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全书布局
下一章讨论的是麦克卢汉的方法论问题。我们届时考虑的将是他这些东西:探索先于解释;用暗喻说明问题,而不是用逻辑说明问题;用小包装表现思想,常常是用几段话,基本不超过七八页。严格地说,这不是麦克卢汉对媒介影响的洞悉,也不是他估量媒介影响的工具或观念。这只是他与读者打交道的方法。这种方法与人们网上交流的方式很相像,人们发表意见时一般只有几段话。网页上热门链接的题目和短语很像是粗体字,麦克卢汉的书里到处都散布着这样的装饰。在考察他的方法时,我们发现他是时代的先知,他在书页的紧身衣中奋力用电子模式传播信息。这是水银泻地一样令人吃惊的方式。它与我们的智慧之轮是协调一致的,而当时的媒介里面,还没有这样的智慧之轮。
接下来,我们转向麦克卢汉整个议题中最核心的洞见,转向他最广为人知却最难理解的断语:媒介即讯息。其意图在于引人注意这个命题:使用一种媒介时,它对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比个人用这个媒介具体做什么更加重要。人们开始打电话、听广播、看电视、用网络的时候,世界就一次接一次地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一般不是由于他们所说、所见、所闻的内容引起的——所有这些东西都被无情地碾压成一个论点:内容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稍一思索就知道,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没有内容的媒介——世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因为如果没有内容,它就不成其为媒介。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pp.23-24)中把电能作为例子,说它是“单纯的信息”,换言之,电能是没有内容的媒介。不过,接下来他又恰当地说明,电光的内容是它照耀和显示的东西。就是说,电灯泡显示某一种东西,这种东西的显示程度就是电灯光的内容。没有节目的电视作为媒介对我们是没有影响的。就像没有独特程序的电脑一样,它只不过是有趣的垃圾而已。事实上,早期的许多个人电脑就是这样,当上网变得至关重要时,由于缺乏上网的能力,它们就成了垃圾。电脑缺乏程序,网络上也缺乏程序所发送的内容。这些程序是电脑在新环境中发挥媒介功能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换言之,内容对“媒介资格”(media-hood)是必备的条件。
互联网照亮了另一条路径,使媒介的内容帮助我们去理解媒介本身。麦克卢汉努力揭示通常隐蔽的媒介向度和媒介效果。我们之所以注意不到这些东西,那是因为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内容之上,从而把底层的媒介视为理所当然。他认为,旧媒介被新媒介取代时,才突然更加显著,更加吸引人,从而成为研究的对象。他早期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经验告诉他,电影把小说的叙述结构作为内容以后,这种结构就突然跳入了公众的意识之中。20世纪60年代,电视对电影的影响与此相同。这个时期,大学创办了电影学院,以便去研究所有家庭每天24小时能够在电视上看到什么内容。在他去世以后的十年里,录像机第一次把电视的结构和组织方式转换成为内容。人们看录像时的注意力,被转移到广告和编程的关系上(可以在录像机上使用快进键跳过广告),转移到对录像时间的细腻处理方面(人们可以在录像带结束之前几分钟就关机,因为末尾的几分钟是广告占用的时间)。人们的注意力,还可以转移到过去看电视无法控制、不得不毫无批判地接受的电视节目的其他方面。
但是,到了新千年的时候,互联网摆出了这样一副姿态:它要把过去一切的媒介“解放”出来,当作自己的手段来使用,要把一切媒介变成内容,要把这一切变成自己的内容。开始的时候,互联网的内容是文本。到了20世纪90年代,它扩张以后就包括了图像和声音。到了世纪之交,它又提供了网络电话、在线音频播放(RealAudio)、在线视频播放(RealVideo)。互联网证明且暗示,这是一个宏大的包含一切媒介的媒介。这将是本书自始至终的主题之一。
