》卷八）。

上文已提到了九子的和而不同，用了邱维屏的说法，即“大义攸同，志各趋舍”（《祭李少贱文》）——惟此也才有气象的阔大。关于异同，叔子的说法是：“朋友之义，相济以异，而相成以同。”（《京口二家文选序》，《魏叔子文集》卷八）彭士望视时文若仇，邱维屏则称道制艺自若。至于曾灿以及下面将要讲到的林时益，更是宁得罪友朋，也不改面目，不放弃自己的人生选择。一定要这样，才是所谓的“性情中人”的吧。

更足以示人以“易堂真气”的，毋宁说是那种系于时尚而又自具特色的诸子间的相互砥砺。

倘若有人于三百年前，隐隐听得峰顶人声喧哗，有宿鸟在月明之夜惊飞，那或许就是易堂诸子在相互攻谪。彭士望《易堂记》说，诸子“方初聚时，俱少年朗锐，轻视世务，或抗论古今、规过失，往复达曙，少亦至夜分，不服辄动色庭诟，声震厉，僮仆睡惊起；顷即欢然笑语，胸中无毫发芥蒂”。他们或许就这样谈论、争辩着，灯烛荧荧然达旦。

无论彭士望还是叔子，一再强调的，都是诸子间“无毫发芥蒂”。即如叔子说他与彭氏“山居争论古今事，及督身所过失，往往动色厉声张目，至流涕不止，退而作书数千言相攻谪。两人者或立相受过，或数日旬日意始平，初未尝略有所芥蒂”（《彭躬庵七十序》）。彭氏在另外的场合也说到，“诸子中亦时意气互激，忿詈出恶声，或号哭欲绝交，转盼辄销亡，胸中无毛发底滞”（《魏兴士文序》，《树庐文钞》卷六）。他们更希望人们相信的是，这些血性男子间的冲撞，即使撞到了火星四溅，彼此伤痕累累，也无损于心性的磊落光明。

如彭士望、叔子所描述的“攻谪”，几乎可以视为“易堂作风”，其严肃性决不在儒者的修省之下。那本是一个儒者式的道德修炼成为时尚的时期，这修炼中包括了自考与互规。其时流行一种“功过格”，鼓励士人将自己的善举与过失记录在案且加以换算，以便积累功德，邀致神宠。易堂中人也正在风气之中。只不过就我所见到的，如易堂中人那样，将自考尤其互规进行到如此激烈的，仍然罕有。叔子自说与他的朋友间，“苦言相箴规，攻谪比仇敌”（《梦故人》，《魏叔子诗集》卷四）。看季子书札，确也是每到规人之过，即精神百倍，勃勃有生气。诸子、甚至诸子之子的文集中，气势最充沛的，确也是这等文字，无不攻势凌厉，言辞激切。看起来的确是，面折书诤，诤者能尽言，被诤者能受尽言，气象无不正大。这群心理强健的男子，或许正由这一次次的**冲撞，而获致了快感，以至彭士望到了晚年，还怀念着那一种撞击。

诸子不屑于为迂儒式的修行，却严于互规，于此也分明见出了群体自觉。只是易堂中人致力于道德人格的完善——既是伦理意义上的，又是审美意义上的，并不像儒家之徒那样，将目标明确地设定在“优入圣域”上；也没有迹象证明他们曾在“九容”一类项目上彼此纠察：那种迂儒式的修省不免要梏亡生机，而如彭士望、魏氏兄弟，本是活力四溢的人。

在这种场合，诸子的神情也仍然有不同。叔子就说过，“吾徒爱气矜，正色敢犯难”，惟有李腾蛟与邱维屏不然，邱如“千顷波”，李则如“春日旦”（《李子力负五十初度……》，《魏叔子诗集》卷三），将这两个朋友比之于黄宪（叔度）、陈寔（即陈太丘。关于黄、陈，参看《世说新语》）。《丘邦士先生文集》杨龙泉序也说当诸子相互攻诋时，邱氏“独静默若未尝身与其间”。但据叔子说，邱氏曾因关于时文见解的不同而与他争论，“至座中人皆罢酒，声震山谷，鼾睡者悉惊寤，不为止”（《邱维屏传》）。沉静木讷的，或更有认死理、咬定了不松口的坚韧。因而那山中争执不下的，未见得定是彭士望、魏叔子。性相远，习相近，你可以想象，至少在易堂盛时，那“堂”中常常是热烈的，喧嚣的。

叔子、彭士望以鼓舞、激励侪辈为道德义务、道义责任，披肝沥胆，**至老不衰。叔子与陈恭尹，未有一面，不过是所谓的“神交”，却也无妨于叔子以诤友自任（参看《答陈元孝》，《魏叔子文集》卷七）。他说，“朋友有过，吾苟闻之，如负芒刺于背，如人骂己姓名，夜有所得，则汲汲然不能待诸旦”（《里言》）。彭士望不满于程山谢文洊的“微有坛坫习气”，竟直截了当地说：“世界公共，性体浑同，圣贤阔大，切莫认作一家一门私货。”（《与甘健斋书》，《树庐文钞》卷一。按甘健斋即甘京）——在叔子、彭氏，确也出于性情的“肫切”、“恳笃”，亦所谓“不容已”。圣人说过，友直，友谅，友多闻。人生在世，“益友”、“畏友”、直谅之友，何尝易得!

