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派的建构与反对势力
（一）有助学派建构的因素
王阳明个人的思想学说得以蜕变成一举国闻名、门徒遍布各地的新学派，关键还是在他主政江西的时期，尤其在平定江西、湖广、广东诸寇（1517—1518）以及平定宸濠叛乱（1519）之后。[27]虽然根据《王阳明年谱》记载，早在成化十八年（1504）王阳明与湛若水便以倡明圣学为事，也开始有门徒跟随，经历龙场一悟（1508），不仅在贵州以知行合一之教折服提学副使席书（1461—1527）与当地诸生，回到京师（1510），也使后军都督府督事黄绾（1477—1551）信服其学，之后门徒益进，在安徽滁州督马政时期（1513），从“日与门人遨游琅琊瀼泉间，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的记载看来，此时已粗具学派的规模了。[28]然而，要在当时学界中改变态势，开创出一众所瞩目、独领**的新学派，显然需要更多的条件与资源，王阳明在江西等地的政治活动与军事成就，便是其学派得以成功建构极重要的关键。阳明学派最具影响力的门徒、书籍，最具代表性的思想，都是在他江西执政之后才陆续孕育而出的。平定宸濠之乱，更使王阳明跃升为一位驰名全国、体现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大将军，[29]尽管显赫的军功并没有为王阳明的政治生涯带出另一高峰，反而是困挫连连，[30]但其造就的声望以及将王阳明的事功与学说推进朝廷中央的廷议，都是有利于学派建构的因素。
以下拟就三个方面来讨论王阳明江西执政期对其学派建构的贡献：（1） 培育年轻优秀人才以接棒学术传播的工作；（2） 军事胜利的贡献，即转化其政治资本为学术文化资本的手法；[31]（3） 揭示致良知的学术宗旨，即揭纛阳明学的要旨、开创崭新的学术论题。
1.培育接棒领导人
王阳明在江西的政治生涯，让他的学说得以接触并影响当地许多年轻的学者，并且培育出许多优秀的接棒人，如邹守益（1491—1562）、欧阳德（1496—1554）、黄弘纲（1492—1561）、何廷仁（1486—1551）、刘邦采（1528年举人）、刘文敏（1490—1572）等，都是亲身跟随过王阳明，后来担负着江西一地阳明学传承的重要人物。这些人当中，后来也有因官职因缘促进其他地区阳明学的发展，例如，邹守益、欧阳德对南中地区的影响。[32]
从学术传承的角度看，吸收年轻一代的学生成为阳明学忠实的信奉者和传播人，随着学生们的科举登第而衍生政治、学术、文化的影响力，确实是阳明学派在嘉靖年间成功发展的模式。虽然王阳明的学说也吸引一些年纪与之相当，甚至年长的门徒，或一些官僚，但是综观阳明学派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门徒，大多是小王阳明二十至三十岁，在未参与乡试时已接受阳明学熏陶的一群士人。[33]简言之，王阳明新颖的学说是首先赢得一群年轻生员的信服与跟随，等到这批年轻人逐渐成熟，并在政治和社会上成为领袖时，对学派的发展便带出加成性的影响。G.M.Young 曾说及他研究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时，总是注意当此人二十几岁思想尚待琢磨时的社会状况，以及当此人四十几岁时，如何以其确立的信念来处理世务。就在这传递与接受之间，人类的文化便持续地演变、推进。[34]如果我们也如此地观察阳明学派的发展，这一批年轻的门徒在其思想未定型时与王阳明相遇，深受吸引，从此他们人生目的与行事风格深深受到阳明学说的塑造；王阳明逝世之后，他们也逐渐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内占据要职，得以凭自己的信念和风格来影响社会，带出新一波的学术风潮。因此，阳明学虽起源于王阳明，却在第二代学者身上有更辉煌的成果。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攀登政治、社会和文化的领导地位，科举是极关键的一环。