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说麦克卢汉的“声觉空间”和“无形无象”之人(Discarnate man)。我们将考察互联网总体上的影响,看看它对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彼此的关系有何影响。麦克卢汉首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拼音字母和印刷机对人的影响。这两种媒介鼓励我们把世界看成是一连串分离的源头和碎片,使我们与之拉开距离。合上书就是与书拉开距离的例子。麦克卢汉认为,这种抽象的、序列的视野取代了过去的“声觉”方式。按照过去的“声觉”方式,我们对世界的感觉是同时完成的,我们把周围的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觉得我们自己和世界互相渗透,世界是我们的延伸,我们也是世界的延伸。他断言,电视正在再现这样一种感知方式。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电视屏幕显示的总是相同的东西。但是,让我们觉得电视是“声觉”的,那真是难乎其难,无论他怎么常常引用托尼·史华兹(Tony Schwartz,1973)的话来说明问题:电视把眼睛当作耳朵。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赛博空间使这个问题很容易地解决了。
因为电脑屏幕邀请我们参加的空间确实是无处不在的。然而,电脑屏幕的空间和电视屏幕的空间不同,从潜在的可能性来说,它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们通过使用它来创造它,就像前文字时代的声觉空间一样。而且,置身赛博空间的观念并不是和我们的直觉直接对抗的。相反,置身于电视空间的观念确实与我们的直觉相悖。在网上的生活,从此地到彼地,我们的感觉就是在那个空间中移动。这种感觉,是我们看电视换台时难得有的感觉。因此,揭开赛博空间的面纱,说它像声觉空间,有助于把这两种空间说清楚。
赛博空间的公民是虚拟的公民。这就是说,我们的血肉之躯在我们与它的互动中不起作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并不是真正置身于赛博空间。麦克卢汉注意到,我们打电话、听收音机、看电视的时候,就产生这个“无形无象”的效果。他想弄清楚,这对我们的道德观念有何影响。但是,打电话的经验和另外两种经验是非常不同的。因为打电话的时候,双方都被“发送”出去了,而肉体是没有出去的。看电视的时候,只有电视上被看的人是“无形无象”的,看电视的人并不是“无形无象”的。从互动性这个路子来看,网上的人也和电话上的人一样,失去了血肉之躯。事实上,我们在本书里会自始至终看到,数字时代深深地扎根于电话和印刷术之中,就像它扎根于电视之中一样,虽然数字时代是从屏幕上走进我们的生活的,而屏幕又是我们在看电视时就熟悉了的东西。
第六章和第七章,集中讲数字革命对地缘政治的影响。麦克卢汉说,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把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这个观点的逻辑是一看就懂的。地球村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比喻。在麦克卢汉所有的比喻之中,这是被人们引用得最多、最恰当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在电视上看美国的超级橄榄球赛,村民在村里的球场上看本地的橄榄球赛,这两个赛事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村子里的生活,比看电视当消极观众的生活,显然要更加丰富多彩。球场上的观众可以彼此交往,也可以和球员互动。实际上,球员有可能就是村民自己。这样的观众和电视观众是两码事。电视观众是孤立的家庭。他们和电视上的东西保持着距离,这个距离是无法压缩的。又一次,互联网完成了麦克卢汉的比喻,使地球村成为成为现实。网上地球村的村民,只要有一台个人电脑、一条电话线和一个浏览器,就可以居住在任何一个地方,就可以和别人聊天、可以搜寻新闻,而不是被动地坐在电视机前接收新闻。而且一般地说,上网的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交换信息,很像小村庄里村民和球场上的观众一样。格里菲思[1]粉碎了剧院里的台口,把放映机从剧院的符咒中解放出来,使之能够靠近银幕。同样,互联网粉碎了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把看电视的人装在魔瓶里,使人不能在起居室里给电视输入信息。
