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术运动：讲会与私学的勃兴

（一）以王阳明为核心的讲学时期

终嘉靖一朝，官方对阳明学的禁令并没有废除，仍维持嘉靖八年申禁的态度，要等到隆庆朝（1567—1572）时，才再度掀起为王阳明翻案、奏请其陪祀孔庙等议论，[88]这种官方对阳明学压抑的态度，本质正是官学对私学的压抑，然而综观整个明代学术教育史，嘉靖朝却是私学发展最蓬勃的时期。书院作为私学的代表，无论新创或兴修，都以嘉靖朝时期最兴盛。[89]

阳明学派从王阳明主政江西时期被成功建构开始，也是在嘉靖时期进入顶峰。正德十六年秋，王阳明回浙江，次年因丁父忧居乡（绍兴），[90]不久朝廷便下令禁讲阳明学，王阳明在服阙后，未能起复，直到嘉靖六年五月才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91]在这六年当中，尽管有朝廷的禁令，王阳明和弟子们却未尝终止讲学，甚至因为无官职忙碌，比以往更全力投身讲学，浙中也因此成为阳明学的另一重镇。

浙江是王阳明的家乡，早期虽有徐爱、蔡宗兖、朱节归其门下，[92]但从学学者不多。正德十六年（1521）九月，在学术和事功已获得极大成就和声望的王阳明，回到浙江余姚。当地年轻士子钱德洪不顾乡中故老之疑，“率二侄大经、应扬，及郑寅、俞大本，因王正心通贽请见”。一时之间，余姚地区的年轻士子请见者有74人之多。[93]从此阳明学正式在当时文化水平甚高的浙江扎根。[94]余姚是王阳明的故籍，其家已迁居绍兴，此次回余姚乃为祭拜祖坟，停留时间不过旬日，为了让学者们有持续讲学的机会，王阳明于嘉靖四年鼓励余姚的弟子们在龙泉寺的中天阁内聚讲（龙山会），定每月初八、廿三为会期。[95]这和安福的惜阴会一样（1526年组成），是以当地士人为主的阳明讲会。从王阳明与钱德洪、王畿的书信可知，中天阁的讲会在嘉靖七年（1528）仍持续存在，[96]钱德洪于嘉靖十四年（1535）回籍丁忧时，又修复此会。[97]

从正德十六年八月至嘉靖六年九月之间（1521-1527），王阳明丁忧、赋闲在家，绍兴成为阳明学派的重要据点。来自湖广、广东、南直隶、江西等地的门徒聚集于此，追随王阳明讲学，连当地的郡守南大吉也以门生自称，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以落实讲习阳明学。[98]王阳明与弟子们也在能仁、光相、至大、天妃各寺院讲学，后因参与讲学的人日益增多，门徒们更出资修建阳明书院，吸引更多学生。[99]钱德洪便说：“尝闻之同门先辈曰，南都以前，朋友从游者虽众，未有如在越之盛者。”[100]

大约就在此时，阳明学也逐渐在南直隶一带传开，泰州王艮于正德十五年（1520）至南昌，拜王阳明为师，之后又到浙江绍兴追随王阳明，[101]参与兴建书院。[102]又曾应邹守益之邀，主讲复初书院。嘉靖五年（1526），王艮主讲泰州安定书院，次年又与湛若水、邹守益、欧阳德等人聚讲金陵的新泉书院。[103]王阳明死后，王艮亲自迎丧桐庐、约同志经理其家、大会同志聚讲。[104]王艮在金陵多与阳明学者相互讲学切磋，更奖掖后进、推广讲学。[105]虽然王艮个人的学问思想与王阳明不尽相同，但就其跟随王阳明、参与王学讲会、阐发致良知学说而言，仍是阳明学术运动的重要一环。另外，邹守益在嘉靖三年（1524）被谪为南直隶广德州州判，阳明学也因此传入广德。嘉靖四年（1525），邹守益在元妙观的遗址上修建复初书院，[106]刻录《王阳明文录》以教授当地诸生，[107]他也曾带领广德诸生濮汉、施天爵到绍兴拜访王阳明，这也为三十年后复初会的修复立下重要的基础。[108]

综合上论，王阳明晚年时（嘉靖初年），阳明学虽受朝廷学禁的压抑，却仍继续发展，其发展的重镇也由江西蔓延至浙中、南直隶，这三个地区不仅是当时经济活动发达的区域，也是人文荟萃的文化精华区。从明代科举资料显示，此三地区正是明代进士人数最多的三个省份。[109]这对于阳明学能够在王阳明身后，继续快速地发展，进而成为明代影响最巨的学术运动，关系厥伟。

