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本章尝试由科举考试和王阳明的政治事功等方面来讨论王阳明个人思想如何在明代中期崛起，成功地建构出一著名的新学派，并快速发展为明代学界中极具影响力的学术运动，以及此新学派在当时政治和学术环境中所遭受的挑战。关于阳明学派的建构与发展，本章强调阳明学与官方政权间存在一种既依赖又批判的关系，不仅在面对科举考试和程朱官学的态度上，阳明学具有这样的双重特色，从王阳明如何借着军事的成就，成功地转化政治资本为学术文化资本以提升其学说的号召力，到阳明学者如何在地方或中央政治领域，运用资源提倡讲会、建立书院，又因这些活动标举着批判官学的旗帜，造成与皇权和官僚间的竞争，这一切都在在让我们看见私学与官方政治间复杂的依违关系。从上而下的政治力，虽然在提倡或压抑私学时，常具有极大的威力，阳明学的兴盛与衰微也与此息息相关；然而民间自发的私学精神，却是阳明学兴起的根源，也是政治压抑无法熄灭的火。当然，我们也无法单纯地歌颂私学的自主性，因为在真实的活动里，私学常常纠结、运用着地方政治中的人脉与资源来扩展，其目的也经常极富政治企图的。
至于阳明学派发展的历史可简单分为两期：王阳明生前，以王阳明的江西执政作为其学派正式建构的关键期，之后随着王阳明行踪的迁移，阳明学逐渐在江西、浙江传开，此时期学派的发展主要以王阳明为依归，以其所在为学派的重镇，因此同门意识也较强烈。第二期则在王阳明去世之后，门徒分散各地，各以所学入教，各地的士绅也纷纷成立讲会，蔚为明代讲学的新风尚。后王阳明时期学说传播的方式，以各地士人组成的讲会为主，此时虽然王阳明及身弟子间仍保持较强的同门意识，彼此亦有往来，但随着讲会的地方化以及第一代门人的逐渐凋零，学派意识和规范已渐有转变，朝着学派分化、学说更多元的方向发展。至于阳明学者们讲会活动的情形如何，则是下一章讨论的主题。
[1] 如蒙培元将阳明学视为宋明理学向心学转变的完成，见氏著《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王健，《中国明代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关于王阳明及弟子开拓学派的努力，见Chu，Hung-lam，“Huang Zuo’s Meeting with Wang Yangming and the Debate over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Ming Studies 35 （1995），pp.53～73.至于将程朱理学的流弊视为明中期政治和社会混乱之主因，又以王阳明为救时弊的道学革命，或认为烦琐的程朱理学有其必然衰亡的学说内在因素，参见葛荣晋，《明代社会的演变和儒学的分化》，载《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1073～1074页；王健，《中国明代思想史》，59页；贾顺先，《宋明理学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183页；庞朴，《中国儒学》，上海：东方出版社，1997年，290页。左东岭的《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一书对于阳明学的兴起与明代政治士风的关系有较细腻的分析。
[2] 此处所谓私学主要指非官学系统的学术机构或组织活动，包括书院、宗学、义学、私塾和讲会等，这些组织在体制上虽不属于官学系统，却与官僚、乡绅、地方政治紧密相关，因此并非全然独立于官方、具有民间自主性的组织，不过也并非完全受制于朝廷而不能对官方正统提出任何挑战。宋代的道学和明代阳明学说都曾被朝廷视为异端，却能借私人讲学之风开创新局面，最后跻身正统儒学，便说明官学和私学间复杂而变动的关系。详见下文讨论。
[3] 科举制度虽然在唐代已发展出一定的规模，也突破了一些门阀的限制，然而当时世族的势力仍强，科举只是取得做官资格的通道之一，经历唐宋变革之后，北方世族衰微，宋代的帝王利用科举选拔新兴士人为其所用，科举遂成为最重要的选才管道。北宋虽有范仲淹和蔡京的改革，欲以学校教育取代科举为重要选才管道，但均没有成功。参见苗春德，《宋代教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53页；John W.Chaffee，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Thomas H.C.Lee，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in Sung China，New York：St.Martin’s：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5.
[4] Benjamin A.Elman，“Where is King Ch’eng？ Confucian Examinations and Imperial Ideology During the Early Ming Dynasty，1368—1415，” T’oung Pao 79 （1993），pp.23～68；Benjam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Ch.2.
