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治副产品：外侨

北京长期作为帝制统治核心的京城所在地，常出于权力分配或妥协的政治考量，而孕育出某些特权阶级；其既依附政权之起而兴，也随政权之落而衰。清代的旗人在民国之后的迅速没落，即见证政权/政治对特权阶级经济与消费生活的深远影响。[192]北京旗人到故都时期，更多沦为贫户或无业游民，做着如人力车夫这类出卖劳力、提供服务的苦工。[193]相对地，另一群身份特别的北京住民——外国人——则属近代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产物，在20世纪之后逐渐成为北京城中另一群特殊阶级。北京的外国人与旗人，同属特定时空下的政治副产品，不过二者一洋一中，一新一旧，且在民国时期一起一落，适成鲜明对比。虽然民国时期的北京数千名外侨人数，与前清众多旗人数量完全无法相提并论，这群生活习惯与消费形态有别于华人的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士，确实刺激北京城市消费产生新风貌，且在迁都后，仍继续扮演“量少质精”的重要消费者与新式娱乐消费的催生者角色。

（一）从东交民巷说起

近代北京虽然不像上海、天津与广州等开埠都市，在清末因战败而被迫划定租界供外人居住，却存在特殊的使馆区，即赫赫有名的东交民巷。东交民巷最初在元代称为江米巷，为介于正阳门以东、崇文门以西，南到正阳门与崇文门之间的城墙根，北边达东长安街。到明代，这儿成了各国朝贡外人、国内少数民族、各地商人与学生聚集之处，其名也衍变成“东交民巷”，意指各民族交流之处。[194]经过明清两代，东交民巷逐渐成为中外人士杂居，国家衙署（包括工部、翰林院、詹事府等）、皇室宫府（如肃王府、镇国公府）、大臣住宅（如大学士徐桐住处）与外国使馆共处的特殊地区。[195]大致而言，19世纪60年代之前，东交民巷尚属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处所。但在19世纪60年代英法联军借修订条约之名义进攻北京后，英法强据东交民巷中原属皇族的王府，其后，美、日、比、德与俄国，也分别以“利益均沾”的理由，在东交民巷设立使馆。东交民巷的外国势力不断扩张，各国使馆区皆设有数十名武装卫兵。[196]

到19与20世纪之交，由民间自发、其后却受慈禧太后纵容的义和团，在直隶、山西等省份恣意屠杀基督徒，并于1900年6月中旬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由英、法、德、美、日、俄、意、奥八国组成的联军，于该年8月攻占北京城，双方的对峙与争战，在北京造成大规模的烧杀破坏。[197]联军在1900年12月10日设立“管理北京委员会”，由各国分区占领北京城，长达近一年之久。[198]

1901年9月，清政府与英、美、俄、日、法、德、意、奥、比、西、荷十一国签订《辛丑和约》，第七款同意在天安门的东南开辟“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199]东交民巷成了外人独占的使馆界，北京的国中之国，类似其他商埠都市的公共租界。[200]该处成立使馆界事务公署，由值年外交使团公使主持一切。各国在其中驻扎军队、设置炮台，并辟有练兵场，与足、篮、棒球场。[201]

图10 东交民巷馆界图[202]

民国肇建后，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1866—1925），极力反对将首都建于北京，理由之一即北京若为民国首都，“而东交民巷乃有大炮数尊，安置于各要隘，殊与国体大有损辱。”[203]换言之，东交民巷这样的国耻，不应存在于一国之都。当1928年建都之争再起时，吴稚晖也曾以同样的说法，回敬主张国都续留北京的冯玉祥，让冯氏哑口无言。[204]东交民巷使馆区成立后，各国陆续将区内之地，租给洋商经营，外商银行、洋行、工厂、饭店、教堂、医院、学校、俱乐部、邮电局、通讯社等设施，逐渐林立。这些均属自由营业的机构，到30年代中期时，达九十余家，既提供各使馆大使、参赞、代办、武官、秘书、随员及其家属子女的生活与消费需求，也连带刺激更多外人来此发展，使北京城外侨数目渐增。[205]不只居住在东交民巷的外侨可谓特权阶级，就连专门服务他们的百余名洋车夫，也属于洋车夫中的特殊阶级。他们的洋车须在该区内的巡捕局登记，领有牌照，称为牌车，车身颜色与一般拉中国客人的车色不同。[206]这些专门伺候洋人的车夫们，得会说或听点英语，有时还顺便充当外侨的导游。[207]