如此严肃的道义之交，未必随时可见于现代社会的吧。值得凭吊的，倒不如说是这种古老的诗意。钱穆曾说到过宋人严肃，明人何尝不严肃!明儒中很有几位，几乎将这种严肃推向了极致。严肃而至于不情的，也大有人在。我这里要说的是，那些被目为文人、名士者，也自有其严肃，即如易堂诸子间的友情。这种严肃，无疑与其时的理学氛围以极复杂的方式联系着。修身之学当其时确非道学的专利；换一个角度，也应当可证儒学理念、价值观对于士林的广被。这一种严肃风味，往往被乐道晚明士风者所忽略。晚明文人何尝一味通脱飘逸、潇洒出尘！

易堂气象的正大不止表现在攻他人之过。

叔子去世后，彭士望提到一件旧事：邱维屏曾认为叔子“饰非拒谏”，以书札相规劝，言辞激切，“叔子乃刊布其书闻天下”（《祭魏叔子文》，《树庐文钞》卷九）。邱氏的那封信收在了魏叔子的文集卷五中（另见《丘邦士先生文集》卷五），的确毫不容情，对他的这个内弟，几于剥皮论骨。

伯子曾批评他人“虽曰‘自讼’，正如名士言疏懒、言癖、言不合时宜，歉悒之间，翻寓自得”（《答人》，《魏伯子文集》卷二）。“悔过”也可能并非出之以诚。叔子也有类似的发现，即“文过者，掩失匿非，此粗迹耳。文过之精，有人所未知而自表暴悔艾以文之者”（《里言》）。叔子在这种地方，总能洞见情伪。由此可以知道，聚在翠微峰上的，不但是几个相互能直言的人，而且是能洞见他人肺腑的人，相互规劝起来，那情景就非寻常可比。要由邱维屏致叔子书，才能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批评。直言固然需要勇气，而能承受这样的直言，也要有相当的胸怀、气量的吧。

叔子不从事儒者式的修炼，省过之严苛却末见得不若，不但行为、甚至念头都在检点之列。他的“自讼”，包括了自讼其好色，态度之坦白，有决非寻常道学所能者。他说自己“生平未蹈邪**事，而邪**念触地而发”，“每能凿空作**想”（《述梦》），说得一派天真，只是自责中未必没有自喜。他在诗中也忏悔了自己的“多欲”，“凿空结妄想，能使冶容出”（《南丰曾法南六十初度览其族子若顒纪事惕然有赋》，《魏叔子诗集》卷四）。不过“凿空”、“妄想”而已，竟也令叔子惭惶无地。你却也由此知晓了叔子关于女色的想象力——那正应当为一个正常且性情活跃的男性所固有。

彭士望、魏叔子都自负“直道”，又都能忍受对方的“直”。或许应当说，“直”并不难，难在使他人能“直于己”。

也如邱维屏的“书诤”叔子，彭士望曾致书伯子之子世杰，对其父颇有批评，说伯子游幕后“养尊处优”，与人交而“习软滑”，“道义久交中，求如二十年前争执诟詈涕泣时，了不可得”（《与魏兴士手简》，《树庐文钞》卷四）。据书札后他本人的附记，伯子得此书简，就“手自圈点”，黏置座右。直到伯子死难三年后，彭氏才偶然得见，泪潸然为之下。曾灿不过少叔子一岁，叔子对于他，却“如严师之于童子”。季子父子斥责曾灿的书札，虽刊刻时隐去了其名，但辞气之峻厉，非常人所能堪（魏世俨《祭妻弟曾嘉初文》，《魏敬士文集》卷六。按季子文集卷八《与友人书》，应即致曾灿者）。曾灿在客中记起友人的斥责，说他并不缺少意气之交，却没有了叔子那样能施以“绳纠”的朋友（《钱塘江梦魏凝叔二首》，《六松堂诗文集》卷二）。

没有“能受尽言”的叔子，就不会有他的那些“言无不尽”的朋友，不会有邱维屏那种入木三分、毫不容情的批评。至于叔子的“直”，不消说又为易堂同人所助成。或也正因有了彭士望、邱维屏这样的畏友、诤友，叔子也才会少一点领袖群伦的自信、自负，多一点平易与清醒的？

上文已经说到易堂中人的切磋文字。叔子对远方的友人说，易堂中“虽文章小道有所失，必力相攻治，如严师之训其弟子，下至子侄门人，动色相诤”（《答陈元孝》，《魏叔子文集》卷七）。文人或不难有此诤，诤之后从善如流、即行删改的，才更出自“易堂作风”。我所读“三魏”及其子弟的文集，刊削后的空白随处可见，堪称一绝。

易堂诸子的修省，不但无时无地，而且借诸多种形式进行，将这种活动日常化了。即如曾灿所说，诸子的取名某斋，往往有“借诸斋堂之名而以寓其损过益不及之意”（《果斋说》，《六松堂诗文集》卷一三）。叔子号裕斋，据说就是为了“自进于宽裕”（季子《先叔兄纪略》）。邱维屏则为“治其气质之恶”，名其所居曰“慢庑”（《敏斋说》，《丘邦士先生文集》卷三）。其他如林时益号“确斋”，也无非此类。

你不妨承认，那个时代的士人对于道德生活的严肃性的不倦追求，的确有其动人之处。

在进德修省中，易堂内部关系的“平等”，也与某些理学会社相仿佛。据叔子的《先伯兄墓志铭》，伯子“严于疾恶，触其性，若雷霆之发不可御；然每能自屈于理，理胜者，虽子弟之言，必俯首而伏”（《魏叔子文集》卷一八）。道之所在，即师之所在。士人于此体验了别一种价值尺度，“道”的、“学”的价值尺度。但如易堂那样鼓励卑、幼者匡正尊、长者，未必为儒家之徒所能——或也有违于他们的理念。