[5] 关于宋代科举中各地区的录取配额及其政治考虑，请参看 Thomas Hong-chi Lee，“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Quota System in Sung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kong，13 （1982），pp.287～317.宋代解额只限于乡试，会试并无，明代则有严格的进士配额，宣德、正统以后分南、北、中卷，其录取定额比率约为55∶35∶10，见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卷70，1697页。
[6] 例如，正德三年，给事中赵铎承刘瑾指示，请增广河南、陕西、山东、山西乡试名额。《明史》指刘瑾乃陕西人，阁臣焦芳是河南人，此为两人互相勾结徇私的结果。见张廷玉，《明史》，卷70，1698页。
[7] 张廷玉，《明史》，卷70，1694页。
[8] 山下龙二认为，明朝援引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朱子学说以加强民族意识，见加藤常贤监修，蔡懋棠译，《中国思想史》，台北：学生书局，1978年，148～168页。Benjamin A.Elman研究从南宋到明初科举考试内容的改变，说明程朱学是在明初才真正成为影响全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见Benjamin A.Elman，“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Curriculum Between 1250 and 1400 and the Role of the Yuan Dynasty in Classical Studies，” 杨晋龙主编，《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0年，23～47页。另参见 Thomas A.Wilson，Genealogy of the Wa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23～71.
[9] Hok-lam Chan，“The Chien-wen，Yung-lo，Hung-hsi，and Hsuan-te Reigns，1399—1435，” in Frederick W.Mote & Denis Twitchett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7，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220～221；Benjam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pp.113～119.
[10] 《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卷46，9页（924页），因部分书籍原页码不清楚，为读者查索方便，括号内所标为本书引用书籍的总页码，以下用法同。
[11] 《明太祖实录》，卷96，4页（1655页）。
[12] 明永乐时期，全国有159个府，234个州，1171个县，根据朝廷规定，府州县各有一所学校，则总数为1564所。当然此仅就规定而言，并不考虑是否各府州县学能实际发挥教育功能。见张建仁，《明代教育管理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10、27～42页。
[13] 明太祖时也行保举制，七品以上京官和县令各举一人，量才擢用，但行之既久，弊端丛生，正统七年罢荐举县令之制，景泰中虽复行保举，后又罢之。张廷玉，《明史》，卷71，1719～1721页。
[14] 张廷玉，《明史》，卷69，1687页；李新达，《中国科举制度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246页；刘虹，《中国选士制度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337～340页。
[15] 科举造成教育和文风的弊病，如学非所用、诗赋浮华无实、帖经墨义肤浅、注重背诵、以考古题预备考试等，参见毛礼锐等编，《中国教育通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481～485页。
[16] 简锦松，《明代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第四章。
[17] 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卷1，19b～20a页。王艮也说：“方今大夫士汩没于举业，沉酣于声利。”见《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东京高桥情报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间刊本影印，1990年，卷2（年谱），8b页。
[18] 简锦松，《明代文学批评研究》，195页。
[19] 宋元时期，由于科举日益困难，许多士大夫家族的成员选择医生为职业，见Robert P.Hymes，“Not Quite Gentlemen？ Doctors in Sung and Yuan，” Chinese Science （1986），pp.11～85.关于明清时代商人地位提升、士大夫对治生观念的重视、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士商互动等现象，请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刘广京，《近世制度与商人》，《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后序，25～53页。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与思想史之一面相》，郝延平、魏秀梅编，《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4～50页。余英时先生从科举名额的限制讨论弃儒就贾的现象，并试图说明在明清之际出现一商人自足价值的观念转向。然而尽管有此现象，对16世纪的大多数士人而言，出仕仍是最崇高的理想。
[20] 阳明学者争取朝廷的正式肯认，主要从隆庆朝开始，终于在万历年间，王阳明得陪祀孔庙。参见Chu，Hung-lam，“The Debate over Recognition of Wang Yang-m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8：1 （1988），pp.47～70.关于阳明学者如何在强势的道统观之框架内，宣称阳明学直承颜子之传，试图为其学派争取正统的做法，参见本书第六章。
[21] 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2，pp.173～179.
[22] William S.Atwell，“From Education to Politics：The Fu She，” in Wm.Theodore de Bary ed.，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5，pp.333～358.
