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乡疏离与乡居菁英的流向城市
废科举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即中国的城乡渐呈分离之势。传统中国士人以耕读为标榜，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继而到城市为官。旧制做官的读书人，或候缺或丁忧或告老，多半要还乡。新制则“学生”与城市的关联越来越密切，而与乡村日益疏远；大学（早期包括中学）毕业基本在城市求职定居，甚至死后也安葬在城市，不像以前一样要落叶归根。前者不止是人员的流通，它还意味着信息、资金等多渠道的流通，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后者实际意味着以前整个社会的循环流动在很大程度上逐渐衰竭，并走向中止（这当然有个过程，且各地情形不一）。
废科举后不久，即有人担心，“吾国官无大小，所居者城市也。今日大声疾呼争权利以兴学者，皆城市之民也”。官立和层次较高的公立学堂也多在城镇，即使“偶有一二富乡，搜集种种捐款，建设一二学堂，所教者绅族也、富室也；林林万众，裹足不入”。若“长此不改，一二年后，城市大乡，贵族学校林立，官可以报绩，绅且据以自豪”，而乡间恐怕“除百一绅富家外，大多数学龄童子皆将不识一丁”。乡村“读书种子既绝，而市民、非市民之阶级，由此永分：市民之学堂日益增多，非市民之负担日益增重；市民有权利而无义务，非市民有义务而无权利”；其潜在的祸患难以量计。[1]这一担忧与前引举人李蔚然的观察是吻合的。
二十多年后，黄炎培总结说，科举制在历史上的好处，即在使“贵族教育移到平民教育身上”；科举既废，教育本应更加平民化，然兴学校的结果，“转不免带多少贵族教育的意味”，为“科举时代所料想不到”。主要即体现在“学校的设置既偏于都市，学费的征取更足使中等以下社会人家无力送他的子女就学”。[2]教育的城乡差别当然并非只有负面的结果，有些人反可能从中获益。安徽乡间私塾尚未沾染口岸风气的传统蒙学教育，对少年胡适就曾大有帮助，使他得以在上海的新学堂连续跳级。[3]但多数人对新学堂的体验似不那么理想。
传统教育不仅投资极低，其“应用”亦甚广，低层读书人多可留在本地任塾师或从事一些地方事务。而新学制不仅教育成本激增，产出之学生却多显得“无用”。民初山西五台县永兴村的乡民即说：
民国的书房，真是讨厌！娃们念的书，今年这样，明年那样，换的真热闹，也不见念成一个。看人家前清时候，书房里念的书，不只是哥哥念了兄弟还能念，就是爹爹念了儿还能念，爷爷念了孙子还能念哩。书老不换，人家还进秀才、中举人；现在书倒换的勤，也不见念成一个呀！[4]
也许新学堂教科书的更换频繁这个现象在山西特别明显，太原县的前清举人刘大鹏更早就注意及此，他说：“乡村之学堂，现名为国民小学校。儿童所读者，皆是教科书。然教科书之本，亦无一定标准，年年更改。”[5]刘成禺所见则相反，在他眼中，后来的新学校才是“无论贫富雅俗，小学课本，教法一致”；传统童蒙教育的内容却是有差别的：各蒙馆最初多授以《三字经》、《千字文》等，但书香世家此后就开始传授“四书”白文，逐渐过渡到八股试帖一类“举业”；而“市井乡村贫穷儿童”等则继之以《四言杂字》一类，期“能识日用字，写柴米油盐账而已”。[6]
这些不同的观察不排除地区差异的存在，但在很多地方，教育是否那样重实用也还值得进一步考察。前引《申报》之文就指出，旧时蒙馆所教读者，从方块字、《三字经》到五经古文等，“读书数十种，费时五六年”，多为“所学非所用之物”，除“号为士者，尚称有用”外，其余“为商为工为农者，则于此等书籍毫不相关”。作者认为，如此“误人子弟之教法，一经道破，无有不恍然思返者”；但实际的情形是，由于“相沿已久，人竟深信不疑，绝不究其实效之如何”。该文将此归咎于“科举之锢习，深入人心已数百年”，非一朝一夕所能“刬除而悉去之”。[7]
其实恐怕不是那么简单。中国古有“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说法。究竟何谓“文德”固可以有各种解释，但多少总带点儿“知识就是力量”那一西谚中“知识”所具的“力量”之意味。在真正“士为四民之首”的时代，如刘大鹏所言，士人“平居乡里，所言所行，使诸编氓皆有所矜式”；[8]身为楷模的士人观念对追随的大众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士人推崇的“知识”对老百姓未必很实用，却得到他们的承认，因而也具有影响力。[9]
民国《霸县新志》说：“二十年前乡间子弟得一秀才，初次到家，不特一家人欢忭异常，即一村及邻村人皆欢迎数里外。从此每一事项，惟先生之命是从。先生一从都邑回家，则必聚而请教。即先生有不法事项，亦无敢与抗者。自科举停，功名人不出，其视旧功名人又如彝鼎图书，以为不可多得，亲敬更甚于前。”至于“一般新界人，其自命亦颇觉与旧功名人相抗”，然一般乡民对其“敬心终不若”，盖“不知其读书与否，故其心常不信服也”。[10]这里“不知其读书与否”一语颇具深意，通常“新界人”多是受了些教育的，但地方老百姓恐怕不承认其所学为“读书”。
