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耕世界的循环时间与游牧世界的弥散时间

中原地区地处温带，四季分明，农耕生产方式以季节为周期，时间性极强。农耕文明植根于这种时间性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的祖先崇拜、边界、组织、定居、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要素中历时性和循环性的时间序列具有明显优势。农耕世界的雏形从公元前2000年以众多酋邦组成的“邦国群”（state complex）中已经开始出现，并强势地向四边辐射。[2]强调时间性的祖先崇拜当时可能已经孕育于定居文明之中。定居的生活方式要求人们从时间序列获取空间拥有权的合法性，持续定居耕作于同一空间就说明这一空间是被所有者的权利法定拥有的，通过时间序列的祖先获取空间拥有权的合法性是必然逻辑。定居农耕的决定要素是土地及生长在上面的作物，作物以根固定在土地上，这些都是不移动的，固定的“根性”是农耕的基本特点。每棵植物都有独立的根，农耕的“根性”也决定了农耕文明是倾向于安土重迁的定居社会。而农业生产的循环特性以及对节候农时的关注使农耕文明发展出各种精巧复杂的时间周期，既指导农业生产生活，也解释天下的循环往复，分合兴衰，同时为王朝的合法性提供依据。这就是中原王朝五德转移的政治神学，是建立在时间循环性基础上的一套学说。

游牧指在每年200～400毫米降水量的干旱草原上形成的一种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亚洲草原最早的游牧帝国存在于两千多年以前。游牧地区所处的寒温带，冬夏两季较分明，四季不分明；人们逐水草而居，迁徙于冬夏牧场之间；边界是模糊的，部落分合不定，组织的稳定性不强；但游牧方式依赖于广阔的牧场，对广阔空间具有拓展性，空间性占有主导。这种空间性源于游牧是以牲畜而非土地为决定性因素。牲畜是移动的，这种移动创造了空间性的拓展和弥散，由此带来贸易、商业与交换。

游牧的空间实际上也具有动态和静态两种特性，“学术界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见解：开发人的住所外围空间的圆周式空间（静态的）是定居居民特有的原则，而线形（动态的）空间，则是游牧居民特有的原则。然而，未必能够如此清晰地划分界线。当研究游牧民族开发空间的方式时，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注意到他们结合了两种原则：圆周式原则（当蒙古包设置在临时驻地时）和线形原则（从一个驻地迁徙到另一个驻地的游牧途中）”[3]。在空间转换中，以蒙古包的建立为标志，世界的中心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蒙古包是草原游牧民的宇宙雏形，“游牧民把自己的居室（包括已开发的生产空间）看作是某种中心，其余的全部空间都围绕着这个中心形成几个圆圈。蒙古包——是中心圈，在它周围的生产空间是第二个圆圈，栓马桩界外的空间是第三个圆圈（人们常常把客人送到那条人为规定的界线）”[4]。中心在移动中不断重建，不必固守一处，与这种空间拓展、弥散结合在一起的就是时间的弥散性和共时性，神话/史诗将时间不断带回原点，重温创世的时刻。游牧帝国的空间拓展植根于他们生活的流动性，以及与这种流动性共生的弥散型时间，游牧帝国一边扩张，一边分裂，新的时间原点不断被创造，新的中心不断形成，逐渐脱离旧中心，而各中心间只有一个大致的边界范围，就像蒙古包的圈层，没有清晰的分界，边界处于变动之中。成吉思汗的帝国从扩张到四大汗国形成，并各自独立发展，就是遵循这样的发展轨迹。草原帝国弥散的疆土形态与其时空观念形态是匹配的。一旦近代国家形成，边界划定，游牧的草原帝国就消失了。[5]现代时空观念的关键要素是土地所有权，这是对定居与边界的权力厘定。现代国家边界划定，主权确立，迁徙和流动结束了，意味着草原世界混沌的时间性就转变为现代矢量时间性，神话和英雄史诗就消失了，现代世界以历史的矢量时间性序列厘定边界和主权的合法性，草原帝国弥散的疆土形态被清晰的现代国家边界所取代。

