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麦克卢汉及其同人

有一个迹象表明麦克卢汉依靠合作的程度。他只有三本书是没有合作者的：《机器新娘》（1951）、《谷登堡星汉》（1962）和《理解媒介》（1964）。其余所有的的书都是与他人合作完成的：《媒介即是按摩》（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With Fiore，1968）、《地球村里的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 in the Global Village）（With Fiore，1968）、《透过消失点》（Through the Vanishing Point）（With Parker，1968）、《逆风》（Counterblast）（With Parker，1969）、《从陈词到原型》（From Cliché to Archetype）（With Watson，1970）、《把握今天》（Take Today：The Executive as Dropout）（With Nevitt，1972）、《作为课堂的城市》（City as Classroom）（With Hutchon & E.McLuhan，1977）。与他人合作的书中，还有一些是他去世后才出版的：《媒介定律》（With E.McLuhan，1988）和《地球村》（The Global Village）（With Powers，1989）。1970年独立完成的《文化是我们的产业》（Culture is Our Business）基本上是《机器新娘》的更新版本。1967年出版的《言语·声象·视象探微》 （Verbi-Voco-Visual Explorations）是《探索》（Explorations）杂志第8期的修订本，这本杂志是他和卡彭特[1]合编的。1960年，他还与卡彭特合编了《传播探索》（Explorations in Communication）。

然而，还有一个相反的迹象，显而易见地说明他并不是从合作者那里受益过多。我们意识到，《谷登堡星汉》和《理解媒介》的影响力大大超过其他书。这是他独自完成的两本书。事实上，看一看他后期的著作，就可以发现，虽然它们继续提出一些新的例子，但是其中的洞见、暗喻以及它们说明的媒介关系，在他撰写的第二本书和第三本书里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这些东西有：“地球村”“冷和热”“ 光透射对光照射”，当然还有“媒介即讯息”。《媒介定律》的内容有一半是例外，不过其中“再现”这一条定律在《地球村》和《理解媒介》“过热媒介的逆转”那一节里已经登台亮相了。“提升和过时”这两个观点，说的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媒介被另一种媒介取代，它们显然是麦克卢汉自始至终的主题，尤其文字使口语过时、电子使文字过时这两个观点，是他始终关注的主题。

《数字麦克卢汉》可以被看作这样一本书：它审视当前的数字电子环境（electronic digital milieu）如何取代早期的大众电子环境（mass-electronic milieu）。在这个过程中，早期的大众电子媒介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过去的书面文化（literate culture）也通过个人电脑和网络应用而得到再现。并非一望而知的是，麦克卢汉及其生前的合作者写书时，彼时的电子媒介仅仅是数字电子时代（electronic digital age）刚刚扎下的根子，而数字电子时代本身还处在诞生的边缘。这个新时代是一只单向变化的大众媒介的幼虫，尚未羽化成为数字蝴蝶的幼虫——如果你让自己的比喻插上幻想的翅膀的话。

我们不能断定，麦克卢汉与他人合作的书里，每人各自写了哪些东西。但已如上述，这些书里的洞见已经见诸麦克卢汉早期独著的书中，因此，为简略起见，在本书的探讨过程中，我征引和参照他们的观点时，都称之为“麦克卢汉”。当然，在紧随的括号里，我还是会注明是合著（比如McLuhan & Fiore，1967）。

当然，他的合作者独著的有关他的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意味深长的是，只有他的一位同人的一本书比较明显有助于我们理解数字时代。这就是卡彭特的《那个幽灵给我沉重打击！》（Oh，What a Blow that phantom Gave Me！）。实际上，在这一类著作中，这是本书征引的唯一一本有助于理解数字时代的著作。至于早期的麦克卢汉评论，令人遗憾的是，通常都存在严重而突出的误解。乔纳森·米勒（Jonathan Miller）的《麦克卢汉评传》（Marshall McLuhan，1971）就是这样一本书。他一本正经地说，麦克卢汉用“热”字来描绘不完全的、低清晰度的媒介。这真是南辕北辙、指西向东。本书要指出这样的误解。

