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乡村教育的影响
张之洞、袁世凯等疆臣其实也知道：“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他们不过以为，“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为了使士人不存“侥幸得第之心”，民间放弃“观望”心态以参与私立学堂的建设，故不能不立停科举。[1]
新学堂是否培养出“国家”所需的多士，确须从一二十年以上的长程进行考察，甚或可以不必论清廷本身的存废。而民间是否能如其所愿，因废科举而积极参与私立学堂的建设，也还可以推敲。当时即有很乐观的预测，以为“科举废矣，学堂其必勃然兴”。盖上可“以用于科举之费而用于学堂”，下则“以求于科举之人才而求于学堂”，学堂之经费和学生都会“顿增无数”；更因此后“出身皆在学堂之内”，故办学堂者和入学堂者皆“不患其不多”。[2]
预测者陈冷（字景韩）后来成为著名报人，那时或尚有些“少不更事”，因为其所想象的“用于科举之费”实在是个很小的数目。中国传统政治基本是一个不特别主张“作为”的“小政府”模式，因“作为”方面的要求不高，故产生与此配合的轻徭薄赋政策，不提倡政府与民争利；而教育体制也与此行政、税收取向配套，大致符合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全毋需高投入；不仅民间许多人家可以负担，政府支出的份额亦甚少。候补内阁中书黄运藩在废科举后不久曾说：
科举办法，士子自少至壮，一切学费，皆量力自为，亦无一定成格……乡间书塾，每省辄盈千万。官所经营，仅书院数十区；脩脯膏奖，率多地方自筹；少而易集，集即可以持久，无劳岁岁经营。[3]
基本上，科举体制下的读书系统是以民间为主的，政府参与不多，支出亦少；而民间也正因耗费不多，才有“乡间书塾，每省辄盈千万”的可能。同时，这样一种低成本的投入，却可能在社会地位方面获取较高的回报。废科举当年，夏曾佑便指出：
中国之民素贫，而其识字之人所以尚不至绝无仅有者，则以读书之值之廉也。考试之法，人蓄《四书合讲》、《诗韵》并房行墨卷等数种，即可终身以之，由是而作状元宰相不难。计其本，十金而已。以至少之数而挟至奢之望，故读书者多也。[4]
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实际获得功名者是极少数，但体制的开放性仍在民间士子可望亦可及的程度之内。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教育所需投资甚低，这是个不容忽视的关键因素。但新学制的教育成本则空前提高，可能远超出当时中国社会习惯的负荷。如夏曾佑所说：
今一旦废科举而兴学校，其所学者必科学也。一器之费千万金，一师之俸数千金，此断非数家之力所能及（此从乡曲多数立论，非指少数之人与地也），不能不合一县之力成之。而今之县，稍有余力，均已尽于赔款，盖有欲兴一小学堂而不可得者。即兴一小学堂，而其力亦不足以养多人（所收学费不能不十倍于平时乡塾之费）。即以官力助之，今之官力亦能有几？[5]
黄运藩已指出，过去的乡村书塾皆民间自办，并不倚靠官力。而操办地方塾馆（对应于官立或公立学堂的“私塾”是后起的称呼）多为自愿或半自愿的私人事业，往往以创办者出资为主，而伴读或借读者所交束脩多带补充性质，贫富的负担通常是有差别的；且还有宗族或地方的各类公田及“宾兴”等民间建制，对贫寒而真能读书者而言，上升性社会变动的机会始终存在。新式学堂则较前花费大得多，特别是平白增添了可能是专职的管理人员，资金乃成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办学已成集体或官方之事，这一由私向公的转变可能减弱民间的积极性。
从光绪初年起长期在京师和地方为官的何刚德说：“科举时代，悬一格以为招，人人各自延师，各教子弟，国家亦不必人人为之延师也。学堂制兴，官立学堂，是官为之延师也。官力不足，失学者多，于是合群力而为私立学堂，是私人代为之延师也。”[6]他这里所说“合群力而为”的“私立”，恐怕更多是指晚清的“公立”学堂，非纯粹私立者。[7]不论“官立”还是“公立”，都非读书之家“自延师”，而是他人“代为之延师”，求学办学的主动性是有差别的。
山西五台县的马儒行后来也说：“往昔村塾，起于村中有士之热心倡导，及旁人之钦仰，全系自动的设立，而应乡间之须要；范围虽小，然富内在精神……及晚清初办学堂，因系出自村人热心提倡，故亦富活泼精神；民初尚有生气，及后官府督责加紧，强迫亦力，初时固若进步；然戕贼活气，外力一退，从而衰颓不振。”盖“学校归村公办，成为照例的故事，与村人无亲切之意味”，导致“热心者亦怠于提倡，即提倡人亦疑畏不前”，终不能不日渐衰颓。[8]这虽只是一个村的经验，但其关于办学动力内在和外在的区分，与何刚德所说的自延师和代为延师，可相印证。