弥散型时间的迁徙文明与循环型时间的定居农耕文明形成了对照，前者强调英雄崇拜、神话叙述，后者强调祖先崇拜、历史叙述。神话和英雄史诗本身是一种共时性很强的叙事，讲述者和倾听者在特定场域中共同体验神话创世和英雄伟绩，这种经历因为讲述而被不断呼唤到场，被反复体验，创世与英雄从未远离世界。历时性在这里被平铺到空间性之中，成为一种弥散混沌的时间经验模式。历史叙述正好与神话叙事形成对比，历史叙述建构了一个理想化的，但又是永远不可回复的、疏离的过去，时间序列中的圣王、祖先传统借此建立。历时性的主导优势使空间性也都被编织到时间的序列中，以取得合法性。农耕文明崇拜祖宗坟茔，而家族墓地、风水环境、定期祭祀是建构在时间序列上的空间价值感和权力感，这是时间化的空间经验。祖先进入历史，供奉于祠堂，定期受拜祭。游牧民族一般不采用埋葬形式，遗体被迅速纳入自然界循环，即使采用埋葬形式，也可能是从农耕文明学来的，而且祖先坟茔很快被淹没在自然环境中，其标示性不强；祖先被纳入神话，但很少举行墓祭。辽、金的墓祭，都是学习中原的。两种文明形态时空观念的差异是明显的，“神话的（神圣的）时间和经验主义的时间（历史的、日常生活的）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永久停滞不前，后者不可逆转地增长、前进”[6]。

对历史的、日常生活的忽略解释了游牧王朝早期史诗神话发达，而历史模糊、缺失的现象。乌瑞夫人揭示了《蒙古秘史》的神话特性，此书虽出于参与、目睹或听闻蒙古早期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的口述，但这些当事人的心智和眼光都是“神话/史诗性”的。这是他们的文化习得，他们将看到或经历的当代事件以神话/史诗来理解，甚至把自己和他人也以神话/史诗中的人物来对应，他们头脑里已经习得的那一套神话/史诗的“结构”自动地选择和整理了自身的经验，而被整理的经验又反过来加强“结构”，这种反复加强的结构会对人们的行动产生影响，使人们有意无意地模仿神话/史诗。《蒙古秘史》第129节中出现了一个惊悚的情节：札木合将战俘放入七十口大锅里煎煮。这和草原文化中的一些特定观念有关，南西伯利亚英雄史诗就有将敌人放在釜具中煎煮的情节，这是当地英雄叙事文学中的一种常见主题，其目的是为了破坏其尸骨以阻挠敌人复活。[7]札木合的行为其实就是在模仿耳熟能详的史诗中的情节。史诗是反历史的，没有矢量的时间性，它通过吟诵、仪式和模仿，当下不断回到“原点”。混沌时间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通过仪式回到创世起点，在这种混沌时间中，行动中的人物和史诗中的英雄没有距离。这就是建立起游牧文化的草原“心性”的重要特点。如果以矢量时间为标准，草原心性的时间维度是贫乏的，时间被锁闭在神话/史诗的混沌之中，虽然对四季有理解和感知，但缺乏下文所述农耕王朝发展出来的精巧时间结构。

草原时间的计量是简单质朴的，中原人记录了突厥、蒙古、女真民族早期历法，“其俗每以草青为一岁，人有问其岁，则曰几草矣”[8]。此外，还有其他自然历法，“在蒙古人和草原居民那里自古以来就有其计时方法：结合草原分布区的动物活动动态测定时间的方法”，比如，以土拨鼠、熊、狼、狐狸及其他在一年内或一定时期内有定时循环习性的动物为标准测量时间，如以土拨鼠一年行为标示每年的七个主要季节：（1）当土拨鼠从冬眠状态醒过来时；（2）当土拨鼠的毛色变白时；（3）当土拨鼠脱毛时；（4）当土拨鼠积蓄脂肪时；（5）当土拨鼠的皮毛长到一定长度时；（6）当土拨鼠搜集做巢穴的干草时；（7）当土拨鼠进入地下冬眠时。[9]值得强调的是以土拨鼠的行为确定季节并不是唯一的标准，这些标准可以是狼、狐狸或其他动物的行为。这也是其弥散性时间的一个特点，即没有一个具有垄断权力的标准。这种游牧民族的动物历法也出现在《蒙古秘史》中：guran sara，意为“麅子月”。这相当于农历七月，是麅子的**期。贝加尔湖鄂尔浑古突厥碑铭出现arkar ay，意为“大角野羊月”，相当于农历九月，为雄性大角野羊的**期。这是欧亚草原的古老历法，成吉思汗扩张前的蒙古人就是使用这种历法。[10]