江西地区从宋代以降便在科举中崭露头角，不仅文化程度高，在各类文艺表现上有极优异的表现，因此拥有较强的政治势力。[35]江西这种文化和政治优势，直到15世纪上半仍能保持。[36]王阳明学说能够在江西吸引一批年轻优秀的追随者，其中许多人又都能因科举成功而成为政治和教育界极具影响力的领导者，此对其学说的发扬与传承，是很重要的贡献。关于江西在科举与文化竞争力上的消长情形以及江西地区对阳明学的重要贡献，将分别在第三章与第九章中详述，此处仅简短勾勒大概。
江西地区的阳明学传承，以赣州府和吉安府为两大主要地区。吉安府是阳明学最兴盛的地区，也是江右讲学的核心，其中安福、吉水、泰和、庐陵各县更是人才辈出。关于吉安府的阳明讲会历史和学者，因第三章中有专论，此处不再赘述，仅说明赣州府的情形。赣州府是王阳明政治措施和军事胜利直接影响的地区，因此在赣州的各县多立有王文成祠祀。[37]根据《赣州府志》，赣州府的雩都县出了不少阳明学者，何春，袁庆麟、何廷仁、黄弘纲、管登、赖元都是直接受业于王阳明的雩都人，[38]在雩都县嘉靖年间修建的王文成祠中，便以上述五位儒者（赖元除外），加上稍后的李涞陪祀。[39]这些学者中，黄弘纲和何廷仁更密切与其他地区阳明学者联络，两人不仅在嘉靖初年远赴浙江，跟随王阳明讲学。[40]何廷仁也参与建造浙江阳明书院的工作，[41]王阳明去世，黄弘纲亲自护送灵柩回浙江，并与其他门徒一起守丧，为老师遗孤和家事奔波。[42]从《赣州府志》的记载看来，这两位学者也致力于提携后进、传播阳明学，其门人有李大集、李一龙、胡天凤（1495—1533）等，[43]罗洪先（1504—1564）便说：“雩都士人多出两人门。”[44]当时阳明门中也有“江有何黄，浙有钱王”的风评，亦即将二人与浙江的钱德洪（1496—1574）和王畿相提并论。[45]
此处所要说明的是：第一个关系着阳明学派所以在王阳明主政江西时期成功地被建构的因素，乃是他的学说能够赢得许多年轻士子的心，在江西地区培育了优秀的接棒人，建立起学术传承的重要管道。王阳明身后，阳明学派之所以能够继续扩展并开出更光辉的历史，的确得力于这批年轻接棒者发挥师教的努力。从整个学派的历史发展看来，门徒们分散各地，纷纷建立讲会、教授门徒、辩论阐发师教，虽然因此开启思想分化之源，然而就学派人数的增衍与学派声名传播而言，却有极大的贡献。
2.军事胜利的帮助
王阳明的军事胜利对其学派的建构也起了深远的影响。正德十二年（1517）、十三年（1518）中，王阳明一连串平定寇乱的军事成就，以及十四年（1519）平定宸濠之乱的壮举，不仅造就了他个人举国皆知的声名，更造就他成为一位集学术与事功于一身、文武兼备、彰显儒家内圣外王政治理想的典范。王畿在谈到先师年谱编纂时便强调：“学术事功须混作一项，提掇学术处，详明曲尽，而于事功种种应迹，正是此学术下手处，使人读之则可以默证此学之精微，方是传神手笔。”[46]可见门人有意识要凸显王阳明的事功与学术的关系，使其学说更具说服力。
王阳明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时，因为剿寇的需要，曾上疏请赐给旗牌，使得以便宜行事，因此让他能够掌握更多的军事实权。[47]实际的军事胜利，把王阳明的政治声望推上一个高峰，在直接受他定乱之惠的南赣地区，人民充分表现出对他的爱戴和感激。《王阳明年谱》记载王阳明凯旋的军队经过南康县时，“百姓沿途顶香迎拜，所经州县隘所，各立生祠，远乡之民，各肖像于祖堂，岁时尸祝。”[48]即使在十年之后（1527），王阳明因奉命征思田再至江西，当他行至南浦时，“父老军民俱顶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顶舆递入都司，先生命父老军民就谒，东入西出，有不舍者出且复入，自辰至未而散。”[49]由此可见，他在江西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绝不仅只是一位高谈哲理的学者，更是一位能够实际解决社会问题的官员；他的声名也不限囿于士大夫阶层，更能深入社会不同阶层。除了个人的声名，这种受拥戴与崇敬的现象也多少显明了王阳明在江西地区所具有的政治实力。有绩效的军事成就带给王阳明在当地施展其他政治建树的空间，他奏设崇义县与和平县，重新部署隘所兵力以保障居民，并在南赣各县兴立社学，亲自规划教育方案，举乡约以申保甲之法。[50]若非确实拥有相当政治实力，他的政敌也不可能以叛异的罪名来毁谤他。[51]
