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翠微峰（一）

第二天有雨，我们仍依照原计划去了宁都县城西的金精十二峰。刚刚在位于山中的度假村安顿下来，就撑了雨伞，由李先生向导，向翠微峰的方向走。北方苦旱，久不闻这样的穿林打叶声了。曾灿有“遥望翠微峰，草先春气绿”（《望翠微峰》，《六松堂诗文集》卷二）的诗句，于是想到了早春时节，山里山外若有若无的草色，迷蒙在春雨中。

魏伯子说过：“赣属邑十二，而文物则在宁都。宁都林壑最名胜者，又莫如金精，所谓天下福地三十六者也。”（《重修莲花山古寺序（代）》，《魏伯子文集》卷一）季子则以为这里“岩壑灵奥”，未必不能“与通都名胜相轩轾”，只不过行旅者少，不能为世人所知罢了；这种命运，也正与“僻乡之贤”相仿佛（《宁都先贤传》）。

金精洞，因传说汉末张丽英在此飞升而成名胜。“自洞迤西北，奇石四十里，拔地倚天”，即所谓“金精十二峰”。当魏氏丙戌山居的时候，这里的殿宇已“日就倾圮”，此后易堂中人曾屡次参与修复（《重修金精山碑记》，《魏叔子文集》卷一六）。

距金精洞百十丈的翠微峰，乃金精十二峰之第一峰。乾隆六年刊本《宁都县志》卷一《舆地·山川》：“翠微山在金精山前，色如丹霞，故又呼‘赤面砦’。”峰并不高峻，叔子说“四面削起百十余丈”（《翠微峰记》，《魏叔子文集》卷一六），邱维屏说“赤石三十仞”（《寄寿熊养及尊公见可先生》，《丘邦士先生文集》卷一七）。但诸子状写此峰，说它巉削，陡绝，却是真的。由色赤的这面仰视，这峰的确如叔子所形容，“如孤剑削空，从天而仆”（《翠微峰记》）。

登翠微峰的路在“坼”即山体的缝隙中，那坼也如叔子所说，“自山根至绝顶，若斧劈然”。至于山路之陡，还是林时益“前足接后项”说得切实（《己亥正月十二日蚤同吴子政过岭迟躬庵友兄登翠微峰访魏叔子季子……》，《朱中尉诗集》卷一）。来宁都前读诸子文字，设想过那些人登山，或有可能借助“荀舆”，由人抬了上去，到了其地，才明白必得手足并用，“扪壁”且“猿挂”。我已爬过了据说最难的一段，却因两臂无力，在有金属杆揳入处停了下来。岂料此后的两天雨下个不停，竟没有了再试的机会。但那十几米的攀爬，已让我约略体会了“猿挂”的滋味。动身之前，我其实已经知道，那山我多半只能“望望竟去，不复上”的，倘勉强攀登，多半会“色勃骨战栗”，以致不能下的吧。据登上了峰顶的同伴说，那里确如当地人所说，一派荒芜，但我仍然以为倘若我能登上，所见所感会有不同。对于未能登顶，我其实也并不那么懊丧；我不知道未亲履其地，是否真的有那么可惜。

翠微峰

石磴中至少应当有部分为当年所凿。由下文将引到的彭士望《翠微峰易堂记》看，九子当时也装设了“榰木”，使攀登者有所“凭翼”，但照明设备，多半是他们梦想未及的吧。想到那些书生，甚至他们的女眷，就由此上下，甚至叔子七十二岁的业师杨文彩，也能“百磴陟翠微”（《寿杨一水先生七十有一》，《魏季子文集》卷二），而邱维屏返回其河东旧居后，“尝自河东一日往还翠微山教授弟子”（叔子《邱维屏传》），不能不有一点汗颜。谁说书生就必定文弱!宁都的李先生告诉我，据说叔子之妇每由此峰上下，总要痛哭一场。他疑惑地问，“九子”隐居，为什么要选择这里？的确，对于那些妇人，这攀爬是太艰难了。

我猜想，魏氏兄弟的选定了此峰，除了彭氏《易堂记》所举理由外，多半还因了好奇的吧。山为小民提供了现成的避难所，也提供了士夫的避世之地——却往往更在象征的意义上。星子的宋之盛曾引友人说庐山语，说那山“如一巨丈夫，人想慕求识其面，有过李邕”（《续庐山纪事序》，《髻山文钞》卷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士人读山，往往将自己也读入其中，读进了山的性情、风貌中。魏氏兄弟的选择翠微峰，很可能也为了寻求象喻，关于自己的人格、襟抱的象喻，为此不惜忍受诸种不便，支付本可不必付出的代价。

但如已经说过的，这一带山算不得高，也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菁深林密，植被茂盛。我们在这一带没有看到古木苍藤、霜皮溜雨、黛色参天，也不曾见悬泉流瀑，甚至绝少听到鸟鸣。那曾经在翠微峰上与诸子争食的“狙公”，自然也早已绝迹，因此少了我设想中的神秘。但山自古，山色自青苍。雨中的凄清，则是肌肤可以直接感知的。我感觉到了山的呼吸。

我知道我所寻访的人物曾在这里生活过，呼吸过这一方空气，踩过这些石阶，曾将话语播散在此处的山风中，播散在苍老而至今依然新鲜的山色树色中。较之遗迹，我所要寻找的，毋宁说更是“气息”，是一些不赖有实物指证的东西。我来到这里或许竟不是为了寻找，而是指望一个尘埋已久的故事，借诸其发生地的潮润空气，在我的笔下苏醒。