电脑屏幕到来了,它不仅接受信息,而且发送信息,在家里,在办公室里,在全球各地。这证明了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的另一个判断——信息的散播正在创生一个新的权力结构:“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广播电视网也启动了这个使中心瓦解的进程。它们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播放信息,播放新闻,打入家庭和办公室,甚至打进汽车旅馆。从获取重要信息这个角度来看,最好的游览观光房间,既可以是荒原小路边的茅屋,也可以是纽约市的一间宝屋或豪华写字间。重要的只有一点,这个房间要有一台电视机或收音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传播效果滥觞于第一张全国性的报纸诞生之日,虽然报纸并不是立即投递到读者手中的)。但是,广播信息的源头还是由少数广播网控制的。在电视时代,广播公司总部是货真价实的中心。
到了互联网时代,凡是有网页的人都可以发布新闻,而且是国际性地发布新闻。于是,广播公司对新闻的把关终于开始退潮。1997年8月,我获悉黛安娜王妃不幸去世的消息,是有人在互联网上转发给我的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公告。虽然一些有线电视台很快就跟了上来,但是美国的主要电视网参与报道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同样,关于克林顿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风流韵事的斯塔尔(Kenneth Starr)报告(独立检察官办公室/ Office of the Independent Counsel,1998),是原原本本地在互联网上向全世界发布的。与此同时,广播电视上却只能摘取其中的片段而已。一天以后,报纸才来得及把报告登出来。
数字时代的非集中化不仅适用于新闻。亚马逊网上书店经营不到三年,就成为世界上第三家最大的图书销售商(见Nee,1998)。当然,它内部有一个集中化的公司结构。但是,从它给顾客提供的书籍来看,这个结构和顾客是没有关系的,哪怕是最大的实体书店都会很不一样。就是在最大的书店里,上架的图书也只能有特定的数量。相反,亚马逊网上书店的书架空间却是无限的,因为这个空间是虚拟空间。
在许多情况下,就像政府影响经济活动的力量一样,从个人电脑及其赋予人的力量来看,公司影响经济活动的力量正在消融。微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不可能使其“视窗95”取得彻底的胜利。多年来,为了维持其浏览器在市场上的主要地位,它也一直在苦苦挣扎。在这两种情况下,用户个人的喜好占上风,而不是大公司的计划占上风。政府起诉微软以限制其力量之所以大可不必,其原因就在这里。非集中化已经使权力受到限制,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非集中化是微软自己的作茧自缚。非集中化的力量比公司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实际上,凡是懂得麦克卢汉的人,都觉得政府起诉微软的官司是滑稽可笑的。这是政府堂吉诃德式的一搏,说明它剩下的那一点管制商业的权力,已经少得可怜了。它所指控的垄断本身就产生相反的效果,这个效果已经使信息产业中的垄断过时。政府对微软的起诉,是堂吉诃德在用长矛向网络风车发起冲锋。
麦克卢汉对媒介的考察,不仅是要看媒介对产业、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而且是要看它们如何对付和使用我们的感官,就是说要看它们对我们的心理影响主要是落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它们社会影响的基础所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从数字时代对全球的教益转向一个新的课题,我们要看看每个人与电脑屏幕、电视屏幕和书籍发生的一对一的关系。
对麦克卢汉而言,我们感知每一种媒介内容的具体方式,不仅约束着我们如何从这一媒介求得信息,而且对我们从它得到什么信息也有约束。再者,这种感知方式对媒介的总体社会影响也发挥约束作用。我们对媒介的感知有如下一些具体方式:每一种媒介表现信息的方法,或者是文字的,或者是物质的,信息在其中表现的强度和清晰度也是不一样的。他发现电视和彩绘玻璃窗需要相同的感知方式。信息都是由玻璃背后的光线激活的,都是穿透玻璃以后到达我们的眼球的。于是,麦克卢汉给电视下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它吸引并迫使我们注意,几乎像催眠术一样使人着迷,几乎像宗教一样强烈,因为我们的感官和大脑对“光透射”的邀请,就是这样做出回应的。彩绘玻璃窗——我还要加上蓝天——构成了这种感性魅力。绘画、书籍(浓墨重彩装饰的手稿除外,它们是中世纪在纸上模仿的光透射媒介)、报纸和电影不具备这样的魅力。相反,它们把内容传达给我们是通过反射的光线——反弹回来或者反射到旁边的光线。因此,仅仅是在这个感知特征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电视比书籍和电影略胜一筹。既然电脑屏幕也通过“光透射”运作,所以它们既保存了电视感性魅力的优点,又传达了书籍的长处。