彭湃在1926年也注意到，乡村私塾中的八股先生教小孩读“关关雎鸠”、“子程子曰”等，“不会念的就罚跪、抽藤条、打手板、夹手指等酷刑，简直只有把这小孩们快点弄死罢了。然而农民们不但不以为怪，并说这个先生明年还要请他再干”。到县教育局将其换为师范生或中学生，“今日教什么算学，明日教什么格致，再教什么历史、地理、古文、体操；废止了野蛮的酷刑，而用文明的面壁、记过和扣分。表面上多么好看”，结果念书的小孩们反而怀念以前的私塾，以为那时“没有这样多麻烦和苦恼”。[11]
约十年后，有人到乡村中实地考察“现在一般未曾受过教育的人对于知识阶级所抱的态度”后说：“过去乡村中，秀才先生或书塾老师有极大的潜势力。他是一乡中的审判者，一乡中的号令者，一乡中的指挥者；他是一乡中所‘佩服’的人；假如这位秀才先生或乡塾老师，果真是道德高尚，则他的话差不多即可成为号令。”村中如有争议，“往往请求他去批判”；有“新事情发生了，则一般民众大都不约而同去听受他的意见”。后来学校毕业的学生则不然，“虽则现在一般知识界的学问、理解力较之过去均属优良，但乡村中人士对于他们却全抱着不信任的态度、怀疑的心情；不但不愿听他们的话，简直亦不敢听他们的话”；实即乡民“怀疑知识界，不信任知识界”。[12]在作者的新眼光中比过去更优良的“知识界”，却得不到一般乡民的信任。
乡民对新学的不敬有时也因物质方面的不满，如彭湃所注意到，与县教育局派来的新教师相伴随的，是“增加了学生的学费，附加了什么农产品的捐税”。[13]另一方面，新学堂改体罚为记过、扣分等方式不受农民青睐的原因似更复杂。前引晚清的观察说，由于家长视子弟读书为虚应故事或酬应校董，则学生来学本非自愿，而教书职位却是教习的饭碗，遂形成一种“教员对于学生，方煦妪拊循之不暇，奚敢开罪学生”的新现象。[14]在此情形之下，由来已久的“尊师”传统势将难以为继，也不排除有农民将废体罚视为教师有求于人而不得不“示弱”的表现。
如马儒行所说，过去塾馆的老师是请来的，“东家待师隆重，徒弟对师恭敬，先生亦感快愉”。且“生徒之成绩佳否，即知先生之教训勤惰。所赚束脩，不过应得之报酬，非其主要目的为赚钱也。社会上对之，亦甚隆礼。其人人格正直，则赚钱虽少，人亦优礼看顾”。自学校归村公办，即他人代为延师，“先生成为雇工，学生本强迫而来”，师徒关系通过中介的“学校”而建立，与前大异。因“待师之礼既薄”，老师“教生之心自冷”，也不如从前负责了。[15]
我要重申，中国的地大物博非常实在，不同地区可以差异很大。钱穆在无锡**口镇果育学校读书时，全镇之人“对果育诸师长皆备加敬礼”。且此尊敬是从私塾延伸而来，“其时科举初废，学校初兴，旧俗对私塾老师皆知敬礼，今谓新学校尤高过旧私塾，故对诸师敬礼特有加”。新尊敬超过以往的一个例子是：该校唱歌先生华倩朔每周往返于苏州无锡间，每当其归舟驶过全镇时，“镇人沿岸观视，俨如神仙自天而降，其相重视有如此”。[16]
但在其他很多地方，乡民对新旧教育的“信任”的确不同。彭湃在1926年说：“农民的思想一半是父传子子传孙的传统下去，一半是从戏曲的歌文中所影响，而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人生观：以反抗（革命）为罪恶，以顺从（安分）为美德。”就教育而言，“旧教育（如清时的八股先生）教其安分守己、顺从地主、尊崇皇帝，为农民所最欢迎；如新教育反抗命运风水等时，都为农民所讨厌”。[17]
新学在乡间得不到“信任”，自容易导致新学生在乡村中不受重视。胡适在1918年注意到：“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18]这个状况是持续的，约三十年后，傅斯年仍说：往昔科举制也造游民，然为数不多；今“学校承袭科举制造游民，效能更大。学校越多，游民越多；毕业之后，眼高手低，高不成，低不就，只有过其斯文的游民生活，而怨天怨地”。[19]如果一个中学生什么都不能做（有些事或亦其不愿做[20]），便不能不追求更高的学历或到外头去讨生活。[21]
废科举后二三十年间，乡村新式读书人离村的现象是明显的。彭湃在1926年说：“廿年前，乡中有许多贡爷、秀才、读书六寸鞋斯文的人。现在不但没有人读书，连穿鞋的人都绝迹了。”[22]杨开道大约同时也观察到，一方面是农村最缺“领袖人才”，而乡村读书人向城市浮动已成“普通潮流”：“一般有知识的人，能作领袖的人，都厌恶农村生活，都拋弃农村生活到城市里去。农村社会费了金钱来教育他们的优秀分子，本想他们来作农村社会的领袖，来作农村社会的改造者；但是他们放弃了他们的责任跑了，剩下一班没有知识的农民，教他们怎么样能改善他们的生活？”[23]
梁漱溟1929年从广州北上，考察了江苏昆山、河北定县及山西太原等地，他也发现：“有钱的人，多半不在村里了。这些年内乱的结果，到处兵灾匪患，乡间人无法安居，稍微有钱的人，都避到城市都邑，或者租界。”同时，“有能力的人亦不在乡间了，因为乡村内养不住他，他亦不甘心埋没在沙漠一般的乡村，早出来了”。[24]因内乱离村只是原因之一，更多人可能是到城市去寻求发展的机会。这些人当然不尽是读书人，但读书人的比例较高，如前引江苏江宁县的统计，常住人口中男性文盲为82.2%，外出人口中男性文盲仅为63.9%，便可见一斑（此数字未必准确，但同一统计者据同一标准所得到的比例，应可借鉴）。