[23] 其间虽偶因题请及恩诏而广五十名或百名，但非常制，见张廷玉，《明史》，卷70，1697页。
[24]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与思想史之一面相》。另外，胡直曾言：“直常偕君试南宫，凡就试者不下三四千人，此三四千人者，始尝登等于数万人，已而得对大廷者止三百人。”则可见会试考试的成功率仅约十分之一，而乡试考试更难。文见胡直，《别诸南明太史归越序》，见《衡庐精舍藏稿》，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卷8，18a～20a页。
[25] 诗社的活动在元代江南地区已盛行，晚明亦盛，如王阳明早年参加李梦阳等人的诗社活动，明代江南文社以应社的结成（1624）为先，后发展为复社，演变成晚明结社的热烈风气。这些活动除了文人士绅为文艺雅兴相聚以外，也逐渐发展出彼此切磋写作、准备考试的实技功能，甚而有评议政治的活动。关于明初的文人结社活动，参见横田俊辉，《明代文人结社研究》，见《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3期（1975年），1～115页；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台北：丹青图书有限公司，1985年，518～610页；关于复社的活动，见William S.Atwell，“From Education to Politics：The Fu-she；”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6] 宫崎市定讨论明代苏松地区的社会文化活动时，提及推进文化活动的多是官运不佳或科举失败的文人，而非官僚，又论及“市隐”和诸生如何左右乡评以对抗朝廷，以及学校生员如何谋划发动民眾运动等，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眾——明代史の素描试み——》，见《亚洲史研究》，4期（1964年），321～360页。亦参见夫马进，《明末反地方官士变》，见《东方学报》，52期（1980年），595～622页。
[27]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第六版，82～91页。
[28]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82～91页。
[29] 这里并非指军事成就塑造了王阳明的人格，而是指它给予一个可以宣扬或见证内圣外王之理想的好机会。
[30] 从正德十六年至嘉靖六年，王阳明赋闲在家（浙江绍兴），而且朝廷中也树敌不少，详见下文。
[31] 这里引用 Pierre Bourdieu 关于不同形式的资本（capital）（如政治、经济、文化、象征资本）可经由互相转化，在不同场域（field）中衍生权力支配的看法。见Pierre Bourdieu，“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ohn G.Richardson，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6，pp.241～258.
[32] 见本书第四章。
[33] 除了上述几位江右门人外，其他如戚贤（1492—1553）、陈九川（1494—1562）、孙应奎（1529年进士）、钱德洪（1496—1574）、程文德（1497—1559）、王畿（1498—1583）等，亦均是小王阳明二三十岁年轻一辈的学者。
[34] 见 Asa Briggs，“G.M.Young：The Age of a Portrait，” in Briggs，The Collected Essays of Asa Briggs，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5，p.266。
[35] 青山定雄，《五代宋における江西の新兴官僚》，见和田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编纂委员会编，《和田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51年，19～37页；关于江西吉安府在文化与科举的卓优表现，参见第三、第九章。
[36] 江西在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以前仍能保持全国进士人数最多的优势，稍后略逊于浙江和江苏，位居第三，但从16世纪中降至清代，江西在科举的表现快速落后，终无法与江南相比，见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p.227；John W.Dardess，A Ming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p.139～169.
[37] 沈谧：“赣州府所属十一县，俱有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阳明王公祠。”载《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80页。
[38] 《赣州府志》，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同治十二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卷54，9a～15b页（994～997页）。
[39] 《赣州府志》，同治十二年刊本，卷12，22a页（284页）。根据陈沂震之论，李涞之学实出自河东薛瑄而上溯朱子，与其他阳明弟子不同。见同书，卷54，15b页（997页）。
[40] 根据《王阳明年谱》，嘉靖三年（1524）两人在稽山书院中与来自各地的学生一起讲学，见《王阳明全书》四，133页。此处的何秦即是何廷仁，《赣州府志》（同治十二年刊本）记：“何廷仁，初名秦，以字行。”卷54，10b页（994页）。
[41]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71页。
[42] 《赣州府志》，同治十二年刊本，卷54，12a页（995页）。
[43] 胡天凤是胡直的父亲，从何、黄二人闻阳明学。见罗洪先，《明故赠刑部云南清吏司署员外郎晴冈胡君墓铭》，见《念庵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卷15，40a～42b页。
[44] 罗洪先，《明故云南清吏司主事致仕洛村黄公墓铭》，见《念庵文集》，卷15，15a页。
[45] 《赣州府志》，同治十二年刊本，卷54，12a页（995页）。
[46] 王畿，《与罗念庵》，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10，4b～5b页。
[47]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96页。
[48]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00页。
[49]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49页。
[50]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04～108页。
[51] 张忠、许泰等人的谤毁，载《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17～118页；夏燮，《明通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48，360页。