政治实力与资源对于提倡王阳明学说自然有重要的帮助，除了官僚间的帮忙，利用地方儒学公廨讲习阳明学之外，其事功成就也被塑造成他献身圣学的体现与见证。我们不难想象，以王阳明在江西的建树，加上他新颖、激动人心的学说，开始吸引许多年轻学者的模仿与跟随。自学体悟有成的泰州学者王艮（1483-1540），便是在此时远从泰州来问学，[52]而且王门弟子人数也在此后遽增，此都显明了当时王阳明如日中天的声望。
另外，几本代表阳明学说的重要书籍也都在此时相继出版。正德十三年（1518）7月，《古本大学》录刻成书；同年同月在雩都的弟子将《朱子晚年定论》刻录出版；同年8月，由徐爱（1488—1518）和陆澄所录的《传习录》各一卷也在江西出版。[53]这些代表阳明学的书籍被选择在王阳明平定诸寇的军事胜利之后不久出版，明显是一种将政治资本转化为学术文化资本的做法。
这些书籍的出版对于阳明学派的建构有重大的意义，不仅因为它们传播王阳明的思想，更因为它们清楚表达了王阳明的思想，且明显透露出与程朱官学区别的信息。《古本大学》针对朱子《大学章句》而做，在宋明学术传统下，《大学》是指示入道之方的书籍，也是士大夫最关切的一部书，朱子《大学章句》是当时官定的正统诠释，王阳明的《古本大学》明显质疑朱子《章句》不符圣门本旨，认为《大学》原无经传之分，格致本于诚意，原无缺传可补。尽管后来王阳明屡次提及自己在龙场一悟时已疑朱子之非，[54]后来编修的《王阳明年谱》也塑造了一位注重亲身体、始终不契于朱子教导的王阳明，[55]然而这些毕竟都是后话，《古本大学》的出版才是王阳明首次公开正式地反对朱子的学说。因此，以此作为象征一个对立于程朱官学之阳明学派的成立，应该是合适的。而从明代学者对《大学》版本与诠释等问题的热烈讨论看来，《大学》的诠释也确实是理解阳明学与朱子学差异的一个重要着眼点。[56]
公开反对当时正统的程朱学，必然会在学术和政治界中引起强烈反弹，尤其程朱学有政权与科举制度的拥护，招致的反弹就不单纯只是学术性的，亦是政治性的。王阳明当然明白这种反应，据他自己所说，早在留都时（1514），他“偶因饶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环四面”。因此，他集所谓朱子晚年的定论，借言朱子有与自己所见相同者以解众纷。[57]当时王阳明对朱学虽不尽同意，却也未公然反对，已招致来自四面的攻击，而王阳明的反应也较温和，试图以调和己说与朱学来解决。相对地，这次出版《古本大学》则明显没有与朱子绾合的意图，而是尝试区分并建立自己学说的正统性。为什么在这个时期，王阳明有如此不同的表现呢？我想这与他在江西的政治成就与实力，以及在江西带领培养的门徒之人数与质素，都有密切的关系。
3.揭示致良知之教
根据《王阳明年谱》，王阳明在正德十六年（1521）始揭致良知之教。[58]虽然向来说者均认为王阳明自从在贵州龙场悟得人皆可以成圣之后，他学问的大方向已立，自此以后，无论钱德洪所说：“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或是王畿：“居夷处困……以默坐澄心为学的……自江右以后，则专提致良知三字……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59]都表明王阳明的学问朝着一个既立的目标精进，虽然教法有变，学问深度有异，但并不涉及学问根本的变化。但是，若从学派建构的立场着眼，揭示致良知之教实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致良知”三个字不仅有别于王阳明过去较笼统地讲究自得、提倡圣学，而能鲜明地标示出他学说的特色，更成为当时学术界中一个具体且新颖的理论，不但阳明弟子们热切探索致良知的真义，也引起学术界广泛而长期辩论。换言之，“致良知”是阳明学派一面鲜明的旗帜，成功地标举并宣扬阳明学说；它更是一套精辟的学说，吸引当时以及后代许多学者的思索与体悟、诠释与论辩。直至今日，许多学者在研究阳明学分派的课题时，仍然以各家对“致良知”的诠释作为一关键的判准点。[60]