“光透射”可能是麦克卢汉的比较尺度中最不出名的尺度。正如“声觉空间”和“无形无象之人”一样,它仅仅是在媒介理论家的圈子里才有知音。但是,它从来就没有达到“地球村”那样的偶像地位,也没有获得符咒的魅力——具有这种魅力的是“媒介即讯息”。“冷媒介和热媒介”是一个感知方式的比方。“冷”和“热”是麦克卢汉从爵士乐借来的俚语,指的是媒介的高清晰度和低清晰度。这个比方走上了一条独特的路子。20世纪60年代中期,它曾经是一颗明星,至少和“地球村”“媒介即讯息”一样齐名,和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是,1980年麦克卢汉去世以后,它很快就不再时髦。今天,它几乎披上了一层迷人的、古董一样的铜绿色。几十年来,它有一以贯之的特点,这就是围绕它而产生的大量的误读。这些误读和“媒介即讯息”这一误读产生的原因,是不一样的。这个观念本身存在固有的困难,或者叫未经说明的细腻之处。
“冷热”观念的要害是,“热”媒介喧闹、明亮、清晰、凝固(“热”或曰高清晰度),在感知者身上引起的参与程度低。相反,“冷”媒介轻柔、阴暗、模糊、变动不羁(“冷”或曰低清晰度),要求比较高的参与度。麦克卢汉的冷热划分有这样一个心理逻辑,我们被迫而且是受**去更加用心——被卷进去,以便填补低清晰度、低完成度的媒介。因此,我们在几行诗上花的时间,可能比在几行散文上花的时间要多一些。看政治漫画比看清晰的照片,要花费更多的心思。电视小屏幕上闪烁不定的形象,比电影院中大银幕上清晰的形象,更加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电视这个例子显示了冷热二分法的优劣长短。它揭示一个道理:电视把我们拽进它冷的形象里,去看屏幕背后究竟是什么。这个效果和它作为“光透射”媒介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吻合的。不错,电视屏幕又小又模糊,电影院银幕却不是这样。按照麦克卢汉的解读,电影院银幕不仅是光照射的媒介,而且是“热”的媒介。然而,如果再仔细追问,电视的参与度为什么比电影的参与度高,我们就注意到,二者在另一个重要的尺度上不一样。这个尺度是:电视在家里,24小时都可以看;电影只有在电影院的银幕上看得到,只有走出家门花钱买票才能看得到。这一点差别又足以说明,为什么看电视比看电影容易上瘾。这个尺度上的时间差别,和“冷对热”“光照射对光透射”的比方,都没有任何关系。
其他非感性因素能够说明其他媒介的冷热效应。麦克卢汉指出,广播和唱片(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高保真”),比电话传达的声音要丰富得多,因此它们要冷些,要求人们参与的程度也低些。然而,电话却邀请人们深度参与,这里有一个更加实际而明白的理由:和听广播和唱片不一样的是,打电话的时候,电话线的另一端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积极参加交流的人。不管广播和唱片冷也好,热也好,它们始终都不能确保人们像打电话那样积极地去参与听。原因很简单:广播和唱片对听众反馈的声音,是充耳不闻的(当然,也有这样一个例外,有人给电台打电话时,电台就得到反馈——但那是由于电话的介入,广播才成为互动媒介的)。
广播给冷热二分法构成另一个问题。广播这个只有声音的媒介怎么可能是热的,而提供视听节目的电视却是冷的呢?只有声音总不如视听双管齐下吧?也许,我们可以稍加限定来回答这个问题:冷热二分法用来分析同一类媒介时,效果最好。最好是把电影和电视、散文和诗歌、漫画和照片进行比较,而不是把跨类别的媒介进行比较,比如广播和电视跨了类别,就不适合比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面对着一个无法逃避的结果:冷热是衡量媒介效果的一个相当变动不居的标准,(也许,就它给清晰的东西加上使人清醒的逆转来说),冷热二分法既澄清问题,又使人迷糊。