[52]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24页。
[53]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05～106页。
[54] 王阳明序《朱子晚年定论》：“昔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证诸六经四子，洞然无复可疑，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牾，恒疚于心，切疑朱子之贤，而岂其于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载《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06页。
[55] 《年谱》记王阳明二十一岁时，“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本，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沈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二十七岁时，“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载《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80～81页。
[56] 关于明代的《大学》改本及相关思想议题，参见李纪祥，《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第四、第五章。
[57]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06页。
[58]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24～125页。
[59] 钱德洪，《刻文录叙说》，见《王阳明全书》一，10页；王畿，《滁阳会语》，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2，8a～12b页。
[60] 例如，麦仲贵，《王门诸子致良知学之发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于化民，《明中晚期理学的对峙与合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61] 载《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答罗整庵少宰书》，见《王阳明全书》一，33～64页；罗钦顺，《困知记·附录》（据日本江户年间和刻本影印，中文出版社出版，广文书局印行，《近世汉籍丛刊》），卷5，1a～6a页。
[62]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31页。
[63] 《明世宗实录》，卷19，5b～6a页（568～569页）。
[64] 夏燮，《明通鉴》，卷50，总370页；《明世宗实录》，卷19，6页（569页）。
[65] 张廷玉，《明史》，卷17，218页。
[66] 《明世宗实录》，卷98，7a页（2299页）。
[67] 《明世宗实录》，卷98，7a～7b页（2299～2300页）。
[68] 《明世宗实录》，卷98，7a～7b页（2299～2300页）。
[69] 如王阳明说，其在龙场一悟后，即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载《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84页。
[70] 怀效锋，《嘉靖专制政治与法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十六世纪中国的政治风云》，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
[71] 黄进兴，《道统与治道之间：从明嘉靖九年孔庙改制论皇权与祭祀礼仪》，见《优入圣域：权利、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分有限公司，1994年，125～163页。
[72] 《明世宗实录》，卷98，1页（2288页）。
[73] 《续文献通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卷50，总3246页。
[74] 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诏毁天下书院，先后毁应天书院等六十四处。张居正批判书院讲学为群聚党徒、空谈废业等，是为了加强官学而打击私学。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毁东林、首善等书院，造成党祸，是为了自己的专权，把批评朝政的讲学者当作政治敌人打击。陈元晖等编，《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78～86页；Frederic Wakeman，“The Price of Autonomy：Intellectuals in Ming and Ch’ing Politics，” Daedalus 101：1-2 （1972），pp.35～70.
[75] Barend J.ter Haar，The White Lotus Teachings in Chinese Religious History，Leiden：E.J.Brill，1992.
[76] Pierre Bourdieu，The Logic of Practi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77] 黄宗羲，《明儒学案》，台北：华世出版社，1987年，卷27，618页。
[78] 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见麦仲贵，《明清儒学家著述生卒年表》，台北：学生书局，1977年，194页。
[79] 谈迁曰：“华亭讲学，为天下倡，世群而效之，学社綦置，舍官守而语玄虚，薄事功而课名理。”见谈迁，《国榷》，台北：鼎文书局，1978年，4128页。
[80]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卷24，总1607页。
[81] 张廷玉，《明史》，卷231，6053页。
[82] 见第二章讨论。
[83]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31页。
[84] 张廷玉，《明史》，卷197，5219页。
[85]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29，653页。
[86] 欧阳德，《家书抄》七，见王宗沐编校，《欧阳南野先生文集》，东京高桥情报据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嘉靖刊本影印，1990年，卷6，3页。
[87] John Meskill，Academies in Ming China（Tucson，Ariz.：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82），pp.134～135.
[88] 隆庆元年，耿定向首先提出，稍后魏时亮也提出，但均未获得通过。在高拱为首辅期间，此事稍搁置，至万历年间始再提出。关于王阳明陪祀孔庙的上疏与朝议，请参见 Hung-lam Chu，“The Debate over Recognition of Wang Yang-ming.”
