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中国首都公共空间的变化是惊人的。从1914年到1926年这12年的时间里，差不多以前全部的御花园和皇家庙宇都向公众开放了。一位近代西方作家写道“以前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优哉游哉的场所如今变成了普通市民的桃园仙境”[65]。

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本文与其他研究成果在两方面有重要的不同。其一，本文研究的是公共领域的地域方面，即公共空间。通过对北京私有皇家园林及庙宇转变为公园之进程的研究，我们已经发现帝王领域的收缩和公共领域的发展。其二，我不是将公共领域的扩展归因于正式国家权威之作用的削弱，而是试图表明国家和地方精英在北京的公园运动中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公共空间成为一个备受政府和地方精英关注和争夺的领域。一方面，当地政府机构“京都市政公所”倡议和实施了北京城的中央公园和其他公园工程，并发动了卓有成效的公园宣传运动以增强公园对改善人民生活的作用。另一方面，当地商人和银行家承担了这些公园财政负担的大部分，并对公园进行了成功的管理，即使是在军阀连年混战的动乱年代也是如此。这样，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的共同作用才使公共空间的变迁成为可能，并为近代北京城市环境的改善做出了贡献。

20世纪初出现于北京的公园是在西方经验的感召下诞生的。公园，这个现代的概念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从西方和日本引入中国的。在那之前，中国缺乏类似于西方公共空间那样的场所。当然，如果我们就准入而言来定义公共空间，那么传统的庙会确实给北京人提供了有限的公共空间。但是庙会与公园这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前者是私有而后者是集体拥有（如民国政府）。换句话说，正是这个“公共”运动才把属于帝国统治者的私人空间转变成属于民国政府，或进一步说属于人民的现代公园。

与西方的类似空间一样，北京的公园提供了舒适宜人的自然美景，从而与北京城拥挤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北京的公园是在前皇家园林和庙宇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这些皇室乐园的修建不仅着眼于建筑等级秩序，也着眼于自然风光，以至于从18世纪初开始，它们就对欧洲风景优美的花园和公园的出现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实际上，中国皇家花园的设计对西方的影响是巨大的，以至于欧洲的一种“中国式园林”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占据统治地位。所以，虽然20世纪初北京修建的近代公园毫无疑问标志着消灭封建等级，提倡人民共享的转变，但是在其设计上可能并没有彻底的革新，因而与欧式自然风光的传统也并非是不相配的。

尽管如此，中国的公园还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中国公园成为政府和民间团体竞相争夺的公共空间。一方面，中国公园为公众参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提供了公共空间。经常在新创立的公共空间举行的群众集会强化了城市人民要求参与制定国家政策的政治呼声，表达了他们对主权共和国民主理念的执着追求，这在封建帝制时代是闻所未闻的。另一方面，在公园里，政府通过免费展览、图书阅览和格言亭等形式来推进其改革方案，强调公园的教育功能。政府改革派开展了一场又一场的公共卫生、道德教育和扫盲运动，希望通过公园中新型娱乐和休闲形式的大众化，铲除不良的社会习俗，如赌博和卖**嫖娼等。

毫无疑问，假如没有城市居民生活的相应变化，空间的变迁仍是毫无意义的。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城市中产阶级是如何积极通过经常光顾新建的公园，参加由公园管理机构制定的计划和所实施的各种教育、娱乐活动而接受了大众公共空间的理想。当然，需强调指出的是，那些从这些活动中受益的大多数人都是来自中上层阶级。事实上，北京的公园是富人、城市知识分子、旧式文人、留洋回来的学生以及政府官员们的乐园。从这个角度讲，公园运动对20世纪早期北京的社会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尽管政治理想主义者表达了开放从前封建帝王禁地的愿望，尽管政府鼓吹“公民权力”，尽管有一些给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是许多城市居民仍然不能去游览并非那么公共的“公园”。中国公园运动未能成功地为各个阶层的人民服务，因此它自然无法与西方的公园运动相比，这再一次暴露了社会变革的不彻底性，使近代中国历史上本应更加辉煌伟大、更富有革命精神的空间变迁蒙上了一层黯淡的色彩。

[1] 英文本原载Modern China，24，No.3（1998）。本文选自刘海岩主编：《城市史研究》第23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2] 冉玫烁（Rankin，Mary B.）：《中国的精英活动与政治变迁：浙江省，1865—1911年》（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s，1865—1911），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

[3] 罗威廉（Rowe，William T.）：《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年》（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年》（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9。

[4] 戴维·斯特兰德（Strand，David）：《北京的人力车：19世纪20年代城市人民与政治》（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

[5] 关于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讨论，见蒂莫西·布鲁克（Brook，Timothy）、迈克尔·弗洛里克（B.Michael Frolic）：《中国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in China）.Armonk，纽约，M.E.Sharpe 出版社；以及《专题讨论会：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1993）。