后来也有学者对那时士绅办学的积极性进行了“理性”分析，如市古宙三认为，本来反对废科举的士绅此后则颇识时务，另辟办学堂之途以保存其特权，对此非常热衷，甚至不惜自己出钱办学。[9]当年的士绅群体是否能将“保存特权”提升到意识层面，及其是否有基本一致的群体行动，我尚存疑；更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反对废科举，一部分支持办学堂。一些人确曾一度积极参与办学，[10]唯其热情似乎仅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几年后有人“证诸各地实在状况”总结说，废科举次年，兴学之风“大盛，各处学堂，以是年创设者，不可屈指计。以今观之，自兴办学堂以来，此年之进步，可谓一跃而至极点矣。自是至今，细察各处学堂之状况，则着着退步，大有一落千丈之势”。[11]
而其所列学堂衰落的第一原因即“办学经费之无从筹措”，与陈景韩的预测大相径庭。当年除少数官立学堂经费较有着落外，公立者势必涉及地方“公款”的支用。私立者除换汤不换药一类学塾改办者外，真正要达到官府规定的水准，开办费至少需银数千两，[12]用于平时开支的“每年经常费至少必一二千”两。以这样的规模言，有能力“不惜自己出钱”的士绅恐怕屈指可数。通常也只能是先集资创办，后因无力维持，“遂不免要求地方公费之补助。但地方公费各有所归，必无闲款可以指拨；即有可归学务上动用者，亦已为官立、公立各学堂所挹注，必无余力再及于此。其结果遂以无补助而至停办”。
地方公费的处理是转型社会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近代公田各地皆有，比例不一；受到外来冲击相对少的地方，公田比例可能很高，如毛泽东1930年调查的寻乌县，那时公田比例仍高达全部耕地的40%，其中60%为族产，20%为与信仰相关的庙产，10%为学田，还有10%为桥会、路会、粮会一类的社会公益田地。[13]这类田产的收支有“公堂”一类机构处理，过去多由士绅管理，但其用途也已大致固定，要大量转用以办新学堂，很容易引起纠纷；后来频繁发生的“毁学”事件多半因此而起，大致也是导致新学堂发展停滞的一个因素。[14]
另一项陈景韩的想象性预测，即来学者众，也未必如其所想。官立学堂及待遇同官立的公立学堂，想入学者往往趋之若鹜。但那毕竟是少数，容量有限。且也有例外，主政陕西的樊增祥于废科举后两年说，西北办学堂有两难：一无教习，“既改书院为学堂，则乡塾师不任教育，当取稍习时务者为之师。而天文、舆地、西文、西语，就地取材，百不获一；聘之远方，无此力量”。二乏学生，“通都大邑，招考诚不乏人；若荒僻小县，秀才犹不知书，而况童稚”。[15]若一般私立小学堂，则即使不收费，有时也存在生源不足的问题。
有位关心学务的观察者于光绪三十四年冬调查了南方某县乡间的办学情形。经费不足是明显的，但更大的困难是招生。学校初设时，“亦尝贴广告于通衢，招人就学。乃待之许久，初无来校报名之人。校董不得已，则择其家有子弟、而其力又足使之就学者，亲往敦劝，许以不收学费。然犹应者十一，拒者十之九”。这些不欲子弟读书者约分三类，或以为“科举已废，吾家子弟可不必读书”；或怀疑“君等开设洋学堂，殆将引诱我家子弟，使吃洋教”；还有的担心初以不收学费相引诱，到第二年即会要求出学堂捐。虽顾虑各异，“而其不愿子弟就学则尽同”。由于此校董乃“乡中董事，颇有势力。乡人仰仗之处正多，不敢过拂其意”，结果招致学生二十余人，“然推其本心，乃迫不得已，特以此为酬应校董之举”耳。[16]
可知对读书前景的失望和对新体制不信任是家长不欲子弟上学的重要原因。稍后也有人观察到，当时很多人对新学堂“猜疑不信”，尤其对那些与前不同的教学方法有所疑虑，故将新学堂“目之为洋学堂”，而将其教法“名之曰洋教法”。甚至以为“习体操也，谓将练习飞檐走壁，以为窃盗之预备；学唱歌也，谓将练习吹弹演唱，以为优伶之预备；信口诋谤，无所不至”。尽管子弟入学堂的总数“逐渐稍增，亦以大势如此，不得不然耳”。有些人“子弟虽在学堂，而其诋毁学堂仍如故”。[17]
清季设学堂时，对各级毕业生都有相应的“奖励”措施，可授以适当的功名，学历高者尚可能得到实职。但或者这些条款宣传得不够广泛，或者乡民对新政缺乏实际的信任，以中国传统对读书的重视，一些乡民竟然谢绝免费读书的机会，科举制废除对社会及大众心态的冲击强度，似乎还在我们过去认知之上。或因民间有这样的心态，废科举不过几年，学堂与私塾竟又形成竞争局面，有时私塾还略占上风。宣统三年即有人注意到：“昔之学生，大抵出私塾而入学堂；今之学生，乃有出学堂而入私塾者。”[18]
