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时空观念与国家边疆、主权观念

现代世界的国家、主权观念和现代线性矢量时间同时产生，共同构建现代世界的基础。[15]线性矢量时间观念源于西方基督教传统，时间之维确有一个起点（上帝创世），也有一个终点（末日审判），17世纪英国大主教James Ussher认定上帝创世是公元前4004年，牛顿预言宇宙在2000年终结。从起点到终点贯穿的是上帝的旨意。这样，近代西方世界的殖民扩张都可以在这一线性时间中用上帝旨意加以理解，西班牙人在勒班陀战胜穆斯林、英国打败无敌舰队、美洲的发现、英国的全球扩张、五月花号抵达北美、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掠夺等，都被整合到贯穿上帝旨意的基督教叙述中。而这一线性矢量时间的叙述尤其突出现代性，modern最初在16世纪开始通用，源于拉丁文modo，意指“刚才”，起初modern指“目前”“最近”，18世纪这个词的意思指“更好的”，西方历史学家开始用这个词指自己的时代，以别于过去。随着进步观念的传播，这个词也被赋予评判优劣的标准。[16]modern其实是线性矢量时间序列中继上帝创世以外的又一个起点，越到后来，这个起点的意义越重大。

英国印度总督Curzon曾自豪地宣称英国拥有了地球上所有主权中最广阔的领土疆界，在北美洲与合众国有3000英里（1英里约等于1.6千米）的陆地疆界，在印度与俄罗斯、中国等有6000英里的疆界，在非洲与法、德等有12000英里疆界，是地球上最大的陆权国家。正如Whittlesey所表达的，随着地理大发现而来的是欧洲国家通过在海外的帝国主义行径获得了一种世界范围的空间感，打开一片广阔的可供开发的世界[17]，这就是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的新型边疆形态——海外边疆（the overseas frontier）。这种令Curzon自豪的陆权扩的合法性源于上述线性矢量时间下的上帝旨意和进步观念，英国的全球疆域由此确立，而新型边疆形态背后是一套新的时间观念。Curzon自信现代疆界划分是一个“进步”。这在古代罕见或没有，而东方人本能的强烈厌恶接受一条固定边界线，Curzon认为部分源于游牧传统，部分源于东方人的思维不喜欢精确安排。当然，Curzon认为疆界划定是维护和平的手段，是一种现代“进步”，当然他不可能承认这种“进步”的国家疆界是西方近代以来文明的特殊产物，是强加给东方世界的规制。他观察到亚洲国家疆界划分只有在欧洲人的压力下或者在欧洲代表的干涉下才会发生[18]，其潜台词就是欧洲人带来了“进步”。这种强加给东方的“进步”有何效果呢？清同治、光绪年间，中俄两次划界，将哈萨克部落划分为二，入俄者称俄哈，入华者称华哈（按：当然这种俄哈、华哈是外人的划分，哈萨克人自己没有这种分别）。然界限不清，往往父为俄哈，子为华哈；兄为华哈，弟为俄哈。划界以后，仍不问国籍，往返如故。[19]虽然已经划界，但清政府、沙皇俄国、哈萨克人其实生活在不同的时空体系中，沙俄以现代国家的线性的、“进步的”时空观念开拓疆土，天朝残梦中清政府正努力理解这种新规则以维护自身利益，而哈萨克人仍在游牧迁徙的时空世界中。清光绪年间，中俄在西北两次勘界缔约，中国丧失了大片国土，缺乏精确的地图是清廷勘界吃亏的重要原因，传统中国舆图采用记里开方法和传统通俗绘法相结合，虽然由传教士输入了经纬法，但运用并不成熟，误差较大，而且离中经线越远，误差越大，地图上差之毫厘，实地可能丧地千里，这使边界谈判非常被动。[20]俄国完全采用新式测绘技术得到的精密地图，在谈判中占尽优势。这是两种空间观念的碰撞，俄国现代精密地图代表的是一套近代科学所理解的空间观念，是运用近代地理学成果和测绘技术的产物，中国传统舆图的失败体现了天下时代的空间观念在现代国家利益博弈中的劣势。

美国把在北美洲的扩张视为destiny（天命），边疆拓展塑造了美利坚民族的性格。[21]这种自负同样生成于包含基督教上帝旨意和近代资本主义进步观念的线性时间观念上，如果没有这一观念为基础提供的合法性解释，他们很难把剥夺、杀戮印第安人的边疆拓展过程描述为民族精神形成的过程。线性时间观念—基督教传统—进步观念—destiny（天命）—美国边疆拓展—国家精神形成，这些看似不相干的领域，其实是从共同时间观念的基础上盘根错节地衍生出来，环环相扣，一同建构了现代世界的叙述方式和深层语法。斯蒂芬·巴尔·琼斯在边疆研究中已经将疆界和文明形态相联系，不同的疆界形态背后是不同的文明形态，而近代以来西方的边界形成也不尽如Curzon所宣称出于文明进步的契约精神，琼斯揭示了现代国家边界背后的强权政治，“契约可能仅仅是隐藏于强权政治背后的一个表象”。[22]

现代国家历史合法性的追述离不开线性矢量时间提供的简单化处理，排除复杂性和歧义，构筑高度统一、延续的认同。无论游牧世界的混沌时间还是农耕世界的循环时间，共同的特点是没有起点和终点，这是古代没有边界的天下的一个隐喻；而现代矢量时间有一个起点，还有“终结”，而且时间是匀质的，而贯穿其间的是一系列持续的“进步”，这是外部强调边界区分与主权平等，内部强调历史持续性和公民匀质性的现代国家的隐喻。阿希斯·南迪指出，所有大的非历史型社会，现在都有了相当大比例的人口完全受到历史模式的控制，他们不仅想要重写自己的历史，而且还想达到别人历史的高度。现代全球文明中成功的新历史型社会就是摆脱自己一部分过去与现在，或者说，从它们“借来的未来”的视角出发，改写了其他部分。[23]南迪所说的非历史型社会应该指印度、中国等非西方线性时间的循环型或弥散型时间。

东方世界的转型也包括对西方线性矢量时间的接受，以一种非自身固有文化肌理的时间表达和历史书写切割经验，屏蔽一些东西，加入一些东西，以符合现代性的需要。一旦线性矢量时间被接受，毗湿奴大神的梦、永不停息的五德循环、长生天的护佑都结束了，所有的这些都要被整合到线性矢量时间的叙述中。线性矢量时间历时性地建构起现代民族国家的匀质性和连续性，现代历史书写“担负起筛选往昔事实的责任，要找出足以造成社会发展路线的潜在逻辑。他们因受赫尔德和黑格尔的影响，认为新的政治实体——民族——能够体现人类的目标”[24]，现代国家很大程度是依托现代时间表达和历史书写建构出来的。而这种现代时间表达是典型的西方经验，包括以近代西方为现代文明起点、进步理念等，我们总能从各种现代经验的表达中提炼出上面这些“深层语法”。在东亚游牧与农耕两种传统社会中，具有时间性主导的农耕社会在向现代转型中具有明显优势，虽然内涵不同，但毕竟对历时性的注重是一致的。儒家甚至有近似于进步观念的公羊三世说，而民间不断出现的千年王国运动也包含“未来”观念，这些都一定程度超越农耕文明无始无终的循环时间观念。而空间优势主导的游牧社会的混沌时间在与现代线性矢量时间的连接中缺乏沟通基础，其现代转型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