除了东交民巷之外，另有些侨民散居在城郊各区，其中以东城的内一区最多。1912年时，京师内、外城已有外侨三百六十八户，共九百三十五人，分属美、德、法、英、俄、瑞典等十六个国家。[208]1917年时，全城约有一千五百二十四名外侨，以日侨为数最多，约占40%，其次为美、英、德等国人。[209]当南京国民政府先在1927年成立，后于1928年夏确立定都南京后，列强见大势已定，先后承认南京国府政权，各国使馆也相继南迁，使东交民巷成为没有使节入驻的地区，形同特殊的公共租界，仍由外国控制。[210]此后的北平外侨人数，除1929年略降之外，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表1 北平外侨户口统计表（1928—1946）[211]

由表1可知，故都北平时期的外侨，从两千多人缓慢增加到五千多人。该市的侨民来源众多，除了原先驻节北京的各邦交国之人民外，还来自希腊、丹麦、瑞典、瑞士、捷克、芬兰、波兰、挪威、葡萄牙、土耳其、匈牙利、塞尔维亚等欧洲国家，巴西、秘鲁等美洲国家，以及印度、越南、朝鲜等亚洲国家。[212]根据《晨报》于1933年9月的相关报道，旅平的外侨来自三十一个国家，人口最多者为日本、美国、朝鲜与英国，其余各国都不到百户。[213]

至于北京外侨的职业，在国府迁都前，主要为使馆人员及其眷属、商人、传教士与研究人员。[214]迁都后各国使馆逐渐撤离，相关人员随同南行，北平外侨的职业身份更形多元。1935年的北平公安局户口调查显示，外侨中无业者最多，占全市外侨人口约33%，其次为“其他”占32.3%，再其次为“自由职业”，占10.8%，从商者则有4.6%。[215]官方统计显示的无业者，或许是外侨眷属，因此有无职业与其消费能力并不成正比。至于“其他”与“自由职业”两类，征诸其他史料，应广泛包括传教士与各种专业人员（如医师、兽医、教员、理发师、舞者、裁缝）等。[216]此外，故都北平时期学校林立，文化荟萃，在该市从事学术教育与新闻传媒事业者也不少。[217]

综合上述，可归结外侨在故都北平社会的几项特色：首先，整体人数较民初时更多，且呈陆续增加之势。其次，就职业而言，故都阶段的外侨，不像国都时期集中从事外交或传教等工作，而朝各行各业发展。再者，从国籍观之，故都阶段仍以日本侨民人数最多；此种现象到30年代中期，愈为明显。基本上，旅平外侨，尤其是白人与日朝侨民，因中国与其祖国的不平等条约关系，以及30年代后日本在华北势力日益高涨，一般在中国享有较高的身份地位。[218]不少外侨在北平的政、商、医、学术，外交界有其势力与影响力，俨然故都北平的新特权阶级。1933年，北平市筹备自治委员会向内政部呈请繁荣北平计划提案书，其中包括建设北平为“良好住宅区”，倡言让北平：

做成有法律之中外住宅区，自庚子以来，各国侨民杂居已成事实，万难强令迁出。与其无法律之默认，以致捐税、保护、防查种种问题无从解决，何如制定条例，于此试行杂居，以为将来收回租界，撤消领事裁判权之模范。北平气候适宜，医术完备，生活程度并不过高，若道路改良，保卫周到，则各国人民之来居北平者，将日见其增益也。[219]

当时主政的市长周大文，对此一建议不甚认同；他向内政部回复：“查中外杂居一节，事关对外条例，司法改良，绝非制定一纸条例，即可了事。且各国侨民寓此者，类为经营商业，其数要不能格外增加。至其他各界人民，即使道路改良，保卫周到，超越伦敦巴黎，谓其能不远万里，舍其本国，来此侨寓，恐万无此事。此项所陈，未能达于事情。”[220]周大文对吸引外侨的计划不感兴趣，倒是继任的袁良市长，大力推动游览区建设计划，期将北平打造为具备各种娱乐建设、为各国外侨或游客乐而忘返的世界级优良住宅区。[221]下一部分，将说明外侨参与北平城市生活的消费表现。

（二）中西交融的消费特色

外侨占居北平全市人口的比例确实极低，但这一小群经济能力主要分布在中上阶层的外国客民，整体消费实力不容小觑。尤其在国都时期叱咤风云的政商权贵逐渐销声匿迹之后，物质生活原即优渥的多数外侨，在物价下滑的故都北平社会，更倍显雄厚的消费本事。且因他们对休闲娱乐的某些需求有别于中国人，因而刺激北平发展出更多元的消费形态。许多源自西方的物质享受或休闲方式，陆续出现，饮食方面有番菜（西餐）馆，娱乐消遣部分有咖啡馆、球房、舞场与电影院。[222]这些西式的消费处所，一方面满足外侨的生活需求与享受，另一方面也提供北平市民不同于传统的消费新选择。