彭士望《翠微峰易堂记》中说：“丙戌冬，闽及赣郡继陷，诸子毕聚，始决隐计。丁亥合坐读史……是冬，诸子言《易》，卜得‘离’之‘乾’，遂名易堂。”据此，易堂的历史应当自顺治三年（丙戌）、四年（丁亥）算起。由此，诸子在翠微峰顶开始了六年左右的聚居。

当时魏氏对于此山，是拥有“产权”的。一些年后，季子之子魏世俨还说：“翠微一片石，虽不得与五岳、五邱相比并，然甲乙之间，邑人以重金营一室基而不可得。”（《送梁质人归南丰序》，《魏敬士文集》卷三）至于“买山”之外，在决定了隐居后，诸子有过何种准备，由他们的文字就不能得其详了。

丙戌正是多事之秋，南明隆武、绍武朝于此年相继覆灭，丁魁楚、瞿式耜等立桂王于肇庆府，以第二年为永历元年。丙戌这年，为易堂诸子所仰慕的方以智，还在南粤漂泊；顾炎武因母丧未葬，欲往闽中赴唐王职方（兵部职方司主事）之召，不果行（《顾亭林先生年谱》）。王夫之于是年上书章旷，“指画兵食”，而在诸子居翠微峰期间，曾举兵衡山，并一度任职永历朝。这一年黄宗羲的经历尤其复杂：曾在鲁王“行朝”，兵溃后一度入四明山结寨；山寨被焚，奉母避居化安山，当易堂诸子在翠微峰上读《易》，黄氏则在另一处山中，“双瀑当窗，夜半猿啼伥啸，布算簌簌”（《叙陈言扬句股述》，《黄宗羲全集》第10册第36页），从事有关历、算的著述。

彭士望的《翠微峰易堂记》与叔子的《翠微峰记》，都详细指点了登山路线，犹如一篇旅游指南。《翠微峰易堂记》开篇写金精一带形势，翠微峰的险峻，以下即登山路径：

“峰东首坼微径，仅可容一人，初入益暗，稍登丈余，抵内壁，一孔偻出暗桥下，孔可三尺许。出孔，径益隘，更扪壁侧行，旋折登数十步，渐宽。崩石欹互，如游釜底。再上及阁道，孔出如暗桥，忽开朗轩豁。石穹覆，东向纳朝日，曰‘乌谷’，可容百十人庇风雨。乌谷上栈道梯磴杂出，径视初入益隘。顶踵接，更千步，壁尽，旷朗，磴道益宽。人翔步空际……”

我的同伴登山所经，想必已没有如是之复杂曲折。

据彭氏说，翠微峰“脊坼三干（按即峰顶向三个方向伸展），环周二里许，下视城郭，溪阜陵谷，村圃畎浍，人物草树屋宇，圜匝数百里，远近示掌上”。易堂的位置在中干，“堂广二丈，深二之一有半，北向”，“堂前门外隙地，旧有泉涌出，亦甘冽……”以下写此堂周围的房舍屋宇，于是你知道了，除了“澄碧甘冽寒洁”的泉水之外，这里还有高柳，“垂条拂地”，“濯濯可爱”，有藤萝，有叔子所钟爱的桃花。

写作上述文字的彭士望，已在垂暮之年，“俯仰陈迹”，不胜“今昔聚散存亡兴废之感”。他借诸书写，回味与怀念，用文字爱抚这个他曾与友人聚居过的地方，爱抚那一段往事，记述之细密足证爱之深切。他导引你由宁都出发，循山路进入易堂，指给你看那些林木泉池，鼓励你想象在这些庐舍间流经的岁月，而他本人则先自感动，低回不已。你于是知道了，即使为了避乱的聚居，也不能阻挡文人营造诗意的努力，或许倒是鼓励了此种努力。

季子说此峰“里之人罕登者，登人亦罕真知之”（《邹幼圃来翠微峰记》，《魏季子文集》卷一二）。叔子也说“相传自上古来，无或登而居者”（《翠微峰记》）。也因此那峰顶才像世外。邱维屏就说过，由翠微峰向东看，距他河东故居仅二十里，却像是“有尘海之隔”（《送邹九侯自翠微还归序》）。诸子居住的当时，翠微峰还“灌木郁勃阴森，见者疑有虎豹”（《翠微峰记》）。叔子说他曾于石磴上失足，险些丧命，竟以为“是日以往，皆余年也”（《述梦》，《魏叔子文集》卷二二）。一些年后，叔子出山而作江淮之游，还向别人夸耀翠微峰，用了挑剔的眼光看所见的山，以为“无足当意”（同书卷九《游京口南山诗引》）。

对高度的追求，与对于超拔的人生境界的追求一致——意气豪迈的季子，宜乎有此。

每当世乱，普通人的诸种对策中，会有“避地”这一选择。而在现代武器被用于战争之前，避入山中，通常被作为首选。诸子登翠微峰的次年（丁亥），王夫之曾随其父隐居南岳衡山，只不过时间较为短暂而已。广东的陈恭尹也曾与二三好友入山，有“终焉之计”。顾炎武说卜居华下，那思路中有“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与三侄书》，《顾亭林诗文集》第87页），也关涉着对于山川形势的利用。当然，避地未必非避于山。陈瑚就避于水（崑山的蔚村），也取其处隐蔽，便于藏身。

