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的创造

1914年，民国政府受到西方市政管理经验的鼓舞建立了京都市政公所，而它的建立也启动了一场有力地改善城市物质环境的运动。市政公所的建立和掌权反映出了塑造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更强大的力量。在政治方面，如芮玛丽和罗威廉已指出的，太平天国后的重建引发的分权给晚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人口的增加和商业的发展加速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步伐，然而软弱的政府所造成的权力真空却被士绅集团以公共事业的名义而填充。不过，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政府就试图通过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来重新集权。作为中央政府的臂膀，市政机构有效地控制了以往被士绅和商人垄断的地方事务，从而逆转了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一个由非官僚功能替代势力渐弱的中央政府控制和管理市政事务的趋势。

在社会层面，市政公所吸纳了很多进步改革者，包括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科技官僚和新式军官的愿望。在中国和西方近代学校接受过教育的改革者更多关心的是给人们创造很好的生活福利设施的新都市，而不是保留传统规划秩序。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似乎更易接受新想法，了解更多的西方技术和城市规划，并且更多地接触他们所管辖的人民。创建公共公园成为市政公所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之一。1914年，城市官员发起了这项公共运动。随后的几年中，市政公所的正式出版物《市政通告》成为为建立公众空间摇旗呐喊的一个重要论坛。这份两周一期的刊物发表文章，对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和其他外国城市的公园进行系统的介绍。更为重要的是，《市政通告》还发表社论，致力于促进公众对北京城建设公园的意识和渴望。其中一篇文章开宗明义地讲道：

所以各国通例，每七天要休息一天，为休息的定期。每一城市，大小必有一两处公园，为休息的定所，以此来活泼精神，操练身体。我们中国人，从前不得这个诀窍，把藏休息游四个字丢在一边。……但是通都大邑，没有个正当的游玩地处，因而闹得多数男子，都趋于吃喝嫖赌的道儿上去……

设立公园，便是改变不良社会的一种好法子。“公园”二字，普通解作公家花园，其实并非花园，因为中国旧日的花园，是一种奢侈的建筑品，可以看作是不急之务，除是富贵人家，真有闲钱，真有开心，可以讲究到此，若是普通人连衣食住都顾不上，岂能还讲究什么盖花园子？[27]

作为政府的代言人，这篇社论试图传达以下几条信息。首先，近代的政府将公园和近代化与社会进步相提并论。既然公园是近代城市所特有的产物，那么中国也应该有公园。通过攻击陈旧的社会风俗，它试图创立公众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感，这是开化和前瞻的表现。其次，政府负有保护人民之健康和道德的责任，建设公共空间是一条改革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途径。

在巴黎（1917年），全数公园之面积已达十一万英亩（每英亩合中国六亩）；伦敦有公园十八，运动园三十九，其广袤达三千八百英亩；柏林市内公园面积现达七十英亩，此外尚有儿童的运动园。夫以各国都市土地价值之昂贵，几乎寸土皆金，乃不惜留此缺地，辟为公园，诚以公共园林之设置能改变人们的不良行为，提高人们教养和城市美德和市政的美德，顾不视为娱乐之端也？[28]

最后，社论面向的是不同的读者。虽然文章所使用的语言是口语化的，但普通居民很少能读到《市政通告》，而且普通居民对创立公园也几乎无所助益。因此，这篇文章实际上面向的是精英型读者，这些读者出于道德责任感和改革城市的需要，要求建立公园。也正是这一批城市社会精英对管理和资助北京的公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京都市政公所在发动了大规模的公共宣传活动之后，迅速拟好了具体方案和进行可行性研究。然而，当真的开始进行创立公园的宏伟工程时，京都市政公所却遇到了两大困难：土地短缺和资金匮乏。首先，由于北京作为首都已数百年之久，房地产业已经饱和。城墙之内没有大得足够建造公园的空地。当然，这并不是说北京城内再也没有开阔空间和绿树葱荫之地。从前封建王朝的祭坛和园林，例如，社稷坛和天坛，便在城内最优良的地理位置拥有大片的土地。位于北京城中心的社稷坛占地约360亩（60英亩），位于城外的天坛占地更多达500英亩。随着封建王朝的崩溃，这些地方变得杂草蔓延，脏乱不堪。正是在这一情况下，市政公所迫于寻找空间建造公园的迫切压力，才开始考虑将从前这些神圣的地方改造成公园。