易堂中的相互砥砺，甚至在师弟子之间。叔子相信“人生有定质，无定位”（《寄庐说》，《魏叔子文集》卷一五）。他希望弟子“能正色直言，匡我不逮，吾亦有所严惮，以自束其身”（同书卷一四《告李作谋墓文》）。李腾蛟也鼓励门生弟子纠自己之“过”，甚至致书他的门人，说“肋下三拳，时常来筑，仆断不护痛矣”（《答南昌门人胡心仲》）——与其说因了度量，不如说基于实施“修省”的真诚，基于某种彻底性。李氏在自己主持的学馆设了“彰纠录”，令弟子书善书过，“过格书上，善格书下”。这里“书”被认为重要动作。李氏将这一种书写，比之于《春秋》，能令人“凛凛”而生畏（《彰纠录序》，《半庐文稿》卷一）。

本来就不同于其时南丰的“程山”，“易堂九子”无论长幼，皆为兄弟交，有伦理关系上的平等；而兄弟如“三魏”，也无论长幼，互为“畏友”。这也像是一种特色。易堂中人对此想必很自觉，叔子就一再说到。程山谢文洊门下，封濬、甘京、黄熙等人年相若，与其师谢氏的年龄也相去不远（三人中年长的封氏，不过少谢氏五岁），却对其师执礼甚恭，与那些年少的弟子旅进旅退，行礼如仪：气象不消说不同于易堂。叔子说他“与程山师弟并为昆弟交”（《封禹成五十寿序》，《魏叔子文集》卷一一），也即以易堂的作风与程山交往。

易堂中的修省活动，几乎动员了在此聚居的所有人员。甚至叔子之妇也参与了规过。叔子记有他的内人对他说：“汝做一件好事，便喜动辞色，何浅也。”叔子则认为人在妻子婢仆前最无忌惮，“能于此随事受规，亦能补朋友所不及”（《里言》）。如此看来，修省确也算得易堂的一项“共同事业”。

只是上面那一种“易堂作风”也自有弊。叔子就曾对李腾蛟说：“吾堂之病，一在议论过高，一在意见互立。”（《复李咸斋书》，《魏叔子文集》卷五）说得很中肯。

“相砥”以内部的紧张，强化了群体感、相依存感，却不能不以挤压个人空间为代价。叔子期待于易堂同人的，“首在洞然见其胸臆”（同上）。交友而要求彼此洞见肺腑胸臆，在现代人看来，未见得明智的吧，或许徒然增添了人生的苦痛。彭士望自说其诤友人，不难“剜心沥髓，竭尽言之”（《与甘健斋书》，《树庐文钞》卷一）。病或许正在“竭尽”。

在叔子的叙述中，他与彭士望的友情是完满无缺的，每曰“易堂畏友，吾以躬庵为第一”（《彭躬庵七十序》），彭氏却有缺憾之感。壬戌二月，彭氏在给季子之子的手简中，叙说了发生于至交中的往事，一再叹息着：“冠石、易堂，岂易有今日哉!”（《与魏昭士手简》）叔子故去不过一年多，这书札毋宁说是向着冥冥中叔子的诉说。直到此时才来讲述那些关于破裂的旧事，重新检视那些个伤疤、瘢痕——友情中相互伤害的记录，令人感到的，毋宁说是彭氏的隐忍。由此看来，彭氏此前不断地重申誓约，谈论友情，不惜用了过甚的形容，或也为了对于痛苦的逃避？

珍重友情，也可能将标准悬得过高，以至近于不情。叔子说“气谊所结，自有一段贯金石、射日月、齐生死、诚一专精不可磨灭之处”（《复六松书》，《魏叔子文集》卷五），即以此为理由，不肯以“死友”许曾灿。凡此，都不免将五伦中“朋友”一伦的意义，无限地放大了。叔子所谓的“气谊”，超绝时空、生死，包含了准宗教性的狂热。古人所谓“至性”、“至情”，是否往往也如叔子这样，因“一腔热血”无可倾倒，即在世俗伦理上过用了**？凡“至”，总令人觉得有一点危险。当然，非凡的人物，确也要赖此“至”，才能生成。

叔子本人也明白“直言无忌讳”的代价（《复邱邦士书》）。他比李腾蛟之言于“参苓”，自比其言为“汗下之剂”，以为可以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另一时，在委婉地规劝伯子时，他又说：“汗下所以已疾，而过用之，亦多至于益疾”（《四此堂摘钞叙》，《魏叔子文集》卷八）。他序《谨言箴》，说到言语之祸，“同于刑杀”（《魏叔子诗集》卷二）。未必仅仅出于畏祸，也应当出自对于言的杀伤力的认识。

相互砥砺而至于如此凶猛、狂暴，与王夫之所批评的“气矜”、“气激”，未见得没有关系。彼此期许过高，责善即不免太严。“相砥”本为了向善，也可能中途目标暗移，“砥”成了目标本身。据季子说，叔子的性情本不激烈，“性秉仁厚，宽以接物，不记人之过”，即使受了别人的骗，也“恬如也”（《先叔兄纪略》）——这一点的确非常人所能。叔子常要谈到处朋友的原则，也足见其人用心的厚道，对人情的体贴，决非一味勇猛直率。他的激烈，或许也是风气使然。

叔子说，“朋友惟敬可久，亦惟适性可久”（《答陈伯玑》，《魏叔子文集》卷七）。“适性”正不易得。不知易堂那种“相砥”、“攻刺”的激越气氛，能否使禀性温厚如李腾蛟、彭任者“适性”。我很想知道，当彭士望、魏叔子发抒其激越情怀时，李腾蛟、彭任有怎样的反应，他们会不会如兄长的看弱弟，用了慈爱而宽容的眼神的？

