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文换武

墓主李宗师，《宋史》无传。据《李志》：李宗师（1021—1084），字希先，陕西冯翊人。以恩授太庙斋郎，历官凤州两当主簿、丹州司户参军、京兆府醴泉尉、坊州宜君令、耀州美原令、知延州敷政县事，宋神宗即位覃恩改太子中舍，赐五品服。熙宁二年（1069），由当时在陕西任边帅的郭逵之荐换武资，授供备库副使、延州东路同巡检使、兼安定堡寨主。[3]太子中舍为无出身者迁转官阶，正八品，李宗师恩荫入仕，就是走这种无出身者迁转官阶，这种无出身者再往上转官比较困难，故墓主选择换武资，希望以军功博取更高功名，换授从七品的供备库副使。“赐五品服”就是“赐章服”：北宋前期四品、五品官服绯，佩银鱼袋，称为章服；官品未及服绯，朝廷特许改转服色，许服绯，为赐章服。墓铭：“文不我试，武思奋庸”，就是说墓主以文换武这件事。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郭逵即以宣徽南院使同知枢密院事为陕西四路沿边宣抚使[4]。治平四年（1067），种谔袭取绥州（今陕西省绥德县），这是神宗初年宋朝进攻西夏的一次重大行动，此后数年宋夏双方围绕绥州进行了反复争夺、谈判，宋夏掀起新一轮军事冲突。当此朝廷用人之际，似乎很多军功进身的机会向中下层士人展开，李宗师以郭逵之荐换武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完成的。熙宁三年（1070）四月，西夏发兵两万来争绥州。五月，郭逵令诸将合击，大败西夏。此年，李宗师知绥德城，或在郭逵破夏人战役前后。绥德城是当时宋夏争夺的焦点，地位极为重要，而且朝廷对是否坚守绥德城意见并不统一，一直有大臣主张弃守，比如文彦博。熙宁二年（1069），朝廷就曾下旨同意西夏以安远、塞门二寨换绥州，“迁其刍粮，不尽者焚之”，郭逵“匿其劄不行”，这才保全绥州，得以筑城，名之曰绥德。[5]郭逵冒抗旨的风险保全绥德城，可见其战略地位的重要，而且绥德城的安危关系到西北防御的战略方向选择，是极为敏感的地方。李宗师能够出任这个重要职位，负责绥德城的防务，可见郭逵对他的信任。

熙宁三年九月，韩绛为陕西路宣抚使，韩绛来到陕西，积极治军备战。“及绛至陕西，即募强劫贼盗及亡命罪人为奇兵，又分番汉兵为七军”[6]，知清涧城种谔领其一军。十一月，韩绛、郭逵意见有分歧，郭逵不主张贸然兴兵，也不信任种谔。韩绛认为郭逵阻碍军事。朝廷诏郭逵赴阙，调离陕西，韩绛由陕西路宣抚使升为陕西、河东两路宣抚使[7]，权力进一步扩大，给边帅赋予如此重大的权力，显示朝廷在陕西展开对西夏攻势的决心。十二月，韩绛谋划进击，“于是绛驻延州，命谔往城啰兀，听以便宜招纳讨击，领兵二万出无定川，四路经略司皆毋得干预，诸将听谔节制”[8]，又令河东发兵与种谔会合。河东府州折氏也是积极倡议修筑啰兀城的边将。这次行动的重心就是进筑啰兀城，并增修延边堡寨，进取横山，以居高临下之势，压迫兴、灵西夏军。横山位于今陕西西北部，为桥山北麓，是宋夏之间的军事要地，夺取横山是出于宋将刘平的《攻守策》，后来成为宋朝西北边帅的传统见解，而西夏也把横山作为保障安全的生命线，宋夏双方在此地区争夺激烈。[9]啰兀城位于绥州北面，又称罗瓦、罗兀、娄，在今陕西榆林市南镇川镇榆溪河西石崖地上，地理位置处于横山东麓，绥州和银州（米脂）之间，是经营横山的军事要地。曾在西北主持军事的沈括谈到啰兀城创建、地势：“抚宁旧治无定河川中，数为虏所危。继隆乃迁县于滴水崖，在旧县之北十余里，皆石崖，峭拔十余丈，下临无定水，今谓之啰瓦城者是也。”[10]据白滨先生考证，“啰兀”是西夏语音译，意思是石头城。[11]宋神宗初年对西夏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就是从绥德城、啰兀城的军事行动开始。熙宁四年（1071）正月，战役正式展开，李宗师此时以副鄜延路将领的身份在种谔麾下参战，整个啰兀城之战的抚宁堡受降、马户川之战、攻克啰兀、二十九日筑成啰兀城、留守抵抗西夏啰兀围城等事件均为李宗师亲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