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

动身之前想象中的赣南是潮湿的，到处氤氲着水气，树木无不“霜皮溜雨”，郊野则一色的青碧。已是农历四月，我知道桃花已然开过，梨花也开过了，开残了的，还有油菜花，曾将南国的春天涂染得一片金黄。我知道雨雪霏霏的早春刚刚过去，那一片粉绿，茸茸的绿，想必冷清而寂寞。当我走近宁都时，春色已老，热浪正待由遥远的某处袭来。

宁都并非如我行前所想象，笼罩在翠微峰巨大的山影之下。“易堂九子”隐居的翠微峰，是一座不高的山——我第二天就看到了。

乾隆六年刊本《宁都县志》黄克缵《旧志前序》曰：“赣东之邑，宁为大，幅员之广，财赋之繁，衣冠文物之盛，甲于诸邑。”易堂诸子却像是乐于强调宁都的“僻”。魏禧曾自说“僻处南服之下邑”（《与富平李天生书》，《魏叔子文集》卷五），尽管是应酬中的客气话，也未必不包含了身分意识。其弟魏礼也说：“宁都僻处江西之末，距省会千三百有余里，地介闽、广，而货产不饶。”（《宁都先贤传》，《魏季子文集》卷一五）古人讲究地望，叔子在这一点上，的确无可夸耀，宁可用一种自我贬抑的态度，比如说自己乃“江右鄙夫，县最僻”（《与李翰林书》，《魏叔子文集》卷五），自称“赣州宁都之贱士”（同书卷六《上郭天门老师书》）。魏礼在书札中向别人介绍自己，劈头一句就是：“礼，赣南之鄙人也。”（《魏季子文集》卷八《与梁公狄书》）李腾蛟更着意渲染，说“豫章（江西）居江湖之僻，虔（赣州）僻于豫章，梅川（宁都）又僻于虔”。看来没有比宁都更足称“僻壤”的了（《李云田游豫章诗序》，《半庐文稿》卷一）。我怀疑当他们说这些话时，未必真的有那么自卑。三百年后宁都之“僻”像是如故，只有公路可通。

宁都旧城已无遗存，无从想象三百年前的街巷、市廛。但易堂九子在这里，却像是一些家喻户晓的人物。在此后的几天里，我们不断地看到“易堂”的字样，听到人们提起这名目。当地人——由文化人到山间板屋中的老衲——用了方言的对话中，我所能分辨的，只是这个被反复提到的“易堂”。

说“家喻户晓”仍不免夸张。我相信只是在目标明确的“寻访”中，我才不断地发现与“易堂”有关的痕迹，发现地方当局与当地文化人记忆这些人物的有意识的努力——几乎所有与“九子”有关的遗迹，均被作为文物受到了保护。谈论“易堂”的宁都人，毋宁说在寻找述说地方史的方式——通常所认为的“历史”，总要由人物标记的。但无论如何，事实的确是，一进宁都，我们就感觉到了“易堂”的存在；在此后的几天里，随时感觉着它的存在，以至那班人的呼吸像是还留在周遭的空气中。

所谓“易堂九子”，即魏氏兄弟魏际瑞（善伯）、魏禧（凝叔）、魏礼（和公），“三魏”的姐丈邱维屏（邦士），与他们同里的曾灿（青藜）、李腾蛟（咸斋）、彭任（中叔），以及来自南昌的彭士望、林时益（确斋）。魏氏兄弟当明清之际，是名重一时的人物，时人依了顺序分别称伯子、叔子、季子，其中叔子魏禧最为知名。

“九子”外，易堂还应包括他们的若干子弟门人，如魏氏子弟魏世杰（兴士）、魏世傚（昭士）、魏世俨（敬士），以及易堂门人梁份（质人）、吴正名（子政）、任安世（道爰）、任瑞（幼刚）等。

易堂是明清之际以避乱为机缘，有着明显的地缘、亲缘色彩的士人结社。地缘、亲缘，自然与战乱造成的地域分隔有关。彭士望与林时益，邱维屏与魏氏兄弟，本来就是亲戚，林氏的幼子后来又做了彭氏的女婿。此外，如彭士望之子娶魏季子之女，林时益之女适邱维屏之子，彭任之女适李腾蛟之子，魏伯子之女适彭任之子，魏季子之子娶曾灿之女……魏季子在诗中说：“我有邱氏甥，嫁为曾子妻。”（《读宋未有黄孝节妇传》，《魏季子文集》卷二）亦亲亦友，关系错综交织。甚至“九子”的后人间、后人与门人间，也互为婚姻，如叔子的嗣子（系季子之幼子）就娶了叔子门人赖韦之女。