这种在后人看来略具戏剧性的“避地”，在当事者，未必不是在有意地搬演故事。茅元仪（止生）的《扫盟馀话序》，就将孙奇逢的率众入五峰山，与三国时期田畴（子泰）因董卓之乱，“率宗族乡党入徐无山中扫地而盟”相比（《孙夏峰先生年谱》）。只是孙奇逢等人的避地较之于田畴，规模又有不如。无论追随孙奇逢的，还是追随魏氏兄弟的，主要是“衣冠礼乐之士”，双峰、翠微峰均为士大夫的集结，虽有亲族追随，却与其他草民无干。

关于金精山，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其“黄竹、赤面（按即翠微峰）、三岘、冠石诸砦，自昔避兵处也”（卷八八第582页）。

避地自保，选择自然在易守难攻。彭士望《易堂记》说，此峰最利在守：“一弱女子可抗千劲卒。”他还说到“山远望驯伏，近巉峭，浑成一石，隐不见屋，乍至非望见扶阑，疑无居人”——是如此隐蔽的所在。诸子的防守是认真的，据彭氏所记，他们的确曾在隘口处设栅、甃石、施楗，在阁道上下“积刍茭米谷”，以至设置石砲等，“严启闭，隐若敌国”。我猜想这种准军事化的气氛，会使习惯了优游的士夫感到兴奋。至于拟想中的威胁，主要应当来自“乱民”。诸子存留的文字中，关于清兵绝少涉及。曾灿《感乱》一首，有“群凶夜走湖东道，胡骑长驱梅水城”（《六松堂诗文集》卷六）句，多少像是例外。

此种避地的聚居，较之平世的文人社团，自然有其组织的严密性。上述防守设施就包含了有关敌/我、生/死的意义严重的提示。此外翠微峰顶另有禁约，比如“毋别售、毋引他族逼处”、“佩刀者毋得入”、“毋宵归，非山居人毋听上”、“夜呼，虽父子必待晓，辨察然后入”等等，不难令人察觉生存于乱世的紧张。诸子间的亲密之感，多少也赖有这一种紧张的吧。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就这样被极度地强调了。事后的回忆中，他们确也会怀念那种紧张，那种被如此具体地提示着的命运与共之感。

季子说，翠微山砦对于邑人有示范作用，“邑人仿效之，得免寇攘之难”（《先叔兄纪略》）。据近人所修《翠微峰志》，这一带山，直到近世，仍然被宁都人作为逃避战乱的所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曾有国民党残部在这里凭险顽抗，仗打得很激烈。五十年代有一部影片《翠岗红旗》，取材于这次战役，“翠岗”即翠微峰。只是易堂未曾动用的军事设施，到此时肯定已**然无存。

走在山中，我们看到了形制互异的寨门。除了夹在山间的大小田块和农人踩出的小路，残存的寨门寨墙（甚至还有修筑于近代的地堡），是金精山中最易于辨识的人迹。却又正是这些人迹，使得历史的印痕模糊不清，三百多年前与半个多世纪前的影像，交错叠印在了一起。

魏禧、彭士望均不乏“先几之识”。南昌之屠，彭士望、林时益已先期南下；宁都之屠，诸子已在翠微峰顶。一些年后，叔子向方以智的三个儿子传授保全之道，说的就是上面的事：“昔者甲申之变，禧与父兄谋破产二千余石，营金精斗绝而居之，后七年宁都城破，家得全。益（按即林时益）于乙酉兵未入境，遽同彭躬庵挈家南走，从侨居焉，婚友见者，无不背面相笑，后五年江城屠且尽。”（《同林确斋与桐城三方书》）这群书生何尝缺乏生存智慧，他们是太善于保护自己了。

倘若仅据《易堂记》有关“军事设施”的记述，想象诸子随时处于防御状态，离事实也未免太远。由他们（尤其叔子）的文字看，聚居翠微峰的日子，这班朋友毋宁说是相当闲适的。从山上看下去，的确令人会有置身世外、置身局外的错觉，如季子所说“水流花开，与世相隔”（《答曾庭闻》，《魏季子文集》卷二）。

对于叔子，翠微峰的清晨是美好的。当着“天宇初开，万物东作”，由翠微峰顶起身，他感到的是“殷殷隆隆，山色郁然而虚静无一物”（《许士重诗序》，《魏叔子文集》卷九）。

山中之夜，天幕高远而澄澈，枝缝叶隙间，有灿烂的星斗。当此时，会有笛声，由山峦间悠然而起（《翠微夜闻笛》，《魏季子文集》卷四）。倘是月明之夜，中宵梦醒，会见月色满壁，如卧冰壶（《翠微中睡醒同伴坐月》、《五月十四夜睡起坐月》，《魏伯子文集》卷七）。无锡邹氏访翠微峰，“薄暮坐勺庭中，风起，云四尽，月出如白日，池水光可见须眉，邹子大叫‘奇绝’”（叔子《邹幼圃来翠微峰记》）。

一个这样的夜晚，季子备了醇醪佳酿，邀朋友在“吾庐”赏月。其时月华浮**如水，浓雾悄然涌起，远近的山峦如岛屿浮出海上。被奇境所醉倒，在场的人一时静默无语。彭士望“负杖独来，倏然若游鱼出于水际”，叔子问彭氏“乐乎”？彭漫然答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众人大笑（《吾庐饮酒记》，《魏叔子文集》卷一六）。如此良夜，的确令人心醉。

山居多暇，可以从容地观赏山色的晦明变幻，细细地玩赏春天的花，秋日的静。

季子在诗中说：“石上芙蓉开，秋日静如水。”（《卢孝则移家城中来吾庐示留别诗聊答赠》，《魏季子文集》卷二）他还有“山日清如泉”的诗句（同卷《山中秋思寄怀阴生寅宾》）。非处此境，即不能体验如此清澈的宁静。当此时若有屐声传来，那可能是良朋来访。入夜，你可以听到静中的汲水声，舂米声。月落时分，则有山寺的钟声“迢递到枕席”（同上《随成》）。倘若你于此时起身，会听到空阶上竹露滴落，宿莽中秋虫吟唱。

