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能令将种为书种”：赵氏家族的文武转型与赵世延的儒学、艺术成就

从按竺迩算起，赵氏家族最初两代是以武力著称，在蒙古兴起壮大的时代跟随太祖、太宗、宪宗四处征伐，从世祖忽必烈时代开始，赵氏第三代赵世延完成了从武功家族向文化家族的转化，这位出生于武功家族的贵胄子弟成了元代中前期著名的文士，史称其“天资秀发，喜读书，究心儒者体用之学”[8]。元代世祖时代开始，大型的征战渐渐减少，朝廷对天下的治理更依靠行政管理而非武力征服，以武功获得荣誉与权力的家族如果要在新的环境保持住固有地位，必须进行文化转型。在靠近礼县的陇西成纪，“国初邑人为立一石表曰：汉李将军故居。迂轩赵鲁公世延亦立一石表曰：唐谪仙李翰林故里”[9]。蒙元初年，人们记住的是能征惯战的汉将军李广，到了赵世延时代，他表彰的却是文采风流的诗仙李白。又如在四川合江有一个读书岩的名胜，赵世延晚年闲居金陵，专门为此写了一篇《先氏书岩记》：“合江之北有神臂山，呀然虚开，清窈竦深，广袤百十步，飞泉帘垂，列巘屏矗，岚光林影，映带左右，与尘凡逈隔，山之麓即先氏书岩。志云：铁泸城三里读书岩，父老往往过之闻书声，后神童先汪七岁至其地，曰：吾读书故处也。遂寝处其中，为九经注。”[10]这个传说里面岩石里传来的读书声、注解九经的神童先汪这些富有神仙与文化意蕴的情节一定打动了暮年的赵世延，写下这一优美的文章，引来虞集的一派感叹。这些细节很能说明元代由武到文的风气转变以及赵世延本人的价值取向。

考虑到并非每个武功家族都能在王朝建立后完成向文化的转型，这种成功的转型当然与赵氏家族对文化的一贯重视有关，据《大元敕赐雍古氏家庙碑》：按竺迩“虽积苦兵间，而敬礼儒生，恒戒军中无毁文籍”，其子赵国宝“虽出将家，自幼学问，雍容闲雅，容□甚都”，可见赵氏前两代虽在行伍征伐之中也比较重视文化，这虽有撰碑者谀辞夸大的成分，但不排除其中有可信的成份。碑文称颂赵世延：“中丞服膺诗书，动必以礼，高才姱节，负天下之众望”，赵世延历元代九朝，除政治上的功绩外，对文化的贡献也非常突出，确为元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

纵观家庙碑，除对赵氏武功业绩的记述以外，就是强调整个家族文脉的传承：“尊天子之命，考先王之礼，于报本始，教孝移忠之义，盖惓惓也。诗不云乎：以似以续，续古之人。斯可谓能似续者矣。”这就是强调赵世延是继承家族固有的武功和文脉传统。家庙碑这类文体一般要符合委托方的意思，撰写者程钜夫这样的说法也是符合赵世延的想法的，或就是出于赵世延的“授意”。对赵氏武功的记述基本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而对赵氏家族文脉相承的说法就更多出于赵世延对祖先的建构。有意思的是赵世延按自己的想象和意愿，塑造了一个重视文化，文脉相承的家族传统，以此来强调自己的文化地位不是出于“转型”而是出于渊源有自的“继承”，此乃所谓“能似续”的深意所在。赵世延是这一家族成功转型的代表，纵观其一生，虽未袭祖爵，但是以更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手腕、行政管理和文化艺术才能不仅巩固了祖先固有的地位，而且把家族的荣誉和权力推到更高的程度。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赵世延追述祖先业绩时当然愿意放大崇文的成分，以建构家族的文化系谱。建构崇文的祖先系谱可以使他的出身不仅只是赳赳武夫，而是文治风雅渊源有自、积累深厚，这样与广泛交往的江南士大夫在心理上就有更多认同。赵孟頫赠赵世延的《赵子敬御史志养堂》表达了江南士大夫对其家族由武而文的转型的认同：“能令将种为书种，可是斑衣胜绣衣”[11]。赵世延奉母之堂取名“志养”，典出曾子养亲之道，孝道是儒家斯文理想的重点，取名“志养堂”，寄托世延践行儒家孝道的理想。前一句赞扬赵母教子之道，虽出于武勇门庭，而能养成读书种子；后句“斑衣”用老莱七十斑衣娱亲的典故，赵孟頫借此赞扬赵世延能以武力功勋之“绣衣”世家，而行斯文孝敬之儒家理法之道。又陈垣先生指出：元贞元年，赵世延除江南行御史台都事，丁内艰不赴。当时丁忧之制尚未著为令甲，赵世延自愿践行儒家礼制。[12]

