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平商民协会与北平商界上层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它与总商会之间，由商民协会反对总商会向商户征收“五个月铺捐”而起。

1928年6月8日，国民党北伐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属下韩复榘部抵达南苑，与此同时，第三集团军新桂系所属的先遣军也抵达北京。两支部队的食料供应发生困难，全由总商会出面向米面商筹借，先后计达6万余元。此外，在北伐军接防北京之际，负责留守的奉军鲍毓麟旅向北退却，计划撤回东北。在鲍旅开拔之前，按照惯例，为防城市遭散兵抢掠，总商会向鲍旅支付“赞散费”2万余元。两项费用合计8万余元。总商会当然清楚这些款项十有八九有去无回，为避免米面商单独承担损失，6月20日，遂商定向商户征收五个月铺捐筹集资金来偿还。[11]

9月1日，征捐开始。但征收工作进行得非常不顺利，到月中，仅征到1万余元，不少商家拒不缴纳。[12]在这种情况下，总商会副会长冷家骥致函市政府，请求每区指派警察两名，协助催取铺捐。市长何其巩接函后，认为事关捐务，即交财政、公安两局核议答复。两局认为总商会的请求“尚无窒碍”，予以同意。[13]总商会的征捐得到了政府的首肯。但以强迫手段向包括未加入商会的所有商人征捐，立刻引起了中小商人的不满。以中小商人利益代言自居的商民协会，特召开会议商议办法，决定当加入商民协会的商户因无力缴纳铺捐而受到商会压迫时，商民协会将予以援助。[14]

进入10月，商民协会反对总商会征收铺捐的态度转趋强硬。10月11日，商民协会致函总商会，指责总商会征收五个月铺捐的理由及摊派手续极为不合理，要求三日内给予圆满答复。为此，总商会于12日召开全体会董会员大会，冷家骥指出征捐已在卫戍司令部、市政府和公安局备案，对于商民协会的指责，决定派四人前往解释。[15]次日，总商会代表卓本愚等人携带各军征索给养垫借款项和当局核准备案征收铺捐的文件前往商民协会解释。[16]

商民协会并不认可总商会的解释，发表宣言力陈商会对商民的利害漠不关心，对商民的疾苦不加体恤；指责历任会长借着团体的地位，勾结官厅，逢迎当道，以为猎取富贵的工具；此次更来敲吸商民的膏血，勒征五个月铺捐。商民协会要领导商民一致反对，誓死抵抗，不达到取消铺捐的目的绝不停止斗争。[17]

10月28日，商民协会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并印发传单。总商会见事态扩大，急忙托人前往调停，表示愿意停征铺捐。29日，商民协会在市党部民训会召开执监委员会议，提出停止宣传的条件，包括总商会必须登报声明停止征捐；已收的款项需由商民协会、总商会和调停人会同存入银行，再发还各商家。市政府也悄悄地改变了态度，令公安局不得再派警察随同征收铺捐，实际上铺捐的征收至此已陷入停顿状态，很难再进行下去。[18]

与此同时，商民协会除在电车上、街道边张贴反对总商会的标语外，还将标语贴到了总商会大门的两侧。[19]11月1日，商民协会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明反对总商会征收铺捐的理由，认为在北京政权交接的时候，有维持会来负责经办事务，不用总商会来越俎代庖；国都南迁后，北平商业凋敝已达极点，不能让商人再增加重负，即使要征捐，也要持平办理；米面商垫付给养，不过六七万元，而五个月铺捐可以征收13.5万元，多出的数额做何用途，令人起疑。[20]

由于总商会表示愿意停征铺捐，总商会与商民协会争执的焦点已由铺捐征收与否转移到已征款项的退还上面。在北平素有威望的王士珍出面调停，但总商会方面表示，已征的4万元已拨还米面商，无法退还。总商会决定于11月7日派人前往商民协会接洽，请商民协会协同总商会向赊借米面的各军政当局索还垫款，以便顾全商民的血本。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便与商民协会商议可否将加征铺捐改为预借，这显示总商会在退让中还隐含着抵抗。[21]