上一章曾说明国府迁都后，北平如何逐渐形成新的消费环境；在北平的都市转变与商业区兴衰的过程中，外侨也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典型的例子，是造就东安市场的兴盛，使其得以取代清代到民初始终繁荣的前门大街：

比及民国十七年，国都南迁后，北平失去政治之重心，一切达官贵人，日愈减少，全市繁荣，大受打击，于是南城，亦遂一蹶不振，所幸东单崇文门内一带地方，距东交民巷甚近，外商林立，各国侨民杂居是处，东城繁荣，乃集于斯。加之东安市场，年来扩充，王府井大街，遂成东城荟萃之地。其富庶情况，不减于昔日之前门大街。[223]

东安市场得以不断扩充并跃为北平市的一级商业中心，与外侨及外国旅客高消费力的支持，有直接的关系。[224]据1934年北平公安局的户口调查，住在内一区的外侨，占全北平外侨人数68%，其次是东北的内三区，但所占全市外侨人口比例已骤降至8%左右，再来是西北的内四区，约占7%：西郊因有北大、清华等大学，（尤其英、美、法）外籍教授人数不少，在北平各区外侨人数中排第四。[225]此一分布情势，清楚说明地处内一区的东安市场所以兴盛之因。东安市场供应的货品，是全北平最时新的洋货，就连那儿的书店，也以洋版书为主，是外侨从事日常民生与休闲娱乐消费的第一选择。[226]此外，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协和医院、平安电影院与诸多洋行，都开在外人聚居的东长安街与王府井等处，可谓北平最洋化的区域。[227]东长安街路北的平安电影院、东安市场内的真光电影院主要顾客，多是外国士兵、使馆人员与侨民。[228]至于源自西方的社交舞，以及由此活动衍生出的跳舞场，更在1930年后的北平风靡一时。外侨人士与外国士兵，除了参加私人设宴举办的社交舞会之外，也乐于前往有舞女伴舞的舞场，或与友人共乐，或一亲舞女芳泽。[229]

若说欧美侨民因其母国习俗，而有参加舞会或上舞场的习惯与嗜好，那么在1935年中期后人数速增的日本与朝鲜侨民，似乎青睐某些涉及赌博的小型游戏场。这多少与日本势力在北平大肆扩张，许多日本浪人涌入北平从事不法行径有关。[230]虽然部分的日本或朝鲜侨民造成北平市民的诸多不安与愤怒，但不能否认这群外侨的商业经营，也变相刺激着北平的消费。[231]

外侨在北平的生活，不仅有助于促成西式的物质消费文化，也多少见证中国文化对外国人的吸引力。不少外侨逐渐融入传统氛围浓厚的北平市民生活中，过年去逛厂甸，平日去庙会凑凑热闹。[232]属于厂甸部分的火神庙，每逢新旧历年开放时，主要陈列的珠宝、翡翠、玉器等宝物，便多锁定外侨或富户为主要客源。[233]业余作家陈鸿年，曾不加掩饰地提及火神庙“这个地方，净是洋鬼子，鬼子娘儿们，还有洋泾浜舌人”[234]。

此外，位处东北隅内三区的隆福寺，更因“外人侨居，商业日盛”，在故都北平发展得比过去更兴盛，规模居当时五大庙会中最大，集会商摊近千。从庙会的发展起落，在相当程度上操之于人数有限的外侨手中，便可略窥这一小撮特殊族群，对北平消费的贡献度与影响力。

此外，北京这座古城及其近郊的众多名胜古迹与庙宇，也常可见外侨的踪迹。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1859—1942），一位在中国居住近五十年的美国汉学家，曾于1935年在上海出版《寻找老北京》（In Search of Old Peking）英文专著。[235]该书提及北京的外国人，多喜到城内、外与四郊的名胜踏青，感受北京悠久的历史文化之美，与翠绿山林及雅致景色带来的心旷神怡。诸如游览西山及其中的众寺庙、香山、颐和园、黑龙潭等处，都是外国人常见的消遣。[236]