然而,冷热二分法能够说明的问题,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书将他这个观点和其他的观点收入考察的范围,那是因为我们需要一切能够得到的帮助,以便推进我们对新兴的数字时代的理解。自从在线文本公开亮相以来,它都一直比书籍、报纸更加容易使人上瘾。早期的“计算机信息服务公司”(CompuServe)和“源头”(Source)等商业系统的上网费以小时计。财力难以承受的人每个月得花一千多美元,可是他们还是要去上网。能够在网上和别人交流——有时同步,一般不同步——当然是主要的吸引力。但是,这里有一点什么东西具有强烈的**力。在那些原始的、低清晰度的屏幕上,阴暗背景上有一点亮度的字母,和今天明亮的屏幕相比,那真是既阴暗又单调。就是这样的东西,居然使我第一次上网时觉得麦克卢汉和他的冷媒介光芒万丈。那差不多是15年前的事情了。
这个**力就是出版吧。写东西通常是想发表的——可能日记除外。我们的第十章将要转向社会舞台。麦克卢汉说,复印术使每个人成为出版人。我们将考虑,网络对他这个命题有什么影响。最初,他这个说法当然有一点夸张。就是最廉价的纸皮书也比最清晰的复印手稿感觉更像是书。手握复印“出版物”的人,没有通畅的渠道把它们发行出去。在这两个方面,网络把手稿和出版物的差别抹平了。凡是具有超文本标记语言(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知识和网页设计感觉的人,都可以制作网页、发表东西,并且使之和巨型网络公司制作的东西一样引人注目。网络是一个普世的发行系统,凡是有浏览器的人都可以看到。不过,这场出版革命还没有一锤定音地完成:亚马逊网上书店搞的是销售,而且卖的是传统出版的书籍,而不是网上制作的书籍。
手捧印刷装订的书心情愉快,这是怀旧的表现吗?我们这些与印刷书籍一道成长的人,难免有怀旧情绪。这种怀旧情绪是否还有更加深层的满足感呢?永远固定在书页上的文字,总是能使我们得到满足。我这本《数字麦克卢汉》将探讨怀旧和满足这两个因素。我想这两个因素都在起作用。当前,围绕书籍的变革旋风,都是向着一个总的方向前进:媒介中传统的守门人都被席卷而去,都被压倒了。古代传播手段是用手写的时候,守门人是教会,它要守住神圣的、不太蒙恩但值得保存的文本。印刷机把教会这道门拿掉了,但是它却装上了政府这扇门。稍后的企业也装上了一道门,来控制新兴的信息流。到了20世纪,广播电视使信息流急剧增加,但是政府和企业把关的势头继续维持,丝毫不减——事实上其权威性还有所增加,因为出书比制作电视节目的成本低得多。有线电视问世之前,在电视上露脸的可能性寥寥无几。麦克卢汉抓住复印术,认为它是扭转这个潮流的难得的机会。他是对的,甚至可以说他有先见之明。数字时代由谁来守门的问题,将是这样的:网络不可能预先对信息进行分类,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什么东西最适合阅读、观看和收听这个问题,公众是指望由守门人来批准呢,还是自己寻找并批准一种和原创者更加直接的关系呢?
第十一、十二、十三章考虑的问题是,信息数字化如何改变我们所谓“最好”的观念本身。我们将考虑数字化与工作、游戏和艺术的内在联系。麦克卢汉不仅具有善于使用妙语的天才,而且他目光敏锐,善于从他人的语言中挑选这样的妙语。他常常引用巴厘人的话,“我们没有艺术,我们把一切事情都干好”。在电子时代,他看到声觉空间和地球村。同时他看到,前工业时代细心和尽善尽美的工作目标正在卷土重来,因为人们越来越容易获得专家的知识。正如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个人数字时代(personal digital age)给人的实惠,超过了大众电子(mass electronic age)时代。在个人数字时代,我们不仅可以每天24小时获取信息,而且可以得到应用知识的手段。借助这些手段,我们对社会做出贡献,我们可以同时干若干种工作,我们同时干的事情会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在一天24小时的任何时候工作,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工作,包括我们的家里。
上述工作能力的提高,盖源于个人电脑。同时,个人电脑是孩子们玩电子游戏的地方,是我们上网冲浪去玩耍和赚钱的地方。在第十一章“从物役到役物”里,我们将考察数字化时代出现的新现象:工作和游戏差别的模糊趋势。我们将考察这个现象的背景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在刚刚过去的电视的经典时代,新闻和商务确实混合起来了(以广告的形式)。但是,电视时代没有提供多少渠道,让人们直接购买商品和服务,它根本就没有提供任何渠道,让人们直接在家里生产和销售。在那些岁月里,工作大体上只能在离开家的地方进行,在物质的、公共的场所进行。和这样泾渭分明的情况不一样,从一开始,个人电脑就是工作(文字处理、数据管理和通信)和游戏的载体。实际上,DOS(工作)和Macintosh(玩耍)的两极应用模式,就抓住了这种双重功能。