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和城市社会

20世纪初期北京的公园在改变城市环境和市民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的近代公园逐渐发展成为集娱乐、运动、教育、商业、文化、社会和政治活动于一体的多功能环境。这样又会有助于在公园影响下的新的城市文化的发展。

第一个明显变化是在政治领域。1911年以前，北京尚不存在公共空间，政治家们通常在其家中或者是仅有的几个可供使用的公共场所（餐馆和妓院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举行秘密会议。公园的创建明显地改变了这种情形。公共空间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大规模集会以表达他们民主思想的场所。如1915年，一天之内便有30多万北京人到中央公园参加公众集会，抗议日本侵略者提出的“二十一条”和北洋政府的妥协政策[44]。1925年，大约700000人在中央公园出席哀悼孙中山的仪式，他的遗体就安放在公园中一个大厅里。三年后，大厅与公园一起更名为中山堂和中山公园[45]。

天安门广场这一新的公共空间也成为政治集会的另一焦点。五四运动期间，学生们在天安门前开阔的空地上举行了许多次群众示威。这个广场（比今日的天安门广场小得多），也仅仅是在几年以前才向公众开放的。1925年，广场在五卅运动期间（抗议日本商人枪杀中国工人的运动）再次成为政治斗争的聚焦点。“一二·九”运动（另一抗日运动）也是于1935年自同一地点发起。最后，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升起五星红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中国，扩建的天安门广场，作为大规模提倡民主运动的发源地，变成人们更为关注的公共空间。谁都没有料到，像天安门这样的公共空间会成为如此受欢迎的群众政治参与的场所，以致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变迁。

20世纪10—20年代，各种各样的独立组织（自治团体）、专业法团和会馆在中国不断兴起。在袁世凯短暂的独裁后的十年中，民间市民团体的活动无论在广泛性和多元性上都是20世纪其他时期无法比拟的。从1917年到1926年，数百个官方批准的独立社会团体在中国的首都迅速成长。[46]。这些提倡道德、教育、男女平等、慈善、互助、宗教、运动、学术和文化的机构都发现新近建立的公园为他们宣传其宗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地方。如20世纪20年代初，在专款帮助下几所妇女和技术学校在北海和中央公园建立。许多慈善机构也经常在公园为中国遭受洪灾和旱灾的省份的灾民募集赈济款。[47]总之，北京的公园为思想的传播和市民的动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开放论坛。

公园也为商务活动提供了场所。近代的北京，公园逐渐取代传统的庙市成为受城市居民欢迎的集会场所。原是庙集的许多地方都变成了公园。这种变化附带着西式百货商店的出现，如东安市场和新世界广场便成为理想的购物场所，人们在那儿可以买到从古到今，从国产到进口的各种各样的商品。随着新市场内餐厅和茶馆的设置，那里也成为少数中产阶级城市居民的集会地。此外受人们欢迎的还有西式剧院。与传统的嘈杂、露天、户外的舞台相比，西式剧院讲究的舞台、灯光和舒适的座位，更为市民所喜爱。尽管大众仍然更喜欢地方戏剧表演，但是他们如今可以在近代化的剧院里而不必在传统的庙会上欣赏这些演出了。庙会失去其贸易与娱乐双重功能，自然是逐渐衰微，尽管它们没完全的消失。新的民间市集在民国初期便已发展，最为有名的就是位于外城天桥附近的市集。在那里，工人阶级家庭的集中和电车的出现，都对该地独特的商业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48]

北京的近代公园在满足人们对购物、休闲娱乐和消遣需要上，与近代百货商店和剧院展开了激烈竞争。那些御花园和祭坛的古建筑如今被改造成了电影院、纪念品商店、餐厅、茶馆等。公园里的那些露天场所则变为装备有秋千和旋转木马的游乐场。公园还为体育爱好者配备了溜冰场、网球场和小高尔夫球场。在公园所有的娱乐设施中，茶馆最受人们欢迎，其原因主要是北京居民对茶和茶馆数百年的钟爱。当位于北京闹市区的中央公园和北海公园先后开放后，那里的茶馆便替代了已经广受欢迎多年的许多商业市场上的茶馆（即使东安市场的茶馆也是如此）。[49]在夏季，户外茶桌从大清早一直摆到夜里十点多。古老柏树的绿荫，人造大理石铺面的茶桌，茶桌四周还有藤椅环绕，对于玩累和走累的游者们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如遇婚礼或者茶话会一类的特殊社会事件，几张桌子拼在一起就能容纳许多人。