文人学者、青年学生与外侨，都不是北京社会的新面孔：从“五四”以来到20世纪20年代，北京报端常可见他们各种活动与言论的相关报道。但若就整体消费实力而言，国都北京阶段的消费主力，无疑是政商权贵与军人之流，而非主要领固定月薪或版税的文人学者、无生产职业的青年学生，或人数极有限的外侨。直到北京因迁都引发社会经济、消费条件、商业规模与城市定位的转变，始造就原在国都阶段言论活跃、消费表现却平平的文人与学生，成为城市的消费新中坚。拥有稳定收入的文人与作为纯消费者的学生，较不受市场景气波动影响，且二者的社会身份与故都北平的文化古城定位相得益彰，在当时享有文化与经济上的双重优势。至于身份特殊的外侨，在迁都之前，各国使馆人员即常与政商权贵往来交际，多属上流社会分子；当政商权贵与某些使馆人员在迁都后相继离平，留居或后来加入北平的数千名外侨，多半仍属经济能力中上之户。因此，外侨人数虽不多，却在原富户泰半离去的故都北平社会，展现中上水准与异国特色的消费能力。这三类支撑故都北平社会经济的消费群体，交相促成上一章所述某些消费新趋势。举例而言，部分庙会受到外侨的支持，得以复苏；庙会及天桥除了供应大多数市井小民的民生所需，也是家境较差的学生仰赖的消费据点。西单商场的勃兴与繁荣，主要拜周边学校群聚之赐；东安市场旺盛的营业，则与外侨、大批青年学生与文人学者的支持，息息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故都北平的消费新貌，不光是由文人学者、青年学生与外侨，乃至于续留北平的少数政商富户等新旧主力来展现。为数渐增的中下层人口（极贫户除外），尽管个别经济能力毫不起眼，其点滴累积的整体消费贡献却不容忽视。迁都对北京商业造成的重大打击，使不少业者无法再靠政商权贵量少质精的消费，顺利经营，转而将眼光望向数量庞大的小市民，因此催生出以他们为主要客源的新式消费服务。此外，本文提及的西式消遣（跳舞），也在故都阶段提供以往未见的娱乐服务。女招待与舞女这两类提供新式消费服务的职业群体出现于故都北平社会，给予消费者新的体验，且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的消费风貌乃至两性社交形态。

[1] 本文选自许慧琦：《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第三章，台北，学生书局，2008。

[2] 《国都南迁之后北平日趋穷困》，载《大公报》（天津版），1933-2-18（13）。蒋梦麟也曾言，“北京……我们第一个印象是北京城内似乎只有两个阶级：拉人力车和被人力车拉的。”蒋梦麟：《西潮》，208页，台北，晨星出版社，1986。

[3] 余钊：《北京旧事》，108～113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

[4] 迁都前后的北京/北平下层社会发展的主要差异，端在迁都后的贫户与失业人口（此为量的部分）增多。除了因失业而完全无收入的极贫户主外，若就生活艰困的情状（即品质方面）而言，差异并不大。因为即便在国都时期，底层劳动人民有较多服务权贵的工作机会，但当时物价比日后的故都时期高，所以生活依旧十分清苦。概言之，故都北平社会的经济劣势，其关键在于本书第一章所言，即富户的迁离；此“一少”与其他“三多”现象互为作用，始挫折故都北平的社会经济。

[5] 瞿宣颖（1894—1973）曾在《北游录话》中，对故都北平的居民进行分类：一、旧皇族旗丁内监以及其他依宫廷而生活者；二、旧日公务机关的吏员差役之类；三、民国以来依附军阀而起的各色人物；四、自前清以至民国十七年以前做京宫的士大夫；五、依附教育文化机关而生存的人们。其谓“有了这五种人，而其余的农工商贾方有所附丽，自然应有尽有，日益繁荣了。”铢庵：《北游录话（二）》，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426～429页。另外，倪锡英也曾在《北平》一书中，将迁都后的北平住民分成七类——逊清遗老、旗人、民国后的退休官员、当时政界人士、寄居在北平的阔佬、文人学子、其他普通市民——并简述其生活方式。他表示：“往日的达官贵人们，有的随着政府南徙，有的便销声匿迹下来，不再过那奢靡纷扰的忙乱生活。甚至有些便成了灾官，不得不离开北平，回到家乡，或到别处去另谋生路。这么一来，北平因为政治的变革。生活程度便立刻低落下来了。”倪锡英：《北平》，154～162页，台北，正中书局，1957。本书大致参考这些分类，并从故都北平的整体城市发展特色出发，综论当时社会的消费新主力。关于原来的政治权贵在迁都后未离开北平的中上阶层，所过的生活形态，可参见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428～4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概言之，这些前政商权贵，一如某篇《晨报》文章所言：“北平的‘有闲阶级’多以玩鹰耍狗，养鸽子，训虫、练鸟儿……这些东西来消磨时光。”其他或如听戏，听评书之类的娱乐，都是这些“有闲阶级”常见的休闲消费活动。见盐由仙子：《上茶馆去听“评书”》，载《晨报》，1935-3-27（7）。

[6] 陈明远：《文化人与钱》，24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作者表示，自五四之后，文人学者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新型的“中产知识阶层”，其特色为不依附于官，也不依附于商，得以尽量维持其言论自由与批评时政的空间。