随着与农耕社会的互动，蒙古人从那里学来了干支纪年法，《蒙古秘史》已经采用这种纪年法。随着帝国的扩张，游牧文明粗放的自然历法已经与帝国不相匹配，中原王朝的历法通过畏兀儿人的媒介作用传递给蒙古帝国，这是一种汉—畏兀儿历法的蒙古改写本[11]，中原王朝的历法由此被蒙古人接受，与此同时被接受的还有这种历法背后的循环时间观念、五德天命转移的政治神学、历法正朔颁赐所代表的朝贡制度体系，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互动在这一层面显得非常生动。元朝按中原王朝的方式制定了精确性超越前代的《授时历》，由朝廷统一颁布：“授时历进当冬至，太史舁官近御前。御用粉笺题国字，帕黄封上榻西边”[12]，这是元末士人宫中亲见颁布授时历的场景，皇帝御书蒙古文字于其上，然后颁向全国。蒙古人接受中原王朝这一套历法体系其实也是接受了这背后的一套天道循环时空观念，与草原游牧弥散型的时空观念已经不同。游牧民族一旦脱离草原，在农耕地区建立帝国，新的生存环境必然会让他们接受另外一套与环境适应的时空观念。契丹人、女真人的早期历法知识也很简单，在进入中原建立帝国以后，迅速接受汉地历法体系，制定颁布中原体系历法，结束部落时代弥散型的时间传统。随着时空观念的变换，疆界观念也在变换，女真人开始强调南部国界的清晰边界，同西夏和南宋勘界、划界。西夏也是游牧民族，但建立帝国以后，同样强调清晰边界，现存的《吴旗金夏划界碑》表明两个草原/森林民族进入帝国以后时空观念改变导致的疆界观念的改变。[13]我们通常认为在天下体系中，无论农耕还是游牧王朝都不会强调清晰国界，但在某些情况下，如辽、宋、夏、金互为对立的情势下，其相互接触的疆域也会强调清晰边界，这是游牧、农耕二元互动的结果，夏与金的勘界、划界就是这一互动的结果。

以农耕为主体的中原王朝由于生产方式决定了循环的时间性占主导地位，王朝的时间性体现在将不同周期的时间与皇权及国家权威联系，其突出表现就是历法。中原王朝的历法强调对各种时间循环周期的描述，其中标识了许多节气、节日等重要时间点位，这些时间点因具有历法、政治或文化意义而被神圣化。不同社会阶层对神圣时间点的关注重心不同，民间重视上元、清明、端午、中秋等，宗教信众重视佛诞、中元等，而从国家的层面讲，最重视“三大节”。元正、冬至、圣节被称为古代国家的三大节，“元正者一岁之始，冬至者一阳之始，圣节者人君之始”[14]，这三个时间点分别代表了历法、天道、君主三者在一个循环周期中的起始点。冬至十月建亥，是古人观念中天道四季循环周期的起始点；正月建寅是王朝颁定历法所规定的一年的起始点；圣节是皇帝的生日，代表皇帝生命历程中的起点。所以这三个时间点分别包含了敬天（冬至）、授时（元正）与尊君（圣节）的内涵，而这三者在强化王权天授的观念上是相通的。唐宋以降，圣节被纳入王朝的时间编码中，通过确定圣节这一神圣时间点，皇帝力图将王权至上的观念纳入时间体系，并通过每年的圣节祝圣强化这一观念，并将其推广到王朝势力所及之处。此外，传统经典中还有五运等更大周期的时间循环，这些循环都被赋予神圣性，与王朝的天命密切相关。中原王朝这一王权与时间编码相结合的传统可能从殷商时代已经有雏形。

中原王朝具有的循环时间取向性有别于草原弥散型时间，这种时间虽然脱离了神话/史诗的混沌特性，不能随便回到原点，但其取向仍是周而复始、循环不尽的包含着许多周期性的圆形，原点会在下一个循环周期的初始时刻出现。这种循环时间与天下同心圆式五服、九服的圈层空间结构相匹配，建构天下王朝的基本时空架构。这与现代进步观念下的线性矢量时间不同，而线性矢量时间是现代世界的重要支点，在这种时间观念下，原点永远不会再出现了。不同的时空架构匹配不同的边疆形态，天下的边疆形态是一种差序，是一种与中心在地理位置和文化水平上的级差关系，不是现代国家与邻国接壤的一条线或一片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