这一转变似乎既具有政治价值，又具有经济价值。从政治上而言，京都市政公所与从前由封建政府成立的那些处理城市事务的机构有显著的不同。这个政府机构担负着改造旧的城市面貌从而改善人民生活的责任。作为北京历史遗迹的皇家园林和庙宇应该让位于人民对公共空间的迫切需要。通过将私人园林改造为公共空间，民国政府表明了它与封建帝国旧时代决裂的决心和关心人民疾苦的承诺。无论如何，如今的中国已是一个年轻的共和国了，市政公所的官员们力争抓住这个机遇向世界表明，他们是为人民权利而执着追求，热诚代表公众利益的社会改革派。

从经济上考虑，将前祭坛和皇家园林改造为公园也是划算的。它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具备树木花草和楼阁亭台等可以作为公园的设施。将这些空间改建为供公共使用的公园可以借用已有的资源，而不必从零开始建设。由于这一原因，在社稷坛基础上建设北京中央公园要比纽约市中央公园的建设节省相当多的钱。因为在纽约，市政府要从私人房地产投机商手中购买土地，修建各种建筑，修建大草坪，挖掘和灌注人工湖泊，等等。[29]然而，北京政府却避免了这种开创性投资的大部分。

对于市政公所如此强烈的节约意识，我们丝毫不应该感到吃惊。在20世纪初叶，缺乏资金是北京进行公共工程建设的最大障碍。市政公所有两大资金来源：一是来自中央政府的拨款，二是市政税收。后者主要来自向店铺、交通车辆、剧院、妓女和妓院、财产的出售和转让等征收的税款以及私人使用城市财产所缴纳的租金。中国在当时没有个人所得税。这一税收体制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最有效地使用已有的资金，市政府必须做出某些选择。在资金方面得到优先考虑的公共建筑是清扫街道、收集垃圾、铺设和拓宽道路、修葺和维护北京城建于明朝的沟渠。由于修建公园不直接与公众健康和福利相关，自然无法与上述工程争资金。例如，主张修建中央公园的提议者就不得不面对严重的资金短缺。对这一工程的细致描述能够表明京都市政公所是如何转向民间求助从而克服这一困难的。

社稷坛是最初几个被考虑改造为公园的地方之一。将社稷坛开放以供公众参观游览的主意是由当时的交通总长朱启钤提出来的。1913年，当北京的许多地方仍然向普通百姓关闭的时候，朱有机会在一个特殊的场合进入了社稷坛。尽管社稷坛看起来孤独荒凉，但是它那于明初社稷坛建立时栽种的参天古柏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0]同样重要的是，社稷坛位于北京城的中心，是一块风水宝地，城内居民前往游览比较方便。到这时，紫禁城里的行政部门已经向公众开放了；朱认为到紫禁城的参观者当然也想参观社稷坛，所以将其关闭，是对其美景的浪费。1914年（民国三年），作为京都市政公所督办兼内务总长的朱启钤主持了创建后来名为“中央公园”的准备工作。

单靠京都市政公所本身无法为建筑中央公园提供充足的资金。北洋政府也以财政紧张为由拒绝提供资助。为了筹措资金，京都市政公所决定让城市居民分担部分费用。1915年6月，市政公所成立了“中央公园管理局”，根据其组织章程，北京居民或暂居北京的人只要每年捐赠50元大洋便可以成为中央公园管理局董事会的一名成员。法人捐赠至少是500元。由34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由董事会挑选产生，任期一年，可以连任。捐款被视为慈善行为，不应图利润回报。主要由北京城的著名政要人物和与工商界以及政府有关系的社会名流构成的捐款队伍，纷纷捐款资助这一公共工程，从而提升自己的公众形象。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便筹集到了4万余元。徐世昌、张勋、黎元洪和朱启钤等高居个人捐款最多的名单之首，每人捐款在1000元至1500元。捐赠的公司法人包括交通部、财政部、中国银行和京师华商电灯公司。当地商人的捐款占了50元到100元的捐款者的大多数。[31]

在经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下，中央公园工程开始了。虽然中央公园管理局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但是它必须向京都市政公所汇报工程进度和活动。市政公所还规定，管理局不能拆除或翻修公园任何的古代建筑。市政公所宣称，公园内建筑是属于政府的财产。最后，市政公所制定了门票价格以及场地租赁费率，从而防止任何制定非法或不公平价格而损害公众利益的企图[32]。