战乱固然鼓励了流徙，使“友道”具有了严重意味，却同时因了地域分割，宗法关系也得以强调。即如易堂，就以准宗族形式强化了群体认同。那种狭小空间中的密集生存，确也有助于亲族关系的推演。在当时，亲密之感，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彭士望《翠微峰易堂记》说，当戊、己间易堂最盛时，“节序岁腊，会堂上饮食。春秋祀祖祢，相赞助合馂。平居书名，称友兄弟，如家人礼，子弟亦如之。常易教，不率，与笞，无恒父师”（《彭躬庵文钞》卷五）。以此形容诸子的亲密程度——亲密到如族人、如家人。叔子也说：“吾友之母如吾母，吾弟之友如吾友。”（《寄寿岭南何母七十》，《魏叔子诗集》卷五）

尽管如此，易堂仍然不是宗法性质的群体。魏禧、彭士望所乐于强调的，也是诸子志趣之合。彭士望就说过：“夫地逼易嫌，望奢多怨，扞不可入而纷不可总者，惟族为然。”（《魏徵君墓表》，《树庐文钞》卷九）

易堂故事也如其他故事，有其发端以至尾声；发生于其间的大小事件，波澜迭起，为叙述提供了动力。这故事的“发端”，在易堂人物的叙述中，魏叔子与南昌人彭士望的遇合，最足作为标记。我不知道倘若没有两个人物的一番邂逅，以下的故事还能否演出；可以肯定的是，其精彩性必定要大打折扣。

时在乙酉，甲申北京陷落的次年，地点则在那时宁都的南关。是一个秋日，魏叔子与彭士望，在临河的一处宅第前相遇了。作为易堂的核心人物，这两个人戏剧性的邂逅，在事后的叙述中，犹如小型的创世神话，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

三十年后，彭士望还记得，那年六月，他携家眷由南昌避地南下，只身三次到宁都，却为人所骗，正在彷徨，一个少年来到了面前，那少年“颀然清癯，角巾蓝縠衣”，说自己是魏凝叔，“慕君久，幸过一言”。就此“携持入小东园，语不可断”。甚至当自己洗浴时，魏叔子也站在水盆边说个不停。“比夜漏下三十刻，予曰：‘定矣，吾决携家就子矣。’……”（《魏叔子五十一序》，《树庐文钞》卷七）这年叔子二十二岁。

这段遇合在两个当事者事后的追述中，有详略及侧重的不同。魏禧说，彭士望前此已经由别人那里得知了叔子，既与叔子“立谈定交”，就决计与林时益携妻子相就。叔子详细记述的，是如下场面：那天早上船到的时候，叔子刚起床，听到消息，即“蓬头垢面襆被走砂碛相见，慷慨谈论”，每谈到佳处，彭氏就摊开两手向同来的林时益说：“何如？”（《彭躬庵七十序》，《魏叔子文集》卷一一）两段记述，在时间上前后衔接，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在叙述同一过程时，他们不但截取的片段不同，且相互写照，写自己记忆中的对方，写各自印象最深的细节。叔子上述寿序写在他病逝的前一年，开篇就说：“余乙酉年二十二，交躬庵先生，至今三十五年如一日，虽一父之子，无以过也。”三十五年，实在是一段韧长的情谊。

“三魏”中最年少的季子，则补充了一些被省略的方面。据季子说，彭士望先是住在魏氏邻人家，天天从门外过，魏氏兄弟目送其人，以为风度不凡。当彭氏又经过时，即上前搭讪，邀其人到家里“纵谈”。彭氏慨然道：“子兄弟真可以托家矣。”于是就急行迎他的家人（其家眷尚在建昌），“数步复返，曰：‘将与一好友携俪俱来，何如？’曰：‘甚善。’”那好友即林时益。季子也写到当彭氏接家眷的船到了河干，正在洗脸的叔子迎了上去，“裸双袖，水濡濡滴髭髯”（《先叔兄纪略》，《魏季子文集》卷一五）。彭、林从此定居宁都，终老于斯，而关乎他们大半生的决定，不过赖有与素不相识者的一夕之谈!

在这个故事中，魏氏兄弟（尤其叔子）无疑是主动的一方。他们像是等在那里，终于等到了期盼已久的人物。这样两个志士的邂逅，无疑出自乱世的一种安排，事后看来，未尝不值得感激——他们的确对此心存感激。而在易堂，这确实属于那种决定性的时刻。毋宁说易堂就诞生在彭、魏相遇的一刻，尽管这一时刻其他人物尚未全数出场，或虽已到场却隐在他人的身影里（如林时益）。

魏叔子、彭士望，属于任一群体都要有的“核心人物”，群体的“灵魂”。在他们遇合之前，自然有其他的结交，甚至比屋而居、情同手足（如魏氏兄弟与曾灿）。但在彭士望、魏氏叔季一再记述的这一幕发生之后，似乎一切都有了变化，为一个群体所需要的“同志之感”，终于发生了。两个同样**四溢的人物由此相遇，此后又不断地彼此点燃，并试图引燃周围的人，在赣南的一处山中，不倦地营造诗意，甚至感动了方以智、施闰章这样的人物。

