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啰兀之战

熙宁四年（1071）正月初一，种谔出兵，李宗师隶其麾下，随军进发。据《李志》：“与种公谔同进兵讨夏贼，俘获甚众，又破贼众于马护川。”这是叙述出征后的两件事情，按其叙述顺序，“俘获甚众”是指正月戊子为初二，即出兵第二天在抚宁堡受降，《长编》对此有记载：“（熙宁四年正月）戊子，种谔领兵次抚宁堡，敌有迎降道傍者，左右欲收其甲，谔曰：‘今为一家，彼此即吾人也，听以自随。’”[12]《李志》：“又破贼众于马护川”，此为次日种谔以三千奇兵在啰兀城北的马户川破西夏军队，《长编》记述得比较详细：“己丑，兵次啰兀城，敌帅都啰马尾与其将四人，聚兵啰兀城之北曰马户川，谋袭谔。谔谍知之，以轻兵三千潜出击破之。都啰马尾遯去，复与其将三人，驻兵立赏平。谔遗以妇人衣三袭，明日，遣将吕真率千人斥候。大风尘起，敌惊曰：‘汉兵至矣！’皆溃而走，遂城娄啰兀。”[13]参加马户川之战可考的还有当时尚为弱冠之龄的折可适：“从仲谔出塞，遇敌于马户川，贼有以年易公者，公索与斗，即斩其首，获其所乘马，追葭芦川，辄大俘获，遂有名行阵间。”[14]李宗师当时也在攻破马户川的行伍中。白滨先生认为，啰兀城当时虽在西夏手中，但其中并未驻兵，可能是座废城，其原因是城中无井泉，且孤城险狭，难于供馈。[15]后来，宋军弃啰兀城，粮饷供应无法保障也是重要原因。

西夏驻防军队主要在马户川，击破马户川的西夏军后，种谔在啰兀废城基础上兴筑堡寨。《李志》：“及招纳降附，筑啰兀城，以功进官二等，授文思副使，且俾提举本城兵马”，此处叙述墓主修筑、留守啰兀筑城的史实。在马户川取得胜利以后，宋军迅速筑起啰兀城，凡二十九日工毕。与啰兀、抚宁一起兴筑的还有永乐川、赏逋岭，以及接通河东道路的荒堆、三泉等堡寨，各相隔四十余里。韩绛希望借助这些堡寨将绥州与麟州、府州的道路打通，形成一条相互呼应的防线，把宋夏对峙的前线向无定河纵深推进，进取横山，同时掌控这些西夏曾赖以维持的茶山、铁冶、竹箭等军需物资供给地区。[16]这次行动河东奉旨命发兵参战，同时征发役夫修城、搬运粮饷：“河东经略司既发兵与种谔会，又承诏发兵二万给馈饷，由荒堆新路以趋啰兀城”[17]；又据体量河东事务的御史范育所言，“而三十万之民转饷于道，其资费五六百万……毁撤边障楼橹以充新城”[18]；又种谔令“雪中筑抚宁堡调发仓猝，关陕骚然，河东尤甚”[19]，俱可见河东在此次行动中负责了后勤物资运输供给。2012年陕西省府谷县新出土的《折克柔墓志铭》中记载了河东麟、府州军队参战的情况，“自正旦西征，次啰兀城，数与贼遇。公贾勇先登，斩获居多。军声大振，众方转战深入。主将属公独以劲骑百余，旁出二十里。夜破一强族，俘馘甚众，大军得无牵制却顾之患。粮道刍粟，飞挽不绝”[20]。麟、府州人马也是正月一日出兵，九日后与种谔会合于啰兀城，此时种谔早已攻下啰兀城，率领河东麟、府州人马的折氏家族折克柔、折克行、折继世等均参与了啰兀城对夏军事行动，但主要是保护馈饷输送。[21]但折可适是例外，他没有随府州军马行动，此前他应该就在种谔麾下，正月初一出征，与李宗师等一起参加了最早的马户川战役。种谔攻下啰兀城后，河东人马、役夫按计划前来会合，修筑堡寨，抵御西夏进攻。而尤其艰巨的是役夫及粮草军需的供应，河东调集了大量民力、物资，造成**，朝廷派御史范育前来体量调查。[22]

至此啰兀城之战宋军取得了重大胜利：“大小四战，斩首一千二百，降口一千四百”[23]。朝廷派内侍王延庆至延州军前抚问，据《李志》李宗师进官二等，授文思副使当在此时。李宗师接受种谔任命，负责防守新筑的啰兀城，而种谔自己回到绥德城：“种谔既城啰兀，分兵千五百人留副将李宗师守之，谔还军绥德城。”[24]《李志》所谓“且俾提举本城兵马”，就是指留下防守新筑啰兀城。李宗师参加的这次种谔指挥的军事行动从出兵到还军，前后凡三十五日：熙宁四年（1071）正月初一丁亥出兵，初二戊子抚宁堡受降，初三己丑破敌马户川，初四庚寅筑啰兀城，二月初三己未完工，前后共耗时二十九日。种谔还绥德城为二月初五辛酉，从出征到筑城而归前后共三十五日。此时自开始，从上到下，争议不断，但此时毕竟还是攻克并筑成了啰兀城。