“易堂九子”活跃在赣南的这一时期，有两位其时的大师级人物曾在江西，即方以智与施闰章。施氏宦游江右，顺治十八年以江西参议分守湖西道，直到康熙六年。方以智则于顺治十五年后，禅游江西，康熙四年主青原法席。方、施在江右游踪均广，诗文中关于此地的风土人物，多所涉笔，以他们这期间的活动，深刻地影响了这一带的人文面貌。其中方以智的影响更其经久。《方以智年谱》康熙元年：“是年，密之（按方以智字密之）虽为新城南谷寺主持，然萍踪江西，蒲团到处，群论竞起。”

由年谱可知，顺治九年方以智在梅岭，就已经由曾灿那里得知有所谓“易堂”。方氏与曾灿为旧交，撰写过曾灿之父曾应遴的墓志铭。王夫之得知魏叔子、林时益其人，则由方以智的推介。他说，“青原极丸老人”（按即方以智）有书札来，其中提到魏、林“亦鼎鼎非此世界中人”（《搔首问》，《船山全书》第12册第824页）。由此也可以想见其时遗民对同志者的关注，及其间消息的传递。后世想象中的“遗民社会”，未必不靠了这种口耳相传、以精神遥系的吧。

当魏氏兄弟僻处赣南、姓名不为人所知之时，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即已声名藉甚，交游皆一时俊彦。叔子无缘亲历“复几风流”（按复几即复社、几社），直到方以智于明亡后为僧而驻锡青原山，才终于有了亲炙的机会。亦如当年与彭士望的遇合，与方以智的结交，也是得之于乱世的一段缘。

方以智的到访，无疑是易堂诸子的节日，追记于事后，还保存了当其时的那份激动。此后方氏曾再度游金精山（《年谱》第219页）。丁未自青原游武夷山，还曾在新城的天峰寺招叔子晤谈。那晚聊得很快意，叔子说别方氏七年，“胸中新语，勃勃不自遏”（《送药地大师游武夷山序》，《魏叔子文集》卷一〇）。

关于方以智在金精一带的游踪，林时益在诗中有详细的记述（《己亥季夏郭家山呈别木大师》，《朱中尉诗集》卷一）。令林氏印象深刻的，除了方氏学识的渊博（“师如大海水，随人自为汲”），还有其人的“乐易”，以至他的两个儿子，竟牵了衣襟向这大师索取果实。叔子也感动于方氏的平易，说：“吾向交程山先生（按即谢文洊），和平舂容，能使躁气者当之而平，胜心者当之而伏；及交药地大师（即方以智），能使才人见之自失，愚者见之自喜。”（《杂说》，《魏叔子日录》卷二）使才人自失不难，难在使愚人自喜。有大智慧者，才有此魅力。

与方氏的交往，被作为了易堂的一段佳话，也是魏叔子、彭士望、林时益等人“易堂记忆”的重要内容。由年谱看，走访易堂，不过是方氏此一时期诸多交往中的一次，譬如路边茶寮偶尔的小饮，易堂中人却缱绻不已，叔子甚至“积绪缠绵，如春蚕成茧”（《与木大师书》，《魏叔子文集》卷五）——由此也更见出诸子的天真、恳挚。

这番交往对于叔子等人影响之深，见之于诗文，未必方氏本人所能料及。叔子这一时期曾涉江逾淮，与吴越人士交往，却似乎没有另一个人，如方以智这样使他受到如此强大的吸引，在易堂同人中引发了如此持久的震动。方以智自然不大会想到，他的一次偶然的过访，甚至影响了某个人（如林时益）此后的人生。方氏的魅力固然在这僻邑的一群书生那里得到了证明，易堂诸子也缘方氏这样的人物，领略了其时由名（流）胜（流）所标志的境界。

较之魏叔子、林时益，方以智阅历太丰富，交游太广阔，学识太渊博，令他们仰慕之余，不免有一点受宠若惊。即使如此，叔子也仍然不放弃规诫的义务，说他自己与林时益事方氏“拟于严师，然意所不可，则谔谔然自比诤友之列”（《同林确斋与桐城三方书》）。

若干年后，这友情得了一个考验的机会，那就是方以智之死。方氏之死，至今仍被作为悬案，但这不是这本小书所要讨论的。余英时注意到与晚年的方以智过从甚密如施闰章者，对方氏之死像是讳莫如深。我也奇怪黄宗羲遗留的文字中，关于他的这位遭遇不幸的故交，却像是只有《思旧录》中说到其人“好奇”的寥寥数语。方以智之子也说时人对于其父之死，“讳忌而不敢语，语焉而不敢详”（方中履《吴孝隐先生墓志铭》，转引自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或许方氏本人也不曾料到，当他去世之时，由赣南山中发出了最沉痛愤激的伤悼之声，几位未必知交的朋友，再三凭吊，一往情深。如若当时的确有过关于方氏之死的禁忌，如若那禁忌果如余英时所形容，那么易堂诸子对方氏的凭吊就弥足珍贵。那不但是有关方以智的重要文字，也是解读易堂的重要文字。我所见祭吊方氏的文字，悲慨淋漓，未有过于彭士望的《首山濯楼记》（《树庐文钞》卷八）者。此文以遗民哭遗民，堪称奇文，是其时遗民表达中最富于**的篇章。