[6] 南希·莎茨曼·斯坦哈特（Steinhardt，Nancy Shatzman）：《中国皇城的规划》（Chineselmperial City Planning），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0。芮沃寿（Wright，Arthur F.）：《中国城市宇宙论》（The cosmology of Chinese City），33～73页，载于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杰弗里·梅尔（Meyer，Jeffrey F.）：《天安门之龙：圣城北京》（The Dragons of Tiananmen：Beijing as a Sacred City），哥伦比亚，南卡罗来纳州大学出版社，1991。詹姆斯·葛斯（Geiss，James）：《明代的北京，1368—1644年》（Peking under the Ming，1368—1644），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论文，1979。

[7] 吉尔伯特·罗兹曼（Rozman，Gilbert）：《清代中国和德川时期日本的城市网络》（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73页，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3。

[8] 日坛面积较大，位于东侧城墙外；月坛面积较小，位于对面西侧。天坛位于城南，以北京城的中轴线为轴而与先农坛相对称，两者彼此交相辉映。地坛位于北侧城墙外，与天坛南北相对。当人们在城内和城外活动时便可以经常地想起日月天地。

[9] 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124～125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10] 清朝年间，陶然亭周围也成了巨大的公墓，特别是那些过客和穷人的公墓。那里的土地便宜，不妨碍道路，因此适合用来做墓地。而且，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大量平民的死亡，也对这个地方有了更多的需求，就是说，这是一块可以安葬他们的墓地。

[11] 韩书瑞（Naquin，Susan）等主编：《香客与中国的拜神之地》（Pilgrims and SacredSites in China），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2。

[12] 戴维·舒勒（Shuyler，David）：《新的城市风貌：19世纪美国城市类型的再阐释》（The New Urbar Landscape：The Redefinition of City 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66页，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6。

[13] 罗伊·罗森茨韦格（Rosenzweig，Roy）、伊丽莎白·布莱克玛（Blackmar，Elizabeth）：《公园与人民：中央公园史》（The Park and the People：A History of Central Park），纽约州依萨卡，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92。

[14] 吉尔登·克兰茨（Cranz，Gilden）：《公园设计的政治：美国城市公园的历史》（The Politics of Park Design：A History of Urban Parks in America），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

[15] 爱德华·塞登斯蒂克（Seidensticker，Edward）：《低城高城：从江户到地震时期的东京》（Low City，High City：Tokyo from Edo to the Earthquake），122页，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3。

[16] 矢崎武夫（Yazaki，Takeo）：《日本的社会变化和城市》（Social Change and the City in Japan），纽约，日本出版社，1968。

[17] 起源于中国古汉语而又以不同的含义重新引入近代中国的日本文字语言被引用作为“归还的象形外来词”。见刘禾（Liu，Lydia H.）：《语言学转换实践：文学，国粹和翻译的现代化——中国，1900～1937年》（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

[18] 明朝年间，尤其在繁荣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地区，居住在那里的士绅们通过挖掘池塘、堆砌怪石、建造亭台楼阁和假山而精心装饰自己的地产。换句话说，他们建成了所谓的古典中国园林。然而，所有这些园林皆属私人所有，公园的概念尚不存在。克莱格·克伦那斯（Clunas，Graig）：《丰富的遗址：中国明朝的园林文化》（Fruitful sites：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96；汉德林·史密斯（Handlin Smith，J.）：《齐保家社交世界中的园林：晚明江南的财富与价值》（Gardens in Ch'i Piao-chia's social world：wealth and values in late—Ming Kiangnan），载于《亚洲研究杂志》，1992，51（1），55～81页。

[19] 《巡警部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509-388，1909—1911。

[20] 《巡警部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509-388，1909—1911。

[21] 《巡警部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509-388，1909—1911。

[22] 清政府拒绝市政会议提出的在内城两个著名的庙宇上修建市场的提议。虽然市场是以歌剧院和百货商店为特色，并承诺要活跃这个地方的气氛，给公众提供娱乐，但是清政府坚决禁止在城内进行任何商业活动，尤其是当那已意味着对他们封建皇室空间的蚕食。《巡警部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509-388，1909—1911。

[23] 是否创建公园的辩论直到清朝的衰亡才又重新开始。自治组织再次在公共空间开放的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1912年，以士绅为主的市政会议请求内务部将前帝国的天坛和先农坛改为公园。但是，提议被搁置，得到的答复是，“共和国现在才刚刚建立。政府还未决定是保持还是废弃在这些祭坛举行典礼。现在请求将这些地方划归地方使用还为时过早”。《巡警部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001-4271，1909—1911。

[24] 希尼·甘博（Gamble，Sidney D.）：《北京：社会概览》（Peking：A Social Survey），237页，纽约，乔治·多兰出版社，1921。