宋军进筑啰兀城对西夏震动极大，当政的梁太后点集十二监军司人马大举反攻，同时向辽求援。西夏以重兵来争夺啰兀城，其策略是先迅速拿下与啰兀城互为表里的抚宁堡，孤立啰兀城。抚宁堡位于绥德城和啰兀城之间，具有重要军事意义，但啰兀城守不守得住，争议仍然大，韩绛、种谔坚决要守，知庆州赵卨、太原走马承受李宪等边臣认为不能守，双方争持不下。朝廷对此也拿不准，经过一番讨论，宋神宗再派张景宪、李评前往按视。[25]宋神宗还咨询从陕西回朝不久的郭逵，郭提出加强抚宁堡驻守的重要性：“上尝问宣徽南院使郭逵曰：‘种谔取啰兀城、抚宁二寨，或闻夏人复欲取之，当何如？’逵曰：‘愿速备抚宁，则啰兀城无患。’上曰：‘何也？’逵曰：‘昔夏人取灵武，先击清远，然后灵州失守。今抚宁地平而城小，戍兵不多，万一用前策，则必先取抚宁。抚宁破，啰兀城随之矣。’”[26]事实果然被郭逵言中，夏人正是先攻抚宁，拦腰斩断啰兀城和绥州的联系。二月十八甲戌抚宁堡陷，急攻啰兀。这时，朝廷派出的张景宪才走到半道，到鄜延时即上奏：“啰兀城据绥德百余里，邈然孤城，凿井无水，无可守之理”[27]。

抚宁围城之时，种谔在绥德城，欲调燕达、折继世往救，未及行而抚宁陷落。[28]抚宁失陷，啰兀城和绥德城的联系被切断，李宗师负责坚守的啰兀城孤立无援，西夏重兵围城，势在必得，防守任务异常艰巨。况且啰兀城以二十九日仓促筑成，其工程必然草率，据朝廷探视新筑堡寨的人报告：“所筑堡殊不坚完，但一土墙围尔。”[29]虽然堡寨不甚坚固，但依赖啰兀城险要地势，李宗师以三千士兵抵御西夏猛烈进攻，激励士卒，顽强坚守。《李志》：“贼以十万众围之，城中兵只三千，君曰：彼众我寡，强弱异势；彼若知我虚实，则必乘我矣。于是设奇计，张虚势，开门延敌，贼果疑而不敢逼。”李宗师之子李邦直也在啰兀城中协助其父守城，据《李邦直墓志铭》：“及大兵围啰兀逾旬，人心危骇，而兵卒以退，城卒以固，策略又有助焉。”[30]守城期间，有一个英勇不屈的宋军士兵的事迹被记录到《墓志》中：“当啰兀之被围也，贼执所得汉兵一人至城下，使以言诱降吾兵。其人复语城中曰：‘天子仁圣，不可负。坚守则莫能破矣。’贼怒，挥刃于口杀之。君俱白于上，谓死而不忘忠义，君子之所难，而匹夫能之，不重褒赏，何以劝忠？朝廷由是追赐死者，而官其子孙。”《长编》对此也有记载，可以与《李志》互证：熙宁四年七月“乙未，录延州振武副都头崔达子遇为三班奉职，赐其家绢百匹。初，达为西贼所执，驱之至啰兀城堡下，令呼城中曰：‘抚宁堡已破，可趣降’。达伪许之而反其辞，遂被害，边吏以闻，故追录之”[31]。崔达就是《李志》中被西夏俘获的那个士兵，上报追赏崔达的就是李宗师。

李宗师守城期间，朝廷对弃守啰兀充满争议，而韩绛也调兵前往解围，诸事条理纷繁，分而叙之。筑守啰兀期间，关于啰兀城是守还是弃的问题从中央到陕西前线官员意见不同。朝廷主张坚守的主要是宋神宗，宋神宗此时对西夏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是啰兀城之役的实际谋划推动者，赋予韩绛两路宣抚使的重权，指挥对夏军事行动，即所谓“得旨出师”[32]。派范育体量河东，也是宋神宗怀疑吕公弼、张问沮坏堡寨修筑。一直到后来决定弃啰兀等堡寨，宋神宗仍认为“绥、麟通路在理可为”，“啰兀城非不可营，但举事仓猝为非”。[33]王安石不是很赞成对夏攻势，他引用魏徵的话“中国既安，远人自服”，吴充说：“先于治内”。[34]在是否弃守问题上，王安石认为“筑堡则致寇”？“倘不需筑堡运粮，则存而守之无害”“陕西人力疲困，难于供馈”，实际主张弃守。[35]陕西前线宣抚使韩绛、知延州吕大防、书写宣抚司机密文字杜诩、种谔等人贯彻宋神宗的指示，积极推动啰兀等堡寨兴筑。而河东经略司吕公弼、王庆民等人均认为啰兀城不可守。[36]前已言知庆州赵卨、太原走马承受李宪亦言啰兀城不便。朝廷派出奉旨体量河东的范育，按视啰兀城、抚宁城的张景宪、李评都认为不可守。张景宪认为啰兀城“邈然孤城，凿井无水，无可守之理”；李评使还，亦言：“入鄜延界询求啰兀城利害，无一人言便者，乞速毁废，以解一路之患。”[37]当然，啰兀城中苦苦坚守的李宗师未必知道高层对啰兀城弃守的争论。