无论在叔子还是彭氏，那都属于一生中仅能一次的遇合。直至康熙十九年（庚申）叔子病逝，彭士望还感慨万千地说：“叔之人，非常人，吾与叔之交，非常交。”（《与门人梁份书》，《树庐文钞》卷二）由传世的文集看，“九子”中热力四射且互为映照的，确也是彭、魏。情况很可能是，魏叔子、彭士望的内在需求，借诸乱世寻求满足。“危机时刻”的个人意义不妨人各不同。在魏禧、彭士望，惟那一特定时刻才有可能造成如此深切的“相依存”之感，此感因此即成永恒，成为了永久的怀念。

较之魏氏兄弟，彭士望的政治阅历，的确丰富到了不可比拟。他曾师从明末大儒黄道周，曾一度在史可法幕中（陆麟书《彭躬庵先生传》，《树庐文钞》）。彭氏本人致书方以智之子方中履自述平生，说自己早年“倾家急难，借躯报仇”，“任侠为狡狯”，明末颇事结交，“为阁十楹，居四方之客”（同书卷一《与方素北书》）。叔子也说彭氏避地宁都后，还曾应杨廷麟召，“护军西行”（《彭母朱宜人墓志铭》，《魏叔子文集》卷一八）。

较之上述事迹，对于本书所叙述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彭士望与魏叔子，都属于那种钟情于朋友的性情中人，较之常人更容易达到忘情无我的境界。他们的“久而不回”的坚韧，由此而得以证明。这或许竟是他们的最大成就——两个人都热心于用世，世道却使他们归于无用；而他们却终于以其坚韧，成就了一段友情。

由彭氏本人的文字看，这是个性烈如火的男子。他曾说自己“褊心躁气”（《葑刍别同学诸子》，《树庐文钞》卷一〇），说自己少年时读书，“至生死盛衰磊轲不平事，辄抵几痛哭，愈疾读，声泪湓溢”，激愤之余，恨不能“剖割”了那厮（《与方素北书》）。

无独有偶，季子当读到有关甲申、乙酉的书，也会“欲引刀自揕其胸，狂呼累日夜”（《书梁公狄〈甲乙议〉后》，《魏季子文集》卷一一）。即使有长者风的邱维屏，一旦“争辩事理”，也会“高声气涌，面发赤，颔下筋暴起如箸”（《邱维屏传》，《魏叔子文集》卷一七）。甚至门人子弟，性情也有相近者。梁份就自说“生而质直，为世所不容；激而成癖，又不能容物”（《哭确斋先生文》，《怀葛堂集》卷八。按：确斋即林时益）。彭士望也以为易堂诸子的性情过于狂热暴烈，说“吾堂兄弟亦复渐染此病，未能超脱”（《复门人梁质人手简》，《树庐文钞》卷四）。一伙烈性汉子，既然将热血倾倒在一处，也就难免相互引燃、彼此烧灼的吧。

抵达宁都时天气燥热，我们忽略了这热气中包藏的危险，当时应当想到，这是一场雨的前兆。得了宁都地方志办公室李先生、县采茶剧团邓先生的引导，午餐后即四处搜寻。河东塘角的邱氏宗祠，据说是1999年由族人醵资修复的，出资的包括在台湾的邱氏后裔。宗祠门外刻有“邱邦士家庙”字样的铜牌，证明了邱维屏在其后人心目中的分量。

魏伯子有诗曰：“邱子河东宅，长桥到里门。数株松下屋，百亩水中村。”（《杂兴》，《魏伯子文集》卷七）可知其地有松、有水塘。杨龙泉为《丘邦士先生文集》撰序，说邱维屏之庐“卑隘，仅容膝”，邱氏“日歌咏松下，松皆数百年物，磥砢盘郁，若层云覆其上”。

宁都·邱氏宗祠

杨氏曾师从叔子，应得自见闻。邱氏族孙丘尚士康熙五十八年所撰序，则说河东“有老屋数楹，藏书数千卷，纸窗土壁，煤帱尘榻”。《国朝先正事略》中的邱氏传，则不但说该地多古松，“望之苍蔼无际”，且说邱氏“著书其下，称松下先生”（第1039页）——不曾见之于易堂诸子的记述。松大约是有的，“苍蔼无际”则未必；“松下先生”的名目，可能出自后人的杜撰。至于我们所到的村子，已不大见到水塘，更无论古松。邱维屏说其族“背负巽峰而环居，前后绕峰。远近之麓凡百塘，出入沿塘以为途径，无寻丈之余，然意每宽然，视薄海内外万里之区，与鼻息相为呼吸，不自知其隘且迫也”。这胸怀就不平常。邱氏还说那一带的房子都西北向，开门见山，金精十二峰都在望中（《送邹九侯自翠微还归序》，《邱邦士文钞》卷一）。

