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赤松曾许同千载”：赵氏家族的道教信仰

同时尊奉儒、释、道，讲求三教融合是许多元代认同中原文化的蒙古、色目人的共同特点，这与某些将儒、道对立，强调醇正儒学的南方士大夫不同，如同为汪古人的马节、赵世延，陈垣先生指出他们是基督教世家转而好道的典型。赵世延在儒学和文化艺术上成就斐然，同时也深信道教，奉道是其家族门风。

《家庙碑》中特别突出书写赵氏先祖好生不杀、谦退不矜之风，其中称颂按竺迩：“□下恤民，所至捄殄戮，赎俘囚，辑降附，则所惠盖广矣。”《神道碑铭》也特别掂出保全郭蝦蟆幼子、不杀泾原叛卒两件事，突出其好生。其实，按竺迩征战陇蜀，摧坚拔寨，会文围剿，成都屠城，皆在军中，可谓杀人无数，惨绝人寰，《家庙碑》的谀辞基本不可信。《家庙碑》又言其谦退，“（按竺迩）开国之功，不后诸将，而略不满假，退然若无，所谓劳谦君子者与”，国宝招降番部，“初不自以为功，降羌爵命，返出其上，殷勤逊谢，益简帝心”。赞扬二人“为而弗有，有而弗恃”，此两句亦出于《道德经》。乃至《家庙碑》称其门风为“家膺于韬钤”，韬钤二字大致可以解为韬光养晦、渊默深藏，这都是道家推重的。赵氏祖先的谦退有其实迹，巩昌汪氏本为按竺迩所招降，然其后征战反在其麾下，未见其有计较。又如赵国宝之弟赵国安（阿巴直），赵国宝死时，以子赵世荣年幼，命其袭职，后还爵位于赵世荣，皇帝称赞：“人争而汝让，可以敦薄俗”[54]。这大概出于汪古人的忠诚质朴，未见得和道家有关，但在赵世延的想象中，这都源于道家的“韬钤”。把祖先塑造为好生谦退，此与赵世延本人的道教信仰有关。前面已言，家庙碑文、神道碑铭虽非赵氏亲为，但这类文体多出于委托人授意，符合委托人的价值观。赵世延自己在追述祖先业绩时就注重表达先人的善举阴德对子孙的福佑，如谈及先伯元帅撤里攻破云顶山，不攫取财物，唯取静应真人张天师石像回故里供养，“感念先伯平昔轻财急义，率类乎此，其泽被后人多矣”[55]。此种阴骘观念也与道教关系密切，为其内心一贯想法。赵世延晚年和光同尘，权臣燕铁木儿宴于其家，男女杂坐，名为鸳鸯会，赵世延听任之。[56]这其实也是道家处世的一种人生态度，虽然看似消极，但久经宦海险恶的赵世延深谙顺世韬晦的道家远祸道理。

赵氏家族属于色目人汪古部，本来信奉景教，但从现有资料来看，赵氏家族保留的景教影响痕迹很少。按竺迩幼孤，鞠于外大父达工[57]，达工姓“术要甲”，音讹为“赵家”。达工为金群牧使，其部族是一支和金关系很近的汪古部族，术要甲为女真姓氏，达工由于和女真人关系密切，受其文化影响，取和本姓音近的女真姓氏为姓，而“赵家”则是和术要甲音近的汉姓。猜测达工的姓其实是他的教名George，音近于女真姓氏“术要甲”、汉姓氏“赵家”，二者可能都是George（佐治亚、乔治）的对音。术音朱，术要甲（Ge-or-ge）和阔里吉斯、奇尔济苏、谷儿只一样都是George（乔治）的对音。第一个音Ge对音术、奇、谷，or对音要、里、尔、儿，ge对音甲、吉、济苏、只。和另外三个相比，术要甲最接近原音。“术要甲”，元代汉语读t?iu[58]-iεu-ki∧a[59]，的确可以视为西文Georgia的对音。元代北方话的浊塞音和塞擦音均已清化[60]，则Georgia[d??gia]在元人听来必是[t??kia]，犹如今人译成“佐治亚”。元人以“阔里吉思”译Georges[gorgis]，以“谷儿只”译George[gort?]，与此同理，当然后者更像是斯拉夫语的Горький。乔治为信奉基督教的汪古人常用的教名[61]，术要甲（乔治）可能是受洗的教名，达工为其本名。由于汪古部历史上不同时期受到女真人、汉人、蒙古人的影响，同一个名字George就有了不同的音译：女真读法的“术要甲”，蒙古读法的“阔里吉思”“谷儿只”和汉语读法的“赵家”。张星烺认为：赵世延曾祖“达工”似即Tekoah之译音，祖“按竺迩”似即Anthony之译音，父“黑梓”似即Hosea之译音，其子“月鲁”似即Julius之译音，均为受洗教名[62]。这是赵氏家族留存的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痕迹。