中央公园于1914年10月10日向公众开放。它在市政公所的监督之下由非官方的市民和商人联合体直接管理，是北京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近代公园。为了参观者的方便起见（因为人们不愿从紫禁城内部进入公园），一座新门便修建在富强街（长安街的前身）上。公园内种植了花草树木，修建了假山，铺设了大路小径；开设了餐厅茶馆；运动场、台球厅、射艺室都也投入了营运。原有大殿改造为教育部中央图书馆阅览室和内务部卫生知识展览室。几座新的大楼也修建起来了，大楼里面有一个餐厅，一个茶馆，一个健身房，一个种花的温室和中央公园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为了降低成本，他们使用了天安门外边被拆除的千步廊的材料和来自圆明园废墟的著名的太湖石做成的支柱。中央公园成为城市居民放松自己，欣赏自然风景，彼此交流和接受教育的公共场所。

随着中央公园的竣工，市政公所又开辟了几所公园，为城市居民提供娱乐空间。[33]其中位于北京城南缘的城南公园开放于1917年，城外的天坛公园开放于1918年，以北城外地坛为基础的京兆公园开辟于1925年。著名的颐和园也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跻身公园之列。

开辟城南公园是市政公所企图弥补外城公园的缺乏，使之成为光顾香厂模范商业市区的人们休闲娱乐的场所。建在先农坛北面一块政府空地上的城南公园于1917年向居民开放。一年后，城南公园合并了它的邻居——1913年内务部建造的农事实验场。合并后的公园在城外为游客提供了充足的新鲜空气、绿色的空间和一个类似乡村的环境。像中央公园一样，随着本地商人蜂拥地从政府那里租赁公园土地，经营茶馆、中西式餐厅、电影院、图书馆、运动场、溜冰场、艺术博物馆甚至小动物园，使新公园成了一个多功能的娱乐场所。对于生活在城外的人们来说，城南公园是他们经常参观游玩的好去处。对于市政府来说，公园的开设可使政府每年从门票收入和土地租金中获得超过8000银元的收入。[34]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不久，著名的中南海（皇城三海中的两个）成为国家政府的驻地。1913年，士绅领导的市政会议试图在皇城三海之一的北海建立一个公园，却没有成功。1922年，市政公所将北海对公众开放。北海公园几倍于中央公园的大小，是市区内最大的公共空间。像中央公园一样，北海公园也是由市政公所选举的执行委员会直接管理的。[35]

位于东北侧城墙外的地坛，是1530年建造的，供明朝皇帝向地神祈祷和献祭。然而，到清末年间，这个曾经神圣的地方已经丧失了它原先大部分的庄严。多年来官方的疏忽和驻扎在附近的士兵的滥用使那里变成了一片荒地。由于地坛坐落在市区外边，超出了市政公所的管辖范围。1925年，京兆尹（以前的顺天府）决定把地坛改成京兆公园。财政部批准拨付了18000银元，再加上其他公众和私人的募捐，这个公园的修建在三个月内就完成了。京兆尹选举了一个由地方士绅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负责经营公园，从而建成了北京城引以为自豪的第一个体育场、公共图书馆，和北京唯一的主题公园——世界园。[36]

颐和园（它在1888年重建以前被称为“清漪园”）是所有御花园中最大的花园，它是早期民国中央政府指定的清皇室的永久居住地。由于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不愿离开紫禁城而搬到颐和园去，因此颐和园被闲置了多年。早在1914年，清皇室内务府（内务府负责退位皇帝的生活等事务）向公众开放颐和园，收取门票费。1924年溥仪的家庭教师庄士敦被任命为颐和园的总经理，此后他采取租赁财产、收取入园费以及出售位于北京西郊昆明湖的鱼等措施筹集资金以翻新、修复颐和园内的建筑。他还经营了一家旅馆、一个茶馆、一个照相馆和一家苏打水厂（采集附近玉泉山的泉水进行生产）。以资助皇室每日的费用开销。[37]溥仪被驱逐出北京以后，政府没收了颐和园，并且把它变成了一个公园。公园的门票是1银元；20%的门票收入被负责北京市郊的地方行政机构——步军统领衙门用来维修道路。[38]然而它偏远的地理位置和昂贵的票价，使普通人无法经常光顾，即便是这样外国游客还是显示了对参观颐和园的极大兴趣。

公共空间的开放不是很轻易实现的。尽管清政府已不再掌权，但是清皇室仍然不遗余力地阻止将从前那些禁止的领域转换为公园。最能说明这场公共空间争夺战的可能就是太庙之争了。太庙是帝国皇权最后的堡垒，位于天安门的东边，和社稷坛形成完美的对称。它是清朝顺治皇帝为纪念其皇室祖先于1648年建造的。在清朝，满族统治者继承了中华民族“尊重上苍，崇敬祖先”的礼制。1644年，清朝的开国之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墓碑就被从满洲奉天迁到了太庙。即使在1911年清王朝倒台之后，清皇室也和民国政府之间达成协议，即民国政府保证供奉他们祖先的太庙的地位不会发生变化。协议承诺只要末代皇帝溥仪还居住在紫禁城，太庙仍将是他的私人财产，但是协议不允许他举行盛大的祭祖活动[39]。