应我们的要求，赤着脚的邱姓农民，郑重地提来了邱氏后裔集资重修的族谱，十几册，装了一木箱。

“易堂九子”中可称“学人”的，只有邱维屏。叔子对他的这位姐丈很佩服，其《邱维屏传》说邱氏“为人高简率穆”，“晚尤精泰西算，《易》数、历法皆不假师授，冥思力索而得之。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来易堂，尝与邦士布算，退而谓人曰：‘此神人也。’”叔子还在其他处说到，邱氏学识渊博，却“土木形骸，人不识以为村老”，难免会有少年人前倨而后恭。而村夫子似的邱维屏，偏偏没有琐琐小儒式的鄙陋与势利，“直视达官贵人，与田父牧子无异。所居室如斗大，床灶鸡彘杂陈，衣破敝不能易，然人尝迎致精舍居之，衣以裘缎，直著不辞，视之与陋室敝衣等”（《任王谷文集序》，《魏叔子文集》卷八）——寒士而没有“寒乞”相，并不易得，却又不止凭了“志气”、“骨气”；仅赖“志气”、“骨气”撑持，有可能褊窄，走了愤世嫉俗的一路。如邱氏者，凭的更是以“敝衣”与“裘缎”等视之的那份自信、泰然。

宁都·邱氏宗祠

《邱氏族谱》·邱维屏像

叔子还记有邱氏被其妇支去邻家借米，米没有借，却“袖手立塘塍上，看往来行人”（《邱维屏传》）。读书作文之余，这个后来被方以智称赏的学人，或许就这么寒伧如村老，袖了手立在田塍塘径上，对着往来的行人冥想的？无论“松下先生”，还是“上下千古，啸歌自得”（丘尚士序），都不及叔子所记来得亲切。

叔子的《邱维屏传》后附彭士望《书后》，记邱氏临死前叮嘱儿子道：“食有菜饭，着可补衣，无谲戾行，堪句读师。”彭氏以为“可为世则”——也应当是邱维屏所认为的遗民处乱世之道。

“易堂九子”中，只有曾灿是被人以“贵公子”目之的。曾灿父曾应遴，甲戌进士，崇祯朝曾任兵部侍郎，南明隆武朝官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邱维屏《曾玄荫碑志》曰：“吾县著姓有衙前曾氏，多俊才。”（《丘邦士先生文集》卷一三）

县城中的司马曾公祠已不复旧观，只有的一角梁、桷，颜色沉黯，是年代不详的旧物。住在这将被拆除的老房子中的，确系曾姓，或许是曾灿的族人。

叔子自说幼年与曾灿“比户而居”，长大了又同学，易堂诸子中，与曾灿的交情既久且笃（《曾止山诗序》，《魏叔子文集》卷九）。他欣赏曾灿身为贵公子，却“好慷慨缓急人，未尝一以声势加乡里，又能以死任大事”，对于其人的“以风流相尚”，却微有不满（同上）。曾灿自己也说“少长纨绔”（《再上钱牧斋宗伯书》，《六松堂诗文集》卷一一）——即使经了丧乱，仍不免有纨绔余习。更让叔子、彭士望们看不上的，是曾灿那个形象多变、随时能耸动人们视听的胞兄曾畹（庭闻）。

有明一代，名士往往以生平为创作，不惜出奇制胜。曾畹似乎是其时著名的浪子。畹以宁都人而与吴越名士游，“细服缓带”若三吴名士；一旦出入西北塞外，归来时即毛衣革鞜，面色黄黝，须眉苍凉，“俨然边塞外人”（《曾庭闻文集序》，《魏叔子文集》卷八）——改换形象犹如换装一样方便。看来乱世为此种人物准备的舞台，较平世更为宽广，可以任其表演似的。当彭士望写《与曾庭闻书》时，曾畹显然又宣布了新的形象设计，以至彭氏语含讥讽，说其人“截然如再出一世”（《树庐文钞》卷三）。

曾氏兄弟出处有不同，曾畹曾中顺治甲午陕西乡试，曾灿则在后世的遗民录中。曾灿从来不曾如其兄那样风头十足，每有惊人之举，相比之下，作风较为平实，声光也稍嫌黯淡，在他的易堂朋友看来，却仍未脱“贵介公子”习气。对于曾氏兄弟，彭士望、魏氏叔、季似乎都认为应尽规劝的责任。由诸子批评的激烈程度，倒是可以推想这对兄弟的承受力，甚至胸襟的坦**。曾灿说叔子是自己的“性命肺腑之交”，“奉为畏友者垂四十年”（《与曹秋岳先生书》，《六松堂诗文集》卷一一），直到叔子故去之后，对于那直言仍感激不已。