金精十二峰·山岩

山中景色，即使严冬也有其胜。叔子记他在翠微峰看木冰（又称“树介”、“木稼介”，即草树裹冰如甲胄），说所见冰凌“裂竹折树”，光怪陆离，与彭士望、季子“蹑屐游目”，几“不知有身”（《凌记跋》，《魏叔子文集》卷一二）。季子也说“木介”虽说不上是什么“佳事”，“然坐冰壶中，脏腹皆虚照也，则甚乐”（《答曾止山》，《魏季子文集》卷九）。

这一时期山外的世界，波诡云谲，却无妨诸子有这样的好兴致，与王夫之《永历实录》所写，不像在同一世界。但诸子并非即在世外。林时益的诗中，就写到了山下兵丁野营的篝火，星星点点彻夜不熄。叔子也曾在秋山的风雨之夜，百感交集，辗转反侧而不能成眠（《不寐》，《魏叔子诗集》卷六）。

明代在文学史上，小说独揽其胜，诗、古文似无足观，明代士人却以人生为诗，追求诗意地生存。即如魏氏兄弟虽不长于诗，却无妨其有诗人的气质情怀，甚至将危机时刻的生活也当诗作了。

经了三百多年的风雨，翠微峰顶的庭园花木，像被风化在了岁月中。我的同伴在那里见到了丛林中的水池，未知是否易堂旧物。山间的清风明月依旧，你却什么也不能确证。你在刹那间会疑惑，是否真的有那些人在这里生活过，将他们的故事演绎得曲折有致。他们的行踪被岁月抹去，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几年前我曾与一群年轻的伙伴，在豫南的山中夜宿，见到了久违的繁星。那是一个无风的月明之夜。夜半如厕，看到附近山上的树，树冠在月光下怒张着，凝然不动，竟恐怖起来。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读山》，友人说读了那文字不禁失笑，说我全不懂山。我的确是大平原上人。

由诸子的文字看，山居的诗意并不属于住在此山的每一个人，也不属于所有时辰。林时益就曾经写到，他在山中种了一点菜，无奈却为贫困的邻人所摘（《谷中九九诗》，《朱中尉诗集》卷一）。

山居苦雨而又苦旱，翠微峰上一再有泉涸之忧。用李腾蛟的话说，即“山泉渴已甚”（《过水庄访魏冰叔》，《半庐文稿》卷三）。由彭士望《易堂记》所列禁约，易堂对于用水的严格管理，也可以想见水资源问题的极端严重性。甚至有不得不由山下汲水的时候——那当然要赖僮仆的劳作，其辛苦可知。翠微峰上的小社会组织之严密，与其说出于守御的需要，不如说更出于资源——首先即水，此外尚有薪等——分配的需要。诸子终于散居，也应与用水的紧张有关。季子就说过“山居泉涸思迁徙”（《喜雨示俨侃生日》，《魏季子文集》卷三）。

水荒之外，也曾为积潦所困。盛夏**雨，大水漂物，彭士望在《易堂记》中写到过。伯子、季子都一再写为**雨所苦，如“苦雨连旬，云生窗户，岩溜噪耳欲聋”（伯子《与李咸斋》）；如“危峰苦雨，孟夏如秋”（季子《答曾庭闻》）。

**雨之外，还有令人咫尺莫辨的大雾。“天将雨，云雾从山脚起，顷刻如大海”（《虚受斋记》，《魏敬士文集》卷四）。更有大风。“严冬黑雨漫山谷，大风怒起夜发屋”（《大风（庚子孟冬作）》，《魏叔子诗集》卷五），这风甚至会狂吹三日三夜。于是峰上弥漫着叔子也难以忍受的砭骨的寒意。

即使夏日，黄昏时分也会有寒气来袭。季子就有“山中当孟夏，日落竟如秋”句（《日落》，《魏季子文集》卷四）。至于隆冬的寒气，几乎是不可抵御的，更何况冬夜。叔子有诗《拥被》，曰：“寥寥冬夜寒，不敢解衣宿。拥被覆头面，手足犹拳曲”（《魏叔子诗集》卷三）。林时益也曾在诗中描述自己用草来堵塞板屋的罅隙（《谷中九九诗》）。这样的夜晚，自然绝无诗意可言。当着“终风”在山谷间呼啸，那冰轮无论如何皎洁，我想都不会引起观赏的兴致。

上述种种不便之外，僻处赣南山中，不可能没有信息传输的滞缓。二月发自杭州的来书，九月才到山中，季子不禁慨叹着“甚矣，僻乡之孤陋也”（《答顾右臣书》，《魏季子文集》卷八）。常在旅中的曾灿，也为邮传的不便所苦，其《秋日得长兄壬辰腊月诗》曾云：“惊传万里札，又是隔年书。”（《六松堂诗文集》卷二）叔子也说过“通问甚难。三年之缄，必山中人来始达”（《答陈元孝》，《魏叔子文集》卷七）。

叔子的诗作中能找到日常生活的片段，比如写冬日早晨天气晴和，他整冠立于前庭看日升，“家人呼我食，双箸进薯羹”（《枭鸣》，《魏叔子诗集》卷四）。你至少知道了他在这个早晨吃的是什么。更为琐碎具体的生活记述，却是由林时益提供的。林氏未见得长于诗，却能用朴拙的字句，絮絮如话家常地将诸子寻常的生活情境呈现纸上。