当时上海《民国日报》的一篇文章说，尽管不少读书人人喊着到“到民间去！到乡间来！”的口号，实在的现象却恰相反，“年年大批的毕业学生自乡村跑进都会，不见一个返到乡间”，甚至“乡村小学的教师宁愿来都市为书局报馆抄写”；致使乡村颓败，“只剩下少量的具有十八世纪头脑习惯的人在过着十八世纪的生活，用中古的技术求得生产来供给自己”。问题是，不但全社会“没有一人关心及乡村，总集团于都会”，这些18世纪的村民“还要供给都市”。作者认为，“这样畸形的偏重的趋势再不能继续下去”，各方面的人都应到乡间去工作，以“造成美丽的安适的丰富的乡村”，更要“让乡村与都市平行的前进”。[25]
杨开道此前也提出，“农民缺乏知识，是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故“一班优秀分子不应该跟着普通潮流，去过城市的生活，而厌弃农村生活”，反而应该“到农村社会去服务”。[26]1932年11月，《申报月刊》组织上海一些教育家举行以“今日青年的烦闷与出路”为题的讲谈会，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俞庆棠就说：
青年的职业，不应该专向城市里去找。因为城市里面粥少僧多，时闹失业恐慌；青年要在城市里找职业，恐有登天之难。近年来我国乡村的衰落及离村问题极为严重，我们希望城市里的青年们应该回到乡村里边去，作归农运动，帮助农民改造乡村，建设乡村。[27]
前引胡适所看到的中学生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恐怕更多是他们进入城市的情形，与俞庆棠所见相同，说明城市也未必“需要”和接纳这些知识青年，而新式大学的花费又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支付的，故这些人的“烦闷与出路”确已成一大社会问题。俞氏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当然充满城市人对农民和乡村的想象，[28]但她和其他许多人所共见的读书人“离村问题”确实存在。
重要的是乡村读书人心态的转变，庄俞早在清末就注意到，新学堂教育出来的学生“骄矜日炽，入家庭则礼节简慢，遇农工者流尤讪诮而浅之”。[29]在耕读相连的时代，四民虽有尊卑之分，从天子到士人都要对“耕”表示相当的尊敬；在耕与读疏离之后，乃有这样的新现象。如黄炎培所说，包括乡村教育在内的平民教育，“不但没有造福平民，且给平民前途以很大的危险”；即“在教育还没有能造成好环境时，早早诱导平民脱离他们的固有生活；即使事实上一时不得脱离，先养成他们厌弃固有生活的心理”。[30]
故章太炎指出：“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所谓“智识阶级”，其实就是新教育建制的产物。太炎敏锐地认识到，由于“城市自居于智识阶级地位，轻视乡村”，进而产生了整体性的城乡“文化之中梗”。[31]后来逐渐引起世人注意的读书人之“脱离群众”，部分即因传统的耕读生涯中止所致；民初的读书人学西人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虽未必皆去乡村，多少仍提示出城乡的分离。
在科举制废除后，传统士绅的数量只能日渐减少，而新学生又往往离村，则所谓“乡绅”的成分便可能出现变化，乡村中的权势也可能出现转移。毛泽东1930年在江西兴国县永丰区看到，当地管理公田的“公堂”，仍“多数把持在劣绅手里”。他们“不是富农也不是地主”，而“大半家里有些田，但不够食”。因其田产“不够食，所以要把持公堂，从中剥削”。在该区的一乡、二乡、四乡，公堂由“劣绅管的占十分之六，富农管的占十分之四”。但在第三乡则出现了有意思的变化：“民国以前，劣绅管的最多，因为那时公堂要有功名的才能管得。民国以后，富农管的最多。与一乡、二乡、四乡恰好相反，十分之六是富农管，十分之四是劣绅管”。[32]
文中所说的“劣绅”，恐怕更多是泛指有功名的传统士绅，盖文中并未出现和“劣绅”对应的“正绅”或“良绅”等。永丰区地处兴国、赣县、万安三县交界处，第三乡是其中自然条件最好的一乡，通常无水旱灾，地租的比例也比一乡、二乡、四乡要高10%。可知“劣绅”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多数地区尚能继续维持权势，但也已受到没有功名的“富农”之有力挑战；在相对富庶的第三乡，“公堂要有功名的才能管”这一规则已失效，呈现出明显的权势转移。
河南濮阳某村的一位读书人在1935年也观察到，该村因花生、盐等商品生产的兴起而导致村政权势的转移。作者说，1920年以前，“村政完全掌握于旧式知识分子、家族长及一小部分地主的手中”。后来当地兴起花生业、枣业及小盐业等商业化经营，一些地主、富农、绅士及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其“不营商业者，都因贫困化而丧失了固有权威”。结果出现“商人阶级掌握村政”的现象：“现在的村长佐、里排长，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花生行、枣行、盐行的东家、小股东及经纪人。”该村“近年以来的政治中心，已经由秀才、举人及家族长的宅第，转移到地主、商人及高利贷者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商店之中”。[33]