因此，若考虑阳明学派如何在当时学术界占得一席之地而成为一醒目的新学派，揭示致良知之教的确是不可忽视的举动。而学术界对此的反弹和议论，也相对地重要。罗钦顺（1465—1547）和顾璘（1476—1545）都立即致书王阳明，对其学说与所著《朱子晚年定论》提出质疑和反驳，[61]数十年后，陈建（1497—1567）著《学蔀通辩》，强烈批判阳明学说。虽然这些都是不赞同王阳明的意见，但是对于巩固王阳明学说在学术界中的地位，却有重要的影响。王阳明的学说不但没有在学界中被漠视，反而立即引起像罗钦顺这样有声望的学者的回应，当时辩论的过程把阳明学说推上学术界的舞台核心，成了一个热烈的课题，因此可以说阳明学说的地位与重要性已在学者的谈论中被认可了。
综上所论，阳明学派的建构应该以王阳明在江西主政时期为关键，此时王阳明因着军事的胜利与政治的实力，不仅跃居为举国闻名的大儒，更能相当地掌控南赣地区的军政与教化权。政治的实力与学说的内容使江西地区成为王阳明实地讲学、培养下一代接棒人才的摇篮，奠定日后阳明学派得以更趋发展的基础。政治的资本有效地被转换为学术文化的资本，加强其学说的知名度与吸引力，于是象征阳明学派成立的重要书籍相继出版，更加速其学说的传递。我们从王阳明弟子综述当时人对王阳明的谤议，也可看出此现象：
有言先生（王阳明）势位隆盛，是以忌嫉谤；有言先生学日明，为宋儒争异同，则以学术谤；有言天下从游者众，与其进，不保其往，又以身谤。[62]
王阳明的政治声望、背离程朱学的学术风格、广大门徒所造成的学派势力，都是招致反对者攻击的口实，虽然这样的见解与反对者的谤议各具政治目的，不可能公允，但仍能勾勒出当时王阳明的政治与学术实力，借着日益提升的声望逐渐扩展的气势，及其带给士大夫阶层的冲击。
（二）来自朝廷中央的压抑
王阳明的学说既透露着批判程朱官学的意味，与皇权为代表的政治权力便存在某种冲突。当正德末年阳明学派正式在江西形成气候时，很快地中央朝廷便出现讨论王阳明学术的议题。嘉靖元年（1521）礼科给事中章侨上疏言道：
三代以下论正学莫如朱熹，近有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倡异学之说，而士之好高务名者，靡然宗之。大率取陆九渊之简便，惮朱熹为支离。[63]
章侨对阳明学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它背离程朱正统而发，所以称之为“异学”，明朝既以程朱学为统治的意识形态，背离程朱学很容易染上政治性的指控。当时有御史梁世镖附议章侨之论，嘉靖皇帝以为是，于是下诏礼部国子监及各提学官，申明程朱学的正统权威，禁止任何背离正统的学问私自传播：“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许妄为叛道不经之书，私自传刻以误正学。”[64]嘉靖二年（1522）朝廷命朱熹裔孙墅为五经博士，并于朱熹家乡婺源奉祀朱子，再次强调对朱学的认可，巩固其官学的正统地位。[65]
另一次把阳明学搬上朝廷集议是发生在王阳明刚去世时，王阳明的政敌吏部尚书桂萼（1511年进士）上疏指责王阳明擅离职守、学问行为均不足取法，吏部会廷臣议论的结果为：
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名，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与，则著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者，乐其任意，或流于清谈；庸鄙者，借其虚声，遂敢于放肆。传习转讹，悖谬日甚。其门人为之辩谤，至谓杖之不死，投之江不死，以上渎天听，几于无忌惮矣。……今宜免夺封爵以彰国家之大信，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66]