虽有很大争论，但宋神宗主张进取坚守，所以啰兀守城计划继续执行，直到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事态发展方向：韩绛调庆州兵解围激起兵变。啰兀围城告急，韩绛命庆州出兵牵制。由于征调急促，人不堪命，二月二十四日庚辰，广锐军士卒拥吴逵发动兵变，关陕震动，此距抚宁城陷落仅六日。朝廷忙于应付，急命郭逵知永兴军，处置紧急事态。[38]变生腹心，朝廷无暇继续坚守，最终在三月十八日癸卯，诏弃啰兀城。[39]《李志》：“虏知城不可拔，因请和。忽有暴风自南来，尘埃蔽天，虏疑有援兵至，引众遁去。同时筑者七城，皆不能守，独啰兀赖君以完。”西夏最终未能攻下啰兀城，可能已经先行撤退；宋军决定弃城是变生肘腋。西夏的战略是不强攻城，攻城非西夏强项。转而攻击宋军补给线，围城打援；如果宋军撤退，就尾随邀击。由于庆州兵变，朝廷权衡利害，主动放弃啰兀城。李宗师成功坚守啰兀城直到撤退，故墓志铭所言“独啰兀赖君以完”是符合实际的。朝廷决定弃啰兀时，啰兀城尚有李宗师所部三千人和大量粮草辎重，此时韩绛、种谔皆因出兵不利，撤职待罪，朝廷令鄜延帅赵卨处理善后。赵卨派都监燕达接应啰兀城李宗师部撤退：“卨遣达以兵即于啰兀城援取戍卒军资辎重以归。贼邀官军，且战且走，所失亡多”[40]，撤退中宋军遭到西夏军队邀击，损失很大，但最终还是安全抵达。据此，李宗师应该率部和燕达会合后撤出啰兀城，保护辎重人马，完成善后撤退。

李宗师是啰兀城之战从出军、筑城、坚守、撤退完整过程的亲历者，《李志》完整翔实记载了啰兀城之战的过程和细节，皆可以与《长编》《宋史》等互证发明，对了解宋夏之间啰兀城之战颇有帮助。此后较长一段时间，李宗师仍留在陕西宋夏前线任职，据《李志》：“君在延安，贼犯境者一十九次，君每将兵锋追奔出寨，骑卒无伤。幕府上功，君居多焉，迁左藏库副使。”破啰兀城李宗师已升为文思副使，此时又升一级为左藏库副使，官品仍为从七品。《李志》：“时初置河朔诸将，修备讲武”，“朝廷知君忠勇可用，遂除河北第三十五将”。河北置将为熙宁七年（1074），计“三十七将，二十万兵”[41]。在此任上李宗师参与了朝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熙宁九年（1076）二月，郭逵为安南招讨使伐交趾，此前的熙宁八年（1075）十二月庚戌，“发河北第三十五将赴桂州，第十九将驻潭州，以备广西经略司勾抽策应”[42]，李宗师正在此河北三十五将任上。李率部赴桂州，就是南下参与即将展开的交趾之役。次年二月，郭逵为安南招讨使，李宗师为郭逵在陕西的老部下，此南下桂州参战又隶郭逵麾下。李宗师参与交趾之役，《李志》并未叙及，却见于同一地点出土的李宗师之子李邦直的墓志铭：“内园君被命驻兵安南，尝染瘴疠，君侍于侧，昼忘餐，夜忘寐。”[43]交趾之役，郭逵军染疾疫，损失惨重，“时兵夫三十万人，冒暑渉瘴地，死者过半”[44]，虽然交趾投降，但宋军伤亡太大，无异于一次败仗，郭逵因此坐贬。据《李邦直墓志铭》，李宗师出征染疾，正可与传世文献相印证。估计此次南下，染疾卧病，也没有太大战功，故《李志》不叙。两年以后，升正七品的西染院使，调任京东第五将，其驻扎地为郓州。[45]寻知安顺军，又差同管勾河东沿边安抚司公事。秩满，再任同管勾河东沿边安抚司公事，而转升两级为内园使，仍为正七品。元丰六年（1083）九月，李宗师给朝廷的一个奏章，谈到管内麟州、丰州弓箭手因阙食借官府钱谷的事情：“管勾河东缘边安抚司李宗师言：‘体量麟、丰州弓箭手借官钱谷，实以阙食，乞住催纳。’从之。”[46]元丰七年（1084），李宗师以疾终于此任上，享年六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