在这两处乡村的基层权势转移中，都未曾看到新学生的身影，与旧式读书人衰落相伴随的，是“富农”和经商者的兴起。如果这些新兴的掌权者也逐渐纳入下层乡绅的范围，则乡绅的受教育成分显然降低，而其行为也可能会出现相应的转变。
早在废科举当年，夏曾佑即预言：“废科举设学堂之后，恐中国识字之人必至锐减。而其效果，将使乡曲之中，并稍识高头讲章之理之人而亦无之。遂使风俗更加败坏，而吏治亦愈不易言。”[34]鲁迅在1907年便观察到“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特以自长营搰，当列其班”的现象。古所谓专制统治不过一独夫，今则“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遑论“兴国”！[35]
山西举人刘大鹏有切身体会，他在1913年听人说：“各村董事人等，无论绅学农商，莫不借执村事从中渔利，且往往霸公产为己产，肥己之家。村人多陋劣，敢怒不敢言。其中有狡黠之辈，非入其党即与抗争，往往大起衅端，赴县构讼。官又以若辈办公，且为袒庇。”[36]十多年后，他得出了自己的判断：“民国之绅士多系钻营奔竞之绅士，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之资格者，各县皆寥寥无几。”再后来，连“绅士”的资格和标准也混乱：“绅士而反成痞棍，痞棍而竟成绅士。”[37]
类似的记载充斥于他那一二十年的日记，此不赘。应该说，刘大鹏对“民国”本身及其世风是有些偏见的，他自己在当地其实也受到相当的尊重，只是未达其所希望的程度而已。到1928年年末，他“赴县成立严禁洋烟大会，系绅学农工商所组成，会员凡五十余人”。[38]这里的“绅、学”分列值得注意，若非因其个人好恶而视新学界之人为“学”，而是转述，则“绅”与“学”当时已被视为两类人，正体现出乡村中“绅”与“士”的疏离。
刘氏那样的旧士绅尚长期居于乡村，但在广大地区，新读书人“离村问题”确实是严重的。这一现象曾引起李大钊的注意，他在1919年就认为“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究其缘故，“都是因为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农村中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39]
正如夏曾佑所预计的，乡村基层权势的转移直接影响到地方的风俗。上引濮阳某村的观察者注意到，在乡村传统士绅丧失“固有权威”的同时，那些“伴随着商品生产发达”而进入新“政治中心”的“经纪人”，自己“四季不事生产”，在生活方式上则颇具影响力。有大量青年农民“受其引诱，渐趋于游手好闲”（该村共约两千人，这类青年农民近三百人）。因此，当地“质朴之风俗大坏，流风渐趋****”。[40]
应该说，民初读书人眼中的“乡村”，既是实在的，有时也是一个承载着多种想象的象征符号。当年那些尝试新村和菜园一类自食其力的“互助”生活者，就曾把乡村视为未受或少受污染的清纯处所，想象着与纯洁农夫共同劳作、打成一气的新生活。[41]到1922年，顾颉刚等学术菁英在探讨学术界生活独立问题时，郑振铎便主张“淡泊自守，躬耕自给，弃都市之生活，专心去乡村读书”；沈雁冰更提出一种现代“躬耕读书”法，集合同志二十人组织“合股公司”，因乡村没有图书馆不便治学，还要集资买书带去“大家公用”。只有常乃德认为这种乡村纯洁的想象是“中了古人的毒”，其实“乡村的环境并不比城市好，恐怕还要坏一点”。[42]
经常返乡的李大钊或比这些人更了解乡村的实际，故看到其“黑暗”的一面。在乡村读书人渐养成“厌弃固有生活的心理”之同时，胡适和俞庆棠皆已注意到城市未必接纳来自乡村的中学生。故李大钊看到的“受害者”是双向的：常在都市中游**的知识青年固然成了“鬼蜮”，而失去知识阶级的农村也变成了“地狱”。两者都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双方的结合为后来中国的政治革命提供了最主要的人力资源。[43]
[1] 胡尔霖：《拟上学部条陈》（1908年），收入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277页。
[2] 黄炎培：《中国教育史要》，序言6页、14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万有文库本。
[3] 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41～4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4] 马儒行：《述吾乡之小学教育及民众教育》，载《乡治》2卷2期，1页。