[25] 例如，1907年番国喀什噶尔的特使到北京朝拜时，他们请求进入万牲园参观，他们听到的引人入胜的描绘是“听说园里满是富丽堂皇的西方建筑，并有世间所有活着之生物，实乃全世界的一大奇迹”。《巡警部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509-388，1909—1911。

[26] 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114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27] 《市政通告》，1914（2），9～10页。

[28] 《市政通告》，1914，（5），1～2页。

[29] 罗伊·罗森茨韦格（Rosenzweig，Roy）、伊丽莎白·布莱克玛（Blackmar，Elizabeth）：《公园与人民：中央公园史》（The Park and the People：A History of Central Park），纽约州依萨卡，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92。

[30] 朱启钤：《中央公园建制记》，1925年，载汤用彬：《旧都文物略》，58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31] 北平市中山公园管理委员会：《北京市中山公园事务报告书》，3～4页，1936。

[32] 京都市政公所：《京都市政汇览》，187页，北京，京华印书局，1919。

[33] 在中央公园开放后不久，市政府便表明了为居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居民开辟更多公园的意愿，《内务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001-5887，1912—1928。

[34] 《内务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001-5887，1912—1928。

[35] 《内务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001-4272，1912—1928。

[36] 《内务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001-5879，1912—1928。

[37] 庄士敦（Johnston，Reginald Fleming）：《紫禁城的暮色》（Twilight in Forbidden City），纽约，Appleton-Century-Crofts出版社，1934。

[38] 《内务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001-1905，1912—1928。

[39] 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北京名胜古迹词典》，7～9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40] 《内务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001-5894，1912—1928。

[41] 余綮昌：《故都变迁纪略》，“自序”，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42]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后宫纪事：朱启钤先生生平纪事》，12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43] 20世纪20年代，当中央公园声名鹊起时，管理机构为处理各种各样的政府机构和慈善机构对公园的使用请求而感到左右为难。这是私营机构不愿意做的。为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执行委员会恳求政府接管中央公园的管理。“年收入十万银元对于财政拮据的政府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而且城南公园、海王村公园和被提议的三海都纳入内务部管理，中央公园又何尝不可呢？”但是，内务部却不准备对中央公园负责（见《内务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001-4274，1912—1928）。

[44] 希尼·甘博（Gamble，Sidney D.）：《北京：社会概览》（Peking：A Social Survey），237页，纽约，乔治·多兰出版社，1921。

[45] 魏开肇、陈文良、李学文：《北京名园趣闻》，138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

[46] 《内务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001-3330，1001-3295，1001-3310，1001-3309，1001-3296，1001-3289，1001-3290，1001-3287，1001-3298，1912—1928。

[47] 《内务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001-4279，1912—1928。

[48] 董玥（pong，Yue）：《现实回忆：1911～1937年民国北京的转型》（Memories of the Present：The Vicissitudes of Transition in Republican Beijing，1911～1937），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博士论文，1996。

[49] 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91～93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50] 雷齐虹（Lynn，Jermyn Chi-Hung）：《北京人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in Peking），61页，北京，中国书店，1928。

[51] 希尼·甘博（Gamble，Sidney D.）：《北京：社会概览》（Peking：A Social Survey），237页，纽约，乔治·多兰出版社，1921。

[52] 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95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53] 程为坤（Cheng，Weikun）：《民族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小都市人：20世纪初北京、天津妇女形象的变化》（Nationalists，Feminists and Petty Urbanites：The Changing Image of Women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eijing and Tianji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论文，1996。

[54] 《内务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001-5874，1912—1928。

[55] 谭其骧：《一草一木总是情》，载《读书》，1992（7），23～31页。

[56] 李大钊：《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载《新生活》，1919（5），15页。

[57] 《内务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001-4274，1912—1928。

[58] 《内务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1001-4270，1912—1928。

[59] 京兆公园管理委员会：《京兆公园纪事》，6～7页，北京，1925。

[60] 《市政通告》，北京，1917～1918年卷，1页。

[61] 京都市政公所：《京都市政汇览》，184～185页，北京，京华印书局，1919。

[62] 北平市中山公园管理委员会：《北京市中山公园事务报告书》，17页，北京，1936。

[63] 北平市中山公园管理委员：《北京市中山公园事务报告书》，180～195页，北京，1936。

[64] 雷齐虹（Lynn，Jermyn Chi-Hung）：《北京人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in Peking），61～62页，北京，中国书店，1928。

[65] 朱莉特·布雷登（Bredon Juliet）：《北京：主要古迹的历史性和隐秘的描述》（Peking：A Historical and Intimate Description of its Chief Places of Interest），39页，上海，别发印书房（Kelly & Walsh），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