有些北京居民每日必往公园一游，有些是在周末定期游玩，还有一些人则只在特殊的场合，如婚礼、葬礼或者周年纪念日才光顾公园。一位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官员雷齐虹回忆说，人们只需20文钱即可进入中央公园。[50]甘博在1918年和1919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尽管要买门票，夏天仍是每天有4000到5000人到公园游玩，冬天每日也有一二百人。如遇节日或重大庆典，公园进出通常免费。[51]在这些日子，常常有逾万人汇集到中央公园60英亩的土地上。

城市知识分子尤其喜爱新的公园，对公园所特有的诗情画意欣赏备至。他们经常在公园举行茶会和思想交流会。而且，公园僻静的角落为那些喜爱在幽静的氛围中从事思维活动的文人们提供了灵感的源泉。正是在中央公园的一张茶桌上，鲁迅完成了他的一部俄罗斯小说的翻译工作。[52]

妇女也是游客中的常客。当市民妇女宣布走出户外同男子们一起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时，公园给她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场所。城市社会也开始改变，因为传统的对待妇女的态度正受到攻击。[53]像大学里开始试行男女同校一样，公园也就成为妇女能在户外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公共领域，虽然通常要由他们的家庭成员陪伴。然而在公共场所谈情说爱还是会引起文化保守人士的蹙眉，北京早期的近代公园也因此在混合异性游客的过程中开了先河。

北京城的外国人亦为公园所吸引。外城的天坛公园是他们最喜欢的地方。西方的外交官和商人经常在下午某个适当的时候就去北京城最大的公园野餐或同其家庭及朋友一起赏玩。实际上，挪威驻中国大使米歇列（J.Michelet）非常喜爱天坛公园以至于他自愿为修复公园里的一条主要道路捐助资金[54]。

通常，这些新公园还主要吸引中产阶级。说确切些，中产阶级游客也由于其身份不同而聚集于不同的地区。例如，在中央公园，西方人喜欢在一家叫“金石林”的西式咖啡馆聚会；城市知识分子则选择一处名为“长美轩”的地方特色快餐馆；旧式文人则爱去传统茶馆“春明馆”。年老的顾客喜爱喝茶聊天，而年轻人更喜欢新近从西方引入中国的苏打水和冰淇淋。[55]

尽管如此，那些新建立的公共空间也并未促成新的阶级融合。最重要的障碍便是门票，它极大地阻止了城市里大量的工人阶级（几乎占城市的80%的人口）常去公园。门票价格从20文到1银元不等，这通常是城市工人无法承受的（20世纪初期，工人的平均日收入仅为40文钱）。而在西方，几乎所有的公园都由政府提供资金，中国公园在那个时期却主要依靠私人捐助、税收和门票收入。虽然公园在我们研究的整个时期都是面向公众的非营利机构，而且人们也不断要求废止收门票，但门票政策却继续施行。[56]除了经济考虑之外，如实行免费公园还会吸引乞丐、无家可归者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人，公园管理者生怕这样会失去中产阶级的赞助而极力避之。因此，尽管思想上经历了从皇家特权到普通人权的改变，尽管近代政府不断提倡发展，但现实是一大批下层人民仍旧排除在新建立的城市公共空间之外。简而言之，这种失败使得这些公园至少不是完全“公共的”。

除了提供一大批娱乐设施之外，改革者也强调公园的教育价值并且经常把它们作为社会控制的方法。政府使用这些新近开放的公共空间提升其改良主义的进程。在许多公园都可以看到政府机构活动的影子。例如，财政部在中央公园摆桌子，号召城市居民购买政府公债。买公债，如一副儒家腔调的广告所讲，有益于国家（即大家）和家庭（即小家）。[57]此外在公园，教育部办了一所公立图书馆；司法部则搞了一个劳改产品展览会；内务部还举办了公众健康展览会。这些教育设施每日都吸引了大批的游客。

