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阳学兴起的背景：从科举考试谈起

明代中期阳明学兴起的重要学术背景，除了思想内容反映了与主流程朱思想密切的对话之外，在社会、制度方面，至少有两个重大关键因素：一是当时主宰出仕与教育机制的科举考试，二是衍生于科举考试制度的社会现象，即当时急遽增多的生员人口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冲击。下文便从这两方面来讨论阳明学兴起与科举文化间复杂的离合关系。

宋代以降，科举考试逐渐成为朝廷取士的最重要途径，也因而主导全国的教育内容。[3]明代科举制度更是在其执行与内容上，发挥强烈的皇权专制特质。根据Benjamin A.Elman对明初君王如何运用科举为皇权效力的分析，我们看见：明太祖曾认为科举无法选出适当人才而停办科举达十年之久；删除不利于皇权的《孟子》本文，以《孟子节文》为考试范本；因本身对江南的仇视而压抑江南人的出仕机会，如不满洪武三十年（1397）参与殿试的52名考生均为南人，明太祖重阅会试考卷，最后选出61名北方进士。[4]这些现象显示科举并非单纯选贤与能的政策，在执行上不仅考虑政治地域的均衡性而严格规定各地中选名额，[5]也有因地域关系而造成官僚之间提携或排挤的现象，[6]更必须屈服于君王的意愿，为其政治利益效劳，因此是一具高度政治考虑和运作的选才政策，并体现皇权专制的特色。

考试内容方面，据洪武十七年（1384）颁定科举定式，“四书”以朱熹（1130—1200）《集注》为主；《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朱子弟子蔡沈（1167—1230）之《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及胡安国（1074—1138）、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7]程朱学派的诠释占极重要的地位，成为官方援引为统治的意识形态，也摇身一变为程朱官学。[8]永乐年间（1403—1424），以程朱思想为标准修撰《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之后又以此为官学标准读本与科举取士的唯一教本，[9]不仅窄化、僵化官方意识形态的内容，更是借朝廷政治权威树立了新的经典。

朝廷对全国思想的高压控制，除了透过科举考试来执行，也透过一与科举制度紧密关联的教育管道来贯彻推行。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下令选派学官、重建中央官学，并且令天下郡县皆建学校，以作养士类。[10]洪武八年（1375），在府、州、县学校之外，更广泛设立社学。[11]据明代府、州、县的数量计算，全国府州县学约有一千五百多所。[12]这些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储备科举考生的场所，因为科举既是当时近乎唯一的出仕途径，[13]学校并不能提供出仕的机会，学生只有依靠在地方学校内的优异表现获得一、二等生员资格，或被贡入国子监，才能取得参与乡试的资格，也才有可能借由科举登第而出仕。[14]这样将学校与考试合一作为育才选才的制度，不仅大大减弱了学校的教育功能，也加强了官方意识形态宰制明代读书人思想的效果。

在王阳明的时代，科举已行之有年，程朱学是当时每个读书人必读的课程，但因着考试方式的僵化与考试本身附带的功利目的，当年程子、朱子的学圣精神剥落殆尽，深邃远大的经学义理也因为刻板的考试制度而遗落。[15]这种科举的功利士习纷纷引起士大夫的批判，有人更对科举选才提出具体改进之道。根据简锦松的研究，台阁与苏州文苑的古学派便主张恢复博览古书、雅擅诗文以矫正浅薄的士习文风；李梦阳（1475—1531）和何景明（1485—1521）等人批判当时受科举八股文影响而日益卑下的文风，提倡文学的复古；王阳明和湛若水（1466—1560）等人则倡导恢复古代圣学，欲振兴士习。[16]在提倡圣学的学者们看来，当时士人专致举业以谋求仕进的学术风气被贬斥为“俗学”，这是相对于他们所研读的经书“圣学”而言。王畿（1498—1583）便说当时学术之弊不在佛教，“惟在俗耳”，其所谓俗学则指在儒学的旗帜下，偏离圣学精神而落于“支离”的学问风气。[17]当时大多数的读书人自然是这种“俗学”精神的代表，因此这样的责难可以说是针对一群“没有名字”（不能指名也不需指名）的士人群体而发，其目的与其说是真要纠举出俗学之子，毋宁是借此为自己画出一圣学的境域。