桂萼等人对王阳明学术的攻击，主要仍是在其背离朱学正统，为王阳明的新学说贴上“事不师古，言不称师”“立异以为名”的标签。对于致良知学说展现较注重主体性与强调自得胜于读书的风格，则以“任意”“清谈”“虚声”“放肆”等字眼来批判。而恐怕是当时无论才美者或庸鄙者都受阳明学的吸引而互相唱和的学术盛况，更令朝廷要郑重“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之人心”。这番议论深得嘉靖皇帝之意，嘉靖于是下了裁断：
守仁放言自肆，抵（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67]
这场朝廷集议，仍然是以背叛圣贤正统的“邪说”为主要指控，结果再次“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也停封了王阳明新建伯的爵号。[68]
廷议阳明学术的结果，虽然与王阳明在官场中的恩怨、所涉及的权力角力息息相关，然而最关键者仍是嘉靖皇帝，而这位以极权专制闻名的皇帝的反应，也表明其维护皇权正统的专制权威。朱子学和阳明学对于儒家圣学的歧异诠释并不是此处议论的重点，真正关键的是王阳明的学说公开地批判由君权背书的朱子学，透露某种不驯的意味。尽管王阳明极力强调自己学说与经书的契合，[69]沿用道统观来正统化自己的良知学，其行为举动也毫无挑战君权的迹象，仍然被冠上“邪说”“放肆”之名。
综观嘉靖朝的其他政治动向，可以看出嘉靖极度的专制倾向，从大礼议以及一连串的礼仪改革，他一再不顾官僚们的激烈抗争而贯彻履行他君主的个人意志，不惜造成官僚内的分党、抗疏、逢迎与猜忌。怀效锋认为这是君主与其官僚的权力斗争，[70]黄进兴则以治统与道统间的冲突来观照，[71]而无论这些斗争与冲突多么激烈，嘉靖君主的个人权威总能凌驾一切。与大礼议那些大冲突相较，朝廷对阳明学术的议论谈不上冲突，但是嘉靖在贯彻其权威的做法上则是一致的。《实录》记载当桂萼上疏后，嘉靖曰：“守仁擅离重任，甚非大臣事君之道，况其学术事功多有可议”，并命集议王阳明的功罪。当时周延（1499—1561）上疏言王阳明之功，为其开罪，嘉靖给他的罪名是“延朋党妄言，本当论治”，并立即将之谪补太仓州判官。[72]如同其他事件的议论一样，嘉靖实际上是以他强烈专制的意志，以及君主赏罚的权威来主导议论的结果。
嘉靖不喜欢王阳明的学术是很明显的事实，虽然理由可能是复杂且无法厘清的，但若从官学压抑私学的角度来观照，可以理出一些意义。任何发自民间私人团体，拥护一套与官方统治的意识形态相违背的学说，并且招聚门徒、定期集会，这在高度集权的政治权威眼中都是威胁。嘉靖十六年，游居敬（1509—1571）乞戒湛若水私人讲学活动以正人心，责备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嘉靖虽从吏部礼部之议，对湛若水未多责备，但仍令所司毁书院，此为明代第一次毁书院的行动。[73]晚明士大夫的讲学活动招致更强烈的毁书院行动，并且酿成严重党祸，究其原因仍在于讲学活动酝酿异议思想，进而鼓励直接批评时事、参与社会运动的实际行动。[74]同样地，明代对佛教、白莲教、无为教等宗教团体的压抑行动，也不离专制政权对民间具规模的组织进行镇压的模式，而男女相杂与政治叛变便是当政者最常给予的指控。[75]从政治高压的观点看来，阳明学派在其渐成气候，获得当时知识分子拥护而有广泛社会名声的同时，便受到官方的压抑，被贴上“邪说”“异党”的标签，其主要原因应是政治性的。
（三）官僚体制内的权力竞争
另一个阻碍阳明学派发展的力量是来自官僚体制内的权力竞争，前文论及阳明学派的建构与王阳明在江西执政的政治实力、军事成就有密切关系，而且阳明学说所赢取的跟随者主要是准备踏上仕途的生员，及少数已进入官僚体系的士大夫，他们在政治场上的表现将直接或间接影响阳明学派的发展。正如 Pierre Bourdieu 所论，任何一个新兴的学科、学派或组织，必将借着占取该场域（field）中具高权的位置、改变场域内部的权力结构，以确立本身的权力和地位，在占取位势的同时必然引发与旧有势力间的冲突竞争，这竞争更是无止境地持续进行着。[76]若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阳明学派的建构，阳明学派所带出的同门师友关系，不仅可以形成相互举荐提携的助力，也可成为反对者抵制其扩张的缘由。虽然嘉靖年间阳明学派并未酿成严重的党祸，但是这种政治关系的运作与官僚体制内始终存在的结党分派一样，本质上就是朋党。