无论方以智是否以诸子为知交，对于方氏，赣南的这几个热血男儿，像是知之独深。彭氏写于方氏死后的文字，对其人内心的隐痛，有何等深入的洞察。与方氏结交稍早的曾灿，则认为方氏的悲剧不始自丧乱之时，说当其人少年时，“击筑骂坐，醵饮大呼，洋洋洒洒，下笔数千言，纤绮骈丽，珠玉缤纷，而兴之所至，忧辄随之”，像是已然明白了“其道之必穷”（《无大师无生寱序》，《六松堂诗文集》卷一二）。因自托知交，故不免为其人虑之深远。叔子向方氏的三个儿子传授保生全身的经验，教以“虑患之深”、“见几之早”（《同林确斋与桐城三方书》），由此后的事态看，决非杞忧。这些翠微山中人，或许真的比之方氏父子更了解他们的处境。由一段距离外，诸子密切注视着这个家族，预先察知了方氏命运深刻的悲剧性。

以方氏诤友自居的叔子，曾劝方以智晦迹，批评其人“接纳不得不广，干谒不得不与，辞受不得不宽，形迹所居，志气渐移”（《与木大师书》）。鸿飞冥冥，弋者何慕。叔子奉上的，未必不是一剂良药。但方以智毕竟曾经是“尚通脱”的名士，一领袈裟，不可能尽掩昔日形骸。苦受得，粗粝的饭吃得，却仍有可能不堪寂寞，难以像叔子期待的那样，“挂鞋曳杖，灭影深山”。倘若能听取这个无足轻重的朋友的劝诫，方氏此后的故事会不会有所不同？也是由事后看，易堂的几位，或许更可托性命，在危局险境中也更能担当——这当然只是我的所见，方氏未见得作如是想。况且能欣赏“直谅”这一种品质的，未必真能容受直谅之友。方以智对于叔子的规劝，会不会竟一笑置之？

你也没有理由指摘方氏。叔子希望方以智能仪型当世，成其为完人。但别人作何期待，与方氏又有什么相干!正是由此后的事态看，毋宁说方氏安于他的命运，对此有一份令人起敬的泰然。

易堂的学人朋友中，除方以智外，还有上文提到过的方舆学家顾祖禹。遭遇顾祖禹，叔子、彭士望真真是如获拱璧，以至逢人即说项斯。在学问一事上，叔子、彭士望都有自知之明。叔子自说“于古学游其藩篱，未登其堂户”（《答蔡生书》，《魏叔子文集》卷六）；承认自己尽管文章为海内所推崇，而“实学”较之于顾祖禹、万斯大（充宗）辈，则不免要“瞠乎其后”（《顾耕石先生诗集序》，《树庐文钞》卷六）。彭士望则说自己读书但览大意，常不免于“讹字画、音韵”（《与方素北书》）。他还说易堂诸子“于学无常师，亦罕所卒业”（《易堂记》），说得很诚实。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欣赏顾祖禹的学问，更不妨碍其结交如方以智这样的饱学之士。叔子佩服方以智、顾祖禹，却并不就致力于学问，在我看来，也是其人的可爱之处。

彭士望、林时益的朋友欧阳斌元（宪万），也是其时的奇人。彭士望记斌元为了向西洋人士学铳、学天文、日月食的测量等，不惜“易名就坛事耶苏，随村市人后瞻礼诵经，忍饥竟日。人或讥议之，笑谢不为止”，足见明代士人的开放心态。更令人称奇的，是斌元物色“异人”，“虽疥癞龌龊行乞辈，语有得，即叩头称弟子，同寝食，留旬月不舍去”（《书欧阳子十交赞后》，《树庐文钞》卷九）。林时益对这位朋友的学识也很佩服，甚至拜其为师。倘若不是生计所迫，以林时益的性情，未必不能成为学问中人的吧。

在关于易堂的诸种述说中，惟“易堂诸妇”无声无息。她们的故事是要由男人们讲述的，而男人往往将她们忽略了，你因而只能片段、零碎地得知她们的消息。

由季子本人的文字，可知其妇之贤。季子好游，家贫不能为儿子延师，其妇即“自为授经书”（《析产后序》，《魏季子文集》卷七）。魏世傚也说其父“破产，不为家”，“名日起，家日落，或一岁二岁或三四岁一返家山”，直至“倦游而归”（《享堂记》）。季子妇的艰困不难想象。

关于伯子之妇，其子魏世杰有《先妣行状》，说居翠微峰时，家中落，其母“每鬻嫁时衣物”，“尝服敝恶衣，日饭或歠白汤当菜”（《魏兴士文集》卷五）——“桃源”中的妇人，有如是之艰辛!

据季子说，邱维屏不问家人产，任由其妇日夜操劳（《邱氏分关序》，《魏季子文集》卷七）。邱氏自己也写有《劳妇篇》，说“河东有劳妇，谓言学子妻”（《丘邦士先生文集》卷一七）。上文提到过的那则邱氏被其妇遣去借米不归的故事，接下来的情节是，终于由其妇借了米来煮饭，而邱氏吃得很坦然，毫无愧恧。讲述者显然乐于欣赏邱维屏的淡泊，而那妇人呢，她对自己的丈夫该作何感想？

彭任妇似乎是个能干的女人，长于治家理财。据叔子说，彭任隐居，又不事生产，先人所遗田亩租税、出入征赋及米盐细碎，都由其妇主会计，“默识数目，不用簿籍，久而不遗忘”。此妇也“日亲操作，常粥饭参半，衣少完好者”（《彭母温孺人墓志铭》，《魏叔子文集》卷一八）——诸妇的辛苦与贫窘，像是大同小异。