大约同时《申报》一文也说：在学堂与私塾的竞争中，“入学堂者既多，私塾自归消灭，此固一定不易之理。但默察近年来情形，则有大不然者。即学堂日渐退步，而私塾反日渐进步”。有些塾师原已“翻然变计，阅新书、学师范，投入学界而掌教学堂”，但“近年来因学堂日见减少，教习之人浮于事也，亦有仍退居私塾者”；学生也不乏“原在学堂者后亦改入私塾”。这还是“就苏、常诸郡风气早开之地言之，其他荒僻之地，更不知何如”。而“私塾之所以受社会之欢迎”，也因办学较具弹性，其“善趋时尚者”，教学内容“亦添入算学、图画等科”。这类“不新不旧之教法”，颇“能迎合多数人之旨趣”。而新学堂则遵循西式作息制度，又收取各类额外杂费，乃“大招社会一般人之厌恶”，反助私塾“日渐发达”。[19]
这样一种亲私塾远学堂的风气至少在农村是长期延续的，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看到的湖南农民，对“洋学堂”仍然是“一向看不惯”。因为“乡村小学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20]又约十年后，有人对江苏江宁县淳化镇进行调查，农民仍然认为“新式学校是洋学校，所读的书是洋书，多不适合他们的需要”，故许多人宁愿把孩子送入私塾。[21]
而废科举者最关注的人才培养，至少在从政方面，其后几年间的成效也不理想。梁启超在1910年指出，当初废科举，乃“欲举天下之仕者尽由学校，意诚善也。然以今日教育现象论之，欲求完全之大学卒业生以为用，未知期以何年”？为更有效地选任官吏，梁氏乃“悍然曰：复科举便”！当然，其实际的建议是采取一种类似科举的开放性考试选官制度。[22]这也提示出，尽管清廷在废科举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置既存有功名者，这类举措似乎并不成功。
与前引严复所论相比，梁启超对科举制的重新反省要彻底得多。[23]中国传统政治从思想观念到实际治理的方式都有其发生发展的统系，且有其社会基础。古人以为，实际的政治管理必须在教化可及的基础上。即贾谊所说的“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同时，由教及政的观念也逐渐社会化，成为上升性社会变动的主要途径。落实在体制上就是从汉代发端到唐宋成熟的通过考试选官的科举制，任何编户齐民只要能通过一定层次的考试就可以担任一定级别的官员，这样一种“布衣卿相”的梦想曾经是四民之首的士和可望进入士阶层的乡村农业中产阶级的持续追求，可以说是典型的“中国梦”。[24]
当然，科举制的开放性很多时候是理想大于实际的；且随着中式者的积累，获得举人以上的士人中也只有一小部分人真能得官。但正如前引夏曾佑的文章所说，这样明知有些侥幸的体制“足以相安千余年而不见其不可终日者，则以若辈虽多终身不得之人，而要无日不有可得之理，故其希望之心不绝。即此希望之心，彼乃借此以养生尽年，而得以悠游卒岁矣”。[25]伴随着不甚高之教育投入的是上升性社会变动的不绝希望，正是科举制保障了这一梦想的持续，并以一定数量的成功范例鼓励之。
我们切勿低估这样一种体制保障带来的社会后果，据毛泽东在1930年以口述采集的方式进行的调查，江西寻乌县的教育水平相当高，全县识字率达40%，因女子基本不识字，男子识字率可能高达80%。到1930年时全县虽仅有举人一人，却还有四百个秀才，即平均每千人中有秀才4个；且其分布相对较均衡：“南八区车头乡二千人中有秀才九人，也算是很多的；南八区龙图乡一千四百人中有秀才二个，则算是少的。”可知秀才多的地方也不过略高于平均数而已。这里的新教育也有一定成效，全县十万人口中有初小学生五千人（5%）、高小学生八千人（8%）、中学生五百人、大学生三十人，还有六个出洋学生。[26]
寻乌这样的教育水平部分或因其公田比例甚高，似有些世外桃源的感觉。另一湖南人杨开道在1927年曾说，中国“一百个农民里头，不过有五六个人能识字；至于受过普通教育的人，则不过一个二个罢了”。故“农村社会里面的人民，多半没有知识”。[27]杨氏是专门研究农村的社会学家，其所说与寻乌的现象相去太远，究竟应采信何者呢？一方面，应充分考虑中国的“地大物博”，尤其在公路和铁路尚少、机动车仅为少数人使用的时代，各地情形可能很不一样，区域性的差异和多样化是非常实在的。另一方面，像杨氏这样的留学生常据其所学的西方数据来认识中国社会，实际仅处理有限的区域，复推而广之，故其所论未必具有代表性。
更接近实际的状况或许是，像寻乌这类地处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的偏远地区，一般或视其为“落后”的典型，但在大变动的时代，反可能是一个“礼失求诸野”的代表，即表现出那些交通更便利的地区一二十年前的状况。也就是说，在很多乡村，识字率虽未必低到百分之五六，但读书人的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应是一个相对普遍的倾向。寻乌的初小学生人数大大低于高小学生，也提示着一种可能性，即别处已发生的情形开始在这里重复了。[28]这一倾向的形成，与废科举是有一定关系的。