除了合作者和批评者之外，有一群为数不多但是在不断增加的作者，他们应用并拓展麦克卢汉的成果。尼尔·波斯曼（如1985，1992）挖掘了麦克卢汉研究的阴暗面。他认为，无论电视的内容多么富有新闻价值和教育意义，无论其内容的文化含量是多么厚重，电视底层的讯息对理性、礼貌和许多好的文明的东西，都具有破坏性。詹姆斯·柯蒂斯（James Curtis）的《摇滚年代》（Rock Eras，1987），用媒介四定律来分析摇滚乐。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的《消失的地域》（No Sense of Place，1985），发展了麦克卢汉这个观点的社会政治含义：在电子速度下，生活使工作和艺术、工务和休闲的界限模糊不清。

许多这样的学术研究都相互联系、互通声气。作者之间的友谊保持到今天。我认识柯蒂斯，是因为我给他的大作《作为复调的文化》（Culture as Polyphony，1978）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技术与文化》（Technology and Culture）杂志上（1979）。我注意到，他说俄国和美国南方的文化是“冷”的和声觉的，于是开始和他通信，并成为朋友。他的《摇滚年代》不仅运用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四定律，而且阐述了我提出的四定律——进化的四“轮”。我这四“轮”将在第15章“数字麦克卢汉”里讨论。

从1975到1978年，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的研讨班上，梅罗维茨与我临座。这个博士点叫“媒介环境学”，由波斯曼主持。我们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从细节问题的激烈争论发展到终生的友谊。我们认识到，我们对媒介世界的看法基本上相似。我们核心的视野是从麦克卢汉那里学来的。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把这样的视野与卡尔·波普尔[2]哲学和和唐纳德·坎贝尔[3]的进化认识论糅合起来，甚至与阿西莫夫[4]科幻小说中技术可能性的逻辑分析结合起来。而梅罗维茨却把麦克卢汉与社会学的观点糅合起来，尤其与高夫曼（Ervin Goffman）的公共面具和私人面具联系起来。梅罗维茨的《无地域之感》写得太早，不可能完全抓住数字时代飘然降临的势头。他评价的主要是电视，而不是电脑。然而他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各种大众电子媒介正在淡化的区别和边界。这是一场宏伟的序幕，揭开了数字时代向守门人展开正面进攻的壮举。这也是本书的一个重大主题。

尼尔·波斯曼不仅是我攻读的博士点的精神领袖，而且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他对电视和电脑持尖锐的批判态度，我的意见与他相左。我认为，它们对我们的文化大有裨益，比他说的要好。而且，它们的效应也很不一样。我常常说俏皮话，我是他的老师，他是我最不争气的学生——学生班门弄斧，向老师兜售自己的媒介理论。但是，深究之下的真相却与玩笑大相径庭。是他告诉我们，为何要认真研究麦克卢汉。他的风范，鹤立鸡群，过去如此，现在亦如此。

实际上，他本人及其博士点，在我个人与麦克卢汉的切磋和友谊中，起到几个至关重要的标志性作用。我非常欣赏与麦克卢汉的交往，我们认识的初期他尤其令我获益匪浅。我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媒介环境学评论》（Media Ecology Review）上。这份杂志由纽约大学媒介环境学博士点主办。文章题目是“细说互动媒介之冷热”（“‘Hot’and‘Cool’Redefined for Interactive Media”，1976）。主题是：媒介冷热有别，广播之类的单向消极媒介和电话之类的双向积极媒介的冷热机制不同。文章明确指出，在我们这个更加典型的数字互动时代，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有新的用途。