[7] 倪锡英：《北平》，153页。当时文人多半对迁都后北平的政治空气由浊转淡，抱持肯定的态度，如刘半农（1891-1934）在1929年年底所写的《北旧》文中坦言，“在南北尚未统一的时候，我天天希望首都南迁说之可以实现”，好让北平可成为让读书人“息心静气的读书，安安闲闲的度日的文化古城”。他并表示，若能这样下去，“说不定过上数十年之后，能把这地方改造得和日本的京都，英国的牛津、剑桥一样”。刘半农：《北旧》，见《半农杂文二集》，161页，上海，上海书店，1935。

[8] 关于文人在民国时期所撰写与出版的各类北京城叙述，及其所再现的北京城历史，及其政治与文化意涵，在董玥《民国时期的北京：城市及其历史》一书中的第八与第九章，有相当深入的剖析。董玥在论及新式知识分子的北京城市书写时，依其内容重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10年代到2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第三阶段则是1936年到抗战初期。如此分期自有其道理，却相对忽略了国府迁都对文人的北京书写所造成的影响。因而无法较贴切地呈现出那些文人对北京从“国都”转变成“故都”的城市生活感受，以及在此阶段（即迁都后到抗战前）汇聚而成的“文化古城”书写。职是之故，本书这一部分，除了参考董玥书中许多具有见地的观点及阶段性分析之外，更希望集中叙述1928年到1937年的“文化古城”书写、其内涵与特色。见Madeleine Yue Dong，Republican Beijing：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pp.246-295.

[9] 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1页。邓云乡是山西人，却与北京渊源深厚。他母亲从小在北京生活，经历过庚子拳乱与八国联军入京的大动**。小时候的邓云乡便常听母亲娓娓道来北京的街面、商号与人情世故种种，十来岁时初到北京，后考入北平志成中学就读，在北平待了相当长的时间，包括“文化古城”的后期阶段。他日后著述颇丰，很多与忆述北京/北平社会点滴有关；《文化古城旧事》则明确地锁定迁都后到抗战前这个时段，广泛缕述当时北平的学术，教育及文艺发展如何成为最主要的城市特色。见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404～409页。另见张洁宁：《三十年代北平现代主义诗坛的集众》，载《新文学史料》，2000（4），172～182页。

[10] 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167页。

[11] 徐訏：《北平的风度》，见梁实秋等：《文学的北平》，33～45页，台北，洪范书店，1980。谢冰莹：《北平之恋》，见梁实秋等：《文学的北平》，1～6页。林海音：《苦恋北平》，见梁实秋等：《文学的北平》，7～11页。老向：《难认识的北平》，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329～331页。林海音：《我的京味儿回忆录》，台北，游目族文化事业，2000年。另见陈鸿年：《故都风物》，6～7页，台北，正中书局，1970。需说明的是，当时文人自也有撰文批评北京者，如作家彭芳草（1903—1987），其《关于北京》一文，便表达对北京古老暮气的不满。章依萍（1903—1946）也称“北京是一块荒涼的沙漠”。见姜德明：《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65～67页，132～134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但从当时大量描述迁都后文化古城意象的北平书写来看，文人学者对北平的喜爱，实远甚于诸如彭芳草或章依萍那类对北京（平）的反感。

[12] 1930年起在北大与清华任教的钱穆（1895-1990），于1937年冬才离开北平，浸**古城氛围至深。他在追述故都北平学府情况时，提及当时过从较密的众多学者，堪称人文荟萃，且“世局维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钱穆：《北京大学——附清华大学及北平师范大学》，见《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165～214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蒋梦麟（1886—1964）在《西湖》中也曾言：“古代的文物，现代思想的影响，以及对将来的希望，在这里汇为一股智慧的巨流，全国青年就纷纷来此古城，畅饮这智慧的甘泉。”见蒋梦麟，《西潮》，203页。

[13] 孟起（郑振铎），《蹓跶》，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568～571页。类似叙述，亦可见郑振铎：《北平》，郑振铎著，郑永康编：《郑振铎全集》卷2，531～541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

[14] 贺昌群：《旧京速写》，见《贺昌群义集》第3卷，556～56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5] 谭其骧：《代序》，见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1～7页。谭其骧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1940年，先在燕大研究生院读书，后在北平图书馆担任了三年馆员，同时在北大、燕京与辅仁等校兼课，前后在北平客居了将近十年。