从按竺迩开始，这个家族深受到道教影响，几代均信奉道教。据《大元崖石镇东岳庙之记》：

丙申，上命秦国忠宣公按竺迩镇抚三方，开帅阃于西汉阳天嘉川要冲，是镇为属。旧竚东岳灵祠，雨旸灾沴，有祷必应，有文实岳府纠察司也。国公思有以往住持者，难其人。戊戌，经理川蜀，得昌州天庆观道士母混元先者，道行高洁，以祝袚御患为心，喜而纳诸祠，命掌其事。[63]

1237年按竺迩开阃礼县后，次年戊戌（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从都元帅塔海伐蜀，克隆庆府，结识昌州道士母混先，于是请他到礼县主持东岳庙。赵氏子孙一直是东岳庙的重要支持者，母混先的弟子严慧昭在至正五年（1339）立《大元崖石镇东岳庙之记》（见后附图3）时，刚好距按竺迩请母混先主持东岳庙一百年，碑文的书写撰题者为野峻台，为赵世延之子，按竺迩重孙。碑阴列名的官员中有两人为按竺迩后代：（1）“忠显校尉礼店文州蒙古汉军奥鲁军民千户真卜花”为按竺迩之孙，《雍古公家庙碑铭》中其名衔为“佩金符忠显校尉管军千户真不花”；（2）“怯连口长官所达鲁花赤阿都只”也是按竺迩后代，立于至正十六年（1356）丙申的《黑池德圣忠惠威显广济王神道碑记》中明言其为“秦国公之后”，名衔为“敦武校尉达鲁花赤阿都只”。在这一百年中，赵氏子孙一直都是东岳庙的虔诚支持者。

按竺迩长子车里（徹里、阔里）袭爵，同样尊奉道教，据赵世延追述：

予儿时常闻，戊午天兵之攻云顶也，先是宋将姚世安迁汉阳静应石像于此山。岁秋冬，汉繁清凉主僧亦徙悟空定真避乱，与静应同一龛殿。城既下，将士閧攫财帛。先伯元帅公独取静应像归其故里塔院，悟空亦复者。今五十三年矣，兹按部过繁[64]。

静应就是静应真君张天师，悟空为唐代翻译《十地经》《回向轮经》等的高僧章敬寺悟空。为躲避战乱，分别供奉于汉阳、繁县的静应张真君石像和悟空像被迁至云顶山，佛道同龛，供于一处。徹里攻破云顶山，独取静应真君张天师石像回故里（礼店元帅府）供养，而把佛教的悟空像留下，这个情节很能说明车里的宗教取向也是道教。这尊供奉于家族故里的静应真君张天师的掌故，赵世延“儿时常闻”，想来是长辈时常对其讲述，这也算是一种家庭道教氛围的熏染。后来，车里留下的悟空像重归繁县原寺庙，五十三年后，赵世延按部过繁县，应主寺僧人智深乞求，赋诗三首，咏赞悟空，并附跋文，叙其原委。

甘南属于游牧、农耕交界地区，草原文化对湫潭河池的崇拜非常流行，岷州等地五月初十至十一日有西池（观音湫池）之游，十三至十五日祭境内湫神。[65]赵氏世居甘南，热衷于建庙碑，祭祀湫潭河流之神，并屡次为境内湫潭河神向朝廷请封号。如现在位于礼县湫山乡上坪村的观音湫池，又称“观音圣水”，自古建庙祭拜，唐宋封为“通济正佑福安王”，按竺迩建立礼店军民元帅府以后，“□遇旱灾，亲帅同僚父老，诣山祈请”，赵世延又向朝廷祈请封号为“善惠王”，赵世延之子野峻台为至正年间所立《湫山观音圣境通济善惠王碑记》[66]书丹、篆额。