视窗系统将这两极整合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DOS和Macintosh的区别,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如果和电脑及其之前的任何媒介相比,DOS和Macintosh的区别算不了什么。诚然,好奇心消磨殆尽时,网上冲浪的乐趣是否还会继续下去;在网上灵活的环境下所干的工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是否会更加美好;能够在家里工作以后,家庭生活是否各方面都会更加美好——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经济水平强劲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失业率下降。这说明至少在网络最发达的国家,工作和游戏最新的混合正在产生美好的收成。
第十二章考察的,是工作和游戏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的另一端,尤其要考察麦克卢汉这样一个观点:过时的技术成为艺术。他警醒世人,技术处在高峰期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看不见的。由此推断,我们可以说,一切技术都像高速旋转的风扇叶子,不小心的人可能会割破手指头。他注意到,另一种技术取代一些老技术的部分功能,并且开始在幕后起作用时,技术运转的机制突然就变得一清二楚,仿佛是被推到了舞台的中心。一个表现是,正如我们讨论“媒介即讯息”时看到的,旧媒介成为新媒介高清晰度的内容。例子有:小说是电影的内容,电影是电视的内容,几乎过去的一切媒介都是互联网的内容。
本章考察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之所以欣赏被新技术取代的旧技术,并不是因为它们的产量或功能,纯粹是由于我们从感受旧技术中得到了乐趣。麦克卢汉最喜欢用的例子是地球本身。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Sputnik)围绕地球旋转时,我们第一次获得了离开地球看地球的视角。于是,地球成为一种艺术形式,成为一个令人称奇的美的客体,成为一件必须总体上保护好的美好事物,仿佛大地女神盖亚(Gaia)成了濒危物种。我也有两个很喜欢的例子(读麦克卢汉的主要乐趣之一,就是你可以找出你自己的例子):熟食的美味和敞篷汽车的凉快。火腿、腌牛肉和用其他方式处理的食品,曾经是为了保存而加工的,其目的是实用。电力制冷技术发明以后,保存食品的效果好多了,这时候消费加工的食品,完全是为了品尝其味道。与此同时,人们开始使用敞篷汽车,以求夏天凉快。到了20世纪60年代,空调汽车几乎把敞篷汽车淘汰个一干二净。到了80年代,敞篷汽车又杀了个回马枪。玩车人图的是“cool”,但这个“cool”不是物质意义上的“凉”,而是派头上的“酷”。
一个又一个媒介离开了传统的立足点,成为互联网上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指望,公众把媒介当作艺术欣赏的程度会相应地增加。报纸印刷的外观正在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只要把报纸的头版和一百年前的样子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手写的文字在印刷时代变成书法艺术,也是这个道理。电视出现在连接着键盘和鼠标的屏幕上以后,我们不仅可以在新的环境中看到它,而且还可以使其轮廓具有可塑性。它吸引我们去摆弄屏幕窗口的大小和形状,去探索它和其他窗口的关系。实验的结果会提高我们的觉悟,使我们认识到电视形象底层的审美价值和结构。我们在这个方向上已经迈出了一小步,我们已经对50年代的情景剧进行了重新的包装,把它们作为有线电视上的“经典”剧目,我们在片头加上了评论,说明其喜剧意义。例子有《我爱露西》(I Love Lucy)、《蜜月新人》(The Honeymooners)。美国有些地方差不多有100个有线电视频道。和20世纪50年代只有几个电视频道的情况相比,现在的频道大大增加了。然而,互联网提供电视频道的潜力才是多得难以穷尽的。也许,用不了多久,它会使有线电视成为“低度数的互联网”。
麦克卢汉所谓艺术性,是这样一个转变:我们从不假思索地使用旧媒介转变为以批判的态度去欣赏这些旧媒介。但是,这个转变的结果就一定是纯粹的社会改善吗?换句话说,即使互联网确实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关注典型的艺术活动,这是否就一定是巴厘人所谓把一切事情干好呢?