这天晚上，我们宿在翠微峰下的度假村，有一夜雨声。因了这雨，自然不能如期待的那样，看山中明月或繁密的星斗，听如织的虫鸣与溪涧的叮咚。倘是月夜，周围的山岩当兀然黝然，山壁满涂了月华，朦胧窈杳有如奇境的吧。这山间之夜过于静谧，如在世外，令我不安。我太熟悉都市的十丈红尘了，那经验不能不侵入这过分单纯的梦境。即使在这山麓的静夜，听簌簌雨声，耳鼓中也隐隐有市声。已是公历四月，夜间仍寒气袭人，真想不出“九子”要有怎样的兴致，才能欣赏“木介”之类的奇观？

关于易堂的初创，叔子《翠微峰记》讲述得相当简明：“岁甲申国变，予采山而隐，闻邑人彭氏因坼凿磴、架阁道，于山之中干辟平地作屋，其后诸子讲《易》，盖所谓‘易堂’者也。予同伯兄、季弟大资其修凿费，丙戌春，奉父母居之，因渐致远近之贤者，先后附焉。”他另在《与桐城三方书》中，说为买山曾“破产二千余石”。彭士望所记稍为具体，由其《易堂记》可知，当初魏氏父子是“合知戚累千金”，才向彭宦买下此山的。由此也可以知道那时的避地，非有相当的赀产则不能办。城居固然不易，山居又何尝容易!

诸子聚居翠微峰似乎并非同时。丙戌那年，彭士望、曾灿还直接、间接地参与了赣州的抵抗。据陆麟书《彭躬庵先生传》，彭氏挈家到宁都后，曾应杨廷麟召，协助处理军政事务。曾灿则于赣州陷落后一度为僧，游闽、浙、两广间，戊子始到易堂（参看叔子《哭吴秉季文》）。曾灿自己也说他“丙戌、丁亥之间，几不免有杀身之祸，出亡在外，累及数年”（《答王山长》，《六松堂诗文集》卷一四），加盟易堂的时间自然迟于其余诸子。而“九子”之为足数，也只是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由叔子的《季弟五十述》看，伯子丁亥就已经出而应世，这之前居翠微峰不过一年左右。以伯子为“九子”之一，大约因了其发起人的身份，事实上，对于翠微峰上的活动，伯子不像是有太多参与。

由《易堂记》看，诸子在山上的聚会，采用了其时“社会”的流行形式。有时如儒家之徒，聚坐讲学，揖让雍容，甚至“设钟磬，歌诗，群习静坐”；另一时又如文人的社集，诗酒唱和，流连花前月下。尽管僻处赣南，无缘亲历明末的“党社运动”，却也未在风气之外。尽管以《易》名堂，与同一时期出现于东南的讲经会，却绝少相似之处，没有多少“学问”色彩；仿效理学之士通常所用形式，却又不免于内容的混杂，熔经学研讨、诗文批评以及基层社会以教化为目的的宣讲（内容为《六谕》等）于一炉。

关于易堂始基、诸子讲会，以及其后的“山变”，林时益的叙事诗记述独详，可与彭氏《易堂记》互为印证。其中也写到“朔望讲《六谕》，《内则》咸下帷。声歌节进止，此际咸雍熙”（《己亥二月十五日同彭躬庵陪黄介五陟岘峰……》，《朱中尉诗集》卷一）。而无论讲什么，遗民趣味，却是无疑的。林诗就有“看《鉴》疑正统，读《易》伤明夷”云云。或许在诸子，讲什么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班志同道合者聚居一处，朝夕讲论，这本身就是令人兴奋的经历，非平世寻常交游所能比拟。

我猜想，明中叶以降士人所热中的“会讲”，也以有关经验的非常性质，而对参与者构成了吸引。如王畿（龙溪）主持的新安福田之会，“昼则大会于堂，夜则联铺会宿阁上”（《新安福田山房六邑会籍》，《王龙溪文集》卷二）。空间距离的密迩，无疑有助于加深同志之感、彼此呼吸相通之感。在易堂诸子为生计所迫而分散居住之后，翠微峰的岁月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也应因了那情境的难以重现的吧。

尽管魏氏兄弟、曾灿之流兴趣更在词章，易堂确也曾读《易》。在当时，读《易》，即读乱世，读患难，读患难中人的命运。王弘撰清初隐居华山，就曾筑“读《易》庐”。星子宋之盛也自说“读《易》髻山”（《江人事序》，《髻山文钞》卷下）。孙奇逢本人的《日谱》，记有孙氏己丑谋南迁，曾在苏门（辉县）与三无老人读《易》于闻啸楼——那应当已是易堂诸子翠微峰读《易》意兴阑珊的时候。

叔子在诗中说：“日月东西驰，静对如读《易》。”（《口占步友人欢白发韵为寿》，《魏叔子诗集》卷四）他的《论屯卦》一篇自记：“戊子、己丑之间，同诸子于翠微讲《易》，人日一卦……”（《魏叔子文集》卷二二）这几乎是可供想象诸子读《易》情境的仅有记述。尽管据季子说，李腾蛟著有《周易剩言》，藏于家，易堂人物中，“邃于《易》”的，或许只有邱维屏一人。