总商会派人与商民协会洽商的结果很不理想，商民协会寸步不让，对总商会所提的两项办法均不赞成，至于如何偿还垫款，则概不过问。总商会也不愿意再做让步，声称征收五个月铺捐是在总商会大会上通过的决议，商会会董无权推翻。会长孙学仕提议，召开全体商民大会。当时北平加入商会的商户有7000余家，每家以20人计，有十四五万人，在北平的130万人口中，扣除妇孺及军政各界，占全市人口的七八分之一。此不可不谓盛大的民意，铺捐是征是停，诉诸民意，求一总解决，以免征捐被外人疑为少数人的意思。于是决定13日召开大会，要求70行每行至少派40人参加大会，届时请警察维持秩序，并请北平政治分会、市政府、市党部派人出席。[22]

11月13日，总商会召集的全体商民大会召开，参加的商民达3000余人，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和市党部民训会都派人参加。关于征捐问题，65行中有63行同意，仅有两行反对。不过，在表决时，当主持人要求赞成者举手时，各行均不置可否，只是随声附和而已。而且在付诸表决前，会场秩序大乱，吆喝声如雷贯耳。民训会代表滕珂、汪道余、金嘉勋等在听到“打倒市党部”的口号后，认为系暗中有人操纵，愤然退席。[23]于是，总商会挟民意继续征捐的目的不但没有达到，反而演化为“反党”问题。

11月14日，市党部所属的五大民众团体农民协会、总工会、商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及妇女协会派代表向何其巩联名递交公函，请市政府逮捕冷家骥、孙学仕，并没收其财产。同时，商民协会向市党部汇报商会开会情形，指摘参加大会的人员大半是以金钱雇来的流氓，冷家骥与众人随问随答，并无真正商人讨论的余地，要求通令严缉冷、孙，并处以死刑。[24]

面对党部所属民众团体兴师问罪的严峻局面，总商会紧急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商民大会散会后，总商会立即派秘书长赵公瑾前往市党部向参加大会的三位民训会代表道歉，表示此事是误会。[25]15日，总商会开会议决派人赴卫戍司令部、警备司令部、市政府等机关解释13日大会上发生的事件是误会，并另日致公函分呈以上各机关，函件由到会各行会盖章，保证无反党言论。还决定设法使总商会继续存在，如个人有错误时，宁使个人牺牲，不可累及总商会。[26]按照这种精神，冷家骥先是登报声明已在总商会辞职，并赴西山养疴，后声称奉母命返回原籍。[27]同时，总商会在报上刊登声明，坚决否认在大会上有人呼喊反党口号。[28]

尽管总商会采取了这些补救措施，但事态的发展，已超出了它的掌控范围，其命运取决于北平和中央党政机关如何处理这一事件。

11月16日，党部所属五大民众团体集合200余人，手持“枪毙冷家骥”的标语，呼喊“解散反动的总商会”“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分赴市党部、市政府请愿。市党部的答复是：已于14日下令逮捕冷家骥，并已转请市政府和卫戍司令部查明拿办，一俟捕获，即交由各民众团体处分。再赴市政府，何其巩的答复则没有这么痛快，他虽然声称此事已令公安局和社会局详细查复，但同时表示，此事属于司法范畴，市政府是行政机关，职责只在详查事实，上报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至于逮捕冷家骥等处置，照中央颁布的条例，系由特种法庭或普通法庭处理，在国民党治下，一切均应遵照程序进行。市政府因权限有关，不能越俎，只能在行政职权范围内行事。何其实表明了市政府不会答应民众团体的要求，去命令警察局逮捕冷、孙等人的态度。民众团体对这个答复当然不会满意，前后四次入见何其巩交涉，何的答复均同。[29]这反映了地方党政当局对此问题的态度大相径庭，市党部站在了支持民众团体这一边，市政府则对总商会网开一面。

市党部虽然对其所属五大民众团体逮捕冷、孙的要求予以支持，但它手中没有调动警察的权力，在市政府按兵不动的情况下，它所能做的，只有向上级党部呼吁和向市政府施压。11月17日，市党部致电中央党部，指称总商会会长冷、孙等召集安福余孽，收买地痞流氓开会，并在会上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北平特别市党部”等口号，要求中央党部转令国民政府，电饬市政府将冷、孙速予缉捕严办，以维党纪。同时致函市政府，指冷、孙系张宗昌的走狗，应将其逮捕处死。[30]在围剿冷、孙的舆论中，市党部走到了前列，表明它与其支持的商民协会的态度完全一致。

市党部及其控制的五大民众团体屡次要求逮捕冷、孙，已不容市政府在此问题上抱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它必须表明立场。11月20日，何其巩就商民协会等要求对冷、孙逮捕治罪的呈文做出批示：“此案业已令行社会、公安两局，彻查真相，以凭处置。所有逮捕治罪各节，事属法律范围，非本府职权所及，应俟查复后，依法办理。”[31]其实是将他在接待五团体时的谈话书面化了。