曾灿“六松草堂”的大致位置，据邓先生的踏勘，距叔子在水庄的学馆不远。邓先生指给我们那标记，是一方水塘和杉树，六棵松已无存留。墓却还在，被列入了宁都县文物保护单位。乾隆六年刊本《宁都县志》卷二《建设·名墓》，易堂人物的坟茔见诸记述的，只有“三魏”之父魏兆凤墓与林时益墓。

曾灿的墓在临着公路的草丛中，不知是否有人祭扫。天色向晚，我们站在草丛中辨认碑文。由碑文看，墓道文字出诸“易堂友兄”彭任之手，奇怪的是，不曾被收录于彭任的文集。

曾灿是死在京师的，归葬故园，不知是否出于他本人的意愿。

邓先生说，他曾亲见出土的彭士望墓碑，此碑已下落不明。新修的邱氏宗祠，荒草中的曾灿墓，与魏氏兄弟、彭士望有关的遗迹则了无存留——诸子身后的遭际竟也有如是之不同。

在叔子与彭士望遇合的动人一幕中，彭士望邀了同来的林时益，显然是个次要的角色，即使在事后的追记中，也被认为无须给予更多的笔墨。林时益的意境，确也要在此后易堂故事的演进中，才有机会展开。

李腾蛟为彭任画像，说其人“容貌粥粥，若无能于；其言讷讷，如不出诸口。沉潜温恭，天姿近道”；还说彭氏为“访道”，不惜“徒步担簦”，而从道学中人游（同上），都令人想见其人与三魏、彭士望气象的不同。彭任一再说自己“愚”、“拙”、“鲁钝”，说自己“质鲁而拙于学，不能诗复不能文”（《草亭文集·草亭存稿自序》）。由文集看，彭氏在九子中确也较“庸”。《易》有所谓“庸言之信”、“庸行之谨”，有人正由“布帛菽粟”的一面欣赏彭任那些朴拙的文字（参看王泉之《草亭文集·序》）。

此外由叔子的诗中可知，彭任较他年少，却性情温厚恬淡，有长者风，或许确系儒家之徒，只不过未必如《行略》（见《草亭文集》）所写的那样俨乎其然。看他的那篇《时胡子传》（《彭中叔文钞》），就可以知道其人善诙谐，决不像有一张道学脸。

据叔子说，季子“刚直”，“性讷，寡言论，然往往面折人”（《季弟五十述》，《魏叔子文集》卷一一）——“三魏”性情有别，“作风”于此却不无相近。叔子又说其弟“性褊，不能容物”，这一点与叔子大不同。叔子还说季子“沉毅刚苦，勇于义概，虽水火白刃，不易其一言”（《魏季子文集·序》）。

兄长既负盛名，“弱弟”即不免要生活在其兄的阴影中，尽管季子的性情，毋宁说较他的二哥强悍。由遗留的文字看，季子也像是很安于次要的位置，对其叔兄不胜倾倒。

至于伯子的故事，留待下文中再讲述。

在作了上面的介绍之后，有必要聚焦“九子”中最声名显赫的魏叔子禧。

由季子的《先叔兄纪略》可知，魏氏一族居宁都南关。近代以来城市扩张，城乡的边界渐就模糊，人们已不大有“关厢”的概念。由上文所述魏叔子、彭士望遇合的故事，可知魏氏是傍河而居的，那河就是梅川，诸子在诗文中常用来指称宁都的梅川。魏氏有五子，其二夭，故“三魏”以伯、叔、季行。魏禧，字冰叔，又作“凝叔”。邵长蘅《魏禧传》说魏禧字叔子（《碑传集》卷一三七），不确。明末另有一位姓魏名冲字叔子的，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有传。伯仲叔季，本是兄弟行的排序，而伯子、叔子、季子以魏氏兄弟之名为世所知，无非因了魏禧的名声。

魏氏祖上像是没有高官显宦，曾有先人因捐谷行赈，得到了朝廷旌门、赐冠带的殊荣，于是建了“圣旨门”，“门内建高堂广室，落地者千柱”（《从叔父笃棐翁墓志铭》，《魏叔子文集》卷一八），很是炫耀了一番。据邱维屏说，魏氏“世以赀雄”（《天民传》，《邱邦士文钞》卷二）。也如通常的那样，当我们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家道已稍落，因而“三魏”的人生道路，才与寻常富家子有了不同。

季子说他的叔兄“为人形干修颀，目光奕奕射人”（《先叔兄纪略》）。邵长蘅的《魏禧传》则说叔子“修干微髭”。想来此人颀而癯，有点飘飘然的样子。

魏禧不曾“与义”，非理学中人，不以诗名；虽曾授徒，门下绝对没有如刘宗周、黄道周那样强大的弟子阵容。其人在清初的声望既不像是赖有学识（如顾炎武、黄宗羲）、或学识兼才情（如方以智、傅山），也非赖有事功（如其时名臣）。其倾倒一时的魅力，更像是因了热切的救世情怀，因了那真诚，当然也因了使其情怀、真诚得以表达的文字、言论。“三魏”的族祖魏书（石床）批评叔子，说大抵其人其文其行，“皆如水晶射日，又如新剑出冶，光芒刺人而锋锷淬手”（《里言》，《魏叔子日录》卷一，以此而招来“尤怨”，也应以此而令人倾倒折服。