梁启超说，科举制“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29]但随着“布衣卿相”梦想的保障不再，而新式教育的投入又日益昂贵，乡村中人读书的愿望减低（如前述一些家庭宁愿放弃免费读书的机会），而读书的代价则增高，那些仍希望走此路的寒门之家比过去更困难了：清季官立学堂虽不收费，但办学层次较高，数量亦少；而民间之塾馆改为学堂者，基本是收费读书，且因变为他人“代为之延师”，就学者的花费多是平均分摊的。[30]
何刚德看到了今昔的重大差别：“从前寒士读书，无所谓学费也。且书院膏伙，尚可略资以津贴家用。今则举学中田产，悉数归入学堂；而学生无论贫富，一律取费；且膳宿有费，购书有费，其数且过于学费。”据其观察，因学制转换而造成的中国人“失学之数，至少亦在百与五之比例。此九五之数，国家欲扩充学堂，徐补此阙，力必不足；若用强迫手段，使此九五之数各自谋学，势更不行”。即使还有出洋留学一途，然“出洋之由于官费者，寥寥无几；其自费之费，即千金之家，亦必裹足”，一般寒士是难以企及的。[31]
这样，新学制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寒而向学之家的子弟失学愈来愈普遍。还在废科举前两年，陈黻宸在和孙宝瑄论及拟议中的废科举时就说：“学校兴办不善，科举岂可骤废。科举废，天下更少读书人矣！今之学校，非强有力者、广通声气善钻营者，往往不能入。此种学校何益天下！使并科举废之，而天下寒贱之士缺望，将皆废书不观矣。”[32]废科举后，举人李蔚然也指出，科举诚多弊端，但尚能“公平”对待贫富。而“今学堂学生，近城镇者入之，僻远不与；有势力者入之，寒微不与”。[33]两人皆观察到新学制对贫寒之家的实际排斥现象，而李蔚然更预见到后来日渐明显的城乡差别。
[1] 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二），《故宫文献特刊·袁世凯奏折专辑》，1991页，台北，故宫博物院，1970。
[2] \[陈\]冷：《时事批评》，载《时报》1905年9月6日，1张2版。
[3] 《候补内阁中书黄运藩请变通学务、科举与科学并行、中学与西才分造呈》，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9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4] 夏曾佑：《论废科举后补救之法》，载《东方杂志》第2年第11期，253页（栏页）。
[5] 夏曾佑：《论废科举后补救之法》，载《东方杂志》第2年第11期，253页（栏页）。
[6] 何刚德：《客座偶谈》，见氏著：《春明梦录·客座偶谈》（以下简作《客座偶谈》），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卷二，页8B。
[7] 1902年的《钦定蒙学堂章程》，规定以原有义塾改办并有常年经费者，名为“公立”；以家塾扩充或塾师设馆招生改办的，名为“自立”；皆收束脩之费。而《钦定小学堂章程》，则州县所设为“官立”，地方绅商所设为“民立”，后者可借用地方公所祠庙，“官立”者五年内不收束脩。1904年年初的《奏定小学堂章程》则规定州县及大镇所设为“官立”，以义塾或地方公款、捐款等所办者为“公立”，一人出资设立，或以家塾扩充或塾师设馆招生的名为“私立”，“官立”者永不收学费。各章程均收入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157～158、163～164、175～17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8] 马儒行：《述吾乡之小学教育及民众教育——山西五台县永兴村二十余年来之新教育》，载《乡治》2卷2期（1931年6月18日），2～3页。
[9] 市古宙三：《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见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史》，第11卷，440～44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按这是市古先生持续的看法，他曾从清末绅权扩张的视角论证当年士绅颇能抓住新的机会，故废科举后不仅未受大影响，且日子比以前似还更好过，且直到1949年都基本维持其原有的社会地位。参见Ichiko Chuzo, “The Role of the Gentry: An Hypothesis,” in Mary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97-317. 不过，该书的编者芮玛丽当时就表示，虽然市古先生的论点表述十分得体，但她本人所见史实并不支持这一见解。参见Mary Wright, “introduction,” in idem ed., China in Revolution, p. 40.