第十三章考察的内容是:我们在数字时代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有什么确实变好的前景。一方面,迅速获得多种多样的信息,使我们能够把研究工作干得更好,因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可能会横跨医学、法律、学术和许多工作领域。另一方面,和血肉之躯的人握手之前,在可以触摸到的东西被搬动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虚拟的领域中获得了成就感,就觉得和虚拟现实产生了联系,尽管这样的感觉是幻觉,或者至少是不完全的感觉。
前工业的巴厘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把一切事情都干好,但他们绝大多数的自我估计都有如影随形的自欺成分。这可能是因为,在他们那个世界里,工作任务的数量不多,花在每一件任务上的时间相应就多一些。与此相比,在工业时代里,人们的任务要多一些,时间要少一些。因为能够对资料进行有效的数码加工,所以我们用来完成每一次任务的时间,就可能多一些,因为我们检索信息的速度加快了。而且,由于能够完成更多的任务,所以我们对相关任务的全局有一个更加宏观的把握。这个大背景是非常有用的。迄今为止,我们走得很顺。我们在巴厘人的路上似乎已经步入坦途。
但是,许多任务在物质世界里的根基,是无法压缩的,其时间框架也是难以摆布的。这个根基是数字冲浪遭遇到的无处不在的锚链,随时都可能会把我们从虚拟的冲浪中拽回到踏踏实实的土地上。毕竟,互联网把苹果从加利福尼亚运到伦敦的速度,并不会超过最快的飞机。它对苹果生长所需的时间也无能为力。末了,我们很可能不必把每一件事情都办好,我们可以让一些人把一些事情办得更加好——这也不错吧。
展望未来使我们进入本书的最后两章。在这里,我们看到麦克卢汉从导游到解说员的历程。他已经去世30 年,但他还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导游,也是我们走向未来世界的解说员。他控制着自己,不去对未来做系统而详尽的描绘,这和他不解释、不做大而无当的理论表述的一贯作风,是完全一致的。更恰当地说,他的特长是一头扎过去,像大海捞针那样去再现闪光的明珠,以便展示海面上当前的情况。于是,我们就有了“地球村”“声觉空间”“彩绘玻璃窗”这些闪闪发光的明珠。它们首先照亮了麦克卢汉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世界。如今又照亮了我们生活的数字时代,这是个刚刚开始的时代。不过,麦克卢汉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两个价值连城的思想工具,可以给我们的未来之旅导航。一个工具是“后视镜”,我们借以警惕感知方面的错误,警惕旅途上的陷阱。另一个是“四元说”(tetrad)或“媒介四定律”,我们用它来揭示可能的防护盔甲,看看它们与过去和当下的媒介影响有何关系。
后视镜是第十四章的主题。和地球村一样,这是麦克卢汉最容易理解也是最有力的洞见之一。实际上,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后视镜。我们进入未来,可是我们的目光却看着过去——说得多么好啊。后视镜这个比方恰如其分地抓住了媒介的影响。起初,电话叫“说话的电报”(talking telegraph),汽车叫“无马牵引的马车”(horseless carriage),收音机叫无线电(wireless)。可是,这两种技术都大大超过了字面上的意思——电话冲破了我们家庭的隐私,汽车使产油国拥有力量,广播成为举国同步的大众媒介。以上这些老名字都没有抓住这些影响,因此这些标签反而干扰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看不见这些媒介里的一些关键的发展。
互联网在后视镜中是看得最清楚的。批评它的人可能会把它当作电视屏幕,爱好他的人(包括我自己)倾向于把它看成改进了的书籍。然而,它是许多媒介的混合与转换,是书籍、电视和其他媒介(比如电话)的混合与转换——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因此它远远不只字面上这点意思,它和以前的任何媒介都迥然不同。这就是事实,虽然这个事实还有待充分证明。后视镜不能告诉我们互联网是什么,但是它可以提醒我们注意,不要被镜子中看到的刚刚过去的东西迷惑住了。如果只看后视镜,或者常常看后视镜,而看前面的道路时只匆匆一瞥,如果只看前面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那就可能很快翻车,甚至更惨。