伯子、叔子都曾师事同县的杨文彩（一水）。杨氏是其时名宿，曾灿与其父均出杨氏门下。叔子是杨氏的得意弟子，据邱维屏说，十四岁那年，叔子就敢于校正其师，而杨老先生非但不怪罪，而且以此弟子为“明镜利剑”，说自己理应是叔子的“门人”（《杨先生墓志铭》，《邱邦士文钞》卷二）。叔子自己也说“十四岁受业杨一水先生，时先生年五十三，每命余论定其文”（《孔正叔楷园文集叙》，《魏叔子文集》卷八）。这样的度量，岂是寻常人能有!

这对师弟间关系之亲密，还表现在晚年的杨氏令其子从叔子学，让他的妻妾出见这门生，以至使叔子“得言家事”（《杨一水先生同元配严孺人合葬墓表》，同书卷一八）——这或许是杨氏表达亲密的方式。杨文彩为叔子业师，其子则为叔子门人，就学翠微峰。杨氏八十即逝，以他两个儿子的成人托之于叔子（《门人杨晟三十叙》，同书卷一一）——关系也有此层叠。过分的信任，甚至使叔子不堪承受。他对门人说，他“生平被先生信怕了”（《里言》）。

杨氏确也是奇人，他曾被兵逮系，竟然能酣睡在“狞卒”间而鼻息雷动（《复孔正叔书》，《树庐文钞》卷二），其人的胆量可想。

下面我们还将看到，叔子不但处师弟，而且处兄弟、朋友，无不风味古老，处处表现出对合乎理想的伦理意境的自觉追求。在叔子，上述关系自然属于构造完美人生的要件。叔子算得上“完美主义者”，在这些人生的大关节目上，他不能容忍任何缺憾。当然叔子的“完美主义”不同于儒家之徒，他不斤斤于德行的醇疵，注重的毋宁说更是人生意境。他孜孜不倦地追求的，是这意境的完整性和诗意。

叔子说那时师道衰敝，“父子有秦越，朋友无胶漆”（《乙巳正月雪中送门人熊颐归清江》，《魏叔子诗集》卷四）。季子更有其愤激，说：“今之言古道厚道者，锲薄而已矣。所谓‘刎颈之交’，见利害则能刎彼友之颈耳。”（《与黎媿曾观察书》，《魏季子文集》卷八）正因了天地间多缺憾，才更令人感到责任重大。叔子和他的友人对于人生意境的刻意营造，未必不也多少出于“整顿伦理秩序”的责任意识。

叔子五十一岁那年，彭士望在寿序中，说易堂中人“求文章卓然有用，能自成就，以布衣久隐畏约，抗行天下，惟叔子一人而已”。其时彭氏已六十有五，自以为可以下此断语了。在彭氏看来，叔子无疑是天生的领袖人物，有智谋、能担当，且富于亲和力，“为人一本于忠厚，天真烂漫，人乐亲之”（《魏叔子五十一序》，《树庐文钞》卷七）。其性情、禀赋，正像是为了应付这乱世而准备的。

彭氏还说其时叔子声名煊赫，“而远近士归之如流水，望之如泰山乔岳，三百年布衣之盛，未尝有也”（同上）。人对于当世人事的判断，往往因距离过近而难以恰如其分。幸而魏氏兄弟还保有几分清醒，对于时人拟“三魏”于“三苏”，就不以为然，认为人各有我，无须“高拟以辱古人”（参看《魏氏三子文集序》，《林确斋文钞》）。至于叔子在易堂历史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固然由于他的个人魅力，我猜想多少也因了他的长于叙述。易堂故事本来也生成于诸子的叙述中，叙事主体又互为客体，彼此状写形容。最长于叙述又最为他人所叙述的叔子，其在群体历史中的醒目地位，是自然而然的。

叔子将结交作为了一项事业。由他本人的叙述看，他的结交由近及远，从乡党戚族开始，先有了邱维屏、曾灿、李腾蛟等一班友人。所交的同县朋友中，还有姓谢名廷诏者。叔子曾为谢氏撰传（《谢廷诏传》，《魏叔子文集》卷一七），详细记述了由相识到定交的过程。谢氏本为宁都人士所不齿，叔子、曾灿等人自信其洞察力，置舆论于不顾，甚至当谢氏患病时，为其端“溺器”，而谢氏视之，“晏如也”。