黑池位于礼店崇山峻岭绝顶之中，“有湫池，广里之余，其深未知几许”，其神为广济王，其庙为灵潭庙，历代均封号赐额，也是礼店有名的湫神，按竺迩后代阿都只至正十六年（1356）为立《黑池德圣忠惠威显广济王神道碑记》[67]。西汉水为嘉陵江上源，流经礼店，为境内大河，建有西江庙，赵世延为其请封号“灵济惠应文泽王”，并亲自撰写迎享送神乐章。因为赵氏世代热衷建立湫河神祠，当地庙祝也编造许多传说附会赵氏，称“（赵世延）尝有事于西江，有谒于神也，退而梦一异人，长裙幅巾，援图来见，视其图前，西山间有大蛇飞跃而上者，领服之际，红刻[68]有光，烂如也。觉而异志，占者曰：是升腾之象，神告之矣。既乃由郡牧历台省，率再六月一迁，以王公应梦是践，此岂偶然之故耶？”将赵世延晋升归于西江神护佑，把他与当地五代时的显宦王仁裕相提并论，仁裕梦西江神剖其肠胃，以江水浇洗，吞沙石篆文，从此文章焕发；又暗示赵世延推动复兴科举，促进文治都是归于“神人之所望于公者”[69]。

元代道教文昌大帝信仰的复兴也与赵世延有关：

自科举废而文昌之灵异亦寂然者四十年余。延祐初元，天子特出睿断，明诏天下以科举取士，而蜀人稍复治文昌之祠焉。是时，余在奉常充愽士，适蜀省以其事来上，予议榜其庙门曰：右文开化之祠。未几，今翰林学士承旨云中赵公世延方为御史中丞，移书集贤以闻，天子为降玺书，褒显神君甚渥，而祠文昌者日盛矣。[70]

延祐开科以后，与科举有关的文昌信仰在蜀中重新兴旺，赵世延以御史中丞身份积极推动此事，不久皇帝下诏褒扬文昌，文昌信仰开始在全国日益兴盛。后至元二年（1336），赵世延告老还成都，出资修建文昌帝君祠庙，称此事乃“积岁存心，愿莫之遂。若相神庥，敢披肝胆以勖”[71]。赵世延亦于此年去世，这是他生前最后经营的一件大事情，可见其对道教文昌信仰的虔诚。究其原因，文昌虽为道教神，但主管科举，事涉儒生事业，其信仰内核有许多三教合一的成分，这必然为喜文好道的赵世延所认同。

赵世延与许多道士有交往，写了不少和道教有关的文字，其子女也受他影响，信奉道教。玄教是元代具有特殊地位的道教流派，与朝廷政治关系密切。吴全节是元代著名的玄教道士，至元二十四年（1287）被征至京师，为玄教第一代宗师张留孙弟子，多次奉诏出祀岳渎山川。吴全节“稍长学道，弱冠从先师谒世祖皇帝，遂留不归。五十年间以天子之命祀名山大川，东南西北，辙迹咸至”。至治二年（1322）吴全节继张留孙为第二代玄教掌门，位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赵公世延、曹公鼎新、敬公俨、王公约、王公士熙、韩公从益诸执政多所谘访”[72]。吴全节不仅是道教高功，也积极推崇儒家，崇尚儒道融合，与士大夫交游密切，赵世延也与他有交往。吴全节七十岁时，顺帝命为其画像，朝中重臣为其题赞，这就是著名的《吴全节十四画像赞》[73]，以十四幅图配赞，表现其一生事迹。赵世延亦有一赞：《泰定四年丁卯代祀江南三山还朝醮于崇真宫作上清像云中赵世延赞》[74]。诸多道教宫观碑文也由赵世延撰文或篆额，如元统二年（1297）篆额《孙公道行之碑》[75]；延祐元年（1314）篆额的《均州武当山万寿宫碑》[76]；延祐二年（1315）撰文《大元敕藏御服之碑》（拓本见后附图1）：元成宗感异梦游于终南山，致御服于终南之万寿宫，致甘霖下降，赵世延撰文记之，赵孟頫书丹[77]；天历三年（1330）撰文、书丹大都东岳庙《昭徳殿碑记》[78]。泰定三年（1326）为崂山道士云岩子刘志坚撰写《云岩子道行记》[79]。又为武当山清微派道士张守清写《赠张洞囦祈雨歌》[80]。这些诗文、篆额多数为受敕撰写，也有因与道士交游请托而为，但没有深厚的道教修养，不可能写得出来。

