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的起源

公园指的是人们都能去休闲和娱乐的地方，这一概念是纯粹西方化、近代化的。西方的公园是为了娱乐，教育，或者是为了保护和享受大自然的美景。他们通常由城市、州或者国家政府建立和管理。直到18和19世纪共和政体诞生，工业化开始之后，公共空间才开始在西方出现。欧洲公园开放运动开始于1830年，19世纪中叶传到美国。美国公园开放运动是对日益恶化的城市环境的反应，并在认识到公共空间和娱乐空间对促进公共卫生的重要性的情况下兴起的。公园的发展也与形成中的民主共和思想有关，这一运动反映了新兴政体决心改变普通人民旧的思维和旧的道德意识的追求[12]。在欧洲如同在中国一样，大多数公园最初仅限于王室成员使用。但是至19世纪40—50年代，许多公园已经开放，供各个阶层的人民自由享用。在美国，创立公园是对房地产业的飞速发展和对格状城市对土地侵占进行限制的举动。由弗雷德里·劳尔·奥姆斯特德和卡尔弗特·沃克斯于19世纪50年代设计的纽约中央公园的开放为雄心勃勃的公园开放运动树立了一个模式，这一运动前后持续了一个多世纪[13]。

欧洲和美国的公园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的公园强调天然的美景和田园风光，因此迥异于以僵直单调的线与角为特征的城市环境。这样的公园由大片的草地、树木、河流和湖泊组成，从而构成一幅赏心悦目的自然画卷，与拥挤的城市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大自然的美景提供一个相对宁静的氛围，有助于人们进行静思和放松。公园运动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于1900年前不久，其结果是游乐场、体育馆、体育场、网球场和其他体育设施大举侵占了原来为宁静的休憩地而设计的公园场地。这一体育运动和自然风景相结合的结果是对城市公园和娱乐体系的新认识：公园既保留了风景式园林的价值，又满足了人们对运动场地的大大扩展了的需求[14]。

日本在将西方经验传输给中国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明治时期的市镇规划中，公园被提升到显示近代文明和开化的地位。东京的第一个公园——上野公园，是在西方的影响下于1873年建立的，这样“东京也能‘正视’世界其他各国的首都了，因为它也宣告有了公园”[15]。在随后的几年里，东京又开放了四个以上的公园。当东京还没有几处可供人们消遣娱乐的去处时，在城市里创建一个仅仅只为休闲娱乐的场所就是一种创新的想法。在1868年倒幕运动中烧毁的寺庙的废墟上扩建的上野公园拥有城市第一个艺术博物馆、动物园及电车，和著名的观赏樱花的佳地[16]。这种在公园里给人们同时提供教育和娱乐设施的日本方式，对20世纪初的中国公园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在公园起源的语言上也能体现出来。尽管汉字“公园”在古汉语词汇中早已经出现，但它实际上是指官家花园或政府所属土地，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方作为公共空间的公园的概念。但是，在日本明治时期，古汉字“公园”被日本人用来借译近代欧洲术语“公园”。然后，大约在19世纪末，公园这一术语又采用日本人的解释并遵循西方公园体制被重新引进近代中国[17]。公园因此变得不同于古汉语和近代中国所用的术语“园林”。公园表示公共所有权和公共进入，而园林则意味着帝国或私人的财产，这在中国有着漫长而错综复杂的历史[18]。

清末，提倡在北京创建公共空间的努力遭到了封建帝国政府的强烈反对。1906年，内城市政公议会（地方士绅商人组织）的成员，提议用白银20万两在内城的什刹海建造一个公园。他们还计划在什刹海景区修建艺术馆、图书馆、博物馆和体育中心，以便游客在享受大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能受到教育。为了进一步证明这次行动的正确性，他们举例说欧洲和美国的大城市都已经建成了公园以促进休闲、娱乐和公众的健康。“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但是北京城却没有公共公园。如果我们不提倡创建公共公园，那么她将会成为一个可怕的地方，同时也会为外国人所嘲笑”。[19]