[10] 参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139～14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赵利栋：《1905年前后的科举废止、学堂与士绅阶级》，载《二十一世纪》2005年6月号。
[11] 本段与下段，《论我国学校不发达之原因》，载《申报》，1909年5月24日，1张3版。这位观察者并对新旧书商进行了调查，卖书者说，“各种教科书之销路，以丙午之春（即停科举之翌年）为最佳，自是至今，江河日下，大有不可终日之势”。而《论语》、《孟子》等旧书，在兴学堂后本“销路大减，至停罢科举后，其减益甚；一二年前稍稍增多，年来已复其旧矣”。书籍销售情形与学堂的盛衰大致相符。
[12] 当年办学相对奢侈，四川总督赵尔巽在宣统二年正月致函学部说，“从前初办学务，多于表面上注意”，糜费甚多，若不纠正，“不独将来学务无自扩充，即已成立之学堂，亦有不能持久之势”。故他已饬四川学司拟定整理学堂收支章程，经其“酌量裁节”后的学堂建筑经费，仍为“各初小学堂之建筑费，至多不得过二千两，高等小学堂不得过三千两，高初两等同设不得过四千两，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之学堂不得过八千两”。可知当年开办一学堂至少需银数千两。见“川督赵尔巽致学部函”，宣统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及所附“督部堂赵限制各学堂建筑及岁修各费不得任意滥用令（附简章）”，宣统元年八月，赵尔巽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474。此条材料承徐跃提示。
[13] 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105～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按寻乌的情形可能有些特殊，如兴国县的永丰区，此时公田的比例就仅占耕地的10%。参见毛泽东：《兴国调查》（1930年），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199页。
[14] 清季大量“毁学”事件，中外论著多所论及，特别阿部洋的《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じぉ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过程》（东京，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93）的第4章对清末各地毁学情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15] 樊增祥：《批郃阳县仇令禀》，见《樊山政书》，宣统庚戌（约1910）刊本，无出版地，卷十，页17。
[16] 问天：《述内地办学情形》，载《教育杂志》第1年第7期（宣统元年六月），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影印，620页。
[17] 《论我国学校不发达之原因》，载《申报》，1909年5月24日，1张3版。按体操、唱歌等是体现当年学堂之“新”的象征性学科，不同地方不同的人反应不一，如山西举人刘大鹏就把体操课视为“师弟无等级，将读书气象全行扫除”的表征；而钱穆所在的无锡**口镇之果育学校，“老师教文史者，初不太受人特别重视”，而“体操、唱歌先生，则尤为一校乃及一镇之众望所归”（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标注，1907年8月25日，162页；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4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8] 又人：《教育杂感》，载《教育杂志》第3年第3期（宣统三年三月），2526页。
[19] 《论我国学校不发达之原因》，载《申报》，1909年5月24日，1张3版。按学堂与私塾并非只有竞争的一面，有时也有互补的一面，民初不少新人物也常进出于学校和私塾之间。
