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北平商民协会与北平商界上层的第二次冲突，因瑞蚨祥等商号反对商民协会成立店员公会而起。

在与总商会因征收五个月铺捐争论的同时，商民协会紧锣密鼓地开始健全组织。原来商民协会只有总的机构，没有下属分支机构，而按照1928年7月1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157次会议通过的《商民协会组织条例》，商民协会应下设商人、店员、摊贩三个总会，其代表大会的代表总额为12～120人，三总会代表比例为5∶4∶3。[46]商民协会已估计到店员总会因涉及与店主的关系，恐不易组织，但也在积极推进，并已在瑞蚨祥等商号组织了分会，计划在旧历年内（1929年2月9日前）组织成立总会。[47]

商民协会组织店员公会的消息使商店店主极为不安，他们纷纷要求市政府和北平政治分会禁止店员公会的成立。北平地方当局又一次倒向了商人方面，市政府社会局致函市党部民训会，称正值训政时期，店员应否成立团体，请加以慎重考虑。民训会复函解释了成立店员公会的依据和意义。社会局于1929年1月23日将民训会复函抄送瑞蚨祥密阅，民训会得知后，深为不满，认为社会局不无勾结奸商破坏民众团体之嫌，于24日致函市政府，请其查究，并将这一情况呈报中央。[48]

北平政治分会对市党部主导成立店员公会也极为不满，但它只有监督地方政府之责，地方党部与它没有隶属关系，遂于1月21日向国民政府请示处置方针，声称，“查平津各商，以鉴于前年武汉店员工会之横暴，谈虎色变，忽闻平津发生此项组织，纷纷来会陈请禁止，本会查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服务规则第三条第一项所载云，中央未颁布民众训练具体方案以前，关于民众运动，须经中央之许可，此次店员工会，应否设立，自不能不请示中央”。政治分会此电故意将“店员公会”写成“店员工会”，虽仅一字之差，含义却大不一样，因为组织店员公会是国民党中央民训会颁布的《商民协会组织条例》明文规定的，政府自无阻止它成立的理由。而将店员公会纳入工会系统，国民政府自可以借口工会法规尚未颁布而禁止它成立。国民政府当然知道北平政治分会此电中的“工会”并不是无心之误，在23日的复电（漾电）中也就顺水推舟地给店员公会画上了休止符：“查工会法规，尚待审查，店员工会既多流弊，应暂饬禁止成立，免滋纠纷。”[49]

市党部及商民协会则不理会国民政府禁止成立的命令，辩称店员公会系依据《商民协会组织条例》组织，国民政府系将“店员公会”误为“店员工会”，所以还要照旧成立。在禁止声中，店员公会下属的五个区分会已次第成立。[50]

接到国民政府的命令后，市政府决定予以执行。何其巩向公安局发布手谕，称“查本市店员公会，现已逐渐成立，据报颇多轶出法律范围，难保无不良分子乘机阑入，滋生流弊。应由当局依照党义，随时分别矫正制止。倘有违犯警章及现行刑法者，并应依法惩办，以遏乱萌”。并发布《处理店员公会应行注意事项》，将中央党部颁布的《民众团体组织原则及系统》《民族主义训练纲要》《商民协会组织条例》中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的内容抽出来，作为北平市制止店员公会成立的所谓“党义”依据。[51]于是，在北平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行政当局反对党部及其领导的民众团体，其依据竟与党部及其领导的民众团体一样，均是国民党中央颁布的条例。不过对于这种政府命令与党部指示互相“打架”的难堪现象，市政府在制止店员公会时也颇感为难。在市政府有所踌躇之际，商人已看出北平行政当局其实是在为自己撑腰，开始大胆地阻止店员公会的成立，首先发难的是瑞蚨祥商号。

瑞蚨祥号称北平“唯一之大生意”，在总商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总经理孟觐侯为特别会董，其东西两号经理姚秀岩曾任总商会副会长。在发生五个月铺捐风潮时，该店有一部分店员加入商民协会，姚极为不满。商民协会组织店员公会，其中洋货店员公会即设于瑞蚨祥鸿记皮货店内，店员时常开会，姚啧有烦言。2月11日，正值春节期间，店员又聚集开会，姚前往干涉，与店员发生冲突，姚威胁“凡我铺中人在公会者一律开革”。店员群起反对，通电市党部报告冲突情形，并主张赴地方法院起诉姚。[52]