[5]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21年2月16日，286页。
[6] 参见刘成禺：《世载堂杂忆》，2～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7] 《论我国学校不发达之原因》，载《申报》，1909年5月24日，1张3版。
[8]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897年2月16日，69页。
[9] 而且，在四民“分工”意识被实际接受的社会里，读书多为求仕途之“上进”，无意此途的农民通常缺乏需要识字、算账的“自觉”，而将此功能划归读书人。这是民初乡村教育总不那么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详另文。
[10] 《霸县新志·礼俗》，1934年铅印本，转引自魏光奇：《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36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1]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1926年），见《彭湃文集》，1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按《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至少有两种版本，文集称其所据是广东省农民协会1926年10月出版的单行本，本文所引这段叙述在稍早《中国农民》刊出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尚不存在。
[12] 鲍祖宣：《国难时期的妇女教育》，载《女子月刊》，4卷1期（1936年1月），26页。王奇生在其《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中已引用此文部分内容，收入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下卷，558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13]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见《彭湃文集》，110页。
[14] 问天：《述内地办学情形》，载《教育杂志》第1年第7期，621页。
[15] 马儒行：《述吾乡之小学教育及民众教育》，载《乡治》2卷2期，2～3页。
[16]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54页。本文两引钱穆的见闻，皆与他处不同，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觉比一般时辈更好，或也来自其与众不同的经历乎？
[17]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载《中国农民》，第1期（1926年1月），59页。刘大鹏几乎同时的观察很能印证这一见解：该乡的官道社演唱傀儡小戏，“每户出钱至三元、五元不等，率皆情愿”；而由村公所分摊捐款，“每户一元、两元，上户则七八元、十数元不等，乃竟未免有怨声”，村长不得不寻求他这样的士绅来帮助解决困难。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27年5月2日，353页。
[18] 胡适：《归国杂感》（1918年1月），见《胡适文存》，卷四，10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
[19] 傅斯年：《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1950年），见《傅斯年全集》，第5卷，193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20] 何刚德就说，科举时代，“秀才训蒙学，资馆谷以终身；卒未闻大家有闹饭者。知吃饭之人必须安分，否则未闻有不乱者也”。他任江西建昌知府时，“旴江书院生员膏伙月六百文，童生三百文。余嫌其太薄也，乃捐廉加倍给之；汝们月得千二百文，或六百文，皆喜形于色，优游过日”。到“民国元、二年，机关林立，学生得事较易，而俸薪皆百数十元不等”。结果大大提高了学生的期望值，后来虽已“事少人浮，而谋事者仍不肯贬格小就”；对每月“十余元馆地，个个以为不满意”，仍“非百数十元不可”。何刚德：《客座偶谈》，卷二，页12B 、7A～8B。
[21] 此点承王汎森先生提示。
[22]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载《中国农民》，第1期（1926年1月），54页。