[16] 林语堂：《迷人的北平》，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下），507～51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17] 关于上海的光、热、力与西方物质与文化现代性的展现，见茅盾：《子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李欧梵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1930—1945》，毛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有关北京与上海的城市文化比较，可参见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变迁与对峙》，77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6。关于20世纪前半期文人学者在具有“京味儿”的散文中显现出对该城的喜爱，可参见甘海岚、张丽婉：《北京散文——贯穿古今的京都文化景观》，见《京味文学散论》，55～102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18] 该书最初于1935年3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36与1939年又再版。本书此处所用乃新文丰出版公司再印之版本。味橄：《北平夜话》，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8。关于《北平夜话》的写作与出版经过，见许定铭：《此平夜话》，载《大公报》副刊《大公园》，2008-2-25。http://www.takungpao.com/news/08/02/25/TK-868417.htm

[19] 钱歌川在《北平夜话·再版序》中表示：“这本小书不到一年就销完一版，实在是出乎作者意料之外。已经在杂志上发表过的杂感文字，汇集成书，居然还有人要买，而且买的这么多，销得这么快，未免使我觉得奇怪。”味橄：《再版序》，见《北平夜话》，1～2页。

[20] 本图引自许定铭：《北平夜话》，载《大公报》副刊《大公园》，2008-2-25。http://www.takungpao.com/news/08/02/25/TK-868417.htm

[21] 味橄：《北平夜话》，3～12页。

[22] 味橄：《北平夜话》，43～55页。

[23] 味橄：《北平夜话》，21页。另外，梁实秋有篇文章也提及此情景。梁实秋：《北平的街道》，见梁实秋等：《文学的北平》，83～86页。

[24] 味橄：《北平夜话》，21页。

[25] Madeleine Yue Dong，Republican Beijing：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pp.266-295.关于上海间接形塑了文人对北平的城市与文化认同，参见戴沙迪：《北京是上海的产品吗？》，见陈平原、王德威编：《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234～23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6] Madeleine Yue Dong，Republican Beijing：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pp.266-295.

[27] 《北平》是上海中华书局出版“都市地理小丛书”系列之一，其他尚有《南京》《青岛》《济南》《上海》《杭州》《西京》《洛阳》《广州》。

[28] 倪锡英：《北平》，150页。

[29] 倪锡英：《北平》，152～153页。

[30] 倪锡英：《北平》，151页。

[31] 《宇宙风》由林语堂主编，陶亢德（1908-1983）编辑发行，于1935年9月16日于上海发刊，颇受读者欢迎。林语堂在此之前，曾先后于1932与1934年创办《论语》与《人间世》两份刊物，并担任周作人及鲁迅主编的《语丝》之主要撰稿人。陶亢德则先在邹韬奋（1895-1944）主持的《生活周刊》工作，后参与林语堂的《论语》与《人间世》的编辑工作。两人在文艺圈浸**多年，与北平、上海文人学者多所往来，后来主编《宇宙风》时，得以其广泛人脉，为该刊邀集许多名人撰文，使其内容维持相当水准。见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化》，583～613页，台北，正中书局，1971。另见俞王毛：《〈宇宙风〉：与抗战共辉煌》，载《厦门文学》，2005（4），20～23页。王樊逸：《陶亢德——从爱国编辑家到文化汉奸》，载《出版史料》，2007（3），87～93页。

[32] 《宇宙风北平特辑征稿》，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总191页。

[33] “北平特辑”的征文盛况，一如笔名“废名”的冯义炳（1901-1967）所言：“北平之于北方，大约如美人之有眸子，没有她，我们大家都招集不过来了。”见废名：《北平通信》，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年，总321～323页。另见俞王毛：《论〈宇宙风〉杂志的近情文学》，载《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22（4），83～87页。

[34] 老向：《难认识的北平》，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总329～331页。其他对北平生活风貌与社会气氛的描绘及赞美，例见老舍：《想北平》，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总319～321页。张玄：《北平的庙会》，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总351～353页。孟起：《蹓跶》，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总568～571页。

[35] 郁达夫：《北平的四季》，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总423～425页。

[36] 老舍：《想北平》，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总319～321页。

[37] 孟起：《蹓跶》，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总568～571页。

[38] 孟起：《蹓跶》，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总568～571页。

[39] 陈启选：《北平早晨的吊嗓子》，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总490页。

[40] 冯棣：《北平独有的趣味》，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总472页。

[41] 例见铢庵：《北游录话（一—六）》，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324～329页，426～429页，473～474页，530～532页，566～568页，620～622页。另见露：《北平颂》，载南京《中央日报》，1933-9-16（4）。

[42] 在《宇宙风》发刊前期，销售量仅次于《生活》周刊与《东方杂志》。见俞王毛：《〈宇宙风〉：与抗战共辉煌》，载《厦门文学》，2005（4），20～23页。

[43] 值此古城益发危急之际，《宇宙风》发起“北平特辑”的征稿活动，确为对日抗战前两年的北平市况与时局，留下弥足珍贵的史料。冯文炳便在《北平通信》中，对陶亢德表示：“宇宙风要在六月里出一个北平专号，我觉得这很有意义，我们住在北平爱北平的人还不借这机会好好的来鼓吹北平的空气么？”见废名：《北平通信》，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总321～323页。