1977年，我在《如此等等》（et cetera）上发表了两篇与麦克卢汉相关的文章。这份期刊由国际普通语义学会主办。波斯曼刚刚接手任其主编。一篇是《玩具、镜子和艺术的形变过程》（“Toy，mirror，and art：The metamorphosis of technological culture”，et cetera，34，2：151—167）。文章提出一个完整的原创理论，说的是媒介的发展阶段。这个理论与麦克卢汉的关系，与数字时代的游戏、工作和艺术的关系，我在本书第11章里做了探索。同一期的《如此等等》里还有麦克卢汉的文章《媒介定律》，我给这篇文章写的序文也同时刊出（这一期如今成为经典，里面刊发的文章还有梅罗维茨的《中部地区政治的兴起》，说的是后肯尼迪时代政治英雄的瓦解）。我有缘写这篇序文，是由于波斯曼的厚爱。他把麦克卢汉的稿子给我看，听我的意见，叫我把想法写下来。序文发表前当然要送麦克卢汉过目；不久，我在纽约与他邂逅。这是我们几年通信和互访的开端，可惜我们的交往只有短短几年。或者是我去多伦多看他，或者是他来纽约看我，包括一次在我主持的会议期间的会晤。那是1978年我在费尔莱·迪金森大学举办的“媒介四定律研讨会”，唱主角的是他们父子两人，马歇尔和埃里克。

我注意到一种矛盾，似乎是难免的吧。我原来拜读富有远见卓识的作品，对其作者钦慕至极，一旦见面，方知他们也平平常常。书文作者也好，歌曲作者也好，似乎都能够在专业创作中倾泻出精华。然而见面谈话时，他们却没有达到你的期望值。我见面时看到的马歇尔·麦克卢汉却是光彩夺目的例外。我们在他的住宅区散步时的聊天，在餐桌上的闲谈，在电话上的交谈，在开会休息时交换的意见，无不闪耀着他的智慧光芒。他妙语连珠而洞见横溢，狂言无羁又不无道理。他言如其人，文如其人。他的言谈和书简、书文，一样精彩纷呈。实际上，有时闲聊中他随口抛出的一句话，往往浓缩了大量的双关诙谐，可能还要胜过他的文字表达，可能会澄清他书中不能说明的问题。因此，在这本书中，有时我将他在聊天时抛出的连珠妙语略举一二。

如此继续聊天的机会，随着他1980年的去世而结束了。当时，我的文章《麦克卢汉与理性》（“McLuhan and rationality”，1981a）已经发排，却是在他去世后由《传播学季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夏季号刊出的。另一篇文章《麦克卢汉在进化语境下的贡献》（“McLuhan’s Contribution in an Evolutionary Context”）在《教育技术》（Educational Technology，1981b）里刊出，也是在同一年。

1986年，我的文章《麦克卢汉和计算机会议》（“Marshall McLuhan and Computer Conferencing”）由《电气电子工程师研究院专业传播会议文集》（IEEE Transactions of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s）收录。该文完成于1984年8月，是我第一次参加网上讨论会两个月以后写的。这次讨论会由西部行为科学研究院主持。我上网用的是一台凯普洛二型CP/M个人电脑和一个300波特的调制解调器。文章大意是，麦克卢汉遭人诟病的、豆腐干大小、互相交叠的文章风格，实际上是一种“连线”形式的风格，是电子文本的风格。迫于当时媒介环境，他的风格被囚禁在纸上。这个媒介环境还没有跟上麦克卢汉思想的多维视野。就我所知，这是把麦克卢汉和数字时代的表达方式联系起来的第一篇文章。我们可以把这篇文章当作本书的种子。