易堂中人更热中的，还是与文字（诗文、尤其是“古文”）有关的切磋、讨论，于此所承，也仍然是晚明会社遗风。李腾蛟曾说诸子“相值论诗文，彼此欢呼，有至鸡鸣漏尽，惊动客寝，犹未已者”（《书魏裕斋诗后》，《半庐文稿》卷二）。刊刻行世的三魏等人文集，几乎每文均附了评论，且多出自同人，我所读过的那一时期的文集中，殊不多见。评语多属褒扬，言之往往不免于过，据此可以想象诸子间的相互激赏。这类评论，固然再现了磋商、讨论的氛围，却也提示了作者“作文章”、评论者以之为“文章”的态度。事实上，魏禧、彭士望贡献于当世的，的确也是文章而非事功。

那个时候，当着士人决定避地以至避世时，作为摹写的蓝本的，除了上面提到过的田畴的故事，更有陶渊明的桃源故事。

金精山一带有泉名“桃源”，彭任的《桃源记》，记的就是此泉。叔子很乐意让人们相信，诸子在翠微峰成功地复制了“桃源”。他的《桃花源图跋》说：“桐城方密之先生世乱后尝僧服访予翠微山。山四面峭立，中开一坼，坼有洞如瓮口，伸头而登，凡百十余丈，及其顶，则树竹十万株，蔬圃、亭舍、鸡犬、池阁如村落，山中人多著野服草鞋相迎问，先生笑谓予曰：‘即此何减桃花源也。’”（《魏叔子文集》卷一二）他甚至没有忘记提示那个瓮口般的出口，无疑能令人联想到《桃花源记》中的“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云云；而“野服草鞋”，也应当是桃花源中人的装束。彭士望、魏禧毫不掩饰他们对于自己的这项创作的得意。

但田畴的故事只能演出在那个割据纷争的时代，凭借了政权的非统一性。至于桃源故事，本是寓言，到了本书所写这一时期，更没有了复制的可能。不惟易堂诸子，其他明遗民搬演这一故事，都不能不作因时因地的修改。一个毋庸讳言的事实是，翠微峰上人是要纳官税的，叔子本人就曾在《苟全居铭为彭立斋作》一诗的序中提到。季子诗中也提到了“官租”（《九日黎生于郑在山中同彭彦修及三儿俱有咏》，《魏季子文集》卷五）。此外可以相信的是，魏氏在宁都，得到了地方当局的关照（参看季子《与丁观察书》，同书卷八）。三魏甚至自觉地借诸政治权力作为安全屏障。下面将要说到的伯子的出而应世，也正出于此种考虑，对此，魏氏兄弟说得很坦然。他们原是热心用世的人，哪里会真的以“世外”自欺!“桃源”云云，不过作诗，本不必当真。

兵戈犹在眼，也不容诸子忘世。由叔子的《拥被》一诗看，至少在诸子山居之初，四野乱兵，百里营火，翠微峰正如孤岛，随时在威胁中。你的确也会想到，这些人避乱，何以不避入深山更深处，而要如此地逼近杀戮之地。下面将要讲到的“山变”，也证明了其地并不安全，随时可能遭遇来自山下的骚扰——至少在大乱未平的一段时间里。由此看来，最初的选择翠微峰，动机确也值得玩味。看来只能说，诸子虽避地而并不避世，其中的魏氏兄弟甚至无意远于乱世。

“易堂”虽则“九子”，随同避地的却另有其人。叔子曾写到邱氏族人邱而康，居“如斗之室，床灶横陈，敝席为门，风雨直入。兄因妹长，寄卧城头；翁避媳炊，立餐檐下”，易堂中人曾发起募捐，以图为邱氏“再营半室”（《为邱而康冠石造屋启》，《魏叔子文集》卷二〇）——“桃源”中人，竟“赤贫”至此。彭士望说翠微山居“最不利”者有三，其三即“最不利贫，无人力赀财馈运，难一日居”（《易堂记》）。诸子山居，所食所用均赖山外运来，“诸佣保杂仆，日运薪荷担自城至”；待僮仆搬运的，“米谷”外尚有“竹木诸器用”，与桃源中人的自耕自食何其不同。这样的桃源，确也非邱而康这等人所宜于居住。

仅仅摘取了诸子的片段文字，翠微峰上的“桃源中人”的确像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彭士望就曾写道：“每佳辰月夕、初雪雨晴，辄载酒哦诗，间歌古今人诗，辞旨清壮，慷慨泣浪浪下。或列坐泉栈，眺远山，新汲吹龠煮茗，谷风回薄，井水微漪。遇飞英坠叶缤纷浮水际，时一叫绝，几不知石外今是何世。”（《易堂记》）只要想到诸子多在贫窭中，就会觉得他们的上述行为，更像是在模仿时式。由年谱看，孙奇逢及其徒也曾于“筑险肄战之暇，神闲气整，倡和为诗歌”（《扫盟馀话序》），在我看来，不过文人故态而已。当然也证明了这些避乱者的生活确有余裕。

纵然如此，也仍不妨认为，孙奇逢与易堂诸子创作了其时成功的“避地”故事，只不过经了上述改写，蜕变成了与田畴故事、桃源故事不同的故事而已。正是那些处的改写，使得易堂九子式的“避地”成为可能。你由此又察知了魏氏兄弟性情中的“现实主义”；这品性即使在最诗意的创作中，也呈现了出来。不妨认为，易堂为遗民与现（清）政权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标本。

李腾蛟有一方石印，印文为“方寸桃源”，说“凡世之治乱，生于人心”（《桃源说》，《半庐文稿》卷一）。叔子也说“善避乱者，不于桃源，在方寸之地”（《太平县王君暨继室张孺人墓志铭》，《魏叔子文集》卷一八）。这样看来，“桃源”更是一种心理状态。