尽管当时士大夫们对科举影响下的士习多有严厉的指责，对于科举制度本身，却没有根本性的批判。他们虽也提出改进的建议，例如，聂豹（1487—1563）主张以道德取士，王鏊（1450—1524）主张别开制科、专取博学宏词之士，但基本上他们仍视习举业为士之职志。[18]换言之，虽然当时考试所带出的功利士习普遍受到批判，日益困难的登第情势迫使许多人必须另觅出路，[19]然而“仕”仍然是明代士人心目中最崇高、最向往的出路。那些关怀当时士习的士大夫并没有对科举制度提出根本的批判或改革，相反地，他们的学术主张与批判的声音则是必须依赖科举所提供的政治位势才得以发挥影响力。

同样地，王阳明的学说对于科举及作为科举取士标准的程朱学，也存有这种既倚赖又排拒的暧昧态度。一方面，程朱学曾是王阳明最认真学习的课题，规范着王阳明学说的重要内涵与进程，程朱致力圣学的精神也是王阳明仰慕学习的榜样；另一方面，程朱学又被王阳明批评为违离圣人之教、不契入道之方，是阳明学说主要欲纠正的内容，而程朱官学主导的科举士习更是阳明学者攻击的对象。王阳明学说与科举文化间这种复杂的依违关系，与阳明学者面对科举考试的态度相呼应，他们一方面相信科举考试应可发挥儒学所标榜的圣学理想及选才功能，是士人当然的职责与奋力之所在；另一方面又严厉指斥现实中考试的功利因素。这种对于科举制度及制度背后的政治权力，抱持着既依附又试图超越之、既追求又不免指斥的态度，是了解阳明学派建构的关键之一。虽然王阳明学说在某些意义上带有不驯于官方专制思想的大胆风格，但绝不是一种反抗既有体制与政权的革命学说。相反地，从王阳明开始，企图在既有体制内争取圣学的正统性便是这学派的一贯努力，这项努力终于在万历年间获得实现。[20]

另一个衍生于科举且与阳明学传播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便是当时日益增多的生员人数。据何炳棣研究，随着全国人口总数的增加、经济的发展，受教育的人口总数也相应增加，16世纪初明代生员配额逐渐放宽，嘉靖年间正是生员人数急遽增加的开始。[21] William S.Atwell也指出从15世纪至17世纪，中国全国人口约增加一倍，而生员人数则大约从30000增加为600000。[22]然而相对于准备应考的生员人数的激增，科举进士名额并没有增加，宪宗成化乙未年（1475）以后，几乎维持每三年录取三百名进士的定额。[23]余英时征引文徵明（1470—1559）的说法，指出苏州地区每一生员在三年之中可以成为贡生或举人的成功率仅有三十分之一，更具体说明当时生员日盛、科举日难的情形。[24]

对个人而言，登第的困难延缓了出仕的时间，也增加了游学求友的时间，可以更多参与诗社和文社活动；[25]就社会结构而言，当时地方社会拥有这样一批有闲无职、具活动力、足以吸收新知的智识群体，对于社会活动则具有相当冲击。这些没有正式官职、身份介于士大夫和庶民间的生员，成为地方社会重要的活动者，晚明许多社会运动中便可见他们参与的身影。[26]而阳明学之所以可能在各地以定期讲会的方式蓬勃发展，也与当时结集在地方社会中的众多生员群体息息相关。换言之，阳明学在挑战程朱理学、纠正科举士习、恢复圣学精神的旗帜下，主要争取的听众就是这批具政治潜力的生员，而实际在各地参与阳明讲会的人士，也以当地的生员为主。

综合上论，阳明学在明代的发展与当时的科举文化息息相关，它既是衍生于科举制度下的学术活动，吸引习举业的年轻士子们为主要听众，也必须依靠科举带出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来作为学派发展的资源。然而，它又大胆地批判科举的功利士风，反对程朱官学，试图开创一取而代之的新学派。而无论是倚赖或批判当时科举的种种文化现象，科举都是阳明学派发生的重要历史背景，也是研究阳明学不可忽略的历史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