嘉靖年间以官员身份提倡阳明学最有力的便是徐阶（1503—1583），徐阶在任江西学政时已大力提倡阳明学，嘉靖三十一年（1552）入阁，嘉靖四十一年至隆庆二年（1563—1568）更高居首辅之位。他在北京灵济宫设讲会，使欧阳德、聂豹、程文德分主之，可以吸引千人以上的参与者。[77]罗汝芳（1515—1588）觐见时，直言培育人才为急务，而培育人才必由讲学，徐阶不仅赞同其言，且以实际的讲会活动来襄赞。[78]谈迁（1594—1657）说徐阶以首辅身份讲学，天下群起而效之，[79]沈德符（1578—1642）说当时许多人为迎合徐阶，纷纷建书院：“徐华亭以首揆为主盟，一时趋鹜者人人自托吾道，凡抚台莅镇，必立书院以鸠集生徒，冀当路见知。”[80]《明史》也将当时讲学盛况归于徐阶的影响：“徐阶讲学于端揆之日，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81]从其他讲会成立和扩建的资料也显示，阳明师友借着地方政治资源提倡自己学派的情形相当普遍。[82]
占取官僚体制内的高位自然是扩展学派的重大助力，却也必然引起反对者的抵制。除了前文论及朝廷正式下诏禁革讲学，阳明学派也遭受其他官僚的排挤。根据《王阳明年谱》，嘉靖二年（1523）的会试以心学为题，目的在过滤、排挤阳明学者。[83]《明史》也记载王阳明遭当事者所忌，致其虽封伯，不给诰券岁禄，其同事中也多有以考察黜者。[84]《明儒学案》说南大吉（1487—1541）亲身讲习阳明学，使阳明门人益进，却因执政者恶阳明学，致其以考察罢官；[85]欧阳德在嘉靖十三年（1534）所写的家书，也提到当时阳明学者受排挤的情形：
当柄之臣初甚重阳明公，已而渐生衅端，盖始而薛中离，继而唐子忠、朱子礼、魏水洲诸人，皆不利于柄臣。黄致斋、王定斋又尝为水洲解怨于柄臣，而水洲竟有论劾，遂并疑二公相党以相害。诸公皆阳明之徒也，忌疾竞进者因而进谗，将以抑人之进而伸己；而有怨者又复酝酿其间，故诸公皆落职。近日为邹东廓告病，擅自回籍，吏部忽然查奏，并及南礼部行勘不报，追罪黄久庵、季明德，皆外补。久庵乃柄臣最厚者，以其所甚厚之人而排之至此，此非有所激于中而又有酝酿之者耶？况邹、季二公又皆吾党，奏中又以学为言，其意居可知矣。[86]
此处所言当柄之臣即指桂萼。根据欧阳德的说法，当时因为桂萼不悦王阳明，某些官僚便利用诋毁和其他手段来破坏王阳明朋友和门人的政治前途，造成多位学者落职、贬谪。如此因着思想行事的契合或同门情谊而互相提携、扩展势力，以及反对势力的抵制行动，深切地影响了阳明学派在晚明的发展。
John Meskill曾以分析王阳明门徒的政治位阶来看此学派的发展，他认为第二代阳明弟子不能站稳政治高位，使得阳明学派缺乏有力的政治拥护者，因此在徐阶退休后，便带来衰微的命运。[87]这样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太倾向以政权的影响力来衡量，并过分强调了中央朝廷对地方社会下贯的掌控力，忽略了在地方乡党、私人情谊中仍有许多运作的空间，尤其在混乱的政治情势中，有时牺牲政治权力却可因此而获得道德或文化上更高的声望，如罗洪先、邹元标（1551—1624）等；或因除去公务缠身，反而更能投身于文化学术界而发挥重大影响力，如王畿、钱德洪、邹守益等。然而，Meskill的说法也有道理，政治领导者的影响力确实常有不容忽视的力量，徐阶对阳明学的偏好以及对讲学活动的鼓励，与张居正（1525—1582）对讲学的厌恶和压抑，便是明代两个首辅在讲学活动上发挥其政治影响力的最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