[23] 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载《东方杂志》，24卷16号，5～6页。
[24] 梁漱溟：《北游所见记略》（1929年），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896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25] KL：《乡村颓败了，到乡间去！》，载《（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1月12日，3张4版。此文部分内容已为王奇生《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一文引用。
[26] 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载《东方杂志》，24卷16号，5～6页。
[27] 俞庆棠：《今日青年的烦闷与出路》，载《申报月刊》2卷1号（1933年1月），53页。
[28] 如她希望青年到乡村去“作农民的喉舌，说农民心里要说而达不出的话；作农民的手脑，介绍科学方法，减少农民的劳作；作农民的耳目，将国内外各种问题传递给农民，使农民知道怎样去应付。一方面乡村情情愿愿的供给青年生活上的需要，同时乡村可以得到许多进步”。俞庆棠：《今日青年的烦闷与出路》，载《申报月刊》2卷1号（1933年1月），53页。
[29] 庄俞：《论小学教育》，载《教育杂志》第1年第2期（宣统元年二月），112页。
[30] 黄炎培：《中国教育史要》，144～145页。
[31] 章太炎：《在长沙晨光学校演说》（1925年10月），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8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32] 本段与下段，毛泽东：《兴国调查》（1930年），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202、201页。
[33] 纪彬：《农村破产声中冀南一个繁荣的村庄》，载《益世报·农村周刊》（天津），1935年8月17日，11版。不过，作者也指出，他所在村的情况并非华北农村的常见现象，更可能是特例。
[34] 《论废科举后补救之法》，载《东方杂志》第2年第11期，252页（栏页）。
[35] 鲁迅：《文化偏至论》，见《鲁迅全集》，第1卷，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6]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13年5月13日，181页。
[37]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26年8月14日、1936年8月17日，336、497～498页。
[38]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928年11月30日，377页。
[39] 李大钊：《青年与农村》（1919年2月），见《李大钊文集》（2），288～2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0] 纪彬：《农村破产声中冀南一个繁荣的村庄》，载《益世报·农村周刊》（天津），1935年8月17日，11版。
[41] 参见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919-1923，伟大的开端》，226～24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42] 参见“学术界生活独立问题讨论”，载《教育杂志》14卷5号（1922年5月）、14卷6号（1922年6月），19895-19901、20033-20035页。
[43] 瞿秋白说：帝国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的宗法社会制度，“科举的废除，世家的颓败，所谓‘士绅阶级’日益堕落；外货充斥，原料输出，农民阶级更破产得不了。于是社会上发生两种游离份子：‘高等流氓’与‘下等兵匪’——都是造成军阀政治绝好材料”。秋白：《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载《向导》18期（1923年1月31日），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向导周报社汇刊本，147页。其实，读书人中层次较低的“游离份子”和农民中“破产”之人往往也是革命的主要人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