赵世延在当时是具有重要文化地位的人，家庙碑的撰写人程钜夫和书篆者赵孟頫也都是同时的文化巨擘，也是江南文化的代表人物，朝野目为文坛领袖。这一文章书法双美合璧的碑刻之所以能够完成就是得力于赵世延在当时文坛的广泛交游和重要地位，家庙碑从经营到成立经历了较长时间，碑立于至元三年丁丑（1337），此前一年赵世延已经去世。而碑文的撰写时间更早，碑文中称赵世延官衔为“中丞”，赵世延在仁宗延祐二年（1315）、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文宗天历元年（1328）在朝中三次出任御史中丞；家庙碑中赵孟頫结衔为“集贤学士、资德大夫”，延祐元年（1314）赵孟頫改迁此职衔，延祐三年（1316）已经迁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故家庙碑写于延祐二年或三年，此时赵世延在御史中丞任上而赵孟頫为集贤学士、资德大夫，同在朝中为官。程钜夫延祐初在朝为翰林学士承旨，是恢复科举讨论中的重要人物，建议科举经学主程朱传注、文章革唐宋宿弊，并起草贡举诏书。[13]赵世延在此期间领国子学，积极推动书院建设和儒家教育，志趣相合，与诸人交往甚多，故请他们撰书家庙碑和神道碑。二十多年以后家庙碑树立起来，此时三人均已不在人世，早在延祐三年程即因病南还退养，延祐五年（1318）即病逝，家庙碑为其晚年作品。赵孟頫至治二年（1322）卒，赵世延卒于立碑前一年的至元二年（1336）。

赵世延请程钜夫撰文、赵孟頫书篆，源于与他们交往的密切。至元二十六年（1289）在反对桑哥的斗争中，程钜夫为江南行台御史，赵世延为监察御史，都曾弹劾桑哥。[14]赵孟頫也因反对桑哥被世祖“命卫士批其颊，血涌口鼻，委顿地上。少间，复呼而问之，对如初”[15]。三人在世祖时代反对桑哥的时候已为政治盟友。而且延祐二年为元代科举首科之年，赵孟頫、赵世延、元明善同为此科读卷官，元明善为赵世延撰写《雍古公神道碑》大概也是这期间，因其中称赵世延为“参政”，赵世延延祐元年已为“中书参知政事”，延祐二年的官职仍为中书参知政事。[16]延祐二年左右，赵世延与程钜夫、赵孟頫、元明善同朝共事，政治取向和文化志趣都比较契合，所以利用交游的机会请他们撰写《家庙碑》和《神道碑》。

赵世延在文宗设立的奎章阁中担任大学士，和下一辈的文坛重要人物虞集、许有壬交往密切。奎章阁是文宗聚集文人学士，谈诗论画，编订典籍，咨询顾问的机构，荟萃了当时最优秀的士大夫。赵世延当时已年界七旬，是文坛的老宿前辈，以奎章阁大学士为阁中领袖之一。赵世延与虞集最重要的合作就是共同主持编撰《经世大典》，虞集还为赵世延作了《赵平章画像赞》，赵世延死后为哀辞二首悼念。赵世延与许有壬既是座主门生又是翁婿，赵世延将爱女赵鸾嫁给许有壬。至治元年（1321）赵世延受权相帖木迭儿陷害入狱，许有壬上书请予平反。天历元年（1328），赵世延退隐金陵，有壬撰《瑞瓜颂》贺其居所祥瑞。[17]此外，赵世延奖挹后进，朶儿只、同恕、韩性、陈旅、黄一清、李孝光[18]皆蒙其推奖，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者、官员，其中朶儿只为木华黎六世孙，脱脱子，后为中书左丞相。朶儿只从兄为拜住，英宗朝为丞相，与赵世延关系较好，权臣帖木迭儿欲置世延于死地，拜住屡言其无辜，令出狱养疾。同恕、韩性、陈旅在学术和教育上有成就。同恕有诗赠赵世延：“西台功最倚申卿，南省谘询待魏徵”[19]，把他比作魏徵；陈旅也称颂赵世延：“我相国平章公实唯元气之会，笃生大贤，以任斯道之重。故其仁足以泽物，智足以周天下之虑，而勇足以正邦国之纪”[20]；李孝光因赵世延为国老而能礼贤下士，为著《赵鲁国公政录》。[21]赵世延一贯重视振兴儒学教育，推动恢复科举。皇庆二年（1313）在陕西行台侍御史任上，建立鲁斋书院，聘请著名学者同恕领学事；并且在书院立张载、杨元复、许衡三先生祠堂。[22]至大年间，四川肃政廉访使任上的赵世延在成都积极恢复学校教育，“选秀民二十上下者，复其身，补弟子员。定章程，树令于学，以明经治行为业”，并划拨学田，“会其利入，岁以为赡学永业”。[23]延祐三年（1316），又捐俸禄在绵竹张栻故居兴建紫岩书院。[24]宋末战乱中被毁的蜀中儒学教育因此得以逐渐恢复。