谢廷诏泰然面对叔子、曾灿的为他端“溺器”，也如邱维屏的坦然于精舍裘缎，最能见出性情，也最足证叔子鉴识之精。为他人作传的，也就此将自己的性情面目“传”在了里头。在我看来，这段故事中，可爱的仍然更是谢氏。由叔子的记述可知，叔子对他自己的行为极其自觉，笔墨间还留有掩藏得不那么彻底的优越感；谢氏接受这份情谊的态度，更率性，出之以自然。

《谢廷诏传》所记述的，是一次成功的战国时代四公子式的结交，双方的行为均“古意盎然”。叔子所耽嗜的，或许就是此种“古意”。这篇文字之后邱维屏的评语，说叔子以其知谢氏为“一项得意事”，“通篇写得意处最佳”。魏禧、彭士望本性情中人，随时准备着倾倒一腔热情，而在结交这一题目上，却像是极理性，甚至不厌重复地谈到功利目的，惟恐别人误解似的。在我看来，他们挂在嘴边的“收拾奇士”、“得豪杰而用之”、“薪尽火传”云云，更像是话头，未见得真有他们所声称的那般要紧。我宁将叔子的结交看作一种审美活动，而非如他们自我想象的准政治行为——与政客式的笼络网罗，的确也意境有别。由彭士望、魏禧的文字看，他们的收获，确也在结交之为过程，在知人、由知人中获取审美愉悦，以至摄取营养，完善自己的心性。

无论“收拾奇士”、“造士”一类题目是否夸张，在明末清初之世，如叔子这样能身体力行其主张的，多少令人想到那个吉诃德先生。叔子癖嗜《左传》，他关于友道的理想型范，也像是得之于那个时代——由此也可知对于叔子，《左传》之为思想以及想象的资源。

宁都之外，“九子”另有一些亲密的友人，即如著《读史方舆纪要》的顾祖禹。叔子的友人名单上，排在前面的，还有李世熊（元仲），也是其时遗民中的豪杰之士。赣南与闽地相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一带有共产党的闽粤赣根据地。叔子自说“生平未尝一至闽，故交闽人绝少”（《泰宁雷翁七十寿序》，《魏叔子文集》卷一一），这“绝少”中，就有宁化的李世熊。

那一时期江右有南丰的“程山六子”、星子的“髻山七子”，被“易堂九子”引为同志。所谓“程山六子”，即谢文洊（约斋）与他的几位门人，甘京（健斋）、封濬（位斋）、黄熙（维缉）等人。至于“髻山七子”，则为宋之盛（未有）、吴一盛（敬跻）、余晫（卓人）、查世球（天球）、查辙（小苏）、夏伟及宋氏门人周祥发。

他们的朋友中，还有远在广东的所谓“北田五子”（北田在顺德羊额乡），即陈恭尹及其友人何绛（不偕）、何衡（左王）、梁梿（器圃）、陶璜（苦子）。陈恭尹系著名忠臣陈邦彦之子，清初与屈大均、梁佩兰，被时人称为“岭南三大家”。“五子”中仅陈恭尹到过赣州，其时还不认识易堂诸人。但这并不妨碍陈恭尹们以赣南的易堂诸子为朋友。陈氏《送曾周士还宁都兼柬翠微诸兄》就说：“一回相见一情亲，语默周旋并是真。”（《独漉堂全集·诗集》卷三）可以想见清初各地遗民间的联络。士人不以乡邦自限，力图友“国士”、友“天下士”，易堂并不是突出的例子。在那个时代，交游被作为士的造就的条件——无论成人还是成学。因而为求一友，不惜千里命驾。彭士望就曾“扶衰冒艰险，数千里入粤”结交陈恭尹（《独漉堂诗序》，《树庐文钞》卷六）。那年彭氏已六十六岁。至于“×子”之数，则不免于凑。乐于集群，或许可以看做那个正在成为过去的时代的余习。

易堂魏氏叔、季与彭士望，在与人交往中都像是有十足的吸引力，而叔子令人依恋之深，则一再见之于他本人的记述（如《华子三诗叙》、《孔正叔楷园文集序》，分别见《魏叔子文集》卷九、卷八）。据彭士望说，顾祖禹甚至为叔子“执盖”，“追随大道中如昆弟”（《魏叔子五十一序》）。彭氏还曾说到孔鼎（正叔）对于易堂之人，好之几于“耽癖”（《复孔正叔》）。其时因亲近了叔子而嗜易堂有癖的，像是颇有其人。据说屈大均也曾想到翠微峰“相讲习”（《屈翁山文外序》，《魏昭士文集》卷三）。由此的确不难令人想见同一时期士人对于易堂的倾倒、易堂中人的人格感召力。