叔子之妇谢秀孙较为特别，乾隆六年刊本《宁都县志》卷六《人物·列女》有传，近人编纂的《翠微峰志》“人物”一章也有传，是易堂诸妇中入志的仅有的人物。据说谢氏“著有《季兰诗词稿》，流行于世者有五言古诗两首，七言绝诗（按应为绝句）一首”（《翠微峰志》第142页）。其他诸妇或许也有诗作，只是终不能如诸子、诸子弟的诗文那样，刊刻流传罢了。妇人们的声音，总难达于闺门以外。

这些妇人，她们的苦乐悲欢，即使与她们的外子或也难以相通。遗民只是男人的身份，妇人们所得到的，则是由此而来的困窘。当着诸子在山中纵谈古今、诗酒唱和的时候，这些无缘参与其间的妇人女子，或许正在为生计而操劳，她们不大会分享其夫对于易堂的那份感情的吧。至于诸妇间的关系，也像是并非一味地亲密。据叔子的《先嫂邱孺人墓表》，翠微峰上，“易堂诸女妇常相过游嬉”，而伯子妇却闭门不出（《魏叔子文集》卷一八），独守了一份寂寞。

你由上文已经得知，易堂诸子的山中岁月并不枯槁。山下、山外的杀戮，未必就破坏了他们的好兴致。

叔子的诗作得不好，性情却无疑是诗人。正是就性情而言，叔子决不宜于充当所谓的“山泽之癯”。他偶尔也自称“山林之人”、“穷岩之士”，不过随手拣拾来的熟烂话头而已。由他与季子的精心营造庐舍，就不难令人想见处境心境的从容宽裕。那些建筑尽管不如其人的文字能行远留久，却是他们各自生前的得意之作，切实地润泽过那些山居岁月的，也应当作为魏氏兄弟饶有情致、热爱生活的一份证明。

叔子有志于用世，却不放弃营造诗意人生。他说：“古人云：及时为善；又云：及时行乐。不为善则失天地生人本意，不行乐则劳苦寂寞，无有生之趣。两‘及时’俱少不得。”（《里言》）季子则对遗民好说的“俭德避难”有别解，他对朱子训“俭”为“敛”颇不谓然，说：“‘俭德’故妙义，亦何必‘敛’乎？”（《朱容斋八十一岁赠言序》，《魏季子文集》卷七）

叔子有癖，不但癖花木，癖园林庐舍，甚至好美食美色。太多嗜欲，无论在粹儒还是佛徒看来，其人的难以入道，都是无疑的，叔子却将他的嗜欲，表达得一派天真。面对贫窭的朋友，他不免自惭，却仍然忍不住夸耀道，自己“居翠微山中，桃、李、梧桐之花高于屋，高竹成长林，庭中有周轩曲槛，槛前方池二丈，池上有露台游眺之乐”，承认自己“性好治居室，又不能三五日不肉食”（《答杨友石书》，《魏叔子文集》卷五）。叔子、季子处遗民，不取徐枋、李天植式的自甘枯槁，固然出于性情，也应因了道德自信——不以为“节操”应当以放弃生活趣味为代价，这一点也见诸对于翠微山居的始终经营。

居室环境，叔子的确很在意。他在书札中，不无得意地提到勺庭“新甃”，“净几明窗，心绪恬豁”（同卷《答曾君有书》）。甚至西洋的宫室也令他着迷。他曾将一幅“泰西宫室图”悬挂在勺庭中，“日视之，尝若欲入而居者”（同上）。他解释说，自己“性好宫室园亭之乐，而贫无由得，每欲使画工写放古人名第宅，或直写吾意所欲作，故于此画最为流连”（同书卷一二《跋伯兄泰西画记》）。上文已经说到，不但季子，季子之子竟也“喜兴作”，自说“室庐器皿多于他物”（《析产序》，《魏昭士文集》卷三）。倘若生在近代，魏氏一门或许竟会以建筑、园林设计名世，也未可知。

赣南春早，还在腊月，叔子就已经着手“艺植”，以至“晨兴课童奴，亭午未曾息”（《乙巳正月雪中送门人熊颐归清江》）。他自己说“生平僻于花，于桃尤甚”（《树德堂诗叙》，《魏叔子文集》卷九）；还说“兰花吾爱汝”（《过刘氏竹园同林确斋骆樵客江玉仲》，《魏叔子诗集》卷六）。朱彝尊“性癖好竹”，说竹“有君子之守”，且“类夫豪杰之士”（《看竹图记》，《曝书亭集》卷六六）。叔子癖好桃花，与操守与豪杰都扯不上关系，不过癖好而已。这份情欲使叔子的心柔软，尽管看起来与“志士”不大相称。

颜元的高弟李塨“闻卖桃，动嗜心，既而曰：‘一桃之微，可以丧身。’止之”（《李塨年谱》第7页）。魏氏兄弟决不会因嗜食桃子而自责，他们毋宁说是得意于这项嗜好的。

彭士望对叔子的热中于园林庐舍不以为然，认为“吾辈”癖此，器识即难以远大（《与魏凝叔书》，《树庐文钞》卷二）。叔子本人也微有不安，说自奉不能约，非处乱世苟全之道（《苟全居铭为彭立斋作》）。事实上，却并不真的愿意放弃凡俗之人的人生快乐。叔子在对他自己的情欲的既自嘲又辩护中，保存了他的“吾”；在对季子“吾庐”的诠释中，维护了别人以及他自己的“吾”。他承认自己“嗜欲深重，所谓耳目之于声色，口于味，四肢于安逸者，皆不能自克治”（《答施愚山侍读书》，《魏叔子文集》卷六），却未必真的打算“克治”，未见得不以“真率”自喜。