麦克卢汉的“四元说”或“媒介四定律”又换了挡。它不光是给我们警示,叫我们看未来时取下过去的有色镜子。而且更进一步向我们说明,去掉镜子以后会看见什么。他说,对任何一种媒介及其影响,我们都可以问四个问题:(1)它提升和放大了文化中的什么东西?(2)它使什么过时,把什么东西推上显赫的地位?(3)它再现了过去的什么,它在刚刚过去的领域里再现了什么东西?(4)(在此,媒介四定律投射到未来的)这个媒介达到潜力极限之后,它逆转或摇身一变成了什么东西?比如,广播提升口头传播,使之跨越很长的距离。它使文字传播的一些东西过时,比如使作为新闻发布主流媒介的报纸过时。它再现了前文字时代口头传播的一些主导地位。它逆转成为声音和形象的广播——电视。反过来,电视这个新媒介也可以这样来考察。它提升了远距离的即时视觉传播;使只有声音的广播的一些特征过时,比如它使广播连续剧和肥皂剧转移到电视上;再现了由于广播兴起而过时了的东西,比如卡通;逆转为……逆转为我们尚未完全看到的东西;不过,寡头的网络电视已经逆转为许多种互相交叉的媒介,比如有线电视、录像机和互联网,这倒是毫无疑问的。
在我们神游的最后一章即第十五章里,我们将用媒介四定律分析早期数字时代里的新媒介,我们尤其要注意它们可能逆转的一些领域。互联网是传播的民主化,它嘲笑守门人。在媒介四定律的下一条定律中,它会逆转而为电影《飞船奇兵》(Starship Troopers)里那种网络吗?在这部电影的网络里,人们的选择是虚假的,网页上每一个热点都通向一个预制的信息垃圾堆,这个网络由政府或者另外的什么中心权威来管制。如果不像《飞船奇兵》,还会不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呢?既然数字时代释放出来的离心力很大又很快,而且即将成为普世的力量,那么,这些离心力会不会把媒介定律这个四轮车紧紧拽住,使之不可能倒转车轮进入一个极权主义的过去呢?
媒介四定律是麦克卢汉博士工具袋里一种独特的工具。我们用它来给媒介做保健工作,看媒介的健康状况、心跳和预后。这个工具比麦克卢汉的其他观点都更加系统——历史中的每一种媒介都要受制于这四条定律。虽然如此,这些定律还是开放的、多向度的。每一种媒介都有四种功能:提升、过时、再现和逆转,都可能转换成许多东西或效果。电视再现了洞穴画、广告牌和报纸漫画。它不仅逆转为互联网、有线电视和录像机,而且逆转为全息术、可视电话(可视电话当然也是电话逆转而来的许多媒介之一)等许多媒介。显然,麦克卢汉试图用这些定律创新,创立一种近乎媒介通用理论的东西,一种没有僵化和局限的理论——可惜僵化和局限通常是理论创新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然而,他从来就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
他只完成了两篇论述媒介四定律的小文,就不幸于1980年去世。直到1988年,他这些定律才首次对世人登门造访。此时,经过一波三折,以《媒介定律》(Laws of Media)为书名,由他及其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署名的书,才得以出版。
媒介四定律对我来说也有着特殊的意义:我给他关于四定律的第二篇文章(“Laws of Media”,et cetera,1977)写了一篇序。我当时还在读博士。虽然已经详细研读过麦克卢汉的著作,那篇序文还是给了我一段非常振奋的时间。我不仅重温他的书,而且和他通信、通电话,偶尔还在纽约或多伦多和他会面。
媒介四定律不仅是本书的出色结尾,而且给这篇绪论画上了一个恰当句号。在这里,我们把麦克卢汉放在他的同人、合作者和有志于推进其研究的学者之中。
[1] 格里菲思(D.W.Grifith,1875-1948),美国电影界先驱,他使电影成为一种能够表达思想感情的艺术,贡献卓著,成果丰硕,举世公认。代表作有《一个国家的诞生》《党同伐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