然而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间，两次事件促成了太庙向公园的转变。一是1924年溥仪被军阀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另一件是内务部对太庙的接管。公众也开始要求政府使用这个历史遗址。例如，一名叫潘子厚的地方商人，计划在太庙附近租10英亩空地，建造一个现代游乐园。尽管他反复地游说，引用西方国家的例子和讲述公园对公众娱乐、道德培养和公共教育的好处，但是政府仍以其提议不适合这个地区的文化氛围而拒绝了他的请求。相反，政府开放了太庙供公众参观。清朝皇族愤怒了，他们宣称“太庙不同于其他地方，太庙里安放的是我们列祖列宗的灵位。太庙一旦开放给游客，无疑会受到亵渎”。然而，政府的答复是不妥协。“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北京所有的祭坛都已向公众开放了。太庙不应该作为禁区成为一个例外。然而为了表示对前封建帝国皇室的礼貌，我们已给予进入限制，即仅仅准许中国士绅和外国参观者进入。”政府接着斥责了代表清朝皇室的代理机构。“皇室行政办公室是一个既非正式、也非合法的组织，你们直接向政府询问是非常不适当的。内务部将不会再从你处接受信函”。[40]

除了来自前封建皇室的强大抵制以外，还有另外两个抵制创建公园的因素。一个来自保守派，他们这些20世纪早期的人，却保持着19世纪的头脑，他们为从前皇家权力荣耀的一去不返而痛心疾首。他们根本不能容忍政府在前皇家祭坛或园林的遗址上修建公园，他们无法分享公园带给普通百姓的快乐。例如，余綮昌便使用“废”一词来描述公园运动中的革命性事件。余綮昌于光绪年间生于北京，曾经在清政府担任要职。在他看来有两大灾难摧毁了历史悠久的京城，一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二是辛亥革命。他宣称在自己的成年时代，他目睹了本来“美丽雄伟”的京城经历了“从繁荣而衰落至颓废”的变迁。[41]虽然支持将皇室改为公共空间的言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反对这一运动的言论，但是在那些认为北京城的精髓在于这些地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来看，修建公园是一场不小的灾难。

另一反对力量来自建筑专家，他们宣称要保留这些历史遗迹。他们反对将前皇家祭坛和园林改造为公园的做法，因为任何变更都将削弱这些地方的历史价值。他们建议不应该将这些地方改建公园，而应将其整体变成博物馆，这样公众既可参观它们，又可保留这些历史遗迹。“保留派”仅取得了有限的胜利。虽然他们未能阻止将大多数皇家祭坛和园林改造为公园，他们却成功地说服北洋政府将紫禁城作为博物馆保留下来。早在1913年，内务部长朱启钤就与清皇室内务府商谈过对紫禁城行政管理部门实行国有化。从而，清皇室被迫放弃了紫禁城的很大一部分，紫禁城也第一次向公众开放了。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之后，紫禁城完全变成了博物馆。直到今天，这座重要的历史遗迹几乎从未发生过任何重大改变。

20世纪早期的公园创建运动也充满了内部问题。例如，中央公园管理局指控涉及此公园修建的前官员的贪污腐败事件。据朱启钤自己说，他被控“放弃古老的规矩，侵吞公有财产”，为他自己修建豪宅。[42]1923年，董事会向内务部提交一封信，控告朱启钤和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侵吞公有财产。他们还被指控对中央公园每年10万元的收入使用不当，犯有财政渎职之过。信中声称，由于朱和吴的权力和影响，这些违反规定的行为一直被允许继续下去。在1920年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之间发生战争期间，对他们的指控一直没有停止。吴逃到天津避难，但在他走之前，安排了自己的人来监督中央公园。吴所安排的人，结果却是一些利用公共经费贪婪敛取财物的恶棍，他们将公园变成了一个罪犯的匿身处，赌博和其他邪恶的接收地。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公园管理委员会感到它没有权力铲除政府内的腐败。[43]虽然内务部的调查没有发现这两人的犯罪证据，但是贪污指控却暴露了这个私人与官方共同的管理方式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享有特权的政府官员的权力往往大于管理局内的民间成员，从而引发了公园管理阶层内部的不满和积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