[44] 没人：《古城隽语》，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总32～35页，100～101页，138～140页。举例言之，其（十三）：“一日三回”：“当所谓‘自治问题’初起时，当地的贵人们都异常紧张地东奔西跑，皇皇然有不可终日之势。其时当交涉之冲的某氏曾对人说：‘前途天天催着我要回话，每天总要来访我两三回。’有人拿这话去问所谓‘前途’者，前途笑而答道：‘一日催三回是实在的，可只是他来催我，不是我去催他。’”再如（十七）“乡下人之言”：乡下人进城，带着他的小儿子逛灯节，在路上听别人说起，这里又立了一个新衙门，名字叫作外交委员会。小儿子问道：“这衙门是管什么的？”乡下人想了一想，恍然大悟地回答道：“外是外国人，交是信封上常看到的‘劳交某某人收’的交，两个字合在一块，大概也就是交点什么东西给外国人的意思吧。”

[45] 孟起：《蹓跶》，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总568～571页。

[46] 吞吐：《北平今日的三多》，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总443～444页。

[47] 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409页。

[48] “便衣队”指的是日本雇用的中国人，在日本军队与特务机关的指挥下，进行各种捣乱行为。“浪人”是日本在北平的亡命徒与流氓。至于“白面房子”则是主要为日、朝浪人（白面客）当后台的卖毒品处，浪人等人常以之为据点进行偷、抢与绑票行径。见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407～408页。没人：《古城隽语》，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35页。在那两三年中，日人竭其所能地策动华北自治，迫使南京国府势力退出华北，北平也充斥愈来愈多日本与朝鲜浪人，军阀余党、失意政客、亲日分子，土匪流氓等有心人士，每每乘机滋事，扰乱治安。见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311～336页，台北，“国史馆”，1995。另有碧野：《募捐》，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下），466～473页。

[49] 例见宛人：《五日京兆与长期救国论》，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总140～141页。么么：《冀东日报抄》，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总301～302页。吞吐：《北平今日的三多》，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总443～444页。

[50] 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后记》，450页。张恨水：《想起东长安街——当年肆扰寇兵尚有存在者乎？》，见姜德明选编：《如梦令：名人笔下的旧京》，137～138页。

[51] 笔名老向的王向宸曾以《难认识的北平》一文，曾以他居于北京/北平二十年的生活经验，赞言故都北平低廉的物价“就是一个苦力用了十枚或二十枚，也能将就着生活，两枚的作料，油盐酱醋都有了，还可以饶上一棵香菜”。或者“一个玉米面窝窝，像茶碗那么大的，只要两个铜板”。征诸本书第一章的量化与质性分析，王向宸的说法并没错，只不过当时北平尚有不少日无分文进账的极穷户，连一个玉米面窝窝也买不起。整体而言，文人学者显然较少将那些极穷户纳入他们基于对北平美好的感受而发的故都书写中。见老向：《难认识的北平》，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年，总329～331页。

[52] 同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的《后记》所言：“回顾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文化古城的史实，如果只注意到日本帝国主义强兵压境的野蛮侵略，及青年学生的爱国政治运动等等；而忽略了当时古城那种融汇中西学术于一体的浓郁的文化气氛，博大精深，严肃认真从事各种学术研究，教育文化工作的前辈学人，家在古城以及不远数千里从全国各地负笈而来的莘莘学子，热情礼让的人际关系，便宜、方便，精美实惠的种种物质条件，宁静祥和的各方面生活环境，书画、戏剧、宴饮，茶座……种种潇洒高雅的文娱活动……总之，忽略了以上这些，那都是片面的、不真实的，也是不公允的。”见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后记》，450页。

[54] 林颂河：《统计数字下的北平》，载《社会科学杂志》，1931，2（3），376～419页。

[55] 老太婆：《“生产的北平”》，载《晨报》，1935-3-24（8）。

[56] 李东华在《七年北大》一文中，曾对他从1922到1929年执教北大时的待遇与日常生活消费，有如下忆述：“北大教授待遇最高薪每月大洋二百八十元，也有每月二百六十元或二百四十元者。讲师待遇按每小时五元计算。助教薪水每月五六十元至一百多元之间。我初到北大时，即领教授最高薪。彼时一年可领到八九个月的薪水。北京生活便宜，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可以雇用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见李书华：《七年北大》，载《传记文学》，1965，6（2），17～24页。