当明清之际，遗民所能保有的，也只是“方寸桃源”的吧。

翠微峰也的确不是安全岛。据邱维屏说，顺治七年（庚寅）那年正月，即易堂诸人隐居翠微三四年之后，还有县里的“乱民”挟刃来索取财物（《天民传》）。孙奇逢及其徒众在双峰有过“守御”，甚至“鏖战”（参看《孙夏峰先生年谱》）。翠微峰则于顺治九年（壬辰），发生了所谓的“山变”（亦作“山难”）。

“山变”系由旧时“山主”彭宦发难。据近人所修《翠微峰志》，“翠微峰原系彭姓族山。顺治二年（1645）冬，宦将山卖给魏兆凤（魏禧父）家居”（第142页）。关于大清官兵剿灭“山贼”，彭士望、魏叔子均语焉不详。“山变”后魏氏兄弟对于此山权利的恢复，即应借助了当局的军事干预。值得注意的是，季子曾一再说到田畴借魏兵除“田贼”的故事，或许有助于推想魏氏兄弟处置类似事件时可能的态度。

易代之际对于缙绅的直接威胁，通常就来之于当地的“乱民”，而我们却只能透过缙绅的记述，经由他们的感受，来看其时在动**中的、参与了动**的“民”。那一时期士大夫在清兵、“义军”、“乱民”间处境之复杂，仅凭了忠义遗民传状，是不可能确知的。“乱民”，换一个角度，即“义民”，以至后世史家那里的“起义农民”。《翠微峰志》就称此“山变”为“农民起义军攻占翠微峰之役”（第5页）。

“山变”发生时，诸子不免蒙受了财产损失，并被迫避去。魏氏一度客居雩都（今于都）。至于“山变”后的易堂状况，诸子的说法却颇有出入。叔子说，“明年，伯子归自广，卒复之，诸子之散处者咸集”（《翠微峰记》）；季子却说“自故山变后，饥驱离析，岁不四五聚首”（《同堂祭彭躬庵友兄文》，《魏季子文集》卷一六）。彭士望《易堂记》的说法与季子一致，说经此变故，虽魏伯子率其二弟再居易堂并招诸子，而“诸子既久隐穷约，被山难，贫益甚，散处谋衣食”，“仅时一过从”。还说：“自乙酉迄今庚子，十六年，多难，山城路数通塞，不时聚散，壬辰后遂散，不复聚。惟戊、己间聚最久……”看来“山变”或曰“山难”，的确是易堂历史的转捩点。情况也可能是，令诸子聚居的动机已渐渐失效，“山难”不过为酝酿中的解体提供了一个时机而已。由丙戌诸子翠微峰“读《易》”，到此已有大约六年，易堂维持的时间并不能算短暂。

避乱原是战时行为，待到环境渐趋平静，回复常态是自然的事。陈瑚移居蔚村，在顺治四年秋，三年后也就离去。南丰的程山与易堂的情况相似，据叔子说，曾同聚于程山的“五君子”，后来也因“离乱”而“散处”，“相去或数十百里，岁时不二三相见”（《赠程山五君子五十序》，《魏叔子文集》卷一一）。于此也可考察易代之际士人聚散之迹。三魏之父魏兆凤毕竟老于世故，他早就说过：“人于聚顺之下，不可不存孤孽之心。”（《魏徵君杂录》，《宁都三魏文集》）

那一时期，有遗民以非官方身分参与故明国史的撰写，或从事私家著述，无非在建构记忆，关于故国的、关于他们参与其间的当代史的记忆。在易堂魏禧、彭士望，这过程几乎是同步的——他们演出自己的历史，同时试图用了书写肯定它。叙事行为直接参与了对于人生意境的营造。他们在用述说构造历史时是如此热诚，以至自我想象与当下此刻的行为难以区分。令我感兴趣的，更是彭士望、魏禧有关易堂的叙事态度，他们那种经由记述为历史留一份见证的自觉。我甚至猜想诸子对避居地的着意经营，也为了拥有一方诗意空间，以便那段友情的展开。在这意义上，那些庐舍亭阁以至泉石花木，无不参与构成着剧情的有机部分。

你由其时士人的文字，往往能读出关于他们“在历史中”的自觉。或许应当说，所谓“易堂”，更存在于魏、彭的叙述中，在他们不断的回忆中，通体涂染的，是这两个人**的色彩。

就“九子”的文字看，他们中最有群体自觉的，的确也是魏、彭。魏禧《里言》录李腾蛟语，说“叔子于易堂，犹桶之有箍”。在这两个人，易堂存在时间的久暂已无关紧要，那段生活对于他们的意义，已非时间所能度量。至于对于“群”的依赖，固然与有明一代的“党社运动”有关，也应出于板**之际士人关于自身软弱的意识。叔子、彭士望始终不忘易堂结盟的初衷，以对易堂的不断回溯，示人以不改志，不背弃。在那些深情的叙述中，易堂已不仅是一个群体的符号，那是九个男子共度的一段岁月，是一种完整的生存情境。经由谈论易堂，他们自我认同、彼此确认，关于易堂的追忆，提示的是相互间的承诺、期许，彼此的精神呼应。