在朝之日，赵世延因其学问与威望一再主政国子学，延祐元年（1314）三月，纲领国子学，次年八月，“增国子生百员，岁贡伴读四员”[25]，此当出其建议。泰定四年（1327）十二月，赵世延提调国子监[26]，推荐陈旅为国子监助教，深受学生敬佩，“居三年，考满，诸生不忍其去，请于朝，再任焉”[27]。赵世延还为程端礼的《程氏读书分年日程》作序，认为此书“广朱、真二先生遗意，述读书肄业法以惠承学之士……使家有是书，笃信而践习如规，一旦功夫纯熟，上焉者至于尽性知天，下焉者可以决科取仕”[28]，在他支持下“国子监颁示郡邑校官，为学者式”[29]，将此书推广全国。此书讲求读书之法，传朱熹明体达用之学，对后来教育和科举产生重要影响。程端礼有诗贺赵世延寿：“学究天人际，才兼文武资。诚心开白日，直节比朱丝。居有诗书乐，行无琴鹤随。周程传道脉，韩柳让文词。动静心能定，毫厘事不疑。人材深爱惜，民瘼极忧思”[30]，盛赞其儒学修养。唯世延崇儒，又好道，琴鹤相随的仙人逍遥境界正是他的追求，“行无琴鹤随”明显不符合实际，程端礼这样写不是他不知道赵世延的爱好，而是将其与“居有诗书乐”并举，极其隐晦地表达了希望赵世延摒弃驳杂，一心圣道。当然，这是追求淳儒境界的南方士大夫的想法。另一首《寿赵中丞诗序》是泰定三年（1326）赵世延出为江南行台御史中丞时，程端礼为赵世延寿所赋诗并序，认为他是一位能够热心书院建设，大力推动儒学教育的官员[31]，体现了南方士人对赵世延的看法。江东书院的学生也因赵世延支持书院教育，“受乐育之恩，作歌诗为公寿”[32]，并请程端礼为序。赵世延亦荐程端礼于国子监。[33]

赵世延尊礼儒家先贤，武宗大德十一年（1307），朝廷加孔子尊号“大成至圣文宣王”，四年以后命将诏令刻石立碑，立于孔庙、府学。皇庆二年（1313），时在陕西行台侍御史任上的赵世延再次书写诏书，并写有长跋，立于府学。此赵书加圣号碑并跋至今存于陕西碑林（元代府学旧址），跋文记述元代世祖以来崇祀孔子，武宗加封圣号，命天下学宫勒石及儒教有益于国家治道，圣道与治道相辅相成：“圣道之大，非国家无以表于无穷；国家之隆，非圣道无以康乂于有永”[34]。在国家儒家祭祀礼制上，赵世延也多有建明，仁宗朝许多孔庙的祭祀规制也是由他提出的：“皇庆癸丑，始从西台侍御史赵世延请，暨宋九儒升从祀”[35]，这是皇庆二年（1313）建言宋朝九儒从祀孔子。“延祐三年，仁宗皇帝在位，崇学右文，御史中丞赵公世延始言南北祭礼不宜有异，当升曾、思如典故。制曰可。”[36]这是建议升曾子、子思配享孔子。这些都得到仁宗皇帝认可。

赵世延又以学问威望主持经筵，天历元年（1328）三月，以赵世延知经筵事，虞集、马祖常等并为经筵官[37]，对皇帝讲授《资治通鉴》等儒家经典，探讨治国道理。赵世延死后谥号为文忠，根据《谥法》：道德博厚、勤学好问、慈惠爱民、愍民惠礼曰“文”，危身奉上曰“忠”，“文忠”这一谥号在传统社会绝不轻与，这是对一个士大夫一生道德文章的最高肯定。从谥号也反映出当时朝廷对赵世延儒学重臣地位的肯定。