王阳明生前，其学问虽已成功地由个人思想层次被建构为一举国闻名的学派，但是此学派继续发展为一广泛的学术运动，乃在王阳明死后的嘉靖中晚期。而其快速传播的方式，主要是经由各地学者组成的讲会活动。虽然王阳明生前，不仰赖王阳明亲自主持的讲会活动已开始，如惜阴会、龙山会等，但是整个学派仍然以这位深具领袖魅力的老师为核心，王阳明所在的地方自然成为学者结集、学派发展的重镇。而王阳明去世后，门人为纪念先师纷纷成立讲会、辐射分散各地的讲学情况，使得阳明学讲会在名师凋谢之后，反而更加蓬勃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

（二）后王阳明时期的讲会发展

王阳明身后的嘉靖年间，阳明讲会活动在浙中、江西、南直隶三地有快速蓬勃的发展，充分展现阳明学的学术活力。关于阳明讲会在浙中地区、江西吉安府、南直隶宁国府三地的详细历史，将分别于三、四、五章中细论，此处仅大略说明王阳明去世之后学派发展的情形。

王阳明身前，浙中已成为阳明学的重镇，因此王阳明死后，最先的纪念活动也在此地展开。嘉靖九年（1530），阳明弟子们选择在老师生前预定讲学所在地——天真山——修建天真精舍，此精舍更可居诸生百余人，每年春秋举行祭祀，四方同志致祭，并讲学终月，成为象征阳明学派最重要的建制。[110]这所精舍虽位于浙江省，但其作为学派的重要象征，却是跨越区域的，精舍的修建也是由各地门人共同参与。[111]

从阳明门人选择以建书院、办讲会的方式来纪念王阳明开始，阳明学随着门人四散，在各地成立讲会，而进入学派的鼎盛时期。16世纪30年代浙中地区除了天真精舍的讲学外，衢州府西安的诸生也组成定期的讲会，后又分成龙游水南会和兰西会，这些地方讲会与天真精舍远近相应，互有往来，[112]秀水县则有沈谧建造的文湖书院。[113]江西除了各乡惜阴会外，有邹守益等人召集在青原山的大型讲会，[114]建立复古书院，[115]也有除阶以江西学政在洪都兴建仰止祠祀王阳明，并举龙沙会讲学。[116]

16世纪40年代，浙中金华地区有周桐、应典等人在永康县西北的寿岩建书院，有百余人就业，定期讲学；[117]又有范引年在青田县带领诸生七十余人讲习阳明学，并建立混元书院。[118]江西除了青原、复古讲会不辍外，万安县也有讲学同志兴建的云兴书院，[119]此时更是邹守益、聂豹、罗洪先和欧阳德共同讲学江右的黄金时代。[120]南直隶的宁国府则成立了三百余人聚讲的水西会。[121]

16世纪50年代，浙中的天真书院兴建仰止祠，扩大并更新旧规制；[122]金华永康的五峰书院讲会不辍。江西的安福县新建了复真书院，[123]邹守益和聂豹持续在家乡讲学；另外，在提督南赣都御史张烜与江西佥事沈谧的主事下，又有一波重修王阳明祠祀的建制。[124]南直隶则新建了水西精舍，[125]太平县九龙会成立。[126]

16世纪60年代，江西因为邹守益一辈的讲学领袖纷纷去世，讲会活动稍稍衰微。南直隶的讲会则进入鼎盛时期，特别是罗汝芳任宁国知府期间（1562—1565），对讲会活动积极提倡，影响至巨。《明儒学案》记载南中地区的讲会甚多，包括：泾县水西会、宁国同善会、江阴君山会、贵池光岳会、太平九龙会、广德复初会、江北的南谯精舍、新安程氏世庙会、泰州心斋讲堂。[127]虽然我无法得知每个讲会的详细情形，不过可以判断这些讲会大概兴盛于嘉靖到万历初年之间。另外，王畿《语录》中也记载了一些讲会，包括在休宁、婺源、滁阳、宛陵、福田、桐川等地的讲会，[128]均可见南中地区在此时期阳明讲会兴盛的状况。

至于阳明学派在16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发展，可以简略地以几个重要事件作为指标。张居正1579年毁书院、禁讲学的措施，对各地讲会都具有杀伤力，不过张居正于1582年去世，之后立刻便有一番复兴讲会、重修书院的举措。[129]随着王阳明获准陪祀孔庙，阳明学更成为官学的一部分。只是被朝廷收编后的阳明学，并不能再创讲学的**，反而逐渐走向衰微。虽然16世纪90年代之后在浙中仍有周汝登（1547—1629）等人极力提倡讲学，江西也有王时槐、刘元卿、邹元标所带领的讲会，[130]不过阳明学所遭遇的批判越来越严重。随着晚明政治愈趋动**，东林、复社的兴起，阳明讲会活动到17世纪初已是强弩之末，逐渐从历史纪录中消失。