我却不免想到，叔子那种“桶箍”般对于群体的拥抱，是否也令他的同伴感到了不适？

叔子、彭任曾经谈论“有我”、“无我”，口吻很像道学之士（参看《魏叔子日录·里言》），季子论“我”，却别有旨趣；名其庐“吾庐”，也别有意味。诸子即使亲如兄弟，仍各有其“吾”。不如说易堂提供了在群体中各自保有性情的例子。季子之子魏世傚的书札就说，虽然九先生“共有其真诚”，却性情不一，彭士望的“气概”、林时益的“和雅”、曾灿的“无缘饰”、邱维屏的“通而介”、伯子的“快直”、叔子的“宽裕”、彭任的“恬淡”、季子的“刚毅”，“各有其所独至”（《答彭汝诚书》，《魏昭士文集》卷二）。这也是后辈眼中的“九子”。

易堂本是一个关系疏密不等、甚至志趣不尽一致的群体。其组成除了世乱这一外缘，作为基础的，毋宁说更是对于彼此人格的信赖。因而虽一“堂”中人，未必即是同道。由彭任的《草堂文集》，几乎看不出与魏氏兄弟、彭士望等人的精神联系，倒是不难感知他与程山谢文洊等的呼应。季子说《易》“同人”一卦，“圣人所以垂象设辞，乃在于不苟同。然则不苟同者，能不同，乃能大同”（《答山西侯君书》，《魏季子文集》卷八），或也可以用来作易堂注脚的？

曾灿是“九子”中较为游离的角色。灿交游广阔，其人的游离也应因了那“广阔”。在易堂中，曾灿似乎从来不是主要角色，对此“堂”的态度也不像有多么积极。曾灿珍重与叔子的友情，却并不即以易堂为性命。

李腾蛟、彭任面目中庸，是任一群体都可能有的老成持重的人物，难得出现在前台，以其稳定而沉默，构成了群体的基本成分，令“中心人物”得以凸显的衬景、底色。在遗留至今的文字中，他们眉眼模糊，却正因了没有过于强烈的性情，成就了群体的性情。

无论曾灿，还是李腾蛟、彭任，对于那个短暂的会聚，都未必如魏氏兄弟、彭士望那样耿耿不忘，直欲什袭而收藏之，使永不磨蚀。那不过是他们的生涯中的一段插曲，固然温馨，生活中却有更实际的事务需要应付。

写在本书中的人物，确有可能因了易堂而为时人所知，但他们像是并不因此而仰赖这一名目，以为自己的存在要赖有这名目才便于陈述，也不存有借诸他人而自我扩张的俗念。易堂只是他们经历过的一个事件，并非他们个人历史的起点或终点，也未必具有关键意义。毋宁说易堂因魏禧、彭士望的热情，也因李腾蛟、彭任等人的淡定，而成其为易堂。

我由此想到，明中叶以降的“党社运动”中，处于同一“社会”者，与那“社会”的关系，可以是无穷多样的，而“党社”的名目却将这诸多差异抹杀了。

易堂禁约之细（见彭士望《易堂记》），与双峰（孙奇逢）的简约，适成对比。由文字看，那的确是一个设计严整的小社会。由此也可以想见，虽系避乱，属“战时体制”，却决不草率。诸子一开始就有长久居住的打算。终于散居，自然有不得已的理由。

魏氏兄弟留在了翠微峰上。“三魏”中，伯子不过系缆于此，他自己就说过，“虽有翠微峰，如徐福蓬莱，至辄船风引去”（《答方大师》，《魏伯子文集》卷二）。他本不属于这一片石。

行走在山间，偶尔有赤足的农夫打身边走过。道上有新鲜的牛粪，有的田块还插了疏篱，但耕种者已住在了山外。这雨中的山太过岑寂。诸子当时，这一带山想必不那么寂寞，或许竟随处可闻人语？

魏氏兄弟中，季子居翠微峰最久。彭士望《易堂记》后，有他本人壬戌春的附记，其中写到“吾庐”筑于丙午（康熙五年），那时季子远游南海西秦始归。“自丁巳、庚申，伯、叔踵逝，石阁、勺庭，俱虚无人，诸子各散处久，不复居易堂，惟和公（即季子）独身率妻子，居吾庐十七年，从未他徙，长儿子且抱二孙，所艺植日益蕃，居室益增，极翠微一时之盛。”我由此看到的，是季子的山民式的顽强。远游之后，修建庐舍于峰顶，想到终老于此，应当出自淡定的心境的吧——与当年聚居时的心情想必有了一点不同。叔子说，他的弟弟性情刚烈，不免于“褊”。而要守住这一方寂寞，必要有一点“刚”与“褊”的吧。

季子的两个儿子续有兴作，而且像是由父辈那里，承袭了对于室庐园林的创造才能，且所建房舍不厌其高。“吾庐”已高于“勺庭”，其后所建的“享堂”、“惴临轩”，似更高于“吾庐”。季子父子的气概于此可以感知。即使在季子晚年城居之后，他的两个儿子世傚、世俨仍住在山上，世俨还买下了曾氏故居，加以改建（《虚受斋记》、《惴临轩记》，《魏敬士文集》卷四）。《翠微峰志》也记有魏世傚四十七岁时（庚辰），在翠微峰顶新建“地山草堂”，住了较长时间（第143页）。其时“九子”中惟彭任尚在，写了《书地山草堂唱和诗后》（《草亭文集》）。易堂一脉，就这样在魏氏后人那里延续着。

世傚说他父亲年六十四，“以登陟为劳，缉城中屋居之，榜曰‘瓶斋’，非乐夫市廛也”（《享堂记》，《魏昭士文集》卷六）。城居的季子仍不时还山，往来于城中山上，甚至说自己“却悔移家去住城”（《还山阅吴子政新诗因赋赠》，《魏季子文集》卷五）。至于魏氏后人究竟于何时放弃了翠微这一片石，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