[57] 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229页。

[59] 根据大学院于1927年6月公布的《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一级月俸500银元，二级450银元，三级400银元；副教授一级340银元，二级320银元，三级300银元；讲师一级260银元，二级240银元，三级220银元；助教一级180银元，二级160银元，三级140银元。见《大学教员薪俸表》，载《大学院公报》，1928（1），3～4页。以此对照李东华在《七年北大》所述的相关内容，可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对大学教员薪水，较北洋政府时期调高不少。而像胡适，在1930年11月起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便有600银元，还没算上稿酬版税等收入。再如陈垣，其教授与兼职所得，月收入可高达1500银元。其余有类似如此高收入的学者，诸如刘半农、周作人、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俞平伯、钱玄同等人。见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143～163页。

[60] 谭其骧单是馆员，月薪有60银元，再加上兼课钟点费及平日不定期的稿费（每千字5元），每月大致可有100到200元之间的收入。谭其骧：《代序》，见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1～9页。另见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147页。王永芬选编：《1937年北平市立各级教育机构教职员薪金一览》，载《北京档案史料》，2004（1），116～181页。

[61] 陈明远：《20世纪30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见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141～142页。

[62] 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229页。

[63] 吞吐：《北平的洋车夫（插图）》，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总533～535页。

[64] 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429～430页。

[65] 谭其骧：《代序》，见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1～9页。

[66] 署名“吞吐”的作者，曾在《宇宙风》投稿介绍北平的洋车夫，其谓北平人“好事情找不到，至低限度，还能抄起洋车把作牛马走；既不用钻营，也不必有好亲戚，更谈不到亲日，全凭自己的气力来吃饭养家。……无怪北平近一二年来洋车夫一天比一天增加。据报载北平有洋车四万余辆，分拉早拉晚两班，洋车夫就有八万多人，按平均每一个洋车夫要负担家庭里两人衣食来计算，靠洋车夫生活的人至少十六万，以北平人口是一百五十万作比例，因洋车夫直接与间接的关系，要占北平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有余。这样看来，拉洋车在北平的平民生活里，要算最普遍的劳力了。”见吞吐：《北平的洋车夫》，载《宇宙风》半月刊，第2集合订本，1936，533～535页。另见《北平最近之萧条情形》，载《北京日报》，1928-8-7（6）。《呜呼平市商况》，载《新晨报》，1930-4-18（6）。

[68] 杜麓红：《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城市管理》，63～9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论文，2002。

[69] 味橄：《北平夜话》，65页。

[70] 谭其骧：《代序》，见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1～9页。

[71] 邓云乡：《六十年前北京人经济生活杂述》，180～195页。

[72] 刘半农：《北旧》，见《半农杂文二集》，152～185页。

[73] 郁达夫：《故都日记》，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上），303～31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从《故都日记》中，也可知郁达夫平目的娱乐消遣，则包括访故友到东安市场与西单商场买书、看戏、逛公园、看学生演剧，偶尔逛天桥、“去中央饭店水淇处”。

[74] 萧红：《北平书简》，见姜德明编：《北京乎：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1919—1949）》（下），582～594页。

[75] 胡适日记中有关与友人赴饭馆或饭店用餐谈事之叙述，例见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卷6（1930—1933），530页，532页，539页，580～581页，628页，628～629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胡适著，营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卷7（1934—1939），34页，48～49页，66页，68页，70页，85页，92～93页，96页，116～117页，196页，242页，279页，376～377页。以他在1931年3月21日记下的内容为例，他先到任叔永（任鸿隽，1886—1961）家吃饭，饭后到中山公园，欣赏中国营造学社展览的圆明园遗迹与文献，之后与两位友人回家续谈，晚上再到东兴楼，赴孙云铸（1895—1979，古生物学家）邀请的晚宴。

[76] 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167～233页。

[77] 琉璃厂也于宣武门东，原名海王村，继因明代工部在此设置琉璃厂而得名。当清朝入主北京后，将内城人民迁至外城，不少外地官员与文人士子取集于琉璃厂一带，此地便逐渐发展成文物、古籍与书画的重要市场，可谓北京最负盛名的古老文化街，甚至被誉为中国的民族文化博物馆。胡金兆：《琉璃厂书业捕闻》，见《古都艺海撷英》，408～410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刘秦汉：《中国独特的文化社区——北京文化琉璃厂》，载《社区》，2006（2），51～54页。

[78] 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183～187页。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107～139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79] 吴小如：《北京的书店和书铺——燕尘摭旧》，见《古都艺海撷英》，418～421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吴小如自1932年随祖母移居北平，先就读汇文一小，1935年毕业于育英小学，于该年进入育英中学就读。

[81] 《北平市商业调查表》，见北平市政统秘书处第一科统计股：《北平市政府览要》，33页，北平，北平市政统秘书处第一科编纂股，1936。