在《思想无羁：技术时代的认识论》（Mind at Large：Knowing in the Technological Age，1988b）这本书里，我首先讲作为知识体现和载体的技术，其次才讲作为传播媒介的技术本身。它的研究范围和主题，都受到麦克卢汉的思想激励，虽然其风格与他的著作不同。所以，我在题记中把书献给他。我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981c）和加拿大的《周六晚》杂志（Saturday Night，1988a）发表文章，指出典型的对麦克卢汉的误读。他去世后，这样的误读有增无减。我在《周六晚》的文章里还讨论了另一个问题，也是本书谋求阐明的问题：我认为，说麦克卢汉没有永恒价值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1990年，《传播学季刊》发表了我的文章《麦克卢汉的空间观念》（“McLuhan’s Space”）。这是论文和书评兼而有之的文章。我评了四本书：菲力普·马尔尚的《麦克卢汉：媒介与信使》（Marshall McLuhan：The Medium and the Messenger，1989）、麦克卢汉父子的《媒介定律》（1988）、麦克卢汉与鲍尔斯（Bruce Powers）合著的《地球村里的战争与和平》（The Global Village，1989）、莫利纳罗（M.Molinaro）等人编辑的《麦克卢汉书简》（Letters of Marshall McLuhan，1987）。我率先指出，麦克卢汉所谓的声觉空间正是我们现在的赛博空间。1993年，《连线》杂志发表了我这篇文章的修订稿（有删节）——它在报头上把麦克卢汉供奉为“先师圣贤”。接下来的两年里，《连线》又发表了我的6篇文章。麦克卢汉成为其中3篇的主角（Levinson，1994a，1994b，1995c）。

如今，麦克卢汉与数字时代的相关意义已经牢不可破，只是人们对他的探索和应用才刚刚开始。

1998年3月，斯特拉特（Lance Strate）在福德姆大学组织了一个“麦克卢汉研讨会”。尼尔·波斯曼、约书亚·梅罗维茨、詹姆斯·柯蒂斯与会，我亦出席，到会的还有20余位学者，有的人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受到麦克卢汉思想的激励。《数字麦克卢汉》主要是那个时候写作的。我在会上宣读的论文，题目是“轻飘飘的热线传播，凉悠悠的文本”（“Way cool text through light hot wires”，1998c），文章是由本书第9章改写的。会上宣读的论文，相当一部分触及甚至比较充分地论述了麦克卢汉的现实意义，说明了他的思想与新媒介研究的相关性。我大力推荐会议的论文集，该书由斯特拉特和瓦克特尔合编，可能将在2000年出版。[5]

《数字麦克卢汉》评估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下一章）。接着，我将研究他的十三种重要洞见，看看它们对我们的新世界有何启示；我们在创造这个新世界的路上已经步入坦途。

现在，人们重新发现了麦克卢汉——虽然他从来没有真正被世人遗忘。我猜想，论述他的书籍，延伸他研究的探索，会越来越频繁地涌现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把他富有创见的著作作为手头必备书，具有特殊的意义。对他的阐释，包括本书，必然是对原著的重铸，如果对他的某些重要思想有所忽略，那是在所难免的，正如他的某些要点会更加鲜明一样。

所以，《数字麦克卢汉》尽量引用麦克卢汉的原话，虽然偶尔也引用别人一些得体的阐释。

我把这本书当作与他继续进行的对话。我也有一锤定音的时候，但占上风的总是他……“我不解释，我只探索”

[1] 埃德蒙·泰德·卡彭特（Edmund Ted Carpenter，1922— ），加拿大人类学家，麦克卢汉思想圈子的核心成员，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20世纪50年代与麦克卢汉共同主持跨学科研究小组，主办《探索》杂志，著有《那幽灵给我沉重的打击！》。

[2]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英国哲学家，赞同反决定论的形而上学。代表作有《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科学发现的逻辑》《开放的宇宙》《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等。

[3] 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1918—1996），美国实验心理学家、进化认识论、国家科学院院士，曾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代表作有《进化认识论》。

[4] 伊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1992），美国最著名的科普作家、世界顶级科幻小说作家，提出“机器人：定律”，著作近500种，要者有“基地系列”“机器人系列”数十种，获奖难以计数。

[5] 该书已于2005年出版，书名是：《麦克卢汉的遗产》（The Legacy of McLuhan，Strate & Wachtel eds.，Hampton Press，New 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