姚秀岩决心彻底扼杀设在店内的店员公会分会，乘店员不备，秘派大批店伙赴鸿记皮货店，将店内所有货物搬出，移至货栈封存，并将该店封闭，以达到将参加店员公会的店员逐出商店的目的。店员得知情况后，已无法阻止，只好具情呈报商民协会和市党部民训会。并以该店内悬挂的总理遗像被砸毁及党国旗被撕毁，事属侮辱总理，应予查办，向市政府社会局和公安局呈报。瑞蚨祥经理等声称，对此事完全不知情，店伙搬移货物，绝无捣毁党国旗及总理遗像之举。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公安局、市党部民训会、商民协会、端蚨祥代表都到场验视。[53]

在国民党治下，砸毁总理遗像及撕毁党国旗的罪名不轻，如查实，定属反革命无疑。瑞蚨祥店主当然知道这等罪名的杀伤力，为免引火烧身，赶紧撇清与此事的关系，特登报辩解，指设在鸿记皮货店内的商民协会分会办公处（即店员公会办公处）悬有“闲人免进”的木牌，除会员外其他人一律不得擅入。意即发生砸毁事件与商店方面无关，并暗指旁人无法入内，只能是店员自为，报警有对资方栽赃陷害的意味。[54]

据报商店店主与店员发生冲突的还不止瑞蚨祥一家，恒隆广货店、元昌南味店、张一元茶店、吴德泰茶店、同济堂药铺等也因店员成立公会问题而发生冲突。商店店主多以停业或威胁停业为武器来阻止店员公会的成立。瑞蚨祥即声称连年赔累，无法继续经营，报市政府社会局歇业，同济堂经理刘翰臣也呈报歇业。社会局将上述情况向市政府汇报，市长立刻派人到各商店调查情况。公安局和总商会都派人调停纠纷，但各商号经理以财产攸关，表示不能自失用人行政的自由，店员也各不相让，一时双方纠纷的解决陷入僵局。[55]

设于鸿记皮货店内的店员总会第二区会办公处被捣毁后，尽管市政府方面也曾派人验视，但对于调查真相和查处肇事者的态度极为消极，毫无进展。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封闭商店使店主有所损失，但店员也因此没有了收入来源，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在与店主的对抗中明显处于劣势。由于店员因响应市党部和商民协会的号召成立店员分会而失业，市党部有义务为店员提供支持。但问题是，市党部并没有行政权，只能依靠市政府来解决问题，而市政府对市党部成立民众团体并不支持，因此市党部在解决地方纠纷时也处于不利地位。

尽管力不从心，市党部还是竭力处理问题。2月15日市党部民训会召集公安局、社会局及商民协会在市党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解决办法。经商议，决定由到会各机关团体组织调查委员会，共同查明究办。但公安、社会两局代表声明需由局长同意后才能成立。并决定由社会局去函劝告瑞蚨祥，在此问题解决以前，该店店员不得调动或遣散回籍。[56]

这次联席会议可谓是毫无效果，孟觐侯毫不理会劝告，拟将店员调往济南、天津等处联号工作，店员表示绝不认可，坚持不肯离店，并以究办侮辱总理遗像来应付。于是孟觐侯于18日向地方法院控告店员不法，请求依法诉办，以维营业。[57]

2月20日，警备司令部也加入阻止店员公会成立的行列，与市政府会衔贴出布告。该布告称北平民众团体繁多，漫无稽考，店员公会将依国民政府漾电予以制止，店员公会的招牌将予摘除。已入会的会员，则交各商店自行处理。[58]这个布告等于将店员的命运完全交由商店店主方面摆布了。

有了官方的明确支持，总商会也开始积极地介入。2月21日，总商会向北平政治分会呈文，要求在制止店员公会后，将被店员占用作为会所和办公处的房屋索回，并将写有会名的木牌及“闲人免进”的木牌一律摘下，以恢复原状。[59]