晚年，赵世延养疾茅山。早在泰定元年（1324）赵世延就为《茅山志》写过序[81]，茅山为著名道教圣地，选择茅山为归老之地也与其信仰有关。虞集赠诗描绘了赵世延茅山隐居生活：“闻道乘闲入翠微，犹愁岚气湿人衣。道傍野树飞花尽，溪上春云作雨归。故旧钓丝轻在手，仙人棋局静忘机。赤松曾许同千载，拟向高秋傍鹤飞”[82]。赵世延也有数首咏茅山诗歌，或为隐居茅山时所作。这组诗歌题咏茅山道教胜迹，充满道教哲理和人生感悟，如《许长史井》：“因观长史阴阳井，始悟混元玄牝门。一勺三田勤灌溉，无根灵草自春温”[83]，许长史阴阳井在茅山玉晨观，诗歌从咏井出发，引深谈内丹修炼，把阴阳井喻为“其用不竭”的玄牝门，“一勺三田”是指以一息真气滋养上、中、下三丹田，“无根灵草”一句则喻内丹温养。赵世延平日所关注的道教养炼之术，无意间即从其诗歌中体现出来。又如《华阳道院石亭》：“华表柱头人易换，槐安国里梦初醒。何当借我东偏屋，静掩岩扉学炼形”[84]，隐居茅山的赵世延已经垂暮之年，宦海沉浮犹如南柯一梦，这种对人生的超然窥破态度，才能生出“炼形”向道的决心。

赵世延的道教信仰也影响着其后代，其子女均信奉道教。赵世延之女赵鸾，嫁给许有壬为妻，自幼受家庭影响，虔诚奉道，赵世延被人陷害入狱，赵鸾“年十三，即却荤肉，向北斗拜祷，凡三年，旦夕哭泣，至翳其两目，奸臣死，鲁公难解，目遂明如初”，朝拜北斗祈愿就是一种道教仪式。又能背诵《周易》，“诸阴阳家书皆能通之”，赵世延亲自教她筮法，能够用易卦占卜。[85]赵鸾“不自表襮，生长将相家，而服食约素，遇亲旧不择贵贱，一巽抑若寒门女”[86]，此正是赵氏信仰道教，家风谦退的体现，这与家庭环境和教育关系密切。

赵氏先祖在草原生活，除基督教外，也信仰萨满教万物有灵的多神论，所以对道教多神信仰有亲切感，接受起来没有障碍。礼店地区的龙潭湫神信仰本来就带有草原萨满教对森林湖泊信仰的成分，故汪古赵氏家族热衷于此。赵世延的道教思想则带有明显儒道融合的特点，他为道教一个流派净明教的《净明忠孝全书》作序时，认同此派以忠孝设教名义，认为这和儒家相通，“得无类吾儒明明德修天爵之谓欤”。他总结净明教宗旨是秉持忠孝诚敬为修道的门径和根本：“学者能出忠入孝，由存诚持敬为入道之门，服膺拳拳，无斯须之不在焉。一旦功夫至到，人欲净尽，天理昭融，虚灵莹彻，自得资深之妙，于以合天地，于以通神明，莫知其然而然，造夫大道之奥也，又何难矣。”[87]其所用皆儒家术语以阐明道教道理，尤其强调该书能“导民忠孝”。《〈茅山志〉序》文末引李玄静和唐玄宗对话：“道德，公也；轻举，公中之私耳。”[88]看来，除个人修真养性外，赵世延也从国家治道的角度来理解道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