中央党部对此也有表态，11月22日，市党部接国民党中执委会复电，称查办冷、孙反动案，已交国府照办。[32]

与此同时，何其巩也将这一事件的原委向上呈报，不过他的说法与市党部的说法迥然不同，而与总商会的口径一致，称此事掀起轩然大波系党部方面误会所致。市党部民训会对此相当不满，称冷、孙唆使党羽高呼打倒党部口号的情形，为该会参加商会大会的三同志所耳闻目睹，绝非有何误会，请市党部再电恳中央函达国府，饬令北平市政府查办。并派代表三人质问何其巩，何以冷、孙明白叛党，而不速即查办。[33]

12月10日，在市政府答应彻查真相迟迟没有动静的情况下，五大民众团体再次致函市政府和市党部，重申了逮捕、查办冷、孙的要求。[34]

12月14日，北平政治分会因国民党中央民训会来函要求调查、处理总商会反动情形，也对此事表态，决定照总商会证明为误会的结论加以回复。[35]

在市党部的屡次请求之下，到12月底，终于等来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就此事的批复，结果令市党部及其控制的民众团体大失所望。蒋的意见与市政府的意见类似，认为此事系属法律范围，应循司法渠道解决。五大民众团体认为这种意见具有袒护性质，一面致电蒋介石，一面致函市政府，仍请查办冷、孙。[36]

直到1929年1月中旬，国民党中央民训会致函北平政治分会，要求它转饬北平市政府令总商会停收铺捐，指出如果确有借垫给养情事，或呈请各军酌予归还，或由当地富商分别摊派，不得侵犯政府权限，自由征收铺捐，致起纠纷，并要求市政府查办总商会中的反动分子。市政府接到来函后，立即要求社会局会同公安局制止总商会征捐，并查明已收铺捐的用途具报，同时致函总商会命令即日起停止征收铺捐。其实市政府这是在故作姿态，因为铺捐已于上年10月末无形停止，就这一点来说，这是一道迟到的命令。对市党部及其控制的民众团体一再请求而这次中央民训会已要求的查办冷、孙事宜，市政府在给社会局等的训令中则只字未提，说明在这方面北平市政府并不买中央民训会的账，致使此事再无下文，不了了之。[37]

不过经过这次风波，总商会和商民协会在气势上实现了此消彼长。商民协会是新成立的组织，此前参加的商家不多，五个月铺捐取消后，退出商会、加入商民协会的商家开始增多；而总商会则受到了沉重打击，会长孙学仕长期称病不出，副会长冷家骥又已宣布辞职，总商会负责无人，外界开始认为它“恐不久将无形消灭”。[38]

在这一关系总商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北平市政府、北平政治分会都开始过问总商会陷入瘫痪的问题。1928年12月5日，市政府举行第16次市政会议，何其巩提出临时动议，指出总商会负责无人，不能任其长期停顿，社会等局应寻找一妥善的解决办法。[39]12月16日，政治分会致函市政府，指出总商会宜在市政府的监督之下，速按新制改组，以免贻人口实。[40]北平政治分会给总商会指明了改组以免消亡的挽救之道。

1929年1月12日，总商会拟妥了改组办法，并报社会局备案。[41]本来总商会决定按部就班地举行选举，但各方均认为总商会宜早日改组成立，不必拘泥，可直接召开执委会议选举常委。[42]1月25日，总商会举行选举，高金钊、冷家骥、李廷翰、高伦堂、杨以俭、孙学仕、杨绍棠等七人当选，冷家骥和孙学仕仍榜上有名。[43]2月13日，总商会选举主席团委员，北平市政府财政局长、社会局长均到场，政治分会和公安局也派人参加，市党部则拒绝与会。会议选举高伦堂、冷家骥、杨以俭三人组成总商会主席团，饱受民众团体和市党部抨击的冷家骥仍当选。[44]

在政治分会和市政府的支持下，冷孙等涉险过关，国民党中央则顺势承认了现实。1929年3月，中央民训会常委胡汉民、戴季陶、缪斌等人联名致函市政府，请其对新当选的总商会主席团成员冷家骥加以指导，以免再有逾越常规的言论和举动。这等于解除了中央党部对冷家骥等人的追查。[45]总商会新瓶装旧酒地维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