从以上所论浙中、江西、南直隶三地区在嘉靖年间不断增衍扩展的讲会活动看来，当时讲会的盛况确如《明史》所描述：“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131]此时阳明学派脱离了跟随一位老师学习、以老师为依归的学派形式，逐渐转化为以各地方读书人相互切磋论学为主的讲会模式。虽然著名的学者莅临讲会仍带来极大鼓舞和指导，有些人也不免千里迢迢前赴著名讲会学习观摩，但各地官员、乡绅和生员结集的定期讲会则是更普遍的形式。由于讲会活动广泛地在各地兴起，加上没有统一的组织或固定的内容，各人以所学入教、以所得切磋，于是以同门意识结合的阳明学派便逐渐蜕变成一种泛阳明学的学术运动，这也是弥漫在后王阳明时期的学术氛围。

让我们再回到官学与私学的议题上。当这波阳明讲会活动快速成长的时期，嘉靖朝廷对阳明学的禁革并未消除，仍然维持嘉靖八年（1529）对阳明学的禁令，这次禁令在京城起了一定的作用，《王阳明年谱》记载：“自师没，桂萼在朝，学禁方严，薛侃等既遭罪谴，京师讳言学。”[132]但是这次学禁显然没有贯彻实行，嘉靖十一年（1532），当时在京师的欧阳德、程文德等官员四十余人便又组会，定期在庆寿山房聚讲。[133]即使在学禁方严时，离京师较远之地便不太受学禁的影响，从王阳明逝世后，门徒们聚集守丧起，便从未停辍讲学。守丧之后，门徒归散各地，纷纷投入讲学活动，造成会所林立的现象。因此，虽然在朝廷的压抑态度下，私人游学和地方讲学仍有许多活动的可能性。

若从中央朝廷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来看这个事实，它支持这个断言：官方由上对下的禁令不可能完全扼杀民间自发的活动。虽然有人认为嘉靖年间因为没有像万历时期张居正或天启时期魏忠贤毁书院的激烈行径，因此书院和讲学活动得以蓬勃发展；然而即使在学禁最严格的时代，讲学的活动也并未完全终止，例如，当张居正禁讲学之时，太平的九龙会在杜质的领导下，便以申明乡约的名义继续聚会；[134]邹德涵在学禁方严时也是求友愈急、讲学不辍。[135]毕竟讲会所标榜“以友辅仁”的崇高精神，及其以朋友往来交接的讲学方式，甚至高倡移风励俗的教化功能等，都不是禁讲可以直接打击的对象。而且即使禁令可以约束书院的公开讲授，也无法遏止有心之士的私下谈论。

这里虽然强调朝廷的禁令和态度并不一定和地方社会的实际活动一致，却无意将中央朝廷与地方社会区分成两个互不相干，甚至对立的领域。相反地，两者间的政治权力与利益紧密相连，中央的影响力能够相当程度地下贯至地方社会，许多地方活动也必须利用官僚政治而运作。

除了学者讲学的热诚外，阳明讲会之所以能够在各地方社会中快速成长，也大大得力于地方官僚与乡绅的资助。因此，虽说阳明学派的建构象征着明代私人讲学的精神，然而这种私人讲学实际上与地方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许多资料都显示，地方官员资助书院兴建和地方讲会活动的进行，[136]王畿和钱德洪的周游讲学，也多与官府密切往来，罗洪先对此有严厉的批判。[137]张建仁在研究明代私学管理时指出，明代官办书院占总数的60%以上，因此推论书院官学化程度大大加强。[138]然而，若考虑地方官员借其权力所及，运用官方资源以提倡自己倾心的学说，或地方乡绅与诸生运用官场情谊、地方舆论等，恳请官员赞助的情形，恐怕官方资办的书院未必即代表其官学化程度提高，反而可视为私学如何在可运作的空间内，利用官方资源以推展其学。吴智和的《明代的儒学教官》曾列举多位儒学教官，虽身为提倡程朱官学的地方学官，却倾心阳明学说，其中也不乏亲身参与阳明讲会活动之人。[139]这也再次说明书院或官学的体制未必能完全规范其内部实际的讲学内容，也让我们看见在缺乏朝廷认可下的阳明学说，仍可拥有相当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