甚至地方警察厅也支持在什刹海建公园的工程。“在日本和西方国家，公园的建造通常由地方政府或者商人投资，它被视为地方管理的一部分。由于北京城并未真正存在公园，我们欢迎并鼓励商人主动投入和参与这项工程”。[20]但是，地方警察无权批准这个项目，因为什刹海是在帝国利益最终监护者——奉宸苑的管辖范围内。代表地方精英的警察厅递交的请愿书在等了很久之后才得到奉宸苑的答复，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些打着帝国利益至高无上旗号的朝廷官员坚持说在什刹海修建公园会降低下游三海应有的水位。“皇太后和皇上乘坐的游艇必须航行在畅流无险的水域里”。[21]而且，那些朝廷官员们还声称，如果在什刹海建公园，那么皇城内的北海与公园就仅有一墙之隔。总之，奉宸苑通过使用保护帝国财产不受市民社会侵占的代理权有效地阻止了这一计划[22]。

在晚清帝国的领域里创建公共空间的私人行动的失败证明了城市公众要打破帝国空间是多么的困难，以及那些帝国统治者是怎样想方设法保护他们的特权。总的说来，地方精英试图建立公园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即使士绅集体在市政会议上辩论说修建公园是立宪改革时期自治的产物，市民社会的普遍利益也仍然被忽视。这样看来似乎只有经帝国的批准才有可能将帝国的空间转换为公共所用[23]。

实际上，在清末，创造公共空间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北京公园的先驱是1906年皇太后慈禧亲自慷慨恩赐的一个动物园。西直门外西北面的乐善园，是在运河上连接城墙的一个小型皇家游乐场，也是西山著名的皇家胜地。往返于圆明园时，帝王及其扈从就在此休息。乐善园作为清初修建的皇家胜地，已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连同圆明园及其周围的花园宫殿一起毁灭。光绪年间慈禧太后用白银250万两再造这座皇家花园并作为礼物送给满族亲王三贝子。因此，该花园也以三贝子花园而著称。但是这位满族亲王认为这座花园用途不大，因为它远离城市中心。因而，这座花园大多数时间是空旷荒凉的。

1906年，作为新政改革的一部分，清政府派遣一个朝廷官员代表团出国考察“洋务”。代表团从德国带回各种各样的珍奇动物，包括狮子、老虎、斑马、猎豹和大象。慈禧把这些动物豢养在皇家花园的东区，并命名为万牲园。虽然先前的清朝皇帝已经在圆明园和圆明园东边的皇家花园畅春园圈养动物，但都不及万牲园规模宏大。万牲园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动物园。两年后，即1908年，官方允许动物园向公众开放。门票收费成年人每人16文制钱，儿童8文。每天自上午9点至晚上10点开放，每周开放7天。动物园平时每天吸引大约200名游客，星期天时则多达400人[24]。前往动物园一游成为城市居民们的举家大事。居住在全城各地的大人小孩常常前来动物园，一玩儿就是一整天。动物园也是许多外地游客所钟爱的地方[25]。一定程度上，动物园是北京第一家公园。

显而易见，动物园和后来的公园的区别是它有动物供展览，这也的确是它具有特殊魅力的原因所在。虽然万牲园在规模上根本无法与其后继者即今日的北京动物园相比，但它毕竟为游客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它不仅对孩子们，而且对成年人同样具有吸引力。例如，由两位据说身高两米的巨人负责在公园门口收门票，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这些看门人的角色类似于小丑或者在西方的游乐园的卡通形象：即为了吸引游客。展出的动物包括长颈鹿、河马、犀牛和大熊猫，这些都是北京市民们以前所从未见过的。有一只鹦鹉能吆喝“卖报！卖报！”或者大叫“混蛋！混蛋！”，据说最为参观动物园的游客所喜爱。[26]

清朝末年这一将前皇家花园改造为公园的举措其意义不可低估。虽然现在无法找到记录动物园的组织、资金来源及成立中国第一个动物园背后的其他动因的资料，但毋庸置疑的是，只有清政府才有权力将皇家花园改造为对公众开放的公园。由出国使团带回的动物最初主要是送给慈禧太后的礼物，然而亦极有可能的是使团人员对西方动物园的经营哲学和管理方法有了一定的认识。例如，1899年纽约创建的布朗克斯动物园便收集了各种动物，并将其展出以供公众娱乐观赏。东京的上野动物园也有类似的安排。这些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验措施或许影响了清政府也在北京建立一个动物园的决策。假如说这一行动是清政府深思熟虑的举措，旨在允许公众使用皇室财产，或出于公众利益的考虑而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近代公园开放运动，未免有点夸大事实，但我们似乎应该可以将北京动物园的开放视为朝着那一方向迈出的第一步，或视为即将出世的近代公园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