[20]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39～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21] 乔启明：《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17页，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1934。转引自马俊亚：《民国时期江宁的乡村治理》，见徐秀丽主编：《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35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2] 参见梁启超：《官制与官规》（1910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63～69页，引文在64、68页。
[23] 可比较梁启超自己早年所说：像“废八股为策论”，甚或他日“废科举为学堂”一类作为，虽可以算“改革”，但也不过是“补苴掇拾一二小节”；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实行他所谓“从根柢处掀翻之，廓清而辞辟之”那种“大变革”，亦即英文Revolution之意。梁启超：《释革》（1903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41～44页。
[24] 布衣卿相的梦想常常更简单也更理想化地表述为“耕读”，反映出农耕是以“衣冠礼乐”为表征的整体性华夏“声教”的最重要基础。即使在通常被纳入华夏文化圈的东南，在农耕非主要生产方式的一些沿海地带，其上升性社会变动的选择就比通常向往的“耕读”要宽，似乎也不时伴随着比一般农耕区域更强的怪力乱神成分，详另文。
[25] 夏曾佑：《论废科举后补救之法》，载《东方杂志》第2年第11期，251～252页（栏页）。
[26] 毛泽东：《寻乌调查》，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159～163页。关于男子识字率是采信毛泽东文字表述得出的比例，不排除他可能有笔误，若是那样，百分之四十仅指男子的识字率。
[27] 杨开道：《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原因和解决的方法》，载《东方杂志》，24卷16号（1927年8月25日），5～6页。
[28] 例如，据1920年年初出版的《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地处交通要道的山东泰安县约60万人，在国民小学和代国民小学就读的学生约一万二千人，其总数约与寻乌县的小学生持平，而其人口则是寻乌县的六倍，受教育的比例就差得远了（转引自陶飞亚：《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1921-1952）》，19～20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又如，应更发达的江苏江宁县，据20世纪30年代县政府的《江宁县政概况》，常住人口中，男性文盲为82.2%，女性文盲为98.7%。外出人口中，男性文盲为63.9%，女性文盲为87.7%（转引自马俊亚：《民国时期江宁的乡村治理》，见徐秀丽主编：《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353页）。
[29] 梁启超：《官制与官规》，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三》，68页。
[30] 只有在民间调适力量较强的乡村社会或仍可调剂之，如民初山西五台县永兴村的学费便“仍照旧例，按贫富出钱。先规定某年级若干，次以贫富增减之”。其“学费多寡，由村长、学董所定”。学生家庭“较丰者出三四元，贫寒者一元上下”。参见马儒行：《述吾乡之小学教育及民众教育》，《乡治》2卷2期，2页。但这主要取决于当地民间的社会调适力量，各地差距可以甚大，有较强的偶然性。
[31] 何刚德：《客座偶谈》，卷二，页8B～10B。
[32]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三日，700～70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3] 《举人李蔚然请变通整顿学务呈》，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9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