易堂的当世影响，自然更系在叔子的个人魅力上。那时有“十二圣人”的说法，叔子是十二人之一（阎若璩《潜邱劄记》卷五。阎氏在此条中解释道：“谓之圣人，乃唐人以萧统为圣人之‘圣’，非周、孔也”）。那个时期被人以“圣人”看待的，更有刘宗周、李顒、颜元等“粹儒”，可据以考察明末清初士人（以至平民）的精神、道德需求。不同于刘宗周、李顒，魏禧对士人的吸引力，似乎不全由道德的完美，也无关乎信仰。人们所欣赏的，或许就是其人的率性而又不有违于社会行为规范，豪迈却不失文人式的优雅。公众的精神需求本是多方面的。这种对于人鉴赏力，也应赖有有明一代艺术氛围的滋养的吧。

恰有一批热血男儿，在患难时世相逢，不能不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叔子确也以此为幸运。他曾引了古人的话，说“人生遇合，天实为之”（《同林确斋与桐城三方书》，《魏叔子文集》卷五）。无论在宁都与彭士望、林时益，还是后来在翠微峰与方以智的“遇合”，都若有宿缘，却也得之于“天”。

“乱世”提升了五伦中“朋友”一伦的重要性。季子说：“予尝谓《五经》之有《诗》，如五伦之有朋友，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所不能通者，朋友通之；四经之所不能感动者，《诗》则能感之。”（《魏季子文集》卷七《李云田豫章草序》）彭士望则直说他的个人经验，曰“我生不辰，四伦缺陷，赖朋友补之”（《与门人梁份书》）。发生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危机原是多方面的，其中就有伦理危机。宗法崩解，朋友一伦凸显，正透露了此中消息。易堂诸子对于他们所认为理想的伦理境界的刻意营造，毋宁看作对“危机”的一种回应，且不止于“补苴罅漏”，而是积极的人生创造。

“易堂九子”好说友道、交道，于此也所见略同。曾灿说，“人不可一日不读书，尤不可一日无朋友”（《吕御青诗序》，《六松堂诗文集》卷一二）。彭任有《求友说》，季子则有《全交论》；叔子的《书苏文定重臣后》（《魏叔子文集》卷一三），直是一篇“畏友论”。林时益也自说他“逢人欲碎琴”（《广昌喜与程士喆订交报洪开之在韶》，《朱中尉诗集》卷四）。他们既然相信士的造就有待于相互“洗发”、彼此“夹持”，五伦中朋友一伦，就不免负担了严重的道德使命。即如叔子，就认为如他这样僻处乡曲者，倘若没有彭士望这样的人物为其开发心胸，有一帮朋友的砥砺、“夹持”，最终不过是“乡曲之士”罢了（《与李翰林书》）。

彭士望说，他知道“古人有笃嗜者必有深癖，有深癖者必有至性”（《长洲旧文学顾君生圹志》，《树庐文钞》卷九）。易堂如“三魏”、彭士望、林时益，无疑是有“深癖”、“至性”者，他们之间韧长的友情，正基于此“深癖”、“至性”。叔子就自说他“于天性骨肉中颇不可解”，那一腔热血既不能用于君，也就不免用于友（《复六松书》，《魏叔子文集》卷五）。而乡土社会本鼓励男性同性间的情谊，这也是有可能公然表达的情谊。

危机，患难，确也将“友”之一伦对于士人的意义，成倍地放大了。易代不仅提供了紧张感，也提供了对于友情的道义支持。孤危，孤绝，孤即“危”即“绝”。于是守望相助，以沫相濡，这类故事似乎随处可闻。即上面写到的彭、魏的结交，就显然可见易代之际的特殊颜色，在诸子的叙述中，有了平世所不能比拟的严重性。

由后世看过去，那确也像是一个锻造友情的时期。一时的知名之士中，如吴应箕与刘城，熊开元与金声，陆世仪与陈瑚，各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北方如孙奇逢与孙承宗、鹿善继，相互间的激赏渴慕，也正如易堂诸子似的情见乎辞。鹿善继就说过，欲使“当世悠悠者，知风尘之外别有一段古道交情”（《答杨明宇书》，《认真草》卷八）。鹿氏本性情中人，刚肠疾恶，而于生民休戚，耿耿不忘，较之魏叔子、彭士望，少了一点文人习气，而能任事，敢担当，也更豪杰性成。

乱世固然提供了友情得以展开的舞台，剧情却仍赖有人各不同的创造。易堂故事，是诸子的创作，也赖叔子、彭士望们的叙述而展开。叔子既长于自述，又不吝描绘他人，毫不掩饰其自喜自恋与对兄弟对朋友的爱，友于之情洋溢纸上。这也是叔子文字中的柔情之源。他的这类表述，毋宁读做关于友朋、关于群体的诗意想象，对合于理想的伦理意境的想象。在他的笔下，那一班热血男儿彼此倾倒爱慕，全无狎昵的成分，也真的是一份淘洗得极纯净的伦理感情。

因了彭士望、林时益的到来，此后以“易堂”名世的群体的成员已大致聚齐，只待一朝登上翠微峰，开始一段将会使他们怀念不已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