叔子的快乐仅由他的文字也不难感到，那文字是明亮的，没有格格不吐的艰涩，也少有晦黯不明的隐喻、暗示。方以智所欣赏的“真气”，也应当包括了这种虽严肃而不失自然的生活态度的吧。

叔子内心的柔软，在对其“内人”的态度上，有更细致的表现。

也如自说喜爱桃花，叔子不讳言“儿女情”，并不以为这情即与“英雄气”有妨。他的诗集中与其“内”有关的篇什，足以令人想象伉俪情深。

叔子好游，羁旅异地，“空闺”里的病妇，令他牵记不置。他会在诗中对她说：“汝病春常剧，凭谁验药方？”（《春早发翠微余欲轻装内人劝余重茧曰寒思吾言却寄二首》，《魏叔子诗集》卷六）他会在月明之夜因怀念病妻，而不忍闻秋虫的悲吟（同卷《申园杂兴》）。他也曾于暮雨中瞥见溪上的桃花，因遥怜其妇而黯然伤神（同卷《寒雨见松间桃花感内人病》）。甚至西湖逢七夕，也不免要念及内人当此夜的形单影只（《七夕寄内》）。

但由叔子的文字，仍然难以想象这对夫妇日常生活的情景，比如令人无法知晓其夫妻关系何以竟招致了易堂上下的不满。彭士望《与门人梁份书》关于叔子，说：“易堂之友与其伯、季、诸子、门人，率以其服内太笃，待之太过，白璧微瑕，乃在于是。”彭氏甚至写了数千百言的长信“规责”他的朋友。所谓“服内太笃，待之太过”，指的是惧内，还是过分甜蜜、缠绵不已？由文字看，叔子似乎不曾辩解，或许只是用他的顽固作了回答。直到这妇人“饿殉”了叔子，那些指摘叔子待其“太过”的朋友，才无不“神耸心折”，彭氏甚至“即柩前拜为女师”（同上）。

叔子妇的殉夫，也如在此之前伯子之子的殉其父，在易堂历史上，均不失为重大的伦理事件。此妇之殉使得叔子的亲友又有了一个机会，为叔子的道德感召力找到证明。由遥远的事后看去，这一再的“殉”，为易堂历史涂染了血的惨烈颜色。季子却以其嫂的死为荣，说“此寒家大不幸中稍足纪述者”（《答施愚山侍讲书》，《魏季子文集》卷八），甚至以之为“不幸中之幸”（同书卷九《答彭子载》），令人不禁想到《儒林外史》中的那个王玉辉（参看该书第48回“徽州府烈妇殉夫，泰伯祠遗贤感旧”）。魏氏兄弟伦理意识的迂陋，并非仅见于此。叔子、季子固然可爱，一旦遇到这类题目，却又面目可憎。

在我想来，易堂中人不能谅解叔子对其妻的缠绵，倒未见得真的以为不合于礼，更可能认为大英雄不当如是。由此也不难察知易堂内部关系中的紧张性，密集生存与相互监督对于私人空间的挤压。或许当谢氏作出绝食这一重大决定时，正是那些关于她的非议，暗中激发了她？

有理由相信，众目睽睽之下，翠微峰上的这妇人，她的孤独与寂寞是无边的（叔子《新城道上》：“独舍依寒山，旷若弃中野”）。她所承受的压力，包括了不曾生子。叔子因此而“置婢妾人凡四五”（《祭亡女文》，《魏叔子文集》卷一四），却仍然未得一男半女。“完美主义者”的叔子，志在“弥缝”天地，却有如此重大的人生缺憾，情何以堪？我在下文中还将说到，叔子之妇的鼓励丈夫远游，也为了便于他纳妾——那个时代被公认的贤德妇人，往往有如此这般的“明达”之举。叔子却还要危言耸听，说其妇性情的“躁”有妨生育，有“如彼炎方，草木枯死”（《躁戒（示内作）》，《魏叔子诗集》卷一）云云，要她去其“傲刚”，勉为“和顺”，毫不犹豫地将不育归过于其妇。真的想不出那妇人该如何忍受。由此看来，叔子看似完满的夫妇一伦，未见得没有罅隙。

叔子关于他的嗜好的表白，令我对于诸子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兴趣。

由彭士望的《易堂记》所载各项禁约，可以想象丙戌、壬辰之间，诸子在翠微峰上的“共同生活”所达到的程度，你却仍然难以具体地想象诸子在日常生活层面的相互关系，比如他们是否“通财”。彭士望曾说他和欧阳斌元、王纲交，“有无通”（《书欧阳子十交赞后》），却没有说与叔子一班人是否也能如此。彭氏说他“佣魏伯子田，为隶农自给”（《耻躬堂文钞·自序》）——是“佣”，并非无偿地占有。季子之子世俨“售”曾灿旧居（《虚受斋记》）——也是“售”而非无偿地转让。诸子遗存的文字中，我没有看到关于互通有无、彼此接济的记述。倘若情况的确如此，是否可以认为这群士夫即使在亲密的交往中，也不曾忽略人我分际，未失冷静的分寸感？“真气”固然，但“真”非即天真烂漫。

诸子关于他们的生活来源，有一些零星的记述，尽管也如其时士夫通常的那样语焉不详。除外来的彭士望、林时益外，其他诸子均应有田产。彭任自说略有田产，“不复能别治生以长尺寸”（《分产示三子序》，《草亭文集》）。至于曾灿，叔子说其人“或自课耕以食其所获，或浮沉乞食于江湖”（《曾止山诗序》），即以田产与游幕为衣食之资。