[89] 曹松叶据方志资料研究，发现明代新创建的书院有745所，其中嘉靖年间便创有215所，而明代书院总数为1239所，其中嘉靖年间修建者占37.13%。曹松叶，《宋元明清代书院概况》，见《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0集，113期 （1930年），4505～4540页。参见John Meskill，Academies in Ming China，论及陈献章、湛若水和王阳明乃提倡私学最有力的学者，及嘉靖时期私学勃兴的盛况。
[90]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27～131页。
[91]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36～146页。
[92] 据年谱，徐爱在正德二年即纳贽北面，同年徐爱与蔡宗兖、朱节同举乡贡，王阳明作别三子序赠之。见《王阳明全书》四，128页。黄宗羲：“三先生皆以丁卯来学。”见《明儒学案》，卷11，224页。
[93]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28页。
[94] 根据何炳棣，明代进士中举人数以浙江省排名第一。见 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p.227.
[95] 王畿，《约会同志疏》，见《龙溪王先生全集》，卷2，40a页。
[96] 王守仁，《与钱德洪王汝中》（戊子），见《王阳明全书》二，60页。
[97] 周汝登，《圣学宗传》，济南：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卷16，3页（1057页）。
[98]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33页。
[99]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39、171页。
[100] 《传习录》下，卷3，见《王阳明全书》一，99页。
[101] 《王心斋年谱》嘉靖二年，见《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卷2，15a页。
[102]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71页。
[103] 《王心斋年谱》，见《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卷2，17a～17b、18a、21a页。
[104] 例如，嘉靖九年，与邹守益、欧阳德、万表、石简聚讲鸡鸣寺，《王心斋年谱》，见《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卷2，25a页。又嘉靖十二年，在金陵，与欧阳德、黄弘纲论学。《王心斋年谱》，见《重镌心斋王先生全集》，卷2，27a页。
[105] 岛田虔次，《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Wm.Theodore de Bary，“Individualism and Humanitarianism in Late Ming Thought.”
[106] 《广德州志》，胡文铨修，周广业纂，乾隆五十九年重修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卷8，3b～4a页（552～553页）。
[107]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84页。
[108] 邹守益于嘉靖六年（1527）被调职南京，濮汉、施天爵亦出宦游，复初会不久即荒废。嘉靖三十年至四十年，当钱德洪、王畿主水西会时，往来广德，当地诸生张槐、黄中、李天秩等邀50人复会。嘉靖三十五年（1556），濮汉、施天爵致仕归，提学御史赵镗修建复初书院。载《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84页。
[109] 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p.227。
[110]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67、182～184页。
[111] 详细情形载《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70～171、182～184页。
[112]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69页。
[113]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71～172页。
[114] 邹守益1533年召集首次青原山聚会，载《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69页；邹守益，《书青原嘉会卷》，见《东廓邹先生文集》，“中央图书馆”藏，据明嘉靖末年刊本摄制，卷9，14～16页。
[115] 复古书院建于嘉靖十五年（1536），载邹守益，《复古书院记》《惜阴申约》，见《东廓邹先生文集》，卷6，17a～19a页；卷9，24a～24b页。
[116]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87页。
[117]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72页。关于应典在永康县的讲学及此地讲会的后续发展，见第五章。
[118]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73页。
[119] 云兴书院建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载《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74页。
[120] 16世纪40年代江西著名阳明学者齐聚家乡讲学的盛况，见第三章。
[121] 邹守益，《水西精舍记》，见《泾县志》，李德淦修，洪亮吉著，清嘉庆十一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卷8，1b～3a页 （740～743页）。
[122]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82～184页。
[123] 《江西通志》，谢旻等修；陶成等纂，清雍正十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卷21，20a～20b页（498页）。
[124]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79～181页。
[125]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82页。
[126] 详见第四章。
[127]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25，579页。
[128] 见王畿，《龙溪王先生全集》，目录。
[129] 张居正去世后，邹元标上疏请复书院获准，各地纷纷展开修复书院的工作，详细情形见第三、第四章。
[130] 分别见第三、第五章讨论。
[131] 张廷玉，《明史》，卷231，6053页。
[132]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68页。
[133] 《王阳明年谱》，见《王阳明全书》四，168页。
[134] 《宁国府志》，鲁铨等修，洪亮吉等纂，清嘉庆二十年补修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卷28，8b页（847页）。
[135]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6，335页。又例如，贺宗孔曰：“张公独能禁讲耳，能禁人学乎？”于是命其子长者师王时槐，次者师刘元卿。载刘元卿，《一溪贺君行状》，见《刘聘君全集》，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卷8，28a页。
[136] 具体例子见第二章。
[137] 罗洪先，《答王龙溪》，见《念庵文集》，卷3，25b～28b页。
[138] 张建仁，《明代教育管理制度研究》，169页。
[139] 吴智和，《明代的儒学教官》，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192～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