赵世延的文学、艺术成就在当时同样为人瞩目，其文采深受几朝皇帝的推崇，受敕撰写许多寺观碑记及达官显贵的神道碑铭，数任御史，除负责编撰鸿篇巨制《经世大典》外，又撰《风宪宏纲》[38]，今佚，大概是讲朝廷监察制度。天历初，奉诏命撰写《御史台记》[39]；至顺三年（1332）九月，撰《察院题名记》。[40]

赵世延为当世所重，书法据后人评论：“书法微类文敏而逊其紧严”[41]，与赵孟頫同为当时大家，为许多朝敕立的碑铭书丹、篆额，今存其篆额尤多，似其篆书颇尤为当时所重。由赵世延篆额的碑刻如：现藏武威市博物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42]，位于元代全宁路（今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的《全宁路新建儒学记》、2011年新发现的《全宁张氏先德碑铭》，应昌路（今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应昌路新建儒学记》《应昌路曼陀山新建龙兴寺记》[43]，杭州《安晚轩记碑》[44]，武当山《大元敕赐武当大天一真庆万寿宫碑》[45]。至顺元年（1330），文宗皇帝、皇后受戒，诏世延于集庆殿以泥金书无量寿佛经[46]，可见皇帝对其书法推重。

赵世延在奎章阁为宿老，出入鲁国大长公主桑哥剌吉的天庆寺雅集为上宾，这些场合多为皇家的艺术鉴赏活动。古书画的收藏鉴赏及文艺雅集为当时皇家和一些蒙古贵族热衷，皆要邀请当代名公耆宿观赏所藏，题跋品评，赵世延以钜公雅人，品题为世所重，在奎章阁和大长公主的收藏中皆有题跋。[47]赵世延在全宁、应昌多有篆额的碑文，原因也在于全宁为鲁藩份地，以鲁国大长公主桑哥剌吉对赵世延的推重，所以碑文多由赵世延篆额。（赵世延著述、书法见后附表）赵氏书法为当世所重，以得其片纸只字为荣，有人得到赵世延为其题榜的“瞻绿”二字，非常兴奋，但不敢再有求记奢望，转而向赵世延女婿许有壬求记：“（西溪子仁彦宾）曰：‘仁得公翰墨为荣，元老尊严，不敢复有请，愿剖其义。’有壬伏观公之笔法遒严”[48]云云。柳贯谈及他看到赵世延等老宿书札手泽时的感叹：“某畴昔承乏班行，尝得瞻望诸公履舄之末光，今幸从公窃观翰墨于典刑沦谢之后，元贞旧臣独豫斋王公、迂轩赵公与公如大鼎之三趾，为四方之具瞻。”[49]赵世延是朝廷重臣、文坛老宿，他人以得其篆额、题榜为荣观，其笔下必然矜持，今所见碑刻赵氏篆额或为敕命，或为鲁国长公主所求，唯对僧道似不甚吝惜。

赵世延思想学术深刻地影响其后代。至正十年（1350），赵世延之子野峻台在常州任上，修复宋朝直言诤谏的儒臣邹浩之墓，以砥砺世风[50]，这与赵世延历任谏职，直言不讳的诤臣品格，以及撰写御史台、监察院题名的事迹遥相呼应，父子二人皆重诤谏刚直的儒臣风范。在黄州任上，放罢被诱为伶的民女[51]，也是儒臣循吏宽厚治民的德政，与一般蒙古、色目的地方官作风不同。野峻台、伯忽兄弟均能殉国难，应该与赵氏门风倡导儒家忠孝气节有关。其女赵鸾亦擅长书法，“能琴书，善笔札”。赵鸾墨迹存世有《题管道昇紫竹庵图》：“昔年种竹仙人子，拾箨曾书七卷经。日暮披图思寂灭，隔林钟磬至今听”，落款“应善鸾拜题”。[52]其女书法清逸，诗歌意蕴清旷出尘，与其道家修养有关。其子野峻台撰文、书丹《大元崖石镇东岳庙之记》，书丹、篆额《湫山观音圣境之碑》（拓片见后附图四），书法秀润，篆额尤好，有秦汉韵味，看来是继承家学。赵世延幼子购藏朱熹《白鹿洞赋》的稿本[53]，此亦继承家风，擅书之家往往也是书画名迹富藏之家，故崇尚先贤手泽，收藏观摩，富藏与擅书同为文化教养水平高的表现。

赵世延无文集传世，其诗文书法系年见附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