据曾灿说，陈恭尹“擅计然之术”（《与陈元孝》，《六松堂诗文集》一四）。叔子连“耦耕”也不以为然，更不必说“货殖”。他于授徒外，兼以卖文。他后来的出游，由谋生的角度，就包括了兜揽生意，自说不免“求取猝应”，“动多违心”（《答施愚山侍读书》）。施闰章《寄祭魏叔子文》，也有“高言可市，卖文已多。心枯腕脱，寖就沉疴”（《施愚山集》文集卷二四第471页）几句。季子于授徒外，接受过浙江巡抚范承谟白金六百两的馈赠，曾出贷，权子母（《析产后序》，《魏季子文集》卷七）。而彭士望于“躬耕”、授徒、卖文外，尚从事“相地术”（《与陈君任书》，《树庐文钞》卷一）——差不多包罗了其时士人除仕宦外的主要谋生手段。

诸子中，曾氏、魏氏，称邑望族，资产可观。乙卯那年，即山居三十年后，叔子曾向晚辈说起，明亡前其家“殷富，有余田宅，衣食甘美过今日远甚”（《诸子世杰三十初度叙》，《魏叔子文集》卷一一）。但由文字中看，与东南世家著姓仍不能比拟。关于曾灿，其婿魏世俨则说，“数十年来，人所赠遗及家所故有，手挥掷白金万千百两”，不肯“以家人生事为念”，致使妻子有“继日之忧”（《同蔡舫居祭外舅曾止山先生文》，《魏敬士文集》卷六）。由家世、经济状况看，“九子”中的多数，可以看作“平民知识分子”，这一点由他们的诗文也得到了证明——与东南名士、贵游子弟确有气象的不同。即门人亦然。《梁质人年谱》说梁份“家世寒微，自占籍南丰，历七八世，中间将仕郎三人耳，曾未有一为郡邑诸生者”（第1页）。

关于“三魏”之父魏兆凤，彭士望、邱维屏都有记述。此人与本书有关的最重要的事迹，即为他的三个儿子分割财产。魏兆凤有《书三子析产后》（《魏徵君杂录·附录》），是与理财、用财有关的训示。季子为他的两个儿子分割产业，也效法其父，有一篇“析产论”，说世俗所以为的“薄产不足以遗子孙”、兄弟无争不必析产云云，都非“通论”（《二子析产序》，《魏季子文集》卷七）。而季子之子，则重演了“三魏”相让的故事（季子有子三，其一为叔子后）。季子还曾应其子之请，详细叙述了魏氏的财产状况，说他的那点“薄产”虽“微末”，“然非此不足成故吾”（《析产后序》）。季子的两个儿子世傚、世俨不愧其父的肖子，也分别为其子析产，撰序，自述所历艰辛，以为训诫（见《魏昭士文集》卷三、《魏敬士文集》卷三），俨然家风。只有置诸仍在延续中的宗法社会的背景上——即如官方对于“累世同居”的所谓“义门”的表章——上述家风才异乎寻常。邱维屏死后，其妇（即“三魏”之姊）“举所有产著之册”，以授其子，并命季子作序（即《邱氏分关序》），即使“区区之产”，也“条例缕分”，不厌其详。由此也可以解释魏氏的处朋友：朋友不妨亲如兄弟，但兄弟本不意味着财产共享。

由父辈主持为其子分割产业，当其时，应当并不罕见，真正异乎寻常的，倒是发布“析产声明”，且一论再论，以此表明了析产并非不得已，而是基于清明的理性，出自主动的安排。由其时士人文字流通、传播的惯例看，魏氏两代人关于析产的论说，已不仅仅是家族文件。

魏氏兄弟对待财产的透彻的理性，无妨于情感的缠绵。宁都并非商业文化发达之区，那份理性，不便径直用了经济生活中的变化来解释。由文集看，季子的三子也颇“怡怡”，像是没有发生“失和”、“阋墙”一类事件——未始不也多少因了父辈的榜样。应当说，析产，参与构成着魏氏兄弟的故事的背景。为时人所艳称的“兄弟怡怡”，背后隐现着一个明智的父亲的影子。

当然，判断诸子的物质生活状况，不便仅据他们本人或相互间的描述。其时有参与聚居的危习生其人，叔子曾极写其生活的拮据的，据林时益的诗，其人经营有造纸作坊，“主仆工佣”二十人（《癸卯初夏习生四十初度作此贻之》，《朱中尉诗集》卷二）。文人当做文章来作的，与事实的出入往往难免。

我试着想象诸子日常的衣履。叔子有“棕鞋茶杖笋皮冠”的诗句（《春日即事》，《魏叔子诗集》卷八）。由魏叔子、彭士望的文字看，诸子踏冰雪、行雨中，均“蹑屐”，平日或也如野人的着草鞋，他们的子弟有时就赤了足，在布了青苔、水迹的山石间攀援。季子的文字中一再提到他本人及门人的“跣足”。

走在山路上，我想，这些石磴是否曾有本书中的人物踏过，那些着了屐或草鞋的脚？

我想触摸那生活的质地，而诸多物质细节，在无论叔子还是彭士望的记述中都被忽略了。这里自然有书写中的选择，写与不写，可写与不可写，以及无须写、不必写。无论古文还是时文规范，都不免要排除琐屑的日常性。至于叔子，显然陶醉于诗情，而不肯破坏意境的完整。他们所要叙述的，是完美无缺的关于友情的故事，这故事像是无须物质依托也能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