2月24日，瑞蚨祥经理呈请公安局派警察前往鸿记皮货店，劝导坚守在该店内的解职店员早日离店。[60]商民协会愤恨姚秀岩等对成立店员公会分会的阻扰，于同日呈请民训会转市党部，函请市政府饬交公安局，将“反动分子”姚秀岩逮捕治罪。[61]

店员按国民党中央的命令成立组织反被禁止，这种咄咄怪事令党方十分尴尬，市党部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由民训会函请中央党部，请函北平市政府，从严惩办社会局勾结奸商，破坏民众团体之事。2月26日，中央党部常委胡汉民、戴季陶、何应钦、李济深、缪斌联名复函北平市党部，称已函请北平市政府申斥社会局。[62]其实社会局执行的就是市政府的命令，由市政府来申斥社会局，这个决定令人啼笑皆非。

不过“申斥”对推动社会局有所作为还是起到了些微作用。28日，由社会局长赵正平亲自主持，邀公安局、市党部民训会、商民协会、总商会、端蚨祥代表开会，调解争端。有了警备司令部和市政府联合制止店员公会的命令，瑞蚨祥店主更是有恃无恐，提出复业的先决条件是将充任店员公会分会执委的9名店员全部解职。甚至在赵局长提出折中办法，由参加会议的各方担保出任执委的店员不会再有轨外行动时，瑞蚨祥店主方面也表示绝无通融的余地。调解遂以失败而告终。[63]

总商会也在这一角力的关键时刻继续向当局施压。3月1日，总商会开会，议决就店员公会问题，全体向当局请愿。[64]3月2日，茶商吴德泰东西鸿记茶店、张一元文记等商号联名报请总商会，请转呈当局，设法取缔店员公会。总商会接报后，当即用快邮代电请市政府据国府漾电查禁。市政府当即令行社会、公安两局迅速查明，劝令查处店员公会的会名木牌。商店方面并施行消极的抵抗策略，方法是不再循旧例于春节后添置新货品，仅将旧有存货售卖，售完为止。有的商家不但不再进货，甚至还阻止已订购的货物运平。这导致财政局的税收锐减，每月计减收10万元之巨，这对入不敷出的北平财政无异于雪上加霜。[65]

在“钱袋子”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市政府在总商会转呈各商请求的当天即雷厉风行，谕令公安、社会两局对店员公会严行制止，以维政府威信，于晚间将各商店店员公会的匾牌强行撤去，并勒令店员将占用的铺房腾交店主接管。[66]

军警当局的严厉态度使瑞蚨祥被开除的店员陷入绝境。2日，由瑞蚨祥店员组成的店员公会二区一分区通电全国，指出集会结社是人民的自由，店员公会是按国民党中央颁布的组织条例成立的，谁破坏会务，谁“就是反革命，就应当按（惩办）反革命的条例惩办”[67]。

这个通电也未见效，瑞蚨祥店员此时已是无计可施，因为支持他们的只是一个虚弱的市党部。2日，市党部民训会曾讨论瑞蚨祥店员问题，议决呈请市党部与市政府交涉，转令社会局饬瑞蚨祥立即复业，并派员前往慰问失业店员。[68]这样的交涉途径前已证明是无效的，现在当然也不会产生作用。

3月4日，在斗争已无胜利希望的情况下，瑞蚨祥失业店员18人不得不屈服，接受资遣离号。瑞蚨祥争议以店主方面的胜利而宣告终了。[69]

瑞蚨祥事件标志北平市党部组织民众团体遭遇了巨大挫折，构成商民协会基层组织“三驾马车”之一的店员公会被强行阻止，使商民协会的基础被严重削弱，商民协会已很难开展工作。对推动工作深感无力的市党部在瑞蚨祥店员被逐出的当天致电中央，称为店员公会事已“声嘶力竭”，究竟如何处理请中央电示方针。[70]在这种局面下，中央党部也已无能为力，对北平市党部的请示，只好装聋作哑了。

8月，市党部还是不顾阻挠，将店员总会成立起来，但由于军政当局的限制，它绝少活动，“无声无臭”，有等于无。[71]到1930年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70次常会终于做出决议，将1928年颁布的《商民协会组织条例》撤销，商民协会也就迎来了它的死期。[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