中央公园图书馆开放于1916年，是中国第一批公立图书馆之一。在其建立以前，北京仅有两个公立图书馆。这两个公立图书馆是在晚清新政改革中建立的，但其地理位置不易于普通民众接近。但是，中央公园图书馆却既有宽敞的阅览室，又方便进入。这所图书馆由教育部捐赠并受其管理。[58]由于北京城大多数居民仍然是文盲，所以图书馆的读者大都是学者、学生和其他受过教育的人。虽然如此，图书馆的宗旨是向所有能够使用它的人敞开大门，使这所图书馆不同于许多私人图书馆，因为后者的藏品仅供一些特定的精英人物使用。

有时，北京城里公园的教育活动开展得较极端，接近于教条式的灌输。例如，在京兆公园所建的格言亭就是为了向游客灌输“正当的行为规范”。箴言既有劝告年轻人忍受感情挫折的劝诫，也有劝人行为要良好、要培养能为社会所接受的伦理道德的说教，甚至还有对西方的最新科学发现的普及宣传。这些五颜六色的格言亭大多位于公园大门附近和公园小道两侧，反映了社会改革者们试图利用新创造的公共空间在市民中培育对新的世界观的认同情感[59]。

劳改产品的长期展销是1919年开始由司法部主持的。在中央公园公共图书馆附近建造了一座用传统的琉璃瓦加顶，约有7间房子大小的展馆，用来展示由北京第一监狱和第二监狱的囚犯制造的手工艺品。展出和销售劳改产品的目的是向社会表明新生的共和国监狱体制的拯救罪人功能。同时，它也代表了正统的儒家对“人能弃恶从善，痛改前非”的能力的信任。公园是进行这种展览的适宜场所，因为普通大众一般对了解从前对所有人构成威胁的罪犯能改邪归正，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有浓厚的兴趣。显而易见，通过向游客出售廉价的劳改产品，司法部也希望有所赢利，以助于弥补管理中国监狱所必需的支出，因为政府的拨款常常是不敷所需的。

促进公众健康始终是北京的公园运动的一个主要特点。市政府在市政公报里反复申明公园对城市居民的精神和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一篇评论文章写道：“其论都市公园之功效，直称之为‘都市之肺腑’。盖以市民之赖有公共园林，犹之吾人之赖有肺腑，藉以呼吸空气而得免于窒息也。”[60]从而，公众健康的重要性也就几乎在所有的公园章程中得以说明。例如，中央公园的任务便是“为公众健康服务，促进高尚娱乐，并维持善良社会风俗”[61]。1917年，内务部在中央公园建立了公共卫生知识展览厅。这一长期性展览的目的是，通过展示医学标本、解剖图和其他能够促进公众对健康问题之认识的东西，在城市居民间传播关于公共卫生的科学知识。[62]由京都市政公所公共卫生处负责的这一展览在公园正常开放时间内免费供人参观。它每天都吸引了大批的游客。

像瘟疫一样困扰20世纪初期中国的战争和政治动乱，当然也会阻碍公园运动的发展。例如，1920年在北京市中心一带爆发的战事，使中央公园的门票销售同1919年相比下降了35%（即从28000银元下降到18000银元）。[63]安全的缺乏和政治不稳定无疑使一些游客不愿意对城市公园解囊相助。

但是，公园运动即使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里亦有惊人的表现。公园的修建仍能如期进行，因为很多公园的管理机构独立于地方政府进行管理。一位同时代社会工作者评论道：“由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银行家、律师和社会各界著名人士组成的董事会不断向公园工程捐赠巨款，并将此当作一种善举，他们的活动独立于政治角逐，因此，虽然历经无数的革命和政变，中央公园始终能自主决策并不断取得进步。”[64]总之，社会精英帮助公园建设取得成功；而